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范伯超将军(1910-2001)回忆录（附附录）

忘年天马

                 

范伯超将军(1910-2001)回忆录
                     
     

 

 

      天马前言：今年是先父范伯超先生100周年冥诞，现将其所遗回忆录陆续整理出来，以为永恒的纪念。回忆录本亲历、资政、存史之原则，先发一部分如后，以飨读者。如可，或将陆续跟进，供海峡两岸史志学者及家乡父老参考。
 
        一、家世及学业之基础
 
    前清宣统二年，即西历1910年，岁次庚戌。是年二月初二己时，我诞生于世居的四川省高县上乡德迈坝（现属今宜宾市筠连县巡司镇之德面村）之马头岩老房子。依宗谱，我是钟字辈，取名范钟宏，乳名木成。先祖父喜爱我，就常以此名呼唤我也。先严瑶祥公，先慈梁氏夫人德贞，育我兄弟姊妹五人。幼时，家设私塾，延师课读。斯时，家居农村，离筠连县城约30余华里，乡镇村落并无公立学校可入学，离家最近的县城筠连县，该城中只有三年制之小学一所，当我度过快乐的童年后，与堂兄钟良同入筠连小学就读。
    三年后，我自更名伯超，又同堂兄考入叙府（今宜宾）之叙属联合中学（今宜宾市一中前身）就读。越明年，转学入成都工科高级中学之四年制初中部化工科续学。在校三年之间，除学习制造肥皂、生发油及照相等技术外，在学科方面，我的数理化三科学年成绩，均列全班约卅名同学中第一名，每学年可减免学杂费约三十块大洋，由此减轻了不少我家庭的学费负担矣。中学毕业后，即考入四川大学之前身成都大学预理科就读。在校一年后的暑假，余在常去的成都少城公园图书馆阅读时，偶尔翻阅到上海出版的申报，在其广告栏中见有中央军校（即黄埔军校后身）招考第八期学生之新闻，回宿舍后遂与同班学友陈君伟略及邱君容聊天谈及中央军校招生之事，大家讨论后认为可以前往一试，但须取得家庭同意才行。陈君的家乡远在川东之涪陵县，我则远在近千里之外的川南，我两者都无问题，唯邱君须向时任新津县财务局长之父亲请示秉告后才能决定。两天后，邱君终被获准出川投考军校。我亦向我的张姓化学老师陈述将赴南京投考军校，不意他却主动赠我二十块大洋。两天后，邱君父亲特意为我们饯行。随后三人结伴而行，先乘汽车到重庆换民生公司的轮船出巫峡远赴金陵，前途如何皆置之度外。途径汉口下船游玩时，第一次看到一小飞机在天空飞翔，非常好奇，但不知是何人的飞机而已。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11-5-13 22:26:07编辑过]

雪江

在中学毕业那年，知道范老荣归故里，捐款修建学校、寺院等，一晃20年左右了。现在读着真实厚重的历史，有些感慨！

忘年天马

附录：
七律。故乡吟  范伯超
1999年

江山月色故乡明，梦绕魂牵计日行。
九秩还来寻故地，几番改革出新晴。
风光俯仰人才聚，往事奔来笔底萦。
更喜儿孙逢盛世，振兴华夏乐天成。

  九秩回眸     范伯超

          伯超民前一年（1910）二月初二生于蜀南筠连县巡司镇之德面村，少小离家，先后负笈就读于叙府（今宜宾市）、成都。当是时也，民国虽创而军阀割据，民不聊生。予遂萌投笔从戎、弃文就武之意。先是，入南京中央军校第九期学习陆军兵法与战术，后入笕桥中央航校第二期学习飞行技术与空战，并两度被考选赴意大利及德国进修空军飞行及轰炸诸技术。至抗战军兴，衔命回国出任空军作战部队队长多年，数度引领机群与日寇周旋于湘鄂楚天；后又创办任教于四川空军士校及云南空军官校，培育抗战精英。抗战后期，再受军事外交之培训与陪都重庆，旋即以空军武官之职驻节苏俄。任满归来，值国府还都金陵，予又奉调交通部民航局，主管民航安全事务，整饬民航法规。大陆变色来台，复任全台空军地对空空防及行政督察职务多年。限龄退役后，适逢台北市议会改制，予又以军方民代身份第二高票当选台北市首届议员。履职四年，属意各项市政设施之改善与创新，领衔提出多起事关民生福祉之议案，举凡台北市区多年水患之消弭，立体高架交通之改进，市民休闲场所之增设，老旧军眷村之改建以及环境保护之维系等，皆获政府察纳，并为传媒注目。大陆改革开放以来，暌违数十年之后，先后两度回大陆探亲祭祖，亲情乡情，感慨良多。而今予以九秩之身而入新纪，虽入垂暮之年，然往事回眸，弥足珍贵。当此千载一时，追忆数十载之往事，笔虽拙而情难抑，是以草成数十百言而意犹未尽，乃作九秩歌以咏之。歌曰：

忧乐皆四五，虚怀伴此生。立志酬家国，少小离家们。笕桥抒壮志，德意习空军。归来驱日寇，楚天领机群。川滇办航校，任教育精英。八年征战苦，不计历艰危。待到云开日，黎庶复安宁。外就武官职，内饬民航规。期许兴国计，华夏享太平。忽如天地变，隔海问乡亲。参政献良策，市政日日新。为民除水患，地铁贯东西。青年公园秀，眷宅乐更新。俯仰随天意，淡泊铸精诚。闲来书善字，夜雨听巴声。身寄千山外，胸怀万里情。耄耋思故土，旧雨与新人。往事成追忆，奔来笔底欣。更逢新市纪，放眼颂黄昏。人生何所憾，九秩诉心声。                                                                                                                                            辛己年九月

久久平安

拜读

不老不死

学习

浪在天涯

深有感慨，苦无感触！！学习中，以警励人生！！

星星的歌

QUOTE:

以下是引用忘年天马在2011-2-6 22:40:42的发言：

 占用了空间，表示歉意！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11-2-6 22:56:11编辑过]

欢迎随时来占用。

忘年天马

 

十一  重回空军大本营

       自接任空军高炮副司令后，即到三重埔的司令部报到。司令是辛文锐，副司令是谭鹏，参谋长是张尔耕。我对高射炮使用与操作是一窍不通，空军既不要我回空军部队及有关空军作战的单位去服务，却派我去学非所用、风马牛不相及的机关去工作，不仅感到困惑，且有些无奈。但转念一想，人生以服务为目的，何必在这些方面自寻烦恼，不懂的地方也要有困而学之的精神去克服，于是就平静下来，安之若素。所幸司令部的长官及部属均对我很好，我也虚心求教与他们合作，很快和他们打成一片和睦相处下来了。我主要执掌人事、军法方面的业务，营团长级军官新任职时，司令常派我去行布达式，偶有说某某军官思想有问题，尤其是说与共产党有嫌疑时，我就非常认真谨慎，不可因为一些蛛丝马迹或捕风捉影的现象随意制造冤案，不可以莫须有的罪名冤枉好人。即或过去有疑而今已改邪归正者，也既往不咎。故在我任内，并未发生此种无头公案。

      我在高炮部服务的几年，因工作少而清闲，则有空看书或找英德文的短篇文章来翻译，也曾派送我到阳明山的实践研究所，圆山高级班及石牌训练班等短训三两个月，但放假时就返回司令部办理我所管辖的事件，还考入国防大学第一期接受半年的训练。在这些训练机构学业结束或毕业时，蒋公常召见询问学习的心得。记得在国防大学毕业时接受蒋公召见，问及我的学习心得如何时，我就说：受训的军官阶级都不高，以后到部队时，其主管多是受日本的军事教育，于是就会产生不同的作战构作业，在此状况下很难收合作之效。似应多调高级军官参加受训，云云。他就用笔认真的记下来，从第二期起，就轮调高级军官受训，胡宗南将军就因调训而大发牢骚，说我们还要受什么训啊？

      民国三十八年秋，共军的势力侵入四川重庆，在成都还有一个高炮第三团，辛司令派我去成都安排该团空运台湾。成都空军指挥官是徐焕升，他当第八大队大队长时，我是第八大队第六中队长，关系自然十分密切，故空运第三团的事也很顺利的达成。第三团团长是郭俊武，我到成都后与他见面时明确告诉他，此次空运，武器和车辆，能带就运，不能带就放弃；但官兵与眷属则要全部空运台湾。该团空运台湾后，就安置在宜兰整训。我回台时，顺便将滞留大陆的我不满周岁的幼子力仁从其外婆家接回，使其母子团聚，便于抚养。

      民国四十二年间，我又奉调空军总司令部督察室任副督察长，吴顺民为督察长。每年由督察长率领视察团定期到空军所属各单位视察，考察各单位的行政及技术各方面的业务绩效。偶有督察长因受训不能率团前往，就由我代理督察长的职务，率团到空军各单位视察，一般由团员去业务单位考察，我则主持各种不同的座谈会及对主管的个别谈话，如飞行人员的座谈会，机械人员的座谈会等，向他们提出问题，征询空军工作的优劣及改进工作的意见等，不记录谁的发言，让大家畅所欲言，他们往往因此而兴奋异常，争先恐后发言，各抒己见。即使有的意见偏颇，我也会向他们作耐心的讲解释疑，收集的意见常达一两百条，好的不说，注重缺点如何改善，综合起来写成报告，呈送总司令鉴核。有一次我在报告的结论中我曾说道“视察结果士气不高”等语，据空军司令部办公室主任赵国标事后云：总司令把报告看后，虽批由各单位录办，但表情很不愉快，曾将报告丢在地板上。我则一笑了之。

      这次视察报告，虽没得总司令的嘉奖和谴责，却也采纳了我在报告中的一项建议并付诸实施。内容是请求提供一笔经费补助官兵子女读书的学杂费。那是我在嘉义视察时，对一机械士官的家庭访问而触发的。我见他他一家大小七八口人正在吃午饭，吃的却是空心菜，一点油水都没有，我就很惊异的问他，你为何这样刻苦？他立刻站起来愤怒地说：长官，我不愿儿女们象我这样。我不刻苦，他们的学杂费从哪里来啊？我听了十分感动。是啊，很多这样的人家都是随政府从大连逃难而来的，哪有能随身多带钱来台湾，公家发的粮饷仅够一家糊口，对子女多的人，往往因无力提供甚高的学杂费而造成学龄儿童失学。于是总部的主计署先提出五万元补助官兵子女的学杂费，还附加了在校成绩好的条件，五万元杯水车薪解决什么问题？后来只好不断增加金额来解决日益严重的子女读书负担问题。空军这样做，陆海军知道了也跟着来，其他文职机关也如法炮制。那时来台的官兵已有四五年光景，其子女已达学龄的很多，政府为他们解决了这一困难，真是功德无量。而王总司令首昌德政，可谓造福袍泽，令人敬佩。

      督察室是工作总的比较清闲，约任职一年就把我调任作战计划委员会委员，犹若高参这样的职位，名为战计委员，也是将级的官阶。在十多位委员中，现阶为上校的人也不少，也没参加过任何有关军事事务的研讨，也可以说是一个名不副实的养老机构。民国五十五年时，以上校限龄而把我退役，而很多人却一而再，再而三的延役，我却没这种运气。从此，我就永远告别空军，自民国二十年起，至民国五十五年止，期间三十五年的服务生涯中，尤其在从军的后期，自民国三十八年以来，都是以低阶校级的军阶服将阶的职务，从政方面的官阶则止于简任。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11-5-13 22:22:32编辑过]

夏林及

“引水抗旱”白皙肌肤巧护理秋天是属于女人的季节，各色裙装争相斗艳。然而靓装还需靓妆配，灼热的阳光、干燥的空气，无一不让你的肌肤经受着严峻的考验。你的肌肤还能够从容面对化妆品的挑剔吗?你是否正在为许多说不出的“肌肤症状”懊恼?比如，皮肤缺水干涩、晒伤晒黑，外加脸上那层光可鉴人的油脂……别急，下面给你提供了全套护肤方案，让你白嫩清爽过秋天。秋季补水15款面霜·秋季肌肤深层保湿15计·耐克NIKE护肤新品抢先看·人人称赞的国货护肤品·网友票选12款最佳美祛鱼尾纹 美白单品·帮你对抗职场高压护肤品NO1：巧补水程思是一个朝九晚五的OFFICE族，秋天坐在空调房里，肌肤就像是被放进烘干机中的苹果。一天下来，脸很干，细纹也越来越明显。不停地喝水也不顶用!症状特征：肌肤总是紧绷绷的，用指甲轻轻滑过就会出现白痕，偶尔还会有皮屑脱落。如不加以重视，使肌肤长时间处于饥渴状态，就会慢慢形成皱纹，甚至是严重的干裂。症结关键：肌肤直接暴露在空气中，室内空调的冷风、经常出汗……肌肤内的水分非常容易散失。护理方案：1准备一瓶矿泉水消去面部太田痣 ，2小时左右喷面一次，再擦上凝露类滋养品，随时补充一天流失的水分，滋润肌肤。2使用保湿面膜。保湿面膜是专为补充肌肤水分而设计的，可以随时随地轻松地缓解肌肤的干渴状态。出门前先用它补水，再涂防晒霜，即使在艳阳下，肌肤也依旧水嫩。3使用沐浴乳。沐浴可以为全身肌肤补充水分，使用沐浴乳既能为肌肤补充营养，又能促进水分的渗透，要选择那些带有保湿功能且不含皂基成分的沐浴乳。NO2：抗曝晒吴明明是一个保险业务员，天天在外面风吹雨淋晒太阳，再好的皮肤也会很快老化。如何快速去斑 她的皮肤经常会被太阳晒得又红又烫，还脱皮。症状特征：经过阳光曝晒后，皮肤发红、胀痛，鼻子等突出的部位变得油光光的，这是一种极轻微的日光烧伤。如果感到火辣辣的刺痛，那就是名副其实的晒伤了。症结关键：阳光是影响肌肤表现力的最大因素，如果你的肌肤经常毫无防范地长时间暴露在阳光下，那么它一定受伤了。对年轻的女性，即便暂时看不出有明显的皱纹，但在高倍数的显微镜下，却可以清晰地看到她们肌肤中结构蛋白、弹性蛋白和胶原蛋白的缺损。而当跨过30岁的门槛时，日积月累下来的肌肤问题就会迎来大爆发——毛孔突然放大，皱纹急速增加，斑点也会猛烈增长。第一页12下一页最后一页///,

忘年天马

 

十、从政服务篇

      中国的民用航空局，是抗战胜利后才成立的，第一任的局长是戴安国，副局长时左纪彰。组织机构则有安全处、业务处、秘书室及会计室等单位，直属交通部领导。安全处的业务，是主管民用航空器之安全及有关民航法规方面的事宜。我初到民航局时，是安全处的专员兼一科的科长，当时的处长是我同学赖逊岩，曾一起留学过意大利。不久我即升为简任六级的处长，是交通部的简任级文官。全局的主要干部有如科处长及重要职员，都是由空军各单位调来任命的，当我熟悉一般业务和情况后，即着手将有关各国的民航法规作为蓝本，结合我国的国情来编订出我国自己的民航法规，呈报核定后转发实施。此种工作说起来容易，然制定成法规以实施并非易事，实际上是非常艰巨的工作。

      中国的民航机载旅客飞行的业务，是由中央航空公司执行，其飞行员多是雇佣的美国人，他们常常忽视我国的法规，经常任性的违反我国的民航规定。记得在民国三十六年的圣诞节，上海的天气不好，能见度差——那时还没有发明现代的导航仪之类设施，一架雇佣美籍驾驶员的民航机，因不听警告勉强起飞在上海机场降落时导致机毁人亡的惨剧。为杜绝此类安全事故发生，有司民航安全职责的我就下令通知所有民航起降的机场航站，如有民航犯规的，即将人机扣留。由于各机场的站长多与我认识而密切配合，严格管制飞安的事宜，从此民航机犯规的事件大大减少，如遇民航机发生空难，则及时派员前往调查处理。如有一次，有我民航机飞香港发生空难，余即着处中田科长万杰一行前往调查处理。

      我在民航局任安全处长时，常有机会陪局长参加交通部俞大维部长主持的部务会报，有时则要我一个人去参加。俞是由兵工署长调任部长的，他的军工学识造诣很高，是否交通方面的业务和技术也是内行，我不敢妄加推断，但使我对他印象深刻的，却是我每次参加他主持的会报时，他总是默然听着各单位的汇报而不表意见或作指示就散会。我们的民航局也是每周有例行的会报，由局长主持，科长以上的人员参加。那时的民航局只管唯一的一个中央航空公司，故各单位的业务也很清闲，多以报告某单位一周有多少公文的进出及一些芝麻大小的事的请示，有如开出一张介绍买支票之类也算一件公文，以此来充作某单位的工作绩效，也实在荒唐滑稽。有一次提出这些来报告，暗讽安全处的无所事事，我立即生气的说：“安全处的公文，也许十天半月也难发出一件有关飞行安全方面的文书或颁发一件法规，这是事实；如以发出一张介绍买机票的纸条也算一件，则不知两者之间孰轻孰重？！”此语一出，那些自夸者无不瞠目结舌，从此也就没有这些无聊的“工作报告”了。

      中国民航的发展，抗战时期唯一一家官方的中央航空公司，也是军方拨出几架军用飞机改装而成的，飞机师差不多都是聘请外籍人员担任。飞机少而想买机票的人多，在这僧多粥少的情况下，真是一票难求，有办法的人都到民航局业务处申请一张买机票的纸条。其实那是坐飞机的安全系数很低，没有导航设备，航行与机场的起降全靠目测，受天气好坏的制约很大，故飞机失事常有所闻。李国鼎先生在英国留学返国时，曾与我有同舟共济之缘，他刚回国时，曾在我一空军高炮团主持机械维修的业务，后来离开空军在上海办《科学杂志》，曾来信约我投稿，我曾写了一篇如何利用音波飞行的稿件在他的杂志刊出，阐述的也许就是现代的导航观念，可回国后迄今还没和他谋面。

      民国卅七年（1948）间，国军失败，共军节节逼近长江，民航局就奉命迁往广州。而军情一天比一天紧急，更滋长了我重回空军大家庭服务的想法。于是我便飞往台北谒见空军总司令周至柔将军，请他把我调回空军，不久获准，即派到空军警卫第二旅任副旅长，而旅长是劳声寰将军，也是我在笕桥当学生时的队长，因有师生之谊，他很喜欢我。到任后不久就同他移防到金门担任金门防务。越二月，他奉调第四十五师师长，我则调任空军高射炮兵司令部任副司令。

吴律师

QUOTE:

以下是引用忘年天马在2011-2-6 22:40:42的发言：

 占用了空间，表示歉意！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11-2-6 22:56:11编辑过]

老师言重了。 老师能将此文发到本站，是本站的荣幸。希望能早日拜读余下章节，谢谢老师！

忘年天马

 占用了空间，表示歉意！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11-2-6 22:56:11编辑过]

忘年天马

 由于编辑错误才调整好。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11-2-6 22:55:20编辑过]

忘年天马

 感谢金线岭网站朋友们关注此帖！祝各位版主和网友新春佳节快乐，万事如意！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11-2-6 22:54:18编辑过]

忘年天马

 第十部分标题为：从政服务篇（待续）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11-2-6 22:53:03编辑过]

忘年天马

  

九、我的武官生涯

 

     也许因为我秉性使有些官员不快的缘故，在民国三十一年底，我被解除初级班主任的职务而调任航空委员会的随员，形同没有实际的职务的闲散人员，只是薪饷仍照支不误。俗话说：无官一身轻。在成都闲居的日子，我考取了军令部武官训练班接受训练，班地址设在重庆城边的菜园坝，受训的同学约三十余人。学员中仅海空军军官约六七人，其余都陆军的军官。除一般学科外，在语文方面，则分英法德语文三组，由专员教授。一般学科的教授，包括通信、国际情势、外交官礼仪及情报的搜集等知识。军令部执掌情报的第二厅厅、处长都来讲课，外交部官员也有来讲话的，唯语文训练是主科。

在武官培训期间，全体学员还参加了中央训练团党政训练班第三十一期受训毕业。武官训练班约半年毕业，毕业前一周，还组织全体学员到成都和贵阳参观。在重庆武官受训毕业后，等待分派到各国大使馆担任武官职务。学英美法语的同学自然都分到相应的国家去任职了，唯学德文的我，被派往俄国，但迟迟未能成行。屡次去俄国驻华使馆询问驻华大使罗申，总说“尚未来示。”直到等了三个多月才获得俄使馆的签证，其时已是民国三十四年的秋天了。我办好出国手续后，就从成都出发飞昆明，稍事准备就搭乘飞机取道印度前往莫斯科。

     从民国三十三年秋天起，为国服务的性质有很大变化，是派驻苏联空军副武官，接任前任副武官徐焕升的职务，所持的护照则是红色的外交官护照，这与一般官员的公务护照或普通的黑色封面护照不同，持有红色封面的外交官护照，无论到有无邦交的国家旅游或过境都可以收到不同一般的特殊礼遇。此次我出使苏联，正逢世界大战方殷之际，故所经国家及路程均极为审慎，多所考虑和取舍后，选定先从昆明飞印度的加尔各答，在该城停留一天，由驻印度外交机构人员导游，参观了市区及一大型动物园，然后坐火车到新德里，把所持中国银行支票在印度银行换成旅行支票及一些美钞。又深知战时的苏联日用品的匮乏，就在印度准备一些日用生活必需品。在印度的大都市都有我驻外机构，我有何需求，都能得到及时帮助。几天后离开德里转往拉合尔，这时我在云南前工作的航空初级班所招学生，已迁到该地接受初级飞行训练，然后送往美国进修。其班主任是陈嘉尚，曾是我笕桥受训时的教官，我们交情甚笃。适逢我同学刘志汉赴美经过该地，于是陈主任就陪我们一起到“克什米尔”山国旅游一次，过几天后又参观了初级班在国外训练的情况，后而转巴基斯坦的卡拉奇，住一夜即飞往伊拉克的首都巴格达，受到盟军的接待安排，于次日坐火车去伊朗首都德黑兰。那时的伊朗也是我们的邦交国，也有我驻外机构，但归我驻苏联大使馆的节制。驻德黑兰的武官是四川籍的黄子安，与我有乡谊之情，对我十分关照。我随他的导游与参观，对伊斯兰教国家风俗人情的了解获益良多。大约休息了两三天，就搭乘俄国的飞机飞往巴库过夜，于次日转机飞到俄京莫斯科，有我使馆及武官处的人来接机，送我到任所武官署。此次出国，虽然多次转接，但沿途均有我国和盟军的联络机构而未受到任何的阻碍和困难，由于机构与机构的通讯联络密切，因此这次出行还是十分顺利，值得庆幸。

     初到任所时的几天，先赴我大使馆拜会驻苏大使傅秉常老先生，及其他参事、秘书与馆员等，嗣后与武官郭德权、副武官邹宇光、语文军官张维新、高森及杜庆等朝夕相处，进而了解馆务及当时俄国的一般国情，以便从今以后执行武官的任务。此外，还抽时间拜访有邦交国家的武官。武官的任务是多方面的，除使馆同仁担负的一般任务外，还要负军事方面的情报搜集工作。换言之，武官的身份可以说就是“公开的间谍”，对驻在国的军情要时时了解掌握，如有疑惑不解的地方，则要请求参观或询问。有时对方也可能以军事秘密为由拒绝，尤其在共产党掌权的国家常不如人愿者十之八九。我在俄国两年任职时间，仅允许我参观了一个空军的训练机构，同他们的官兵会餐过一次。当然也应邀参观阅兵式和参加一些普通的军事活动时，常与各国的武官有所接触，在武官团中彼此交换情报亦有之。

初到共产党专制的俄国，所见所闻则多迥异于其他自由民主的国家，不免有些惊异。两三个月之后，欲离开莫斯科城郊到更远的地方旅游参观访问都受到限制，对方常以没有人身安全保障为由委婉谢绝，所有的外交人员如同居住在一个硕大的自由监狱里生活，使人感到苦闷。俄国克格勃保安人员对各国外交官多所监视，除住地有警卫人员看门，尤其发现有武官出门，立即会用电话告知附近的特工人员跟踪，试图将武官的一切生活纳入全方位监控之中。但有时也防不胜防，我们出行时，不论白天夜晚，总和他们玩斗法，捉迷藏的游戏而摆脱他们的跟踪监视。

     那时俄国民生也很贫困，尤以日用品和食品匮乏。以食品来说，虽说计口授粮，每户按人头都发一本不同颜色的口粮本，但规定只能买当天和明天的口粮，如所定日期的当天口粮不买，明天就自行作废，故每一家庭都无三日隔宿之粮。常在冰天雪地的寒冬深夜，看到民众排着长龙去购买口粮和日用品，油糖券虽载有少得可怜的数量，也常常因缺货而买不到。只是对我们使馆人员可在特供商店购买，且数量可不受限制，故有时送一些给在使馆服务的俄国人，他便会千恩万谢。个别的特供商店还有外国进口的舶来品出售，可谓应有尽有，专供外交人员和本地的大官要员选购，而普通民众则只能远远的站在旁边兴叹，根本不能进入。生为普通俄国人，哪能享受民权民主的生活。在工厂做工，如夹带一磅的奶油或一公斤面包一经发现，就要送往无薪给的劳改营作苦工，其处罚之严厉，由此可见一斑。最滑稽的是，当上级要来某工厂检查产品仓库时，该厂就会联络其他厂将物资混在一起充数以显示自己的业绩。这种蒙上欺下的行为，这在其他国家是很少见的。盖苏俄只重视军工企业的发展，却忽略了对民生的改善与日用品的需求，其贪污腐化的情形亦由此而滋长，也就不足为奇了。再以粮食生产来说，原沙皇俄国时，俄国号称欧洲粮仓，自列宁废帝制执政后，实行土地改革，强行没收农民土地改为集体农庄，不服从的就焚毁粮仓使农民就范。但秋收后，政府取的多，而农民得的少，致农民怠耕情绪产生，因而使粮食生产一年不如一年，产量日益减少。

      俄国与德国在未发生战争前有邦交关系，但俄国强行侵占波罗的海沿岸拉脱维亚、爱沙尼亚及立陶宛三国后，强迫集体移民荒凉的西伯利亚，只准携带一些随身衣物，对国内所谓有问题的人家，亦采取流放西伯利亚的办法。对工厂的工人一律不准罢工，否则最高可处死刑，甚至大批处死不留活口。当局常在工人中培养一些奸细充当告密者，有时为一二公斤白糖或数公斤面包而被收买，造成工人队伍分裂，无法有所造次的行动。所以当最初德国进攻俄国时，军民多表好感甚至投降欢迎德军。但希特勒的错误在于，德军所到之处，大肆虐杀无辜民众试图今后作殖民的妄想，遂使人民不堪德军的残酷杀戮而转向奋起反抗，而平常受过军事训练的人民一旦群起抵抗，德军的败局也就注定无疑了。

     俄国的币制常因通货的膨胀而改变。为图国家的强盛，不惜用重金奖励在科技上有突出成就，在战争中有战功的人士，他们须得一笔可观的财富，既不能买田买土置产，就只好将此意外的财富到特供商店去购买进口的高价商品，当然还有发国难财的暴发户也可以到此商店买东西。这样每到一次形成民间贫富悬殊的时候，就来一次币制改革，有如过去的旧台币换取新台币一样。人民也有收购美金等外币的嗜好，于是高价黑市的兑换就应运而生，外交机构如使馆的开支，则只能按低廉的官价来用，政府则可以得到可观的外汇。虽然如此，使馆的人员常以外币黑市兑换俄币来使用，政府虽有禁令，却禁而不止，无可奈何。

在欧战的晚期，我曾参加过两次阅兵典礼，一次在红场阅兵，爱森豪威尔以贵宾身份和史达林站在列宁墓上的阅兵台检阅各兵种的部队，外交团则站在阅兵台右侧观礼，可以很清楚的观察到他们清晰的眉目；另一次是郊外的阅兵，喷气式飞机结队飞过阅兵台上空，其速度相当的快，此亦是我初次看见喷气机的飞行。。

     欧战后期，德军不断败退，盟军节节胜利的消息传来，俄京晚间的上空也常常可以见到灿烂悦目的焰火，街头也有欢呼的群众。在欧战晚期值得一提的是战俘的归来，希特勒的军队惨败了，英美将德军集中营中的俄国战俘送到俄国黑海边的敖德萨交接，俄方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会，以迎接英雄是礼节欢迎自己同胞归来。可一转背将他们引到一个地方，立即将盟军送给他们的一切衣物悉数没收，继而以他们不爱国却投降敌人将他们送到很远的地方集中劳改。

我在莫斯科驻节期间，俄国曾邀请中的学者郭沫若和华罗庚先生访问，亦受到我们使馆的款待并导游位于郊区的前沙皇夏宫，不过夏宫已残破不堪了。华先生是世界知名的数学家，他曾明白的告诉我：“我讲的，他们不一定全懂。”我听后暗想，华先生是否有一些夸大？蒋经国先生来访时，我们也有机会参观了克里姆林宫，在其宫内的纪念馆中，曾看见有前清的国旗和一些掠去的中国古文物。在俄京的博物馆、教堂和其他名胜地也曾留下我们的足迹，在官方的寄卖商店，常有从德国抢掠来的物品，其中德国在高级照相机和名贵珠宝，常常成为外交男女人士最抢手在商品。

     又一个夏天，我同使馆的秘书谢子敦先生前往瑞典旅游。先从莫斯科坐火车到彼得堡游玩一天，然后改乘轮船经芬兰的赫尔辛基观光，再转瑞京斯德哥尔摩旅游一个礼拜，在该城有我国的武官俞伯森导游胜迹，所到之处都很清洁，早上上班的人员都井然有序的骑单车赶去，我们回来时也顺便买了些东西带回。在波罗的海的航行中，看到海上许多美丽的小岛，令人遐想向往，这是一次愉快的旅行。盛夏的莫斯科郊外风光甚美，武官处的同仁都在郊区租房度假，或在小河深处游泳，或见一些年轻漂亮的俄罗斯女郎赤身裸体躺在沙滩上晒太阳。俄国妙龄女郎身材健美而多情，外交团的年轻单身壮汉自然成为他们的猎物，公开的绯闻没有，但暗地里的绯闻却不少，食色性也，何足怪哉。

     不久郭武官德权先生奉调回国后，就由我代理其职务。当继任空军武官的强立文上校来俄京上任时，就由我以代理武官处的名义为他举行宴会，向他介绍武官处的人员。伙食是使馆的厨师办的，酒料用名酒伏特加，历两个多小时才尽欢而散。武官处的人员，两年之间，调出调入的人常有，如陆军副武官邹宇光已半年前奉调回国，语文军官张维新则调任伊朗作副武官。我亦于民国三十六年初奉调回国，行前向大使及馆员们辞行，也受他们饯行，我还专门向在俄京认识深交的华侨崔君道别，因在工作期间，常从他在空军任职的俄籍亲戚中获得不少有益的情报。我和一起回国的使馆一秘谢子敦夫妇离开莫斯科，乘十二天火车经西伯利亚到海参崴，车程既长，又逢俄境严冬，新西伯利亚的气温在摄氏零下三十多度，虽然窗外十分寒冷，但每到一大站时，也到车外月台上散步几分钟，趁此机会欣赏难得的冰天雪地冬景。过贝加尔湖时，还到一渔舟上品尝到了贝加尔湖鲜鱼的美味。在海参崴停留两三天，由领事馆的人伴游观光冰冻的港湾，然后改搭俄国的轮船经日本海抵达上海回国。取下行李搭火车回到南京，一些两三年不见的亲友到站欢迎我归来，使我感到无限的温暖。从此结束了难忘的外交官生涯，再次回到我的空军大家庭服务。

     回到南京，首先是向航委会报到，然后获得较长时间的休假。此间除拜访一些长官和友好及到各地旅游观光外，就是趁闲将在俄工作的一些重要事项和所见所闻写成报告呈送空军总部参考。南京对我来说，自西安事变平定不久即赴德国留学，直到抗战胜利后的次年才重返京华，可谓旧地重游，感慨良多。不久，余又奉调到交通部民用航空局服务，仍保留空军军籍。赴任前，有师生之谊的老长官王叔铭兄对我说：“我国与苏联的民航将来有密切的关系，此次派你到民航局去具有其重大的意义。”我想，这大概是今后从军转为从政的开始，于是我收集整理了一些民航方面的资料，也对将来如何工作做了初步的考虑，形成了腹案。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11-2-6 22:51:23编辑过]

鸿爪雪泥

拜读中.........

忘年天马

 

   八、抗战风云

      

     自德国留学回来上海登陆后，旋即搭火车去杭州，稍事休息一两天便携眷去南昌，不久又经湖南去宜昌驻地。在南昌时，一天上午，就看到一架日本飞机在南昌上空飞行侦察，只是没有投弹，可能只是侦察飞行。但不久在未闻空袭警报的情况下，南昌机场突然遭到日机轰炸。空袭后我们到现场观察，见地面各处都有尸体横卧，连树上都挂有血肉，真是令人触目惊心、惨不忍睹。在日机轰炸过后的乡村，到处一片萧条阴冷的景象，人们过着惶恐不安的日子，满腔报国之情不禁油然而生。

      那时在宜昌驻有我空军第十二中队，队长叫陈有超，专门训练射击士。他知我在宜昌，便邀请我协训受训人员，我亦欣然接受邀请，接连讲了几天课,把我在德国学到的射击知识传授给了他们。因不愿在宜昌久留，大约停留两三周后就启程去重庆转往成都定居下来。先奉命任凤凰山基地一个训练机构的教官，不久就派任空军第六队中尉本级队长，时间是民国二十七年的九月，是年十二月晋升上尉，驻防新津机场。中央航校第八期毕业的学生全部送到我队为见习官接受我的指导和训练。见习期满分发时，我选留王其、乌钺（1977年8月－1982年1月任台湾空军总司令）、刘善本（1946年6月26日国民党八大队上尉飞行参谋刘善本驾机起义到延安，解放后授少将军衔—天马注）人补充为我的队员，随即调防温江受俄国制造的轻型轰炸机训练，配属第六大队，两三月之后，又改调第八大队，移防太平寺机场，大队长是徐焕升（1963年7月－1967年7月任台湾空军总司令），编制中尚有第八及第十两个中队，飞行的飞机也是俄制高空轰炸机，每中队配属九架。

     自第六中队配属第八大队之后，即接受俄国顾问的短期训练，空地勤人员都要进行新机种的训练，认识新机的性能及其维护操作，这是民国二十七年五月的事了。那时日军已沿江攻占了宜昌沙市一带地区，中日双方在湖北境内发生大小不同的战役多起，驻川空军部队有协助陆军作战的任务，第六中队即加入轰炸驻宜昌日军的战斗。每次出发时，由大队长或副大队长担任领队机指挥官，其他队部队长的机队，常担任左右两翼的副指挥官。我的副队长是蒋少兵，分队长是张凤瑞、谭德鑫。每次出发时，担任我左边僚机的飞行员多半是副队长或分队长，右边的僚机多半选择刘善本、乌钺、王其三人中的一人担任，那时我的队员中尚有陈衣凡（1970年7月－1975年6月任台湾空军总司令）、他因一次飞行缺失而被调出。当宜昌机场被日本修复使用后，成了日本空军的前进基地。在最后一次出发轰炸宜昌前，徐大队长原决定是三架飞机组成指任指挥官，第六队有六架飞机组成两组做他的左右僚机分队，我则担任副指挥官。临近出发时不知何故，大队长不能领队出发，即令我代他率领八架飞机去宜昌轰炸日军据点。是日天气不大好，云层很低，我率领的八架飞机组成品字形出川东征。飞到南充一带时，上空仍是厚厚的云层，飞机难以上升，心中不免一阵焦虑。但绝不能回航，只有向前，绝不能退缩！幸好到达广安上空时，发现有一大云洞，我即率队盘旋而上，穿洞升到云层上空，当飞到万县、宜昌一带时，眼前已是碧空万里无云，而我们飞机飞行高度已达到六千公尺以上了。到达宜昌上空，可以清晰的寻找目标直至投下八架飞机所携炸弹。当我们胜利完成任务返航时，才发现空中有高低不同的高射炮炮弹爆炸的白点，好似日本鬼子为我们送行鸣放的礼炮一般。不意此时发现有红太阳标志的日本单翼飞机升空向我机群攻击，我即命令队形集结，由射击士用机抢向敌机射击，飞机亦加大马力升到七千公尺左右。战斗中击落日机一架，我方刘俊驾驶的一架飞机，因滑油管被敌机击坏而在返航途中迫降于梁山机场。此次飞行作战，前后达六个小时，而人机均安全降落。而我因此次轰炸宜昌作战中的出力而获得嘉奖，实乃人生一大快事也。

      那时我们的轰炸机有两种类型，即重轰炸与轻轰炸两种，而八大队是唯一的重轰炸机队，可飞到八九千公尺高，机上人员每次飞行时，须戴上氧气罩，还发给飞行员一点口服的西洋参，但我很少吃。在我这次领队飞行遭遇的敌机，是日本最新出厂的九六式机型，当我降落后，俄国顾围住我询问此次空战的情形，航空委员会的周至柔主任亦来电询问。我曾报告他，这是第一次发现的日本新式飞机，其性能甚佳。不几天，另一轻轰炸机的大队长郑长庚（也是我的同学），他率一队去宜昌执行任务，被敌机打掉了两三架，内中多是前广东来归的飞行员，为此事委员长很生气，下令把他关了好几天方才放出。

 

      自中日战争爆发后，俄国对我示好，曾派遣人员与飞机来援助中国。他用意虽善，但究其动机亦有其不善之处。在中日之间每次战役开始前，他们他不给我们飞机，总是在战役即将结束时才给我们飞机。在二次战役时，其上次送来的飞机早已陈旧或多损毁矣。自日本新式九六机出现后，由于其性能优异，我方战机与之对抗常处于下风被击落，从而失去了制空权。在很长一段时期，敌机在我领空为所欲为，耀武扬威，如入无人之境，而我方残留的俄国飞机，当遇空袭警报时，只好飞到机场边的林竹间隐蔽，待警报解除时，才敢飞回机场。直至1941年12月7日珍珠港事件爆发美国空军来华参战，局面才有所改观，中国飞行员始得扬眉吐气，而日本飞机的光环遂渐渐消退。

      当我国失去制空权不久，我即调任空军军士学校任教授科上尉科长。这时前托驻外使馆带回的有关书籍和笔记如《空中射击教范》、《轰炸学》、《轰炸队之组成与训练》及图表等也相继翻译出版，我就将这些出版的资料作为学校及队部教学的教材，为此我曾多次获得奖金。在士校的半年后，第一期学生毕业时，空军成立了第十一、第十二两个航空大队，以在校受驱逐与轰炸的学生为队员，我被任命为第十二大队的少校大队长，我的同学彭允南任副大队长，下辖四个中队，以陈御风、方朝俊、徐应鹏、衣复恩（ 山东济南人，曾任蒋介石专机机长，官至空军中将。—天马注）等四人分任第四十五、第四十六、第四十七、第四十八的中队长。衣复恩因飞委员长专机不常在部队工作，由其副队长谭德鑫代理中队长。邛崃是山清水秀的地方，历史上曾是司马相如与卓文君相恋之地，大队成立后，队址就设在邛崃机场。该机场颇大，在机场附近的河滩上设有投弹的靶场，训练飞行员及领航员。我的统御和训练，则仿效德国军队的严格军纪与精神。 一次日本驱逐机追击一架我方俄制轻型轰炸机时，日机射击的发光淡弹都可目睹，只见我机自山区向下俯冲，飞机后座上的射击士跳伞降落。。。。。我方飞机最终逃脱日机的追击，安全回到成都的基地。事后上级认为跳伞的射击士是临阵脱逃，应受军法的审判，重则可判死刑。于是我以目击者的身份作证说，日机见我机已向下俯冲，认为我机已被击中将机毁人亡，所以停止了追击，而射击士也以如是想而离机跳伞，不可以冤死作判云云，上面最后才不了了之。

      邛崃与新津都是川西重镇，也是哥老会盛行的地区，故地方士绅与地头蛇的实力坐大。我在邛新两地都有较长时间驻防，我总是一方面约束自己的官兵不要与他们发生纠葛，另一方面我又同他们交往联络，保持相当的友谊，盖因我也是四川人，同他们有乡谊之情，故总能沟通，和谐相处，从未发生过不愉快的事情。

      第十二大队在邛崃的训练很成功，只有有作战飞机的装备，学生都可以到战场一显身手。但在无制空权的情况下，可就英雄无用武之地，也真是遗憾之至。民国三十年初，我奉调空军官校初级班少校主任，官校代校长是王叔铭，教育处长及副处长是王卫民及金恩心。初级班地址在云南的祥云。在云南祥云训练第十五期学生，飞行组的正副组长是时光林与陈鸿福，飞行教官则全是先期航校毕业的学生，真可谓一代传授一代，以适应战时空军之急需。学科方面的教官，则由几个美籍顾问担任。当其时也，滇西战况十分紧急，日军有从越南进攻云南的军事行动，日机不时飞临祥云寻找目标攻击，一旦有空袭警报，初级教练机悉数飞往宾川的临时机场躲避。与此同时，加强对学生的步枪射击训练。滇西战况紧急时，初级班又奉命搬到昆明附近的泪沾益训练。两月之间，第十五期的飞行训练即告一段落。

      学员毕业后，我亦回成都短暂休假。不意在我办妥携眷去昆明的准备前两天，成都空军总指挥官毛邦初在其办公室当面告诉我不能携眷前往，令我感到十分困惑。我有些气愤地问他何故，他却含糊其辞，使人不得要领。在他旁边的参谋长张廷孟即向我说：“总指挥不要你带眷去，你就不要带去好了。”我听了仍是一头雾水，便向指挥部的某人事处长打听，他却说，你的职务有变动。我想前几天，王叔铭才来成都，我还陪他到处走走，他都没提到我有职务上的变动，一如往常见面一样。虽然如此，我还是打消了带携眷去昆明的念头而只身回到沾益。后来才了解到，是王教育长不满我回成都休假时，曾在昭通取回我被扣的奶粉两罐，竟请求航委会免我初级班主任职务并予议处。于是我写一信寄到重庆航委会主任周至柔处，力陈我携回奶粉经过详情。待我飞到昆明后，见到官校王教育长，他脸色阴沉的责备我不该擅自取去被扣的奶粉。我回答说，是因我成都初生的小儿因补母乳不足才跟昭通站长留有收据才去走奶粉的。可是被扣价值数千的从印度带的西药而被尤家（尤是王的内弟，也是官校的飞行教官）选取走却没人过问？他则假惺惺的大骂昭通站站长黄国聪该死，并马上电令黄站长来昆明。当黄来到昆明后，他却只字未提奶粉与药品的事，只是问及一般业务后就叫他回去了，绝口未提奶粉之事，反而在第二天请我吃饭，一如往昔的和祥。翌日，我即辞行飞返成都与家人团聚，一面休息，一面着手准备报考军令部的武官训练班。其时，已是民国三十一年深秋的事了。

 

     中国初有空军，被认为是新的兵种是不错的，官兵的叙级及支薪的高低与陆军有很大的不同，以薪饷来说要高出同级的两倍。想到空军服务的人才易于延揽，但空军初创之时，都是从陆军中调用补充成立的。为奠定新制度计，将现职人员的官阶一律降低两级改叙，即空军的少尉，相当于。陆军的上尉的官阶。既名为空军，当有空勤地勤人员混合组成，在薪饷方面，则是服空勤的则另加空勤津贴，即空勤加给，其加给又有高低之分，如本薪是百元，则加给为百分之五十即五十元，本薪三百，则加给为一百五十元。这样，官阶越高，则加给亦随之增多，如此以来，他日飞行士官，为报国而牺牲生命在所不惜，但生前的待遇则属可怜。空军第六中队，在民国二十七八年间是直属航空委员会，称之为独立中队。蒋公在重庆召开第一次空军军事会议，我是第六中队的队长而有幸参加这次会议。会议期间，我写了一个议案，建议“凡属服空勤的官士，不分官阶的大小，则空勤加给则一律。”此案经审查后提交大会讨论决定其取舍。当大会召开时，蒋公主持会议，由当时的高官黄秉衡提出报告，说加给的高低差额应依官阶的大小不同，飞行加给因阶级差别和服务年资的长短不同应享受不同的待遇给予。是时，我就离席提高声调说：报告委员长，飞行加给意旨，是鼓励能服空勤人员的给予，在战争中生死与共何分阶级之大小？自应采用一视同仁的待遇云云。委员长听后立即裁夺说：“今后服空勤的官兵，不分其阶级的大小，其加给的给予采一律的给予。”我聆听此决定暗自欢喜，心想其他大官儿们此时此刻，不知几人欢喜几人愁呢！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11-2-6 22:46:09编辑过]

忘年天马

 

      航空器虽发明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其制造的技术与成品的性能均属幼稚。欧战初期，航空器在作战用途，只能在飞机上用于投掷类似手榴弹的轻型武器，中期才发展到机与机间可互相对抗射击的阶段。以后由于战争的需要，各国莫不争先研发，致航空器的性能与制造突飞猛进，其马力亦有日益增大的趋势，发动机也由螺旋桨改为喷射机，飞机体型逐渐增大，配装双发动机、四具发动机的已经出现。战后民航机也应运而生，成为交通运输的宠儿。在以前，人们出行，特别是出国旅游，多依靠汽车、轮船，如到欧美游学或旅游，必须搭乘轮船前往，且绪进过20多天海上生活才能达到目的地。       我两次到欧洲留学，虽沿途可以观光览胜，但乘风破浪的颠簸生活，也极单调乏味。

      从上海搭船去欧洲的乘客很多，中国人中尤以留学生最盛，坐的多是经济舱。去德国人员中，除王、黄二君与我及一般去德留学的学生外，还有中央各部会去德进修或公干的人员，彼此结交为友，相处甚欢，如学成回国曾任民航总局局长的戴安国夫妇就与我们同船。邮轮的航线，几与上次出国时差不多。路经斯里兰卡岛的科伦坡港时，我们曾去唐朝高僧玄奘研习过佛学的地方参观。邮轮每到一著名港口停泊下人下货或补给燃料和饮水时，我们总是抽空去参观名胜古迹，了解风土人情。最后终于到达意大利的北部港口城市热亚那，同舟共渡的朋友们也就在此依依惜别，分道扬镳了。

      在意大利上岸后，我们三人坐火车穿越边界进入德国直达首都柏林，随即到我住德使馆报到。程夫放大使设宴招待我们。那时我驻德空军武官是胡维克，陆军武官是丰梯，就是在胡武官的家里，我初次认识了蒋纬国先生。初到几天，参观了柏林的博物馆和动物园，波茨坦的无愁宫及其他名胜，后来我进住在一个德国家庭中。他家有个老太太和一个30多岁的儿子，和他们在一起生活，还可学习德文。两天后，空军部通知我们入学，王君到侦察学校，黄君则到驱逐机部队去学习，我被分派到南部傲沽堡城郊名“策渐”的空军基地学习。那里有一个很大的机场和营房，受训的人员很多，都是调训的军官和军士，训练的科目是如何领航、射击和轰炸的学术。在训练领航技术时，在空中如何利用电波交叉以测定自己飞机的位置，与现代雷达技术相似。领航员的任务，就是在空中纠正飞行方向以达到飞行的目的地；学习轰炸技术，即用瞄准器测定目标投下炸弹。在射击训练方面，主要是用机枪来对抗或攻击敌机；飞行训练则注重利用夜点线灯灯光起降，当时是在机场跑道的两侧，每隔50公尺放置一盏马灯作为地面引导降落的参照物，而现代已改用电力灯光设备了。此种方法，在  我任飞行中队长时，曾在四川新津机场使用过。

      在策渐基地期间，我请求发给我轰炸与射击的的典范令书籍，校方不允许。经多次请求，允许借给我在行政组长的办公室阅读。每次去阅读时，组长就从他的保险柜中取出给我，阅后仍放保险柜中。典范令类的书籍，在各国的军事单位中，都视为密件而予以妥善保存。于是我就利用阅读的机会不停的抄录，后被组长发觉予以阻止。我就提出抗议说：“有关轰炸射击的书籍我国也有，其内容与你们的差不多，没有什么特别秘密之处，既然给我阅读，我择有兴趣的地方摘录一些有何不可？”这一招还真管用，以后他就在没有为难我了。就这样，差不多我把全书都抄录下来了。在训练轰炸时，有轰炸目标的靶场，其靶标是红白相间不同角度的造型物，其反光有利于在空中使用瞄准器时易于寻找目标。在射击靶场，其设施是在五十公尺外的木板上，贴有飞机缩小比例尺的飞行形图纸，靶标是电动的从前面通过时予以实弹射击。我利用星期假日，常去靶场仔细观察其设施，牢记在心以供日后回国后以为训练的蓝本。而在通讯方面的学术，则绝对阻止我参训。

      我在德国的军营生活，得到校方的细心关怀。我不仅一人单独住一间套房，还指定一名中尉军官照顾我，我与同营的军官都相处的很好，饮食起居都在一起。我常参加节庆时的晚会，乘坐他们的车到附近的城市去玩。记得有一天到慕尼黑去玩时，适逢意大利总理墨索里尼到德国访问，与希特勒同乘一辆敞篷车从慕尼黑大街上通过，沿街群众对他们鼓掌欢呼。另有一次，希特勒在纽伦堡举行盛大的阅兵式时，我应邀穿上我国的空军军服前往参观，与其他一些国家的军官坐在阅兵台的左侧方阶梯坐席上。阅兵典礼开始前，我看到希特勒从我右侧方很近的地方经过登上阅兵台，大约有几公尺的距离，因而很清楚的看到他的眉目表情。那次受检阅的部队除步炮兵外，还有坦克及其他机械化部队，其军容的浩大壮观，真是令人侧目。只是此次阅兵未见空军参加，令我疑惑不解。

      在德国受训的后阶段，日本发动了对我国的侵略战争，德国舆论几乎一边倒倾向日本。一天，校长突然叫我到他办公室去，他告诉我说：“你看到报上的消息了吧，这是国与国间的政治问题，对你来说是没有关系的，我将加强对你的训练。”我听后十分感动。在德国停留的约一年时间，我处处留心观察到德国人的做人处事之道，其务实精神令我至为感佩。受训结束返回柏林准备回国之前，我还去汉堡的一处专供军事用具的店里，买了一些航行用具和练习射击用的飞机靶图。离德前我特意将留学期间收集的资料和笔记本托使馆带回，以防处境时遭没收而功亏一篑。其时闻黄君已经回国，而王君因未有联络而不知其所在矣。民国二十六年的深秋季节，我便离开德国，前往巴黎游玩两天，在旅行社订好船位后，取道瑞士去意大利热那亚港口，登上意轮“康物白”号回国。船中乘客，多是学成归国的留学生，李国鼎就是其中之一。因中日战争愈来愈激烈，船上的中国人心情都很沉重，也不知将来如何是好，所以沿途很少上岸游玩观光。船到上海后，面无笑容的同船者匆匆告别，作为唯一回国的空军人员，也无人来码头接我，深感孤单寂寞。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11-1-1 18:04:19编辑过]

忘年天马

多谢心雨、浅色、东南风、老骥等朋友临帖赏读！希望能引起大家关注，让回忆录起到亲历、存史、资政的点滴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