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稚趣园记ffice ffice" />
人生是一个不规则的圆，但终点和起点是同一点。
“没有埋葬亲人的地方，是不算故乡的。”感ffice:smarttags" />ersonName w:st="on" productid="谢莫言">谢莫言ersonName>先生说出这样的话。
不知道故乡的天和外面的天，是不是一个天老爷管，反正今年故乡的天老爷忘记了千多年前杜牧的诗句，清明节前后那几天没有纷纷的雨。
明媚的阳光下，和煦的春风吹着。我正跪在父亲的坟前，一个声音传来：“你父亲的坟墓，是你外婆娘家的祖坟山。”我抬起头来，一个老人站在墓地背山的坡上，右手拄着竹杖，左手理着一部尺多长的雪白胡子，活脱脱的一个电影里的“太白金星”。说完，他走进了山上的竹林。
我以为他是个仙翁，妈妈跟我说，那人我该叫“舅祖公”，比我外婆还高一辈，快一百岁了吧。
我的心很熨贴，为父亲骄傲起来。
回到故乡，回到童年，内视着情感变迁的心路历程，缺血的心肌似乎开始活泛。
——治泓题记
一、许婚
一九七二年的冬天，没有下过一场透雨，老人们说，那年干冬。
那时镇上还没自来水，由于干冬，镇子周围二十多口水井都没水了。只有镇子上头灵应寺门口的“炭洞子”水井有水，但要排队，常常排半天还不一定挑得到水，再远就是文家山，可有好几里路。
这下苦了我，爸爸长年在外，妈妈在家开小食店，做泡粑和豆腐卖，两样食品都要用很多水。妈妈上午推完磨子，去挑两担，我中午放学回来要挑四五担，经常挑到天擦黑（那时只读半天书）。
小河里有水，但不能吃，河水不干净，有人洗衣、撒尿，牲畜还在里面洗澡，如果在河里挑水，是会被人耻笑的，做出的泡粑豆腐更没人买了。
那天天气阴冷，下起了毛毛细雨，我放学回来，热了点冷饭吃，挑着水桶出门。妈说，下了小雨的，路上溜，去花园头的水井看看有没有水。
花园头是离我家最近的水井，就在我们上四街，从二圣宫对门的巷子下一百二十八级毛石头砌的台阶，挑的人多，要等水慢慢地从石头缝里浸出来，用木瓢舀，一般情况下要等半个多小时才能舀满一担，还是在下了点雨后，如果几天不下雨，水井是焦干的。
我下去时，街上的范四娃挑着水上来，我问他有水吗，他不理我。等我到了井边，看到冯蓉儿蹲在地下哭，我问哭什么，她抽抽泣泣地说，她等了半天才舀满一挑水，被范四娃强行倒在他的水桶里挑着走了。我一听就很气愤，常年挑水的人，深知等到一担水很不容易，立即放下水桶，提着扁担向范四娃追去，追到时，他已经出花园口，我拉着他的桶索，把水全倒了，范四娃见我象是拼命的样子，吓得挑起空桶跑了。
我回到水井边，冯蓉儿还在哭，我叫她别哭，我已把范四娃的水倒来丢了。她止住了哭，一会儿又笑起来，掏出小手巾把眼泪水揩开。
我们又在井边等水，把扁担两头横放在桶面，坐在扁担上。开始骂范四娃“短命死的”、“嫩断尖”、“不遭雷打，都要遭火烧”……这些街上大人们骂人的话，我们是早就学会的。
骂一会，舀一会水，骂够了，水还没满一担。冯蓉儿望着我，突然说：“蒋幺妹（家乡是把独生儿子叫女孩小名的），你真好，有人欺负我，你都要帮忙，二天我们长大了结婚。”
我没听明白，问她：“你说啥子？”
她站了起来，指着我：“二天我长大了要嫁给你。”
这下我懂了，不好意思起来。
“你说要得吗？”她逼问。
我慌忙点了点头，说“你的水都还没舀满，我到观音井去挑。”挑着水桶就走了。
“你不要跟其他人说。”她在我身后又说。
晚上，我把这个话告诉了妈妈。她一听，眼泪水都笑出来了，边笑边骂：“鬼蛋蛋儿些，蛋黄还吊在屁股上，懂啥子，屁都不晓得臭。”
骂完又给我敲警钟：“不准乱说，看人家冯蓉儿家里的大人不来撕烂你的嘴巴。”我被吓住了，那年我才九岁，还真怕。
冯蓉儿比我小一岁，住在我家斜对门，她爸爸是镇上的领导，是个响当当的人物，整个镇上，除了三街的聋子婆，就只有他戴手表。从街上走过，人们都要恭恭敬敬地喊声“冯主任”。
冯蓉儿在我们街上，从小就逗人喜欢，胖眯眯的，爱笑，两个酒窝窝很深，大人们抱着她，都要亲她的酒窝窝，说是喝酒，还偏偏倒倒地说醉了。她的嘴巴也很甜，肯喊人，叔叔姨姨喊得巴巴适适。
我最羡慕的，是她有一双防滑的塑料水筒靴，再溜的路，都走得稳稳当当，特别是到粮站背后的竹林弯挑水，一道山坡，硬泥巴路，又陡又滑，我穿的“解放鞋”，几天就把鞋底的纹路磨平了，走路溜得不得了。挑着水回来是上坡，要把前脚站稳，才敢提后脚，还常摔跟斗。我记忆中的人生第一愿望就是想有一双冯蓉儿那种鞋。
但是我们家穷，买不起，那又是紧俏商品，计划供应，有钱也买不到。这个愿望是一直没有实现的。
冯蓉儿说要嫁给我的事，她不准我和别人说，妈妈也警告过我，我当然不敢说。但在心里，却常常想着的，有时还做过梦，梦中的场景和隔壁李友华老表和汪体兰老表嫂结婚时一样。梦中的冯蓉儿穿着鲜红的衣服，扎一根又黑又粗的独辫，给人们表演节目，唱语录歌：“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冯蓉儿没再和我说这个事，我肯定是不敢说的。我们读小学是一个班，她坐在我后面，我们天天一路上学，有时也一起挑水，她有哥哥姐姐，不常挑。只要在一起没有别人时，我都希望她再说那个话，可她一直不说。
有一件事，我至今还记得。班上有个叫张前明的，个子高大，老欺负我。有一次，冯蓉儿不知为什么，发疯一样地追打他，老师同学拉都拉不住，问其原因，她不说，只是边哭边骂边追去打。当时我认为她是给我出气，心里有种幸福感。
上初中时，我们没在一个班，我是甲班，她是乙班，就再没一起上学了，接着她家也搬了，先是搬到三街，后又搬到下四街牌坊那里区革委的新房子。渐渐生疏起来，见面话都不说，我几次在路上，和她打招呼，她都不理我。终于有一天，大概是初一的上期，我被老师留下来开小灶，走得很迟，刚出校门，她不知从那里钻出来，在我背上重重地打了一拳，开口大骂：“不准再喊我，烂二流子。”我仓皇逃走，气得肚皮一鼓一鼓的。
后来我到珙县读高中，内江读中专，最后分到高县工作，结婚成家生孩子，一直也没见到过她，这件事也就淡忘了。这不是我的初恋，我初恋是另外的人，在后面的文章里，我会写的。
重新见到冯蓉儿，是二十五年后，在高县“916”开同学会，有一个节目是每个人必面交待初恋。我也如实地交待了，过后，我又补充了这个故事，说这不是初恋，是实质上的“许婚”，同学们不理解，我就用“婚姻不等于爱情”的现代人观点荒谬地推理出“许婚也不是相爱”，他们笑得前仰后合，冯蓉儿也笑了，别人问是不是真的，她说：“真的，千真万确，我八岁说要嫁他，九岁就反悔，未必然一担水，我就把自己许配了吗？”
冯蓉儿原名叫冯庆蓉，后改为冯云娅，她说是按数字姓名学改的，现在珙县县城工作，丈夫姓钟，是个老师，长得挺帅，我叫他“钟白马”。去年春节，我在她家耍，向“钟白马”坦白了这件事，他大笑着连敬我三杯酒，说：“我胜利了，胜利者就该有胜利者的风度和派头，哈哈哈！”<下节标题——赌钱偷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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