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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任海勇 这几年,没少看到听到假文凭的事。最典型的有两类:一是广告条子满天飞,代做一切证件;二是不断地有报道说,某单位在审核员工的文凭的时候,发现多份文凭都是假文凭。更有猛料爆出,某大学一位副教授,居然是凭着假文凭混进了大学,还混上了副教授的职称。 看着这样的新闻,我们先是觉得这假文凭怎么这么有市场;如果只是个别人需要得话,怎么会有那么疯狂的代做假文凭的广告呢?这种想法只是一晃而过,更多地是让我们看到了假文凭背后的问题。 这就是买了假文凭的人,和获得真文凭的人,从工作能力上来看得话,是看不出问题来的。我至今看到的所有有关假文凭的报道中,还没有一件是单位觉得某人的能力明显不能胜任那份工作,结果一查那人的文凭原来是假的。我多想看到这样的报道呀,因为这说明读过书和没有读过书的人就是不一样;没有读过书,没有学过那个专业,就明显不能胜任那份工作。可惜,我没有等来这样的结果。 有人说,假文凭对那些十年寒窗苦读的人来说太不公平了,从社会公平的角度来呼吁严查真文凭。与此相呼应,一些人事部门和用工单位,也想了很多的防范方法,对文凭的真伪进行鉴别。这种鉴别本身,就让我觉得很耐人寻味。它透露出这样一个信息:从工作本身,不能区别出谁是读过书的,谁是没有读过书的。从能力上看不出区别,才需要用仪器去鉴别文凭的真假。这让我们恍然大悟,原来很多说是需要文凭的工作,其实没有文凭都能做呀,而且能做得很好。这更加剧了买卖文凭的风行。这也让我们反思大学教育:难道我们上大学,只是为了证明我读过大学了,而对专业知识的提高,和专业技能的训练,几乎没有或是完全没有作用吗? 我想起一件很可笑的事情。有个小偷,到一位局长家里去偷东西;偷完出来,被抓住了。小偷偷的东西让人们大吃一惊。小偷偷到的现金和财物虽不是局长家财富的全部,但仅看到的这些,就远远超出了那位局长的合法收入的范围了。结果那位局长成了反贪斗争的战利品。一个非法的行为,揭开了另外一个更大的非法的黑洞。假文凭的火爆又何尝不是这样呢?它让我们看到了真文凭的含金量太有限。 为什么我们经过十年寒窗考入大学,再加上大学四年的苦读,学的东西却没什么用或是用处不大呢?我们得找找教育体制、教育理念、教育方式、课程设置以及能力培养等多方面的问题了。 我看过一个纪实片《奔奔快跑》。奔奔有一位军人出身,参加过自卫反击战的的父亲。父亲对儿子的培养着重于残酷的体能训练。他让孩子练长跑,他骑着车子在后面跟着;他和儿子一起骑车子从四川到北京,甚至去西藏。几年下来,儿子明显地比同龄的孩子要沉稳得多,也大气得多。 还有著名的童话大王郑渊洁,他没有让儿子去接受大众教育,而是把儿子也培养成了一位写童话的高手。 这里当然不能不提无锡的丁俊晖了。他父亲很早就看出儿子在打台球方面的天赋,父亲倾其所有培养孩子在这方面的特长,儿子果然不负父望,豆蔻年华就显示出在这一领域的超人才气。 类似这样的报道还有很多很多。看到这些成功的例子,其他家长就会想:自己的孩子是不是在某方面也具有天赋和特长呢?现在的教育体制能在多大程度上把孩子的这种才情挖掘出来呢?三百六十行都有成功路,从事科研当然是一条路,还有从事演艺体育商业等多条路呢,现行的教育体制和教育理念,能让各种人才都脱颖而出吗? 有了这样的想法,人们也就开始了多种尝试。这段时间上海的“孟母堂”,苏州的“淑女堂”和杭州的“西点男校”等私塾,引起了社会的普遍关注。这些学校具体都在教些什么我们不是非常了解,仅从媒体来看,他们都有着和现在的大众教育很不一样的教育模式,也都受到了一定范围内的家长的认可。没有听说是学校硬把哪个孩子骗去的,望子成龙的父母们谁也不可能拿孩子的前途开玩笑。私塾的费用比大众学校要高得多,家长们愿意送孩子们去,孩子们也愿意去,这既说明了家长们对这种创新教育模式的认可,更说明了家长和孩子们对现行教育体制的不满和反感。这些私塾的去留问题本身并不值得我们讨论,采取行政的或法律的手段关掉私塾,对国家来说也是一件再容易不过的事情。但这些遍地开花的私塾,倒给国家的教育体制提了个醒,那就是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对我们的教育体制不满了。 近日我看到一条报道: 《人民日报》报道:近来,学生厌学、弃校出走、故意交白卷,消极抗议学校与考试的报道不绝于耳,学生厌倦学校和学习,让人忧虑。多年来,各级教育部门通过盘点升学率考核学校的教学成绩,而追求升学率导致学生厌学。一个视获得知识为痛苦的民族,前途亦将痛苦。 这种厌学就是对现行教育制度不满的最直接的反应。 还有一个统计数据能进一步地说明人们对现行教育体制的感觉。我在网上看到一篇报道: 近日,《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与某网站联合开展了一项调查(共有8777人参与),结果显示,34.7%的受访者在谈到自己的大学生活时,都觉得“后悔”。 之所以会“后悔”,调查显示,51.5%的人认为,自己在大学里“没学到什么有用的东西”。几年前,上海交通大学、清华大学博士生导师刘西拉教授,在两校大四年级成绩比较好的学生中进行的一次调查也发现,2/3的学生对大学前三年的课程“不满意”,觉得“没什么收获”。 一名汉语言专业的大三学生说:“所谓的专业其实并不专,公共课要求很多,而且这几年我花在英语上的时间占了一大半。我真不知道为什么古汉语专业对英语有这么高的要求。”他说起这些,还是觉得“很郁闷”。有意思的是,尽管调查中只有47.6%的人明确表示“不后悔”,但被问到“如果重新选择会怎样”时,60.1%的人都说,自己仍然会选择上大学。 还有一篇报道,可以看出我们那些不厌学的好学生的表现。 《文汇报》报道:在2006哈佛中美学生峰会上,为创造轻松活跃的气氛,组织者哈佛学生踢掉鞋子进入课堂,但这仍没有激起中国学生的踊跃发言,冷场之余,哈佛学生不得不说: “我求你们了,请举手。”这一幕再次折射出中国学生在与世界沟通时的胆怯。目前中国学生所接受的课堂教育方式,导致学生不能随意陈述生活中的真实感受,一切必须照课本标准回答,在机械“应试”教育模式中成长起来的学生,一旦遭遇开放的外部世界,内心的封闭难免使他们焦虑无助,穷于应对。 我们的教育值得思考的,还不仅仅是在文化知识的学习上,学生的文化品味和文化精神更对教育的成效提出了疑问。看看刚刚闭幕的上海图书博览会上的热销图书吧,最畅销的书是什么呢? 《东方早报》报道:去年有调查显示我国国民阅读率在持续走低,且功利性阅读占有绝大比例,教辅书、经管书等走势最佳。但近两年来上海市民阅读的非功利化趋势越发明显。在昨天闭幕的上海书展上,易中天的《品三国》令人意外的售出了14725册,受易中天作品带动,以往鲜有人问津的人文、艺术类图书今年普遍出现了令人意外的销量,读者对更具文化内涵图书的需求量明显增大。不过,也有专家指出,这也从另一方面反映出目前跟风阅读现象依然严重。不少人都是在易中天的影响下,赶潮流挑选图书。 读书不是自己需要某种知识,而是像时装和流行歌曲那样跟风,这是在求知识呢?还是在向别人炫耀自己的时尚呢? 与学生的厌学和浮躁心态对应得是,知名学府也在跟风。 《北京青年报》报道:复旦大学哲学系刚宣布要在今年9月开出沪上首个“国学班”,清华大学也“马上跟进”。今年10月,清华也将在上海开设面向企业家的“国学班”。两大名校直接在上海开始了生源之争。在学费上,清华的“国学班”为每人2万6千元,复旦为3万8千元。针对企业家招生的炫耀式“国学教育”,将把国学变成有钱人才能尝鲜的文化玩偶。 社会上的浮躁风终于刮进了一向被称为象牙塔的校园,学校、教师和学生都在这场风暴中摇摆起来。怎么才能让校园重新安静下来? 说了很多,也说了很少。我想起那句“不经历风雨怎能见彩虹”的话,我期待着校园上空那风雨过后的彩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