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 明 后 的 较 量4

高县游子

 六、庆符县城被围

    紧接着，庆符县城告急。

    一九五0年二月八日这天，是农历腊月二十二日，庆符逢场。距过年没有几天了，当时农村中流传着“二十三，祭罢灶，再过六、七天，新年就要到，姑娘耍花，娃儿耍炮，老婆要衣裳，老汉得背账”的歌谣。要过年了，许多农民的日子比“白毛女”中的杨白劳好不了多少。赶场的城郊四乡农民穿着褴褛的长衫，头上包着数尺长的白布帕，脚上蹬着破草鞋，多数人打着光脚板，他们中，有的背着竹编夹背，有的挑着担子，他们想卖些米、柴、菜、鸡、鸭、鹅，买回急需的盐巴、灯油、针、线、和各种花布等欢欢喜喜过一个解放后第一个太平的翻身年。因此，赶场的人特别多，大家都兴高采烈，趁着赶场的时机采买年货，即使不买东西，凑凑热闹感受一下胜利后的欢乐，也是解放后翻身农民的心愿。                

    不过，细心看，今天的气氛似乎有些异样。赶场人群中，精壮汉子特别多，他们挑的烧柴比平时长，而且松木须碰柴不少，令人生疑。这些，当时并没有引起欢乐的人们多大的重视。原来，那柴里、松木须栩里捆藏着大刀、长枪、长矛等武器。那些精壮汉子，就是即将暴乱，攻打庆符城的先头匪徒。          

    原来，2月7日，土匪密探得知解放军有一排兵力护送驮马到宜宾去接运银元、布匹、盐巴等用品以保证政府正常开支和人民的生活必需。土匪还探得，有一连多解放军背着背包武器、炊事用具等当天离开县城，不知去向，城内没有正规部队，只剩不过百人的部队、服务团和军大人员，且都分住在各自接管的单位内。那时，县委、政府同住一处，人数最多也只有十余人，虽都携带着手枪，看来，子弹也不多且都是年轻人，可能没有作战经验，很容易对付，攻取庆符城是个好时机。

    匪探们自认为摸清了情况，就兴冲冲地各自向他们的头领报告这个大好消息。其实不然，我军解放庆符仅一个多月，肩负的任务是相当繁重的，变动频繁，往往是早出晚归或换防活动。如我军八四团一营辎重连驻在西城门外的天宁寺内，白天外出活动，不在县城，晚上又回到住地。八四团一营营部在县府后门对面的一个地主大院内，与县府仅距30米之遥。解放军正在开评功会，总结从华东、华中进军西南中歼灭蒋匪军、除暴安民和行军中团结互助，发扬不怕苦、不怕死、连续作战的革命精神，从中吸取经验教训，结合表彰好人好事。部队很少有人上街行走，人生地不熟是次要原因，纪律严明是主要原因。因此，土匪密探判定庆符县城是一座“空城”是一个错误，庆符城是一座钢铁堡垒。

    本地人可能看出了破绽，也可能互相吹了风，通了气。晌午刚过，场上人已基本散尽，街面上清风雅静，城内出现了乌云压城城欲摧的气势，使人感到压抑。这时，县政府“中堂”前面“衙门”内住着刚收编的伪警察中队30余人已溜之大吉，不知去向，枪枝弹药都挂在墙上，这些人已与土匪勾结，同流合污了。

    恰在此时，县交通员下乡送信归来，得知拥有千余人的“棒客”头子（所谓中国人民救国军川南游击纵队司令）蒋树清从60里外的龙洞湾出发，带领六、七百名匪徒经牛心山、黄沙槽翻观音坡过十四块碑，直奔县城而来。刚从宜宾派来庆符任副县长的二十八师教导大队长刘中山同志听了交通员的汇报后说：“好！谢谢你，小同志，你辛苦了，快去歇息吧”！

    紧接着，我西南服务团学员、派驻税务局的军代表沈正鲁同志也在风风火火地到处找县委书记汇报，他从税务局旧职员罗泽宇处得知土匪要攻打县城，要沈当心，沈追问这消息从何而来，是否可靠？罗未作肯定答复，只说仅供参考。

    获得真正确切的消息还是公安局，局长、老红军、西南服务团干部王国珍已从我打入敌内部的地下党人员那里探明匪徒将分三路包围县城，一路是匪蒋树清部；二路是伪军团长、土匪头子罗伯英和伪沙河乡乡长王法舜率众数百人从香炉山经游鱼与蒋树清汇合；三路是伪高县白庙乡乡长惠在元和伪庆符县怀远乡乡长何锡彬带领二百余人直奔庆符城。这伙匪徒计划重点攻打三个单位：一是县政府，二是一区区公所，三是公安局，他们的如意算盘是，拿下这三个拥有枪支多的单位，庆符城举手可得矣。

    说时迟，那时快，我们刚获得情报，土匪大队人马已经迫近县城。六时许，数十名匪众已拥进西城门并与先行混入城内的大刀队匪徒汇合，他们的胸口贴着黄色佛纸，用红颜色在上面画着弄不清的图案，大概是要神灵保护他们平安吧！只见他们气势汹汹地冲入县府大门，举着刀，拿着枪，口里不住地喊着：冲啊冲啊，并不住地念着：啡，啡，刀杀不进，枪打不进等胡言乱语。接着城外也冲进一批拿着枪的人，向县府大门冲去，城内居民大叫“棒客（当地人对土匪的称呼）来了！”顿时，枪声、喊声在城内外响成一片，土匪攻城了．

    当时，庆符县其他领导巳分赴各乡征粮，只有刘中山副县长留守在县政府大院内。听得枪声，刘中山立即和两名警卫员在县政府大院石墙处阻击土匪的进攻。刘中山提着一挺机枪与警卫员、还有余德全等几个人隐蔽在一株三人才能抱住的黄确树后，架好机枪朝着天空，咕、咕、咕地放了一梭子弹，并点射打死打伤匪徒各一人，匪徒看情况不妙，慌忙调转头去，亡命地逃出县府大门，想等待匪徒的主力来配合，再进攻县府。而我军营部谷副营长派了两个班全副武装前来增援。在此之前驻军已将县委县府的领导和工作人员接到营部，得知土匪攻城后从乡下赶回的县委书记王梦聚与营部队长一块商讨作战方案和指挥战斗。

    庆符县城墙牢固，有东、西门、上南门、下南门四个城楼，唯独没有北门。这是因为县城依山傍水而建，北部有一小山，无法也没必要修筑城楼。解放前，城内伪参议长严为民、伪兵役科长李少游借建设之名，拆毁了两个南门之间约五十米的城墙，这一段城基，正好将县府大门口的街道拓宽，城墙外有一条可通木船的符黑水（现名南广河），城墙与符黑水之间有一条长而狭小的街，叫上河街和下河街，此街道比县府大街矮两米多，这正好给土匪攻城时提供了一个好通道，也给土匪攻打县府开了方便之门。

                            七、庆符城内瓮中捉鳖

    县府内机枪打响的同时，四个城楼上的我军岗哨立即关闭了城门并迎击包围县城的土匪，两个南门之间的开阔地以及匪徒能上能下的通道也被封锁。

    县政府大门内，刘中山率领战士们顽强的抵抗土匪的进攻。门外，土匪的机枪在扫射，无数拿着刀的土匪在吼叫“枪打不进，刀杀不进”，情况非常危急。正在这时土匪的机枪突然不响了，刘中山明白是机枪卡壳了。即令两名警卫员掩护，他跃出石墙垛子，对准敌人一阵猛打，土匪一阵慌乱，刘中山跳入匪群，夺过机枪，跑回原地，及时排除机枪故障。土匪回过神来，再次组织进攻，刘中山端起机枪对准土匪一阵扫射，当即打死、打伤两名土匪，其余匪众吓得慌忙四散。

    住关帝庙的解放军十军二十八师八十四团两个班，分三路向县政府靠拢。土匪在我强大的火力下，腹背受敌，溃不成军。怆惶抱头鼠窜，好象没头的苍蝇乱碰乱钻。

    土匪既无招架之工，又无还手之力，有的钻入民房，有的跪着缴枪投降，知情的匪徒，钻入县府隔壁伪司法处用石条砌成基脚，上面用园木作柱，装上木板的粮仓脚下，土匪拥作一团，身子发抖得犹如筛糠一般，不敢吭声，连大气都不敢出。

    城内枪声不断，城外更是战斗犹酣，西门外天宁寺内驻扎的我军全付武装向北面的土匪主力痛击，蒋树清匪首被关在城外不能进城，只有命众匪徒爬在官山坟堆上，密密麻麻地爬了一大片，口头声嘶力竭地喊着冲啊！杀呀！冲啊，杀呀，头却不敢抬一抬。我军如猛虎下山一般，步枪、机枪齐放并逐渐摸近敌人，土匪看着有被消灭的危险，立即用黑话传令：“老婊哎，大水来了，快点堵（走）哟”，于是犹如丧家之犬，夹着尾巴狼狈逃窜。

    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战斗，围攻庆符县城的土匪被打死、打伤二十余人，其余匪众仓惶逃窜到深山中去了。

    我军在土匪伏击处看到有几个被捆绑着的当地人，丢放在半人深的土坑内，经盘问系我刚参加工作人员韩林春等在黄沙乡工作时被过路土匪捉住带到县里，准备打下县城后，再行发落，解放军解救了他们，免遭死于非命，实乃意外。

    县城内，刚从江苏南京进军来的部分西南服务团同志梅展、沈正鲁、胡安英、于清渤、欧阳珍、高承宁和军大同志丁晓钟、曲云麟等都在各自的接管单位担任军代表或比较负责的工作，或指挥守卫或保管金库。公安局是唯一住在城外的南华官内，全局仅有进军来的西南服务团干部、公安局局长王国珍，总务股长胡安英，保卫干事欧阳珍三人，其余二十余人均系刚从敌伪手里接收过来的伪警察士兵。这么一些人只有一挺机枪、一支卡宾枪和两支手枪，几颗手榴弹可以用，伪兵手中的枪在关键的时刻是不会为保卫新生红色政权服务的。更何况，外地来的四人要兼顾前门和后门，且前门系无以蔽体的木楼，没有来得及更没有条件变土堆沙作掩蔽体的准备就仓促上“阵”，迎击敌人，如果匪众先攻打南华官内的我外地人员，其后果不堪设想。

    庆符城战斗结束后，战士们和服务团干部一起开始搜索残匪。西南的冬天，夜幕来得早，伸手不见五指，城内尚无电灯，煤油灯只有机关单位用，居民多是用桐子油灯，电筒也极少。我军战士摸黑搜索，刘中山副县长带着战士摸到伪司法处仓库附近，一位战士被土匪打来的子弹击中臂膀，这个战士挂了彩，仍坚持战斗，不下火线。我方向躲藏在仓下的匪徒喊话，反复交待放下武器，缴枪不杀，坦白交待罪恶，宽大处理给出路的政策后，多数土匪慑于我军威力，受了宽大政策的感召，把长枪、大刀、长矛等武器扔出，人也爬出来举手投降。少数顽固分子不愿缴枪，也不愿出来。在我方枪支监护下，战士匍匐爬入，拖拽出匪顽，经检查清点，缴获轻机枪两挺，步枪、手枪三十余支，大刀、长矛若干，军用警犬一条，电话机一部，伪四川省第六行政督察专员公署木质印章一枚，活捉土匪五十余人。战斗结果，击毙匪12人，伤5人。一居民中流弹身亡。我方除一人挂彩外，无一死亡。             

    我方部队与地方干部密切配合对全城搜索完毕后，县委与营部领导商定，连夜组织人员对俘虏进行审讯。当即由刘营长等部队干部与地方干部朱德升（服务团）曲云麟（军大）等组成审讯小组并由一排士兵警卫。俘虏中已查清系中队长以上的匪首，一律交送公安局看守所收监审讯查办；中队长以下的，—一审查讯问，了解对我有用的情况，然后集中在一起，由谷副营长向他们交待我党我军政策，着重指出共产党和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为人民服务的，是解放劳苦大众的，你们是被压迫、被剥削者，不要再上当受骗去为国民党反动派和当地的土豪劣绅卖命。全中国即将全部解放，反动残余势力就象兔子的尾巴，长不了了。还进一步申明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首恶必办，协从不问和悔过自新给出路，释放回家的政策，号召他们回去要向群众宣传，彻底揭露敌人妄图推翻中国人民铁打的江山是白日作梦，痴心妄想。不要再跟着他们与人民为敌，为匪作歹了。

    释放被俘匪徒的工作做得比较细，为了让他们在回家的路上有饭吃，有钱用，能够安全到家与家人团聚，除每人发给一枚钢洋外，还根据他们家乡的路程远近称给大米三斤五斤十斤不等。在发给钱米的现场，感动得手不停地抖，泪不住地流。有一个跪在地上磕头说：“我没长眼，受骗跟着龟儿子棒客些抢横财，差点送了老命，往后，老子们再也不干了，还是锄头落地种庄稼，吃自己劳动得来的粮食靠实。”

    这些工作没有白费，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与效果，在以后数月的征粮剿匪工作中，从再度被俘获的匪徒中得知，我军宣传政策给出路发路费的作法的确起到了涣散匪心，瓦解匪之嚣张气焰的作用，不少匪徒离开了匪组织躲入山林里或亲戚家，不再与匪为伍。但是，也确实有个别死心踏地的亡命徒，继续作恶多端，到处抢劫，杀人放火，奸淫妇女，自绝于人民，他们中，甚至有人煽动说：“安逸，老子们打他解放军，他逮到不杀，还给路费，老子们再干，再被他们逮到，看能多给几个钢洋不？”这些顽固不化的分子，最后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