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逃离北上广说明了什么？

北极星

高房价作为城市的门槛，已经在发生效应。其中的一大迹象，就是“逃离北上广”正暗潮汹涌。高房价使年轻一代无法在北京、上海、广州等中心城市立足，纷纷作逃离的打算。《中国新闻周刊》对此有专辑报道，搜狐网不久前的调查显示，82%的网友支持“逃离北上广”，25%愿意付诸实施。然而，不少人对这一趋势表示欢迎。他们认为，大城市目前已经不堪重压，年轻人不宜眼界太高。大学毕业与其在“北上广”当“蚁族”，不如退居二线城市发展。这也是市场对人力资源的健康调节。安邦咨询高级研究员唐黎明女士，对这种论调进行了一番温情而尖锐的反驳：

全国政协委员杨澜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中国二三线城市发展快，房价低，工资水平也不错，建议女性“蚁族”到那里去发展。杨澜话音刚落，北京市统计局和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就给了她强有力的支持。近日，两家机构联袂宣布，1~2月，北京市四环以内期房均价突破3万元大关，达到每平方米31220元，同时六环以外的房价也首次突破万元大关，达到每平方米10409元。在冷冰冰的房价火箭面前，陈华伟代表的看法确实不容置疑，而杨澜委员的温婉建议更是显得那么贴心。
写到这里，突然想起了春节期间东方卫视的一期节目‘阿拉都是上海人’。在那期节目里，作为上海人优秀代表的杨澜女士动情地谈起了自己的外婆在上海的奋斗史。当年，为了逃婚，杨澜的外婆只身从宁波来到了上海，通过缝补衣服白手起家，并在这里生儿育女，让一个家族慢慢繁衍兴盛起来。对此，杨澜无比感慨，她认为，正是因为这个城市慷慨地包容了无数像她外婆这样的草根阶层，给了他们奋斗的机会和希望，上海才有了今天如此迷人的内涵和强大的根基。
我们相信，无论是作为委员的杨澜还是作为外孙女的杨澜，她在镜头前的发言其实都是完全真实和诚恳的。如果说她关于城市的这两番话看起来有什么冲突的话，其实只能说明我们的城市化进程本身可能已经发生了不小的偏差。一线城市房价攀升带来的一个阶层的整体挤出效应，不但吹熄了草根阶层内心的希望，也会动摇中国城市化进程那看似坚不可摧的根基，因为它把城市化的源头活水——移民及其社会流动——选择性地阻断了。恰恰是这一流动趋势，才是中国过去30年城市化的动力与活力之所在，而京沪商业区那些光鲜亮丽的摩天大楼只不过是脆弱浮华的表象而已。

她接着指出，美国著名咨询公司美世公司发布的《2009年全球生活成本》调查报告显示，北京已经成为位居全球第9的昂贵城市，上海位列第11位。中国的城市生活成本日益高企，农民工、刚毕业的大学生，甚至海归人士等不同层次的收入群体，都遭遇到城市准入壁垒。
如果大学生甚至海归人士都进不了大城市，房价这一准入门槛还能维持什么样的“人口素质”呢？这一切倒是更能证明我上面关于“高房价会降低城市人口素质”的结论。当今的现实已经清楚地显示出：中国的未来已经被房价所劫持。
首先，我们不妨先看看“北上广”的性质。
“北上广”被称为“一线城市”。所谓“一线城市”是媒体的俗称，并无确定的定义。一般而言，这是指中国的国际性大都市：不仅人口规模最大，其经济也和世界经济高度整合。除了“北上广”外，深圳、天津、重庆等大都市也可勉强算入“一线”之列。
这些“一线城市”，构成了中国经济的神经指挥系统，具有非凡的战略意义。近三十多年中国经济的辉煌成就，基于两大动力：一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一是从“自力更生”式的封闭社会走向与西方所领导的世界秩序的整合。中国在这一时期是外资、发达国家企业“外包”的主要目的地。外贸出口也一直是中国经济的主动力。从表面上看，这种“外来影响”遍布中国各地。特别是沿海地区，哪怕中小城镇的经济也瞄准着国际市场。但是，内地和中小城市的经济，离开了“一线城市”的服务就很难运作。
中国内地与发达国家之间，实际上形成了一种“二元经济”的结构，在八十年代以前双方长期“老死不相往来”，在发展水平、生活方式、政治文化等等方面，有着巨大的鸿沟，彼此并非一夜之间就能“接轨”。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在改革开放初期，当美国的市场需要冰箱时，生活在内地的中国人还从来没有见过冰箱，更不知道使用冰箱的种种讲究，如何能为美国市场提供产品？日本战后开始设计以美国市场为目标的出口战略时，也曾被美国人教训：“两国经济发展水平实在太悬殊，你们无法理解怎么为远远超出自己想象力的生活水平提供高端产品。”这种教训虽然被聪明的日本人证明是错了，但也确实指出了不同档次的经济体在“接轨”时的真实困难。
“一线城市”的关键性国际功能也正是在这里显示出来。因为“一线城市”多是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人才集中，资讯发达，且最先与外面的世界接触，进而在这种二元结构之间充当起桥梁。这从“北上广”的社会现实中就能看得清清楚楚：一方面，这些城市的金融贸易中心，与纽约、东京、伦敦、巴黎几乎在一个平面运行，国际商业巨头在这些城市间的穿梭活动已经成了家常便饭。另一方面，“京上广”居民从内地雇佣的保姆，有不少还不理解擦桌子和擦地的抹布为什么需要分开使用。比尔·盖茨、巴菲特到了“北上广”，和这些乡下人的物理距离也许就在咫尺之间。更不用说，这些保姆家乡邻居家聪明的孩子，可能已经在美国的名校毕业，并在华尔街工作有日，目前衣锦还乡，正以其跨越两个世界的丰富经验，在“北上广”扮演着整合二元经济结构的关键性角色。这也难怪，“一线城市”常常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生产城市，服务业在其经济中的比重比起二、三线城市来要高得多。没有“北上广”的中介，中国内地经济就会和世界市场脱节。
那么，这样重要的角色，对“一线城市”的劳动力资源提出了什么要求？为什么“逃离北上广”一旦成势，就会威胁整个中国经济的竞争力？
在一个昨天还不懂得擦桌子和擦地的抹布需要分开，今天就要生产iPhone，明天就要为世界创造绿色能源的时代，“一线城市”最需要的是能够适应变化、跟得上日新月异的经济与技术转型、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劳动力。比尔·盖茨创建微软时年方二十。MarkElliotZuckerberg创建facebook时还不足二十。在硅谷年过四十就“老了”。可见，即使在美国这种成熟的经济中，年轻人也最具创新的能力。中国则属于崛起经济，变化比美国剧烈得多。跟上、适应并最终领导这种变化，则非要依靠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人不可。
从这个意义上说，“逃离北上广”比“蚁族”现象更可怕。众所周知，“蚁族”指的是毕业后无法找到工作或工作收入很低而聚居在城乡结合部的大学生。这些人从事着保险推销、电子器材销售、广告营销、餐饮服务等临时性工作，绝大多数没有“三险”和劳动合同，年龄集中在22岁至29岁之间。不过，不管他们的命运多么悲惨，他们仍然在为大城市提供着关键性的服务。其中的能者最终也有机会脱颖而出。“逃离北上广”则意味着这些人撤出经济最有生机、最需要他们的聪明才智的地方，最终窒息“一线城市”的发展动力。
想想看，比尔·盖茨对世界贡献最大的时候恐怕还是在他创业阶段，而不是功成名就、获得了巨大财富之际。财富和名望反映的是过去的业绩，而非进行时态中的现在。这基本上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定律。用房价门槛把创业期和创业准备期的年轻人驱除出“北上广”，实际上就等于把最有创造力的一部分人从经济的神经系统中清除。
西方素来有“旧财富”(oldmoney)与“新财富”(newmoney)之分。所谓“旧财富”，是指继承财富，许多有闲阶层可以靠着这笔财富而不必工作，在家养尊处优。“新财富”则往往是自己创造的财富。这些创造者们经常是出身寒微的“自我造就的人”，并且一直拼命工作。也正是由于这种不同，“旧财富”与“新财富”拥有者甚至选择的居住地点都有所不同。比如美国康涅狄格州的格林威治，纽约长岛的黄金海岸、纽约曼哈顿上城东区、波士顿的BeaconHill等等，都是这些“旧财富”拥有者的聚居地。而硅谷、曼哈顿下城区等等，则为“新财富”所主宰。美国财富积累了二百多年，像洛克菲勒、福特等豪门也有百年以上的历史，这种新旧财富之分实属自然。况且“新财富”一直是驱动经济发展的主动力，从来不会被“旧财富”所边缘化。美国社会崇拜的，还是“自我造就的人”，乃至在日常生活中你会看到有钱的绅士淑女们对餐馆里端盘子的年轻人十分尊重。中国则刚刚经济起飞，即使是极少“先富起来”的人，也刚刚进入“富二代”。以如此单薄的底子，就要用房价作为“一线城市”的准入门槛，使那些有智力资源而暂无经济资源的年轻一代不得其门而入。如此一来，“北上广”就迅速沦落为“旧财富”的城市，使之从中国经济的引擎，变成了寄生阶层的堡垒。
高房价劫持了中国的经济、劫持了中国的未来，已经成为不争之事实。“逃离北上广”说明的是社会流动的停滞、中国正在迅速地化石化。

好人平安

主要是生活成本高,其中又是房价太高了,使现在的年轻人承受不起,在北上广干一辈子广买不起一套房,本来人生就短暂,何必呢!逃离北上广才是明智的选择.

好人平安

中国人的传统观念就是，没有一套房就不成为一个家，所以大家都拼命想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正是这样的观念，才推高了房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