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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多年前,中国人制订了一个非常宏大的计划,那就是进行一场无产阶级文 化大革命。正如后来我们所知道的,这场计划果然在"地大物博"的中国成功而又 持久地展开着,基本上是按照设计者所安排的内容和程序展开的。那一场浩浩漫漫 的混乱和***,至今还无可拒绝地刻印在少数有灵性有良知的人心中。
二
我们就从屠刀开始我们的回忆吧。
在《"文化大革命"野蛮性和残酷性的文化根源》一文中,王毅先生这样写道: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六日,大兴县公安局召开局务会议,传达了谢富治在市公安 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从此,斗打、乱杀事件日益严重,由开始时斗打个别‘ 表现不好'的‘四类分子',发展到斗打一般的‘四类分子';由一个大队消灭一 两个、两三个‘尖子',发展到一个大队一下子打死十来个甚至几十个;由开始打 杀‘四类分子'本人,发展到乱杀家属子女和有一般问题的人,最后发展到全家被 杀绝。自八月二十七日至九月一日,该县的十三个公社,四十八个大队,先后杀害 ‘四类分子'及其家属共三百二十五人。最大的八十岁,最小的仅三十八天。有二 十二户被杀绝。又如在‘文革'中,广西许多地方流行在光天化日之下脔割肢解‘ 牛鬼蛇神'等活人,然后煮熟分食的最野蛮暴行。仅在广西武宣县,被吃者就达一 百几十人。其中被吃肉后砍头的一人,挖心肝的五十六人,割生殖器的十三人,全 部吃光(连脚底板都被吃光)的十八人,活割生剖的七人。在武宣县武宣中学,甚 至出现了大批学生批斗完老师、校长之后,在校园内就地架起简易炉灶,将他们剖腹脔割、煮熟分食的惨剧。吴树芳老师在批斗中被打死后,肝被烘烤药用。"(文 见《北京文学》1998年9期)。
著名散文家刘烨园先生在《托咐》中写道:"1967年10月,某大队两天内集体坑杀76人;同年11月,某县民兵枪杀69人;1968年7月,某军分 区调动八县两矿一厂一郊武装人员进攻某群众组织,打死146人;同月,某县以 ‘群众专政'为名,杀死3681人,使176户全家灭Jue,占全县‘文革'中死亡人数93%;同年8月,军队和某群众组织攻打另一群众组织,据不完全统计, 仅此一战,打死1342人,俘虏8945人。走到某照相馆门口,仍不解恨,光 天化日之下,又随意枪杀其中26人;还是这个月,军队联合十县及多家兵工厂的 武装人员,一次围剿某县群众组织就抓捕一万余人(当时全县人口十万人左右), 枪杀1016人......;全县86个大队,81个杀了人......此类事件,不堪枚举! 成批杀人之事,各县市皆有。几十年后平反,证明几万冤魂,全系无辜被害!而杀人手段之残忍,诸如挖肝取心、活割生殖器官烹食之类,若非官方文件所载,当事人供认不讳,即使亲见其地杀戮之烈者,亦难信之。而这还仅为一个省的现实(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之一角),仅为干瘦的历史线条。最有思考价值的活生生的场景,其深处不知要复杂多少万倍,但恐怕是再也 难以复原了。在描述了一系列惨酷的历史事实之后,作者沉重地说:"三十年无祭"。
三
在刘震云的一篇小说中,叙事人"我"向姥姥打听某一次饥荒,也就是调查饿死人的情况。姥姥回答说,饿死人的事多得很,你问的是哪一次饿死人。面对过于频繁过于沉重的苦难,无力反省与消化的人记忆中只是浑沌一片。"我"与姥姥 的记忆方式,充分体现了民族集体记忆方式。关于文化人进干校和知识青年下乡, 实际上就是将一千多万人遣送到集中营里;关于四十年代初中原大饥荒饿死三百万人,只有外国记者和外国传教士在忙于救灾;关于六十年代初全国大饥荒饿死三千万人,我们一直说那是自然灾害造成的,实际上那却是风调雨顺的三年(金辉《风调雨顺的三年》,见《方法》杂志1998年10期);
在1968年"三查"运动中,江西瑞金县的"一个公社,将预先选定的‘三查'对象集中起来,要他们去山上挖树洞。横多少米,宽多少米,均有严格要求。 可树洞不挨在一起,疏疏朗朗,以至谁也看不见谁。挖好洞后,便向看押者报告。 未等讲完,报告者便被一顿铁锄砸死,推进洞里埋掉了事。事后,公社‘三查'领 导小组负责人说:‘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阶级敌人总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我们活学活用了,阶级敌人也得给自己准备坟墓。'"倾刻间,此县杀人达三百多 名。此间相邻的兴国县也不落后。革命干部奋勇杀人达二百七十余名。其中十九个 人死得特别可悲可叹。某公社抓来十几位阶级敌人,他们分别是五类分子的子女, 反革命组织的司令、副司令、参谋长、组织部长等。不难想见,所有这些职务决不是他们自己任命的,而是革命干部出于镇Ya阶级敌人的需要予以任命的。这十几个 人被结结实实地捆在公社大院的树上,准备杀掉。这时县里来人通知说,必须停止 随意杀人的风气。公社的小人物正准备给这些阶级敌人松绑。公社‘三查'领导小组负责人此时"端杯茶水,慢悠悠地从屋里荡出来,环视了一下现场,又慢悠悠地 说:‘既然绑来了,放也麻烦。反正明天就不杀了,今天还是杀了吧。'"这十几 条人命就这样断送了。正是在这样的时代氛围之中,正是在这样的精神背景之下, 出现了李九莲、钟海源、黎莲、遇罗克、张志新、林昭等等许多政治"犯"的悲剧。 江西籍的女政治"犯"李九莲极刑后曝尸荒野,被精神病人割去乳房和阴部。她的同案殉难者钟海源的遭遇更为令人发指。为了满足当时一位高级军官的儿子的植肾需要(让他多活二十天或一周),当局决定给钟海源进行活体取肾。押赴刑场前, 当局给钟海源注射了三剂特种药剂,"可那针管不是玻璃的,而是金属的,又粗又长,像是兽医给体硕皮厚的牛马使的。......那军人过来了,掀起钟海源的衣襟,在 她腰部两侧各打了一针。又要我让了让,在她的臀部上打了一针。这一针就是隔着 几层裤子戳进去的。......虽然我穿的是一件棉衣,可还是明显感到她因为全身揪痛 而发出的剧烈颤抖。当最后一针戳进去时,猝然之中,我甚至听见了她体内的某种 异响,......"为了制造执刑已毕的假象,当局需要对她开枪,但又不能打死。于是 就对非关键部位(不是左胸而是右胸)开了一枪,以便及时取出活肾。"‘砰'的 一响,我看到她恍如被电击中似的弹跳了一下,可未等尘埃落定,她的身子就被一 片白大褂给淹没了。扑上来的是三、四个军医。解下钟海源胸前的大牌子,就往车 篷里送。......车篷架子上吊着一个简易的手术台;......它是U形的,血水顺着两头 泻成了鲜亮的雨幕,刑场上弥漫开一股浓浓的血Xing气。......血水愈加密集了,不但 溢满了车底板,还滴滴嗒嗒地溅落在地上。......也许是车厢里滑得实在难以移步, 一位五、六十岁的老军医,拿起一个拖把去揩底板上的血水,揩几下,又哗哗地挤 进一个红色的塑料桶里。约盛了半桶,他跳下车,拎起它走到池塘边,将血水倒进了塘里,不一会儿,整口塘全染红了。......车篷里的‘手术'终于完了,......尸体 丢在地上,刚好脸朝天,半边脸没有了,另半边也只有一堆模糊血肉之中的白森森 骨头......"(以上引文均见胡平长篇报告文学《中国的眸子》)。
李九莲不过是一个刚刚高中毕业的孩子,她在经历 文革武斗之后对它心生疑意,乃向它的男朋友写信倾诉她的感想。男朋友将这信 交给了上级,一个案件由此诞生。钟海源不过是在李九莲受迫Hai时,站出来为她说了几句公道话,竟然也遭此极刑。李九莲被害于1977年底,钟海源被害于1978年春。
跟李九莲一样,她也是一个中学生。她的青春像李九莲的一样美丽,她的名字 跟李九莲的一样富于诗意。她叫黎莲。她的故事和遭遇跟李九莲竟然如此相似,以 至于时隔二十多年,人们一直分不清她们谁是谁。我多次看到人们匆匆地在文字中 夹杂着这样一个名字──黎九莲,这十有八九是把这两位都被自己的男友出卖然后 又都被无辜杀害的年轻女性混为一个人了。她们的主要区别在于,黎莲早在1970年就被处决,那一年她才18岁,还是一个乳臭未干的小丫头。如果还要找出什 么区别来,那就是,18岁的中学生黎莲所遭遇到的行刑方式更加惨无人道。"那 是一个黑云低垂、大雨滂沱的日子。为了避免劫刑场的可能性,黎莲被秘密拖去另 一个城市执刑。囚车快到这个城市时,一辆救护车跟了上来。刚贴近,两辆车都停 了。两名穿白大褂的人跳下救护车,匆匆爬上了囚车。囚车里,四个人高马大的武 装警察一下将黎莲扳转身,脸和身子紧贴车壁上。衣背往上一撸,来不及使用麻醉 药,一把锋光闪闪的手术刀就在她的右腰处划开了一个巴掌大的口子。......没几下, 一个滴着殷红鲜血的肾,泼剌剌地落在洁白的瓷盘上。......犹如那是一个灶眼,匆 匆地往里面塞进一些药棉、纱布。同样来不及缝合,也没有想到要给一个十几分钟 后就得跌扑在黄土泥浆上的犯人作缝合。......那血,如汩汩的小溪,无声地从纱布、 药棉里渗透出来,从她的上衣里渗透出来,染红了囚车的甲板......"而在一家医院 的手术室里,一个奄奄一息的"革命干部"正在等着种植这颗从血泊中掠夺来的肾。 (引文出自《黎莲》,见金石开编著《历史的代价──文革死亡档案》中国大地出 版社1993年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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