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密”报告披露抗战财政之苦 报告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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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腾讯历史
2013-12-13
“极密”报告披露抗战财政之苦 报告披露：1939年全年财政预算，支出需28万万元，收入只有2.9万万元。 …[详细]

“极密”报告披露，抗战一年半，财政支出达“三十三万万元”
众所周知，全面抗战八年甚苦。但究竟苦到何种程度，民生层面具体而微之描述虽多；但当局财政层面之捉襟见肘，却少有论及。

1939年6月，时任行政院长、并兼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总裁之职的孔祥熙，曾将抗战两年半以来，国家财政状况的真相，写成密报，送呈蒋介石。通观该密报，不难体会到当年抗战艰难到了何种程度。

孔氏说，他之所以要写这份密报，有两个理由。一是之前公开发表的各种财政公报，“因对内对外关系，未将真实内容尽情披露”①；二是之前送给蒋的各种密报，“多系就各项事实片断陈述”，不能起到使蒋洞悉“整个财政金融目前概况”的作用。

因涉及政府财政状况之真相，关乎抗战之成败，尤其关乎民众对抗战之信心，该份密报之保密级别，被列为“极密”。

据孔氏披露，全面抗战开始之前，国库每年支出已达“十一万万余元”，其“亏短之数”，“恒在二万万元以上”。全面抗战爆发后，1937年，国库支出“增至二十万零七千余万元”，1938年上半年，国库支出达“十二万一千余万元”。全面抗战开始不过一年半，支出已高达近“三十三万万元”。

在这“三十三万万元”中，军务、战务、购买枪械等，“约占百分之六十七”；经济建设、交通建设、文化教育等，“约占百分之十一”；“至于普通行政经费, 则一再缩减, 仅占百分之六而已”。

八一三淞沪会战，中国军队阵地一隅

这一年半里，财政收入只有“七万六千余万元”
支出激增的同时，因国统区面积在日军攻势下不断缩小，收入反在骤减。据孔氏披露，“税项收入”在全面抗战之前，“已达八万余万元”；至1937年，减至“五万三千余万元”；“本年度（1939年）估计则仅为二万三千万元左右”；至于华侨献金等项，每年“不过数千万元”，对国库所需而言，“实只小小之补益”。

收支相较，孔氏披露：

“综计自抗战以来，二十六、七两年度一年半间，支出共三十二万九千余万元，收入共七万六千余万元，亏短达二十五万二千余万元。二十八年度支出估计约二十八万余万元，收入估计约二万九千万元，亏短又将不下二十五万余万元。

孔氏感叹：

“综计过去二十二个月间支出，达三十八万余万元，亏短达三十万万元以上。如此巨额之支出及亏短，虽为战时不可避免之现象，衡以我国财政情形及国民负担能力，实已竭蹶万分。”这“三十万万元”亏短，全都必须靠对外借债来弥补，“均恃债款以资挹注”。

由此，自不难理解，何以自七七事变以来，孔祥熙一直是国民政府内部对日主和派之代表人物。了解愈多，孔对抗战之最后胜利，愈无信心，故在其向蒋介石呈送该份密报同月，孔的亲信贾存德，在上海代表孔祥熙，向日方代表松本藏次表示：

“中日相持，仇者快，亲者痛，利害详如来函，如能保领土完整，修万代之好，两国幸甚。现以院长地位，亦乐与公等挽救两国之危局，不知公等有无善策？”②

也正因此种无信心，即便是在受到蒋氏痛斥——“贾某事，应严令停止活动，否则即作汉奸通敌论罪”③——之后，孔氏的“谋和努力”也未停止，只不过瞒过了蒋介石而已。

1938年6月，获蒋介石许可后，中国军队在花园口掘开黄河大堤。图为黄泛区的日军部队。

注释：

①本文材料，凡未特别注明者，均引自《孔祥熙关于1937-1939年财政实况的密报》（上、下），《民国档案》1992年第06期、1993年第01期。②③杨天石：《蒋介石对孔祥熙谋和活动的阻遏——抗战时期中日关系再研究之二》，《历史研究》2006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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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用北，上，广一年财政收入，可以在一月内打死小日本十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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