[转帖]拷问当前的教育失误

绝地男人

邓小平曾讲，“改革开放以来，最大的失误是教育”，那是在十多年前的特殊背景下对教育的认识。在今天的新形势下对我国教育所暴露出的“学校越来越大，学生越来越多，可学生素质却是越来越低”失误或弊端，我们理应有更为深刻的认识。就目前我们的教育状况概而言之：教育的产业化，教育制度的精英化，大学教育的堕落化，教育评价的简单化，这些全都背离了我国教育的宗旨。讨论这些失误的目的是想引发大家对教育改革的更多关注，进而找到有效的对策，从真正意义上实现科教兴国的国策。 一、政府经费投入不足，教育乱收费已导致了社会底层的教育返贫。 我们目前的教育，既不能简单地说成是应试教育，更谈不上是对国民的素质教育，而是对为人父母的金钱教育！ 首先，大学已经成为乱收费的重灾区。有这样一个经典的例子：新学年开学了，一个高三学生的农民家长沉重地跟儿子说，“到明年这个时候，我们两人中总有一个不好过——考不上，你不好过；考上了，我不好过”。每年都有一些贫困家庭的学子因为缴不起高昂的大学学费而放弃上大学的机会，甚至还因为这“狗日的学费”而闹出悲剧。考上大学是每个家庭的希望，但同时，大学的入门费又足以让每一个普通家庭忧虑。我国高校的学费已经分别占到了城镇人均收入的56%、农村人均收入的217%，一对农民夫妇全年的收入尚不足以支付一个孩子的的大学学费，就连身为副部长的张保庆也坦言自己夫妇俩只能供养得起一个大学生。于是有人举着牌子上街抗议了，牌子上分明写着“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把教育当成榨取百姓血汗的工具”。 再看基础教育吧，虽然《宪法》、《义务教育法》规定了政府和每个公民都有履行“义务教育” 的义务，但是政府投入的不足和学校的各种变相乱收费，已将基础教育蜕变为公民勉力维持的“强制教育”，本该是“人民教育人民政府办”的事情演变成为了“人民教育人民办”。尽管国务院早在1993年颁发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就确定在2000年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要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4%，但直到今天，教育经费的投入也仅占3%左右，以至于竟荒唐的沦落到比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乌干达还低的水准。在总经费不足的同时还存在着有严重的不公，据中国教育报记者刘华蓉披露，如今东西部人均教育经费差距已达到近10倍。于是农村辍学的孩子在增加，特别是到初中阶段，基本上是在以20%的高比例速度流失，每年竟有500多万学生在完成9年义务教育前辍学。一些社会低层家庭因为教育而重新沦为贫困户。可以预见，东西部的差距将越拉越大，因为西部人的下一代在起步时就已经落后很远了。这岂是国家办教育给百姓带来的福祉？ 二、传统的教育崇高正在轰毁，“太阳底下最光辉的职业”正在失去它昔日的光泽。 随着媒体近年来不断的推波助澜，一件件教育纠纷、教育事故的不断暴光，人们对教师的形象开始怀疑。前不久中青网的一项调查表明，改革开放二十年来，教师职业受社会尊敬的程度正在下降。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该调查还显示，对教师的尊敬程度随教育级别的增高而递减。人们“更尊敬”幼儿园教师的，占30．0％；小学教师为25．2％；中学教师为23．7％；大学教师最低，为21．1％。如果仔细分析其中的数据，我们就得出一个结论：在教师群体中收入的高低顺序是大学、中学、小学、幼儿园，恰恰是与受尊敬的顺序相反的，也即教师的个人收入与受社会尊敬的程度是成反比例关系的。难道是我们这个民族社会的仇富心理在起作用吗？不是的，真实原因是各教育阶段教师给孩子和家长的感受不同罢了。 三、教育产业化对社会政治的恶劣影响日益显现。 且不说大学已经变为搂钱的血口，就连以前一些优质的基础教育资源，也在以各种名义逐渐变身，成为高收费的学校，这更加大了教育的不公。从小学到高中，从农村到城市，择校费少则几百，多则几万。我们历来都教给学生以公平，但他们身边的事实却又是那么地不公平。如果对“教育的不公是社会最大的不公”这句话还有争议的话，那么至少可以讲，教育的不公是多数社会不公的起点。马家爵事件后曾经引起过社会的讨论，在众多的观点中有一种中肯的认识：马家爵是从一个让他自卑环境中长大的，这种自卑压抑、自我封闭积久而导致了他的心理不健康和杀人，罪魁祸首是他成长环境里的不公。虽然，今天教育部已经正式否认了教育产业化的提法，但是，教育已被推上了产业化发展的市场经济轨道却已是不争的事实。因此，《21世纪经济报道》2005年7月25 日刊文 《中国需要抹平教育产业化的伤痕》认为，“教育产业化在所产生的三大恶果：教育不公、教育腐败和教育产业泡沫”都需要我们去抹平。当初引进“教育产业化”的初衷是什么呢？ 四、国家对教育目标的设计与社会实际相背离。 学校教育在物欲社会教育面前是苍白无力的。学校老师们常谈论的“5+2<5”的问题、加强和改进青少年的思想道德建设的种种设想，在现实生活面前、在各种媒体所渲染的声色物欲名利面前，是那么地无力无效。我们从小学就开始对学生进行的“时刻准备着”的爱国教育成果，随着学生年段的增高和他们接触社会的增多、认识社会的加深而逐渐削弱，一些学生甚至连爱国、诚信等最基本的公民品格都已丧失。例如相当一部分享受国家助学贷款的名牌大学生，毕业后却悄然消失，以极其不光彩的“聪明”来逃避应该承担的还贷责任。另据国家教委特别成立的“海外留学人员研究课题组”调查的资料显示：近年来各种出国留学生共计22万多人，其中仅美国就累积共达十多万人，至今回国的只有七万二千人，其中还包括许多拿外国“绿卡”者。这些留学生中公费的占50%，单位出资的占40%，自费和其他的占10%。出国前已是高级技术人才的占44.1%，已获得硕士、博士学位的占51.2%。目前，被这些发达国家掠夺的人才，留在海外学者已婚的达74.1%，加上从国内带配偶到海外定居的已达83.1%，另外， 还有6.9%的正在办理观光、探亲等前期移民——也就是说，这些人才再也不打算回来了。我们不得不拷问：我们的德育教育究竟出了什么问题？国家的教育目标设计有无值得商榷之处？如果学生只知道享受名牌、幻想一举成名或一夜暴富，对家庭、社会、国家没有任何责任感，那么我们的教育目标设计和实践难道不是彻底的失败吗？ 五、中国的大学教育究竟走向何方？ 任何一个国家的大学都是民族的精神殿堂，但是不幸的是我们大学却已经被铜臭腐蚀，招生腐败也好、嫖*卖淫也好、性交易也好、学术腐败也好，丑闻不断。由于我们历史文化传统决定了公众对大学寄有特别的期待：公众始终把大学看成是遗世独立的理想化所在，大学应该是民族的精神脊梁。在当前的时代大变迁中，大学的道德精神就更显得重要。因为即便是社会的道德堕落了，只要大学的道德精神仍在，国家和民族还有未来，但如果大学比社会堕落得更快、更深，那我们还能期待什么呢？:郭松民先生认为：大学为什么会频频出现丑闻？在我看来，这和“教育产业化”这个馊主意有着直接因果关系。许多人在谈到这个问题时，往往只强调这项政策在事实上剥夺了穷人的受教育权，却没有同时注意到，“教育产业化”对大学人道德感的腐蚀，也是毁灭性的。正是因为钱来得如此容易，所以中国的大学表现出了世界教育史上闻所未闻的贪婪，变成了一个个“谁出价高，谁就可以买到教育机会”的大卖场。而由于见证、参与并且享受了对学生及其家庭的无情剥夺，大学人便从原来的道德高地上滚落下来，一头扎进了人欲横流的污水坑。中国大学精神的方向就是民族精神的方向吗？面对低得可怜的21.1%的社会尊敬率，大学教授们还该继续笑嘻嘻地数钞票吗？ 六、特级教师钱梦龙曾发出感慨：中国的语言教育比殖民教育还殖民教育。 “在20年的时间里，中国说英语的人将超过世界以英语为第一语言的人数，” 英国财政大臣戈登•布朗在今年2月22日兴奋地说。作为财政大臣的布朗是完全值得兴奋的，因为在过去5年里，英语教育输出量已经翻了一番，现在英语教学年输出利润高达100多亿英镑(190亿美元)，占英国国内生产总值的1%和出口额总额的4%，而其中贡献率最大的竟然是一个具有五千年文明史、当今世界人口最多的中国。面对着母语教育每况愈下、从幼儿园就开始的全民疯狂学英语的状况，有识之士甚为忧虑，因为母语学习绝不仅仅是对一种语言工具的掌握，而更重要的是对民族文化传统的传承。但也有人强调说，英语是强势语种，我们只有学习英语，才能与世界接轨。初听到这种高论时我脑中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应该强烈建议全国人大立即修改宪法，理直气壮地把英语确立为民族语言和官方语言，让汉语见鬼去吧。但后来又想：什么是强势语言呢？要么是它本身具有无比的优越性，要么是它在世界范围内使用的人最多。英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等都是在殖民主义时代随着列强舰队大炮的轰响而殖民到全球的，因为在这些国家的历史上都曾经强大过，而被侵占被奴役的国家民族是被迫接受而已。循着这个轨迹我敢作一个大胆的设想，如果二战时骄横的日本法西斯至今还没有被打败，依旧霸占着中国、东南亚，那么那些可敬的强势语言论者今天必定会竭力鼓吹日语如何如何优秀，我们应该虚心的学习日语。可悲的现实是，终一个中国学生的一生背那么多的单词、语法，除了考试以外真正能够和外国人对一次话的人竟然不到1%。一个全民学“鸟语”的民族还不可悲吗？当然如果一转身取消外语的课程那又走向另一个错误的极端了。陶行知先生曾说过，“小学教员身上肩负着国家兴亡的责任”。以前我还对先生的这种说法表示过游移，恐怕是他把教师的地位、作用看得太高了吧。而今天我的感觉不一样了，每个吃教育饭的人都应该肩负起历史的责任，就象都德笔下的韩麦尔先生那样，只要民族的语言、文化不灭，这个民族就是不会灭亡的。只有当我们的祖国也强大了，汉语也会成为强势语言的，学汉语的外国人才会多起来。 上述种种教育失误弊端，都殛待解决。如何才能够建立一套没有或减少这些弊端新的机制，我渴望高人指点。 2005年9月22日

说真话 发表于2005-11-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