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 明 后 的 较 量2

高县游子

三、土匪骚乱，气焰器张

    征粮工作刚开始，不甘灭亡的反动地主、流氓、土匪同国民党残部纠集一起，向新生人民政权反扑了。

    解放前夕，由于高县、庆符县地处云、贵、川三省交界处交通要塞，国民党在逃离大陆时，曾命军统特务毛人凤训练大批特务和游击干部，有计划地在川南地区布置所谓“大陆游击武装”，蒋军残部散踞各地。同时，起义不久的国民党七十二军部分营团又乘机叛变，重新作歹为匪。加之四川是旧军阀盘踞多年的地方，青年党、会道门、封建势力盘根错节，非常严重。不少大地主拥有武装，反动顽固，严重威胁着革命政权的建立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解放之初，由于我军入川时，英勇作战，把敌人打得狼狈不堪，闻风丧胆。各地解放后，我军各团分别进驻指定县区，除留有机动主力以外，以班排为单位，分散配置到各重要城镇乡场。此时，残匪们余悸未消，一时不敢明目张胆露头。起初，社会秩序比较稳定，敌情不太明显，匪特处于分散隐蔽状态，表面上看比较稳定。

    一月二十八日，十八军奉命进军西藏，第十军八十四团驻防高县后，部队全面展开投入征粮建政各项工作。匪特们趁部队换防之机，逐渐活跃起来，由分散到集中，建立反动组织体系，成立“中华人民反共救国军”、“反共人民义勇军”、“川南军政指挥部”、“川南军政别动队”等。土匪在高县、庆符县肆无忌惮地公开与人民为敌，交通被匪阻断，解放军一个排、连建制的部队都通行不了。据当时八十四团派到珙县任副书记的聂泽久同志回忆说：“……三月从宜宾回（高县），除武工队两百人外，还有（解放军）1个营的兵力护送我们……。”当年参加征粮工作的同志回忆说：“土匪……满山遍野都是。”三月中旬，宜宾军分区不完全统计，高县有大股匪2290多人，庆符县有大股匪4470多人，这些土匪主要是：国民党交警十二总队长田动云流窜到高县、沐爱（现属筠连县）一带，利用背靠云南大山林的有利地形，“先求生根，再求发展”，组织土匪开展“游击战”。附近各地散兵游勇和土匪纷纷投靠田动云，组成了“川南军政区”，田动云任司令，下设一个纵队，一个教导师，势力扩大至周围20余县，号称10万余众。原国民党七十二军二三三师六九八团二营营长陈超残部和田动云互相勾结，流窜到高县、庆符县崇山峻岭中活动；原国民党七十二军欧阳大光叛变后率所部被解放军追逼到珙县，流窜至庆符县红岩山一带，被田动云封为第三纵队司令；原国民党七十二军六九九团营长陈云鹏流窜到高县天星、磨久沙一带活动，也和田动云有联系。另外，田动云所部“第五纵队司令”郑经纬、国民党残部许亚殷等匪在庆符县一带活动，“第二纵队司令”郭效周等匪在高县镇洲（现属药连）一带活动；被人民政府留用后，策动参加土匪暴乱的旧人员以及惯匪、散匪。人民政权刚建立，由于当时的需要，对旧政权的旧人员采取包下来的政策。但是，这些人中有部分人思想反动透顶，表面投诚，暗地组织或勾结土匪进行武装暴乱，如玉皇乡伪乡长周大孝、沙河乡伪乡长王法舜、天星乡伪乡长王德亨、祭天乡伪乡长王玉亨等率匪四处活动；惯匪蒋树清等在玉皇一带活动；其他如方祥森部在庆符、宜宾县交界处活动；匪首利用哥老会首领蛊惑会众，组织土匪暴乱。月口场高品山、高剑权、刘文华等匪首就是当地哥老会首领，沙河王法舜也是当地哥老会首领。同时，地主、恶霸组织了反动地方武装——大刀队，参加土匪暴乱。这股势力当时遍布高具、庆符县，人数较多；反动组织会道门也推波助澜，向新生的人民政权反扑；受土匪谣言所迷惑的群众，裹胁为匪。解放初期，部分群众对共产党政策不够了解，对征粮工作有抵触情绪，加上土匪四处造谣，说什么共产党要“共产共妻”、“缴粮不如买枪”、“饿死不如拼死”等等，极少数被逼为匪或为土匪通风报信。

    匪特开始了疯狂的破坏活动。他们利用本地人多、地形熟悉等有利条件，东溜西窜，出没无常，合伙袭击我分散部队，分散与我主力纠缠，与我部队交锋，顶不住便一哄而散，藏起枪枝、刀矛混同百姓，使我一时匪民难分。土匪的暗探也四处活动，向土匪传递消息。往往解放军得知土匪活动的消息，准备出发时，土匪暗探便高声叫喊“老牛吃草了”之类的话，一山传一山，部份不明真相的群众也凑热闹般跟着喊。这样，当解放军到达时，土匪早跑光了。抓住暗探一审问，才知这是土匪的约定暗号，“老牛吃草了”等语意即“解放军来了”。部队一撤离，他们很快又聚集起来，与我抢征粮食，破坏交通，袭击岗哨，残杀工作人员，四处袭击解放军和征粮工作队，攻打县、区、乡各级政府。一时匪势峰起，十分猖獗，由过去抢劫活动，变成了有目的、有组织、有预谋的政治性反革命暴乱，严重地阻碍了人民政权的巩固。严峻的形势摆在了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面前。

    剿匪初期，人民解放军由过去对付阵线鲜明的敌人转为对付时聚时散、匪民难分的土匪，开始不大适应。土匪中有一部分是国民党溃军，一部分是旧乡丁，都经过一定的训练，有一定军事知识和实战能力，加以本地匪众的凑合，熟悉地形。再加上我部队对敌情不熟，布置过于分散，开口过大。认识上存在轻敌现象，认为国民党几百万正规军都消灭了，几个苟延残喘的土匪成不了什么气候，缺乏长期艰苦剿匪的思想准备。战术上也不灵活，出现失利。庆符县匪众数百人，围攻县城打到县府门前；玉皇乡、羊田乡等乡保武装勾结土匪，残杀我人员；八十四团两个连护送高县、庆符县、筠连县、珙县县委书记到宜宾开会，行至来复渡，遭千余名土匪伏击，我数名战士伤亡。

                                  四、布署剿匪

    宜宾地委遵照川南军区在春季召开的泸县治安行政会上提出的“今年秋冬明春在农村的中心工作任务是清匪反霸……完成征粮工作”的要求， 针对匪情的发展特点，根据西南军区和川南军区剿匪指示，宜宾地委、军分区召开了剿匪会议，分析了匪情和局势，强调指出，剿匪是当前的中心任务，不剿灭土匪一切均无从着手。号召党政军紧急动员起来，以剿匪工作为重点，推动征粮工作的展开。并进行认真研究，制定了如下措施：贯彻剿匪一元化领导，以各种形式普遍建立剿匪委员会；司令员政委带头，机关干部深入基层指导剿匪征粮；贯彻军事打击与政治攻势相结合方针和宽大与镇压相结合政策；转变战术，贯彻打歼灭战的思想；暂时撤出次要区，先搞基本区，集中兵力，形成拳头，巩固内线，争取主动。

    这次会议后，为加强剿匪统一指挥，地委、军分区决定成立剿匪指挥部，投入正规部队开展大规模剿匪斗争。南线的八十四团撤出了沐爱的兵力，加强珙县，以高县为重点，求得宜、庆、高、珙联成一片，负责庆符县、高县、珙县、筠连的剿匪工作。四县成立了剿匪委员会，高县以杨仙波团长为指挥长，柳金铭为政委，贾昌、张东昌为副指挥长；庆符县以陈家骥为指挥长，王汝权为副指挥长，王茂聚为政委。同时，高县、庆符县从接收国民党地方部队中抽调班、排组建基干大队，并在所辖行政区组建基干中队，协助部队剿匪。灵活采取“匪变我变”、“以集中对集中”、“以分散对分散”的战术。对大股土匪，以优势兵力包围，然后向心合击。对小股土匪，采用钳击、兜击、突袭，点面结合，奔袭外线与肃清内线相结合。

    大规模剿匪开始后，部队及时总结经验教训，熟悉匪情地形，摸索掌握剿匪经验，陆续发出训令。并根据战场树木荆棘多，要充分发挥轻武器、手榴弹、迫击炮的威力。在这个时期，部队的生活仍是十分艰苦紧张的。当时，部队后勤供给较差，受敌封锁，经常断盐、断菜、断粮。尽管各级都重视因地制宜想办法提高生活水平，仍然不能保证供给。战士们饥一顿，饱一顿，但不叫苦不埋怨，严格地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用行动教育感化群众。当地农村老百姓的居住比较分散，山脚下、半山腰、山顶上，几户几家地零星颁着。战士们找不上房子住，只好露天宿营。复杂多变的匪情经常需要一昼夜出击数次，甚至奔袭几十里。而且多是攀登崎岖山路，羊肠小道。发的鞋子不够穿，战士们自己编草鞋。草鞋不结实，一天穿几双。领的被装有限，雨具只有一顶大斗笠，阴雨连绵天，常穿着湿衣服打仗。战场多是崇山峻岭，杂草荆棘丛生，竹子树木茂密。敌暗我明，常挨冷枪。但战士们毫不畏惧，风趣地说：“今天吃过早饭，还不知能不能再吃午饭。不过，死了也死得其所”。解放人民群众，建立革命政权的崇高思想鼓舞着广大干部战士，顽强地克服着重重困难，精神饱满斗志昂扬地与敌周旋，英勇打击顽匪。

    部队开始进剿， 土匪的活动也更加隐蔽，更加狡猾。白天隐蔽山中，晚上下山破坏，经常转移地点，有时一夜转移三、四次。不少匪首骑马或者乘坐滑杆，活动十分诡密。同时，故意散布谣言，“某日准备攻打某县城”，哄骗儿童刺探我情报，利用美女勾引我干部战士。但是他们感到大势已去，又不敢与我大部队交锋。匪徒们在内部规定暗语，称我正规大部队为“开水”，发现后便呼喊“‘开水’来了，快跑！”一哄而散，惊慌逃匿。称我女战士和小分队工作人员为“凉水”，发现后便呼喊，“‘凉水’来了，打！”

    各地土匪活动十分频繁，剿匪局面尚未打开。3月下旬，羊田乡郑显明、黄世富和陈村乡龙叙之、杨云松、王利用等匪部勾结羊田乡留用乡长叶兴鹏，袭击了高县羊田乡征粮工作队。庆符县大窝乡何德其匪部及大刀会共600余人，向在大窝乡担任剿匪任务的解放军进攻；庆符县怀远乡留用乡长何西彬纠合匪众100余人经常抢劫距高县城仅一条河的怀远镇。

    为使剿匪工作取得更大的进展，八十四团高县、庆符县剿匪指挥部调整了战略部署，发挥自己的优势。同时，注意集中使用力量。依靠当地政府和群众，集中主力打击大股土匪，挫其锐气扩大影响。同时，公安部门也积极行动，建立情报组织，安插耳目，加强侦察工作，清除土匪的坐探，打击匪特在各地的联络点。这样，解放军出击再也听不到“老牛吃草了”之类的叫喊声了，解放军四面出击，取得了很大的战果。

    随着军事形势的有利发展，发动群众工作也逐步取得效果。部队利用战斗间隙，发扬我军光荣传统，为群众打水扫地，做好事，挤出生活物资发放给贫困户。积极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成立，全国已大部解放，劳动人民是新中国的主人了，解放军是穷人的队伍，剿匪是为民除害”，使群众对部队信任了，对土匪更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