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绝地徒步的意外收获

老兵突击队员

我和绝地在徒步七仙湖中意外的收获就是到了张锡龙烈士故居
并和张锡龙烈士的亲侄孙（张树培）在祖屋合影留恋。
据他介绍，县政府正在着手修建张锡龙故居，
现在刚修好一座必经之路的桥，
主题工程估计年后动工。
张锡龙简介：
1、红军高级将领　　张锡龙（1906－1933），四川庆符县（今属高县）人，红军高级指挥员。宜宾叙联中学、重庆中法大学、武汉黄埔军校留下了他的革命斗争史迹，参加“八一”南昌起义后被我党送到苏联学习。曾任红十三军参谋长，红七军军长，红三军团第四师师长等职。他的丰功伟绩将永留青史。　

香炉山雨露育英才

　　香炉山因状似香炉而得名。此山高耸，山顶常隐于彩云烟雾间，山中岩石峻峭，古庙遗迹尚存。往昔，这里是川南佛教圣地，来此山朝佛者络绎不绝 ，现在，这里满山苍松翠柏，珍禽异兽栖息奔跑其间。若攀上峰顶，风光神怡：南有园秀如贯珠，被誉为七宝连珠的七宝寺在雾中翻滚，西南有朱砂似的红岩山和白玉似的白岩山在天际奔腾，西山脚镶嵌了庆符八景之一的白马池，东北角还时隐时现着被群山环抱的蜀南明珠七仙湖，香炉山以她独特的自然风姿吸引着众多游客。若到香炉山，只要出高县城，沿古时巴蜀通滇要道，过被清人林肇元叹其“层山塞其前，湍流绕其右；西蜀天下险，此险复何有”的叙南石门关，便可闻到飘自香炉山沁人心脾的清香了。

　　山毓水秀冶情操，河山壮丽育英才。红军高级将领张锡龙将军就出生在这风景如画的香炉山下。

　　张锡龙又名张希铭，一九O六年十月二十四日生，兄妹四人。父张朝用，母胡通祥，务农为业，靠种三石薄地难以生存，又附加编织竹器。张锡龙自小职颖，被亲友视为张家出人头地的希望。那时山里人常说：过于聪明的娃娃长不大。父亲爱子心切，不惜花钱米把锡龙送到香炉山庙子拜寄给玉皇菩萨，庙里和尚给锡龙取名皇树全，于是家乡父老又叫他皇二娃。

　　因家境贫苦，锡龙九岁才上学。他先后到张正国、张四安、许工虎等老师处读私学，后转到庆符镇高等小学。张锡龙深知父母送他读书的艰难，因此，读书特别用功，成绩很好，家乡父老都以锡龙作为教育孩子的楷模。庆符高小毕业后，因家里无钱送他继续上学，张锡龙只好回家务农。张锡龙为失学痛苦不已，成天闷闷不乐，父亲不知他何故如此，有天在大门口问他：“皇二娃，啥事惹得你整天愁眉苦脸？”

　　张锡龙叹气说：“唉，为了惜钱不读书嘛。”老人家不懂啥叫“惜钱不读书”去问当地有点文墨的张炳成，张炳成左右推敲，牵强附会地解释说：大约讲因为家里无钱，他不能读书，感到钱太珍惜了吧。

　　老人听了张炳成的解释，心疼不已，接连不断地说：“就是卖地方我也要送皇二娃去读书，就是卖地方……”为了送儿子读书，张朝用果然将维持全家生计的三石租地卖给了香炉山和尚。附近的人们无不为张朝用此举而惊愕。

　　张锡龙读书的愿望终于实现了，一九二五年春，他考入宜宾叙联中学。这年五月，上海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消息传来，激起广大群众的愤慨，宜宾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帝爱国运动。张锡龙在赵一曼、郑佑之等同志进步思想影响下，怀着满腔义愤投入了这场爱国运动。他积极参加叙联中学学生会主持的各种革命活动，在《毛笔周刊》组织开展的宣传中大声疾呼抵制“仇货”，参加共青团宜宾特支领导的反仇油斗争，投入痛打英轮“老蜀通”号的爱国行动。在斗争中，张锡龙慷慨激昂，奋勇当先，因而为反动当局不容，学校以“参加闹事”为由将其开除。

　　张锡龙被学校开除后又回家务农。香炉山依然如故，历代在这里居住的穷苦百姓仍然挣扎在水深火热之中。在宜宾叙联中学受到革命思想影响的张锡龙，面对父母的劳累，家庭的贫困，痛感做儿子的未尽到责任；纵观整个社会黑暗，亿万人民在苦难中挣扎，又深感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他劳动时神不守舍，沉思着做人怎样才能做到“尽忠尽孝”。

　　张锡龙被学校无理开除，成了当地土豪劣绅、地痞恶霸讥笑、攻击的话柄。有一天，张朝用到附近黄沙潮赶场，偶然碰到近邻的恶霸张××，平时，这人横行乡里，地主豪绅为了收买他做鹰犬，选他儿子当国民党保民代表。此时见了张朝用，当众大声嘲笑说：“朝用，你不是又借钱又卖地方盘娃儿读书吗？怎么到头来屁都没有放一个呢？看我的娃儿，没有读啥子书，我也没有花啥子钱，还当了官，哈哈哈……”

　　恶棍口沫横飞，洋洋得意，地痞也迎合着打哈哈，善良的人们却向朝用投以同情的目光。耿直的张朝用被激怒了，但是，在那黑暗的社会里，穷人敢怒不敢言，他忍气吞声地回到家里，把满肚子气发泄到儿子身上。父亲的心情做儿子怎不理解？地主恶霸的欺压，使张锡龙进一步认识到：不打倒反动的黑暗统治，穷苦百姓是翻不了身的。他决心投奔革命。

　　一天，锡龙对弟弟张立群说：“幺哥（即弟弟），尽得忠来难尽孝，哥哥要出远门找饭吃，找到了饭吃才回来，找不到饭吃就不回来了，你在家里要好好孝敬父母。”临走时家里穷得找不到一口饭吃，母亲急得到处翻，找了半天，摸到两个梨递给儿子，母亲的眼泪唰唰直往下滴，哽咽得连嘱咐儿子的话也说不出来一句。张锡龙就这样饥肠辘辘、衣袋空空地出了家门。儿子腰无半文，父亲无论如何也放心不下，狠心将家里多年积存的二十一个压底铜元取出来，交给女儿张锡珍去追张锡龙，张锡珍在香炉山新庙子追上了他。张锡龙将二十一个铜元放在手里掂了又掂，他深知每个铜元都凝聚着全家的血汗，每个铜元都在述说全家的贫苦，他望着面黄肌瘦，穿着破烂衣裤，跑得上气不接下气的妹妹，难过地拣了三个铜元放的妹妹手心里，要妹妹拿去买针缝补衣服。张锡龙就这样拿着两个梨，带着十八个铜元，告别了亲友，离开了生他、育他的香炉山。

赴山城出夔门投奔革命

　　一九二六年春，张锡龙奔赴山城重庆，进入重庆中法大学学习。重庆中法大学是我党开办的一所培养干部的学校，校长是吴玉章，教师有杨道庸、赖正声、漆南薰、冉钧等，他们有的是进步教师，有的是共产党员，学生大多数来源于各地因闹学潮为当局不容的进步青年。张锡龙在这里，不仅学到了丰富的文化知识，更重要的是懂得了革命道理。

　　中法大学经常组织学生讲演队到街头、工厂和附近农村宣讲革命思想，宣传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一九二六年九月五日，英帝国主义炮击万县城，打死打伤我同胞近千人。张锡龙积极参加罢课和“雪耻会”发起的五万余群众举行的水陆两路大游行。在面对面的激烈的对敌斗争中，张锡龙的表现深得同志们的称赞和党组织的信任，经组织考察后，张锡龙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

　　一九二六年冬，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到四川招生，当《新蜀报》公布了录取名单后，被录取的张锡龙、赵一曼、罗瑞卿等兴高采烈，互相祝贺。一九二七年初，张锡龙同赵一曼、罗瑞卿、徐彦刚、游曦、陈德芸等登上“其春”号客轮，离别四川沿江东下，前往武昌参加复试。不久，船过万县在云阳靠岸，一行男友同学相约游览著名的张飞庙。在庙中，张锡龙等热血青年聚集在相传为岳飞手笔的石刻《出师表》前吟诵了这篇名垂千古的文章。为了亿万穷苦百姓的解放，为了中华民族的兴旺，他们决心发扬诸葛武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

　　黄埔军校武汉分校最高领导机构是常务委员会，当时实际主持军校工作的是恽代英。一九二七年五月，中央派陈毅任军校党委书记，军校成了我党领导的革命武装力量。张锡龙在军校积极参加学校组织的革命斗争。一九二七年一月，张锡龙同军校同学参加了收回汉口英租界的斗争；第二次北伐时，夏斗寅乘武汉空虚叛变革命偷袭武汉，张锡龙加入了击溃夏斗寅叛军的战斗行列，当汪精卫集团公开叛变革命的前夕，张锡龙又和同学们走上街头，愤怒声讨其反共阴谋活动。在军校严格的军、政训练和实际斗争中，张锡龙不仅提高了觉悟，坚定了革命信念，而且学到了宝贵的军事知识和对敌斗争经验。

　　一九二七年七月十五日，汪精卫与蒋介石搞“宁汉合流”，公开叛变革命，张锡龙即离开武汉赴南昌，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起义时任排长。

　　南昌起义失败后，张锡龙同周国千、唐泽英、陈中、钟湘、刘汉升等人辗转到香港，与陈林等人于一九二七年十月末搭船去上海。中央军委认为这些人都是起义下来的同志，安排他们去苏联学习。当时的上海，蒋介石与帝国主义勾结，白色恐怖充斥弥漫，白天到处搜查，只有半夜十六铺一带才没有岗哨。十二点以后，张锡龙同陈林等人渡河到浦东去寻找苏联船，恰好遇到吴玉章、刘伯承，他们三十多人在杨树浦江心上了船，于十二月底抵达莫斯科。

　　中央军校和第三国际认为：刘伯承、张锡龙、陈林等人绝大多数是从部队中来的，而且多数是南昌起义的军官，为了把这批人培养成有足够军事知识的指挥员，为中国革命奠定一个坚实的基础，因而决定送他们到军事学校学习。先到高级步兵射击学校，学习一年后，因为刘伯承同志是南昌起义的参谋长，分配到伏龙芝陆军大学学习，张锡龙、陈林等被分到莫斯科步兵学校学习。张锡龙在班里虽然年龄最小，却是学兵连的骨干。由于他学习勤奋，深钻各科知识，所以成绩优良。有次战术演习时，战术教官当众夸他野战中的战术动作熟练。张锡龙在射击方面尤有特长，对轻、重机枪的直接或间接瞄准均能操纵自如，打中目标。在政治方面亦不落人后，深得教官的重视和同志们的称赞。

　　一九三O年夏，张锡龙、陈大等接到命令，到远东去做俘虏工作。因为这年上半年，蒋介石政府单方面撕毁中俄合办铁路协定，爆发了中东铁路战争，苏联红军战胜东北军，共俘八千多人。张锡龙等同志到远东，针对这些士兵大部分是劳动人民出身，耐心地给他们讲革命道理，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提高了俘虏兵的认识，当这些俘虏兵被送回国时，一再感谢对他们的教育和照顾。

　　一九三O年秋，第三国际来电说：“中国革命需要人才，可即送返中国。”张锡龙等三十余人接电要求立即返回祖国，为避免敌人注意，他们以三人为一组。打扮成工人或商人，分别从绥芬河、满洲里到哈尔滨，一九三O年九月达上海，随后张锡龙到武汉党的军委机关工作，同年底被派到中央苏区工作。

驰骋疆场 战功卓著

　　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二年间，瑞金红军学校办到第三期时，张锡龙任学兵团训练主任。他工作积极负责，办事很有条理，搞军事训练本事较高。伍修权回忆时说：“他（张锡龙）在步校第三期步兵团时，张经武任团长，何长工任政委，张锡龙任训练主任，我任政治主任，大家生活在一起，关系密切。当时我感到他工作很有秩序，效率高，我自愧不如。”张锡龙同志待人和气，接近群众，同志们都喜欢接近他，张震同志讲：“他由上海带有小口径步枪，我也常去与他一起打着玩。他工作积极，训练部队有办法。”这期间，张锡龙努力工作，紧密团结同志，为红军培训出大批优秀军事干部。

　　一九三二年三月，中央红军各军团所属军的序列作了调整，张锡龙继刘耀曾后任红五军团第十三军参谋长。十三军是原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因不满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于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在江西宁都起义组建的，张锡龙到该军任参谋长，加强了我党对这支起义部队的领导，增强了该军的战斗力；一九三二年底，张锡龙继龚楚后任第三军团第七军军长。红七军在第四次反“围剿”中与兄弟部队并肩作战，为粉碎国民党军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围剿作出了重大贡献；一九三三年六月，中央军委发布命令，对红一方面军又一次进行整编，所属军的番号全部撤销，军团直辖师，张锡龙任红军三军团第四师师长，彭雪枫（后黄克诚）任政治委员，张翼（后叛变）任参谋长，李井泉任政治部主任。

　　大整编后，中央军委根据中共临时中央的作战方针和作战计划，一九三三年七月一日下令，以红三军团（缺第六师）组成东方军，由彭德怀兼东方军司令员，滕代远兼东方军政治委员到福建作战。东方军虽然是“左”倾冒险主义提出的所谓“两个拳头打人”，企图在两个战略方向同时取胜，以实现所谓革命在江西省首先胜利的产物，但是，东方军在红一方面军朱德总司令，周恩来总政委的正确领导下，在彭德怀、滕代远的正确指挥下，张锡龙率红四师与兄弟部队紧密配合，协同作战，英勇顽强，艰苦奋斗，在敌众我寡的形势下，仍然打了许多胜仗，歼灭了大量敌人，扩大了政治影响，扩充了红军，筹集了大量物资，大大扩充了苏区的地盘，在我军战史上留下不可磨灭的功绩。

　　延祥伏击、攻克泉上。一九三三年七月初，东方军向福建进军，第一仗便是消灭宁化县泉上之敌。泉上位于宁化县东北，与宁化、清流、归化（今明溪）、建宁数县毗邻，是宁化的交通要道，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泉上土堡墙高约二丈五尺，厚也二丈多，相当坚固。土堡里储有大批粮食、食盐等物资，是周围数县逃亡地主负隅顽抗的反动堡垒。这里不但驻有国民党军阀卢兴邦部第三O七团，而且还有宁化、清流，长汀等县的残余地主武装数百人，既威胁着附近苏区的安全，又阻碍着东方军向东运动，扩大苏区的计划。所以，东方军决定首先消灭泉上之敌，拨除这颗钉子。

　　七月四日，彭、滕经朱德、周恩来同意，根据“围点打援”战术，除令红五师包围泉水，努力进行坑道作业准备爆破外，即令张锡龙率红四师泉上三十余里的延祥设伏，准备歼灭援敌。

　　延祥小道两旁高山峻岭，一条狭长的洼地被夹在两山之间，这里正是打伏击的理想之地。七月九日，卢兴邦部三O九团在敌旅长引兴隆的枪口胁迫下，鬼鬼崇崇的向泉上窜来，敌人刚进入伏击圈，张锡龙立即发出攻击的命令。

　　“叭！”张锡龙的指挥枪打破了沉静的山岭。顿时，爆炒豆似的枪声响成一片，飞啸的子弹从两侧山上射向惊慌失措的敌群，敌人被打得抱头鼠窜，东躲西藏，战士们在一片喊杀声中以猛虎下山之势冲入敌群。只一小时激战，就干净利索地全歼了敌人这个团。接着，张锡龙率红四师乘胜追击，进占了清流东北的嵩溪，红三十四师进占了清流西南的雾阁地区，从而切断了清流与泉水敌军的联系，进一步孤立了泉上敌人。同时，红五师第十三团也乘胜东进，歼灭了归化守敌一个营，解放了归化。

　　延祥伏击战的胜利，为攻克泉上创造了有利条件。七月十四日，盘踞清流的卢兴邦主力三个团慑于我军威力，弃城向永安撒退，张锡龙率所属第十团、十一团和独立七师则乘胜占领了清流城。七月十九日拂晓，围攻泉上的红五师第十五团完成坑道作业，把土硝装在棺材内，推进坑道炸开了土堡围墙，在兄弟部队配合下，一举全歼守敌一个团。至此，延祥和泉上两战共毙敌四百余人，俘敌一千二百余人，缴获步枪一千多支，迫击炮、机关枪、驳壳枪众多。

　　首战告捷，军威大振，张锡龙率红四师得胜之军在彭德怀、滕代远直接指挥下，又参与围攻朋口战斗。这次战斗不仅使国民党号称第一流的军队十九路军区寿年师惨败，而且还使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参加反共内战以来受到最大一次打击。东方军不费一枪一弹收复了一度被敌军占领的连城、新泉等苏区，并乘胜追击，开辟了泉上、清流、归化等纵横数百里的新苏区，完成了第一阶段在闽西的作战任务。八月中旬，东方军又挥师北上、佯攻顺昌、延平，消灭增援之敌，进入第二阶段的作战。

　　一九三三年九月，蒋介石继第四次“围剿”失败后，在帝国主义支持下又调集五十余万人的兵力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发起第五次“围剿”。九月二十八日，北路军周浑元率三个师由江西省南城向黎川进攻。黎川，地处中央根据地东北，有根据地国门之称，又是闽赣省省会所在地，国民党军以此为进攻重点在所必然。当时黎川城内只有省军区司令部一支七十多人的教导队和部分游击队，敌我兵力悬殊太大，为免遭敌军包围肖劲光主动撤出了县城，国民党军遂进占黎川城。

　　为了保黎川这个“国门”，东方军奉命撤出福建，火速回师黎川抗击敌军。回师途中在洵口不期与国民党军遭遇。

　　洵口位于黎川县城东北二十公里，是闽赣两省交通要道之一。十月六日，这天太阳被灰白色的浓雾遮盖了，东方军在浓雾中穿行，战士们一路笑谈入闽作战的胜利，热烈讨论着当前消灭周浑元的战斗任务。中午，前哨部队进至洵口东的飞鸢，突然听到一阵激烈枪声，原来是国民党军向飞鸢红七军团阵地进攻。枪声就是命令，战士们立即抢占高地向敌人侧翼运动。不久，主力部队赶到，几十挺机枪扫向敌群，一排排手榴弹在敌群中开花，战斗至黄昏，敌军丢下几百具尸体，窜进密林逃向洵口地区。

　　决不能让这股敌人逃脱！彭、滕发出《东方军攻击洵口之命令》：张锡龙、彭雪枫担任右翼纵队指挥，率第四师、第二十师自北向南攻击，并阻击硝石、资福增援之敌。红五军团为左翼纵队，第五师为中央纵队，第六师与红七军团第十九师为总预备队。七日晨发起总攻击，红军指挥员冲锋陷阵 ，所向披靡，至下午一时左右，红军全歼了敌十八旅的三十一、三十四两个团，活捉了敌旅长葛钟山，敌五师二十七团也被歼一部。周浑元急忙从黎川、硝石调出增援部队三个团，也被我左、右纵队击溃，其中一部被歼。至此，我军歼灭国民党军三个团，俘敌官兵一千二百多人。这是第五次反“围剿”中的第一仗，我军的胜利沉重地打击了敌人“围剿”的嚣张气焰。

　　团村战斗。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中旬，国民党军集中了六个师，由陈诚率领向黎川南部地区发起猛烈攻击，企图进占黎川南部的东山、德胜关。其目的一是为了保障进攻福建部队的翼侧安全，防止红军向东支援第十九路军（因为十一月二十日，驻福建省的国民党第十九路军不满蒋介石对外卖国投降，对内排除异已的政策，发动了“福建事变”，宣布同蒋介石决裂，成立福建人民革命政府。蒋介石为镇压福建人民革命政府，慌忙从“围剿”的北路军中抽调部队进攻第十九路军）；二是为截断红军退回福建泰宁、建宁之归路。团村位于黎川城南约八公里处，是黎川城到东山德胜关必经之地，敌欲占东山、德胜关，必先攻占团村。

　　十二月十二日晨，正当红日东升，朝霞映红德胜关之际，国民党第八纵队主力部队开始向团村推进。在国民党军向团村推进之前，红三军团与红五军团一部早已埋伏在团村周围各主要山头，红七军团指挥所设在华盖峰，彭德怀军团长带病指挥。近午，敌军各部到后即抢修工事，我军预先布置一个师正面分组向敌佯动，引敌注意钳制敌人，另以三个师隐蔽在敌之第二梯队左侧约五、六里处，敌未发觉。

　　当敌军第一梯队展开一半兵力，第二梯队正筹划做碉堡时，张锡龙率红四师同红五师、十五师（即少共国际师）一万余指战员用步枪、机枪、手榴弹从各个山头向敌军猛烈攻击，敌第一梯队大乱，波及第二梯队两个师亦乱，我正面佯攻之师乘机出击，敌遂全军大混乱。敌三个师十五个团共约四万余人，与我四个师共约一万余人相混杂，尘土漫天。“只见敌军狼奔豕突，不见我军混复其间，虽是猛虎突入群羊，可是羊多亦难捉住”。在指挥所带病指挥的彭德怀，当时正打摆子，冷透骨髓，看到战场上人马翻天的情景，忘却了寒冷，有感而发念道：“猛虎扑群羊，硝烟弥漫；人海翻腾，杀声冲霄汉。地动山摇天亦惊，疟疾立消遁。狼奔豕突，尘埃冲天；大哥未到，让尔逃生！”（这里大哥指一军团）。在前几次反“围剿”中，一、三军团总是并肩作战，打了不少漂亮仗，如果这次团村战斗也把一、三军团集中起来，攥起两个有力的拳头，从东西两方狠狠砸向敌人，就有可能把敌人的三个师歼灭。

　　这次战斗，我军以一万二千人击溃三万余敌，可见战斗之激烈和我军将士的勇猛善战。仗虽打胜，但只击毙敌军千余人，俘敌三百多，余敌逃回了黎川城，算是打了一个胜利的击溃仗。彭德怀司令在回忆中说：“如果当时我一军团在，一、三军团靠拢作战，敌三个师十五个团当能全部歼灭，加上洵口歼灭之三个团，就是十八个团，再寻机歼敌二十个团左右，敌军第五次‘围剿’就可能被粉碎，历史上也就没有二万五千里长征了”。然而左倾机会主义者却把一、三军团分开作战，我军不能在运动中集中优势兵力大量消灭敌人，使第五次反“围剿”遭到失败。

将军忠魂 与世长存

　　出师未捷身遭难，常使英雄泪满巾。团村战斗中张锡龙师长不幸中弹壮烈牺牲。在指挥战斗时，张易龙同黄克诚（浒湾战斗中政委彭雪枫不幸负伤，黄克诚继任政委）并肩站在前沿阵地指挥，黄克诚的眼镜被敌人子弹打掉，而张锡龙却不幸被打中，子弹从他的太阳穴穿进去，红军优秀将领张锡龙为中国革命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牺牲时年仅二十七岁。

　　十二月十三日，朱德总司令、周恩来总政委在《朱周关于集中兵力在东山、得胜关间同敌决战的请示》中，为纠正分兵作战、短促突击的军事错误，以张锡龙等同志的牺牲作为沉痛教训，向当时左倾机会主义代表项英提议：“立即调一军团及十四师（留守备部队）至康都西城桥准备会同三、五、九军团主力，甚至七军团主力一部，于东山、得胜关间与陈敌主力决战，因不如此，我突击兵团分割作战，在一般干部乃至战时将新战术应用，尚未了解与熟练条件下，常不能达到高级要求的胜利，且常付过大代价，此点在目前特别重要，证以前昨两日干部损伤之大（张锡龙、周振国阵亡，吴皋群重伤，陈光轻伤）可知”。

　　张锡龙是我党我军的优秀干部，他的牺牲无疑是我党我军的重大损失。十二月二十三日，《红星报》第二十二期发表编委《悼张锡龙同志》一文，悼词写道：

　　“张锡龙同志……不幸于最后的团村战斗中牺牲了。

　　“张锡龙同志一贯的工作努力负责，作战英勇沉着，而且能积极参加政治工作，深入下层群众，在群众中有很好的信仰。锡龙同志的牺牲，不仅在革命战争中损失了一个很好的红色指挥员，而且损失了党的一个很好的干部。

　　“追悼锡龙同志，应该学习锡龙同志的英勇斗争的精神，踏着锡龙同志的血迹前进呵！”

　　张锡龙虽然牺牲了，但是，党和人民没有忘记他。和他并肩战斗过的战友更没有忘记他。

　　黄克诚在《回忆在闽赣苏区的部分战斗》中写道：团村战斗打得非常激烈，我们第四师是主攻部队，那时张锡龙是师长，我是政委。我们指挥所设在前沿阵地，张锡龙和我都上阵指挥，打得敌人狼奔豕突，消灭了大量敌人，只剩下一个寨子没有攻下来。值得怀念的是，在团村战役中，我们四师的张锡龙师长壮烈牺牲了。他是一个好同志，肯学习，工作非常认真负责。张锡龙的牺牲，确实是损失了一个好同志。

　　伍修权回忆起张锡龙的牺牲伤感地说：张锡龙在反第五次国民党的“围剿”中，身先士卒，英勇作战，并在这次作战中不幸牺牲，为这次作战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他从此长眠了，但他的英勇精神，永远活在他的战友们的心中，他的牺牲，使我军失去了一位优秀的高级指挥员，对他的牺牲，我们至今感到悲伤。

　　王平同志怀着十分痛惜的心情追叙了张锡龙给他的深刻印象。他说：一九三三年九月至十二月。张锡龙任红三军团四师师长，我是四师十一团政委，这期间我们因工作而认识。十二月，他到我团阵地前沿察看敌情不幸中弹牺牲。我们认识虽然不久，但他给我的印象很深。他作战勇敢，指挥果断，艰苦朴素，对部队的训练和管理要求严格，又很关心爱护干部战士。他为人很有气量，善于团结同志，是个优秀的指挥员和领导干部。他的牺牲是个很大损失，使人十分痛惜。

　　陈林同志一九八四年给高县党史办来信，内心无限歉疚地写到：“据说张希铭（张锡龙）尚有父母在家，久望儿子不归，不知是否属实。解放后，我去宜宾工作期间，未能及时寻找安慰，至今思至实为抱歉，如能顺便告之，实为感激。”

　　还有张震、吴信泉、欧阳文、何能、许凤翔等曾与张锡龙战斗、工作过的许多同志，对张锡龙的牺牲无不深感痛惜。

符江新诚摄影

收获不小哦

kenshin

我认识廖锡龙

玩山人

双收，也是一个有心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