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国企改革是最急迫议题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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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错过社会改革的战略机遇期

《21世纪》：那么我们应如何推动改革共识的形成？

郑永年：要明确当下和未来5-10年的改革共识是什么，其中包括了改革路线和目标，以及如何执行的问题。如果这些问题都能确定，那么我们就找到了未来改革的顶层设计。

改革共识的形成，一方面离不开思想解放和讨论，另一方面要对当下的形势做一个清晰的判断。

在任何社会，改革都可以分解为政治、经济和社会各个方面。从改革的步骤来看，俄罗斯和东欧是一步到位的综合改革，经济、政治和社会改革一起来，而中国选择的则是渐进改革。采取哪一种模式当然不仅仅是改革者的主观选择问题，而是受各国客观条件的制约。

中国下一步的改革突破口在哪里？

我们发现，2002年中共十六大以来的改革围绕着两个重大目标，即“科学发展”和“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不仅是要改革迄今为止的经济发展模式，而且也是实现和谐社会的途径和方法。“和谐社会”是社会改革的目标。社会改革的核心在于社会制度建设，包括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教育、住房保障等等。和前一阶段相比较，社会制度建设已经成为新一阶段的改革重点。我认为，现阶段和未来十一年的改革应以社会改革为重点。

《21世纪》：为什么社会改革应该成为现阶段的改革的重点？

郑永年：主要原因有四个。

首先，通过经济改革，中国逐渐地产生了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领域。在改革之前，中国社会并不存在着这样一个领域。当时，中国的社会是嵌入在国家的经济和政治体系之中的。在计划经济时代，每一个企业都是一个小社会，企业负责工作和生活在其中的每一个成员的生老病死。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开始从经济和政治领域分离出来。1980年代，人民公社体制的解体直接把农民解放出来，转型成为新型的农村社会。除了传统意义上的农民，农村出现了大量的乡镇企业工人。之后，随着城市改革的开始，又出现了大量的农民工。今天，中国农村已经出现极其复杂的社会阶层结构。在城市，经济改革的成果是，一方面将国有企业原来承担的社会功能去掉，让社会来承担，另一方面在国有企业之外发展非国有部门，而社会就产生于这个过程。因此，社会力量的成长成为社会改革的重要前提体现。

其次，通过以经济改革为主体的第一阶段改革，中国基本经济制度已经得到确立。总体的社会制度要得到改革，就必须找到新的突破口。较之政治改革，社会改革并未涉及政治精英的核心利益，而且社会上下容易取得共识，因此比较容易进行。

再者，社会改革是为了“还债”。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转变过程中，原来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社会制度自然解体，包括之前的教育、住房、医疗、社保等社会制度。但同时以经济为主体的改革又没有能够提供另一套社会制度体系。新制度必须通过社会改革得以建立。因此，通过社会改革重建一套新的社会体制是唯一的选择。

此外，社会改革也可以为深化经济改革和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提供新的动力。长期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是出口外需驱动型的，现在外部需求萎缩，那么中国建立内需驱动型经济，就显得非常急迫。谈扩大内需谈了很多年，但为

什么一直没多大进步？因为我们的社会保障制度建设落后，老百姓不得不通过储蓄来自己解决社会保障问题。而且新的“三座大山”——住房、医疗和教育，让普通人不敢轻易消费。因此，社会改革的推进，可以减轻城乡居民的压力，提高他们的消费能力和意愿，为内需型经济的成长提供动力。

社会改革，已经不能拖延。

《21世纪》：相对行政体制改革，为什么社会改革已经不能拖延？

郑永年：现在是社会改革的战略机遇期，如果错过了这个机遇期，可能想改也没办法改了。现在经济增速虽然趋于放缓，但以中国的经济体量而言，8%或9%的增速还是相当高的，而且财政收入增速远高于这个速度。这说明改革的经济和财政条件很好，手里有钱，就要赶紧做，否则等到经济增长低速而政府财政缩水的时候，社会改革就很难了。

此外，一个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社会矛盾已经很深，再不改革，稳定可能会出问题。尽管维稳成本已经很高。社会矛盾的问题，还是要通过社会改革来进行，你不改革，就会被改革。

从欧洲的经验来看，在工业革命之后，欧洲各国也出现了经济高速增长时期，但是后来积累了很多社会问题，这些问题我们可以在马克思的《资本论》和雨果的《悲惨世界》中看到。当时欧洲这些问题得不到执政者的重视，最终导致了很多暴力的工人运动。但是，对比日本、新加坡和韩国等亚洲经济体，他们在二战之后同样经历了经济高速发展过程，也遇到了很多社会问题，但是并没有出现像欧洲那样的暴力革命。其中原因固然很多，但是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在适当的时期，通过社会改革和社会制度建设，培养了一个庞大的中产阶层，化解了社会危机。

这也就告诉我们，社会改革要选择合适的时机。综合国内各种条件来看，我们现在的时机很好，一定不要错过这个战略机遇期，不要等到发生重大社会危机之后再改革。改革就是要“先发制人”，来防止社会矛盾激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