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韩：小崔考察转基因哪里出了问题？

花间一壶酒

2014-03-04 22:06:18

　　【克韩/文】3月1日，崔永元先生公布了自费100万元拍摄的赴美考察转基因纪录片，片长68分钟28秒。

　　在讨论这部纪录片之前，为了避免现在中文网络江湖盛行的动机论，我先要说明：我和崔永元老师没有个人恩怨，相反，对他的主持功力和以前取得的成绩都非常钦佩。我们也至少有一名共同的好朋友，《读库》的出版人张立宪。我也不是方舟子信徒，相反，对方在很多问题上的做法并不赞同。

　　这里，只就事论事。还要说明的是，该纪录片在科学上的具体问题和争议，限于学科背景，我想我也没资格谈论。我只想就个人的新闻学专业背景说一说，从新闻专业的眼光看过去，小崔在哪些方面还可以做得更好。　

　　采访对象的选择问题。片中，反转基因态度比较明显的第一个受访者，是西华盛顿大学女科学家Nancy Swanson。按照崔永元旁述，“她是一名曾就职于美国海军的科学家（说句题外话，隐约觉得小崔比较迷信军方背景的科学家，因为片中还特意提及另外一位受访者曾经的军方背景），在美国拥有五个专利”。

　　作为观众，看到这里第一反应就是：她在美国海军担任什么职务？和转基因研究有什么关系？如果她的学科背景和转基因毫无关联，别说在美国海军担任职务，就算在三角洲特种部队又如何？丝毫不会提高她的可信度啊？要知道，在科学分工日益细密的今天，就算是一个货真价实的科学家，一旦跨学科跨大发了，就基本等于是个文盲啊。

　　问题在于，普通观众不会想那么多。小崔这种介绍，会让普通观众断定“这是一个可信的科学家”。作为一个新闻系毕业生，我不得不认为小崔在这里试图作出的暗示，是相当糟糕的专业态度。再比如，五个专利又与她的转基因研究有何关联？如果没有关联，那这个背景介绍除了糟糕的暗示，还有什么意义？

　　好在搜索引擎发达，我google了Nancy Swanson，所以可以把有关她的身份背景介绍帖在这里：http://www.examiner.com/gmo-in-seattle/nancy-swanson

　　Dr Nancy Swanson graduated from Western Washington University with a B.S. degree in physics and math in 1986. She received her Ph.D. in physics from The Florida State University. She then worked as a staff scientist for the United States Navy. Upon returning to Washington, Nancy taught physics at WWU. She holds five U.S. patents. She is the author of over 30 scientific publications and two books on women in science. She is currently retired and grows flowers.

　　原来，Nancy Swanson女士从来没有和生物学或转基因发生过任何学科关联。她在西华盛顿大学毕业时的专业是物理和数学，博士是佛罗里达州立大学的物理学科，在西华盛顿大学退休前教的也是物理，连出版的专著也和生物学无关，而是有关“科学界的女性”。可以说这段背景介绍中，唯一和生物有点关联的是最后一句话：“她目前退休了，在家养花。”

　　那么，背景介绍中提到的五项专利呢？拜搜索引擎所赐，我们也能轻松查到南希女士的专利：http://www.abacus-ent.com/patents.html。她确实有五项专利，但严格说来其中三项是与B.D. Billard共有。从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这五项专利大部分和她的物理研究有关，而和生物、转基因一毛钱关系都没有。也就是说她“在美国拥有五个专利”，是毫无意义、充满误导的可信度介绍。

　　事实上，崔永元的片中有不少这样看似科学、但实际上不能增加任何可信度的数字。比如片子一开始，崔永元就说自己“从12月8日到12月18日，走访了美国洛杉矶、圣地亚哥、芝加哥、斯普林菲尔德、西雅图、戴维斯6个地区，进行了将近30场的访谈。”

　　学过新闻的都知道：访问次数再多，也不能说明你采访到的信息是正确的，因为你可能选择了错误的采访对象，或者观点不具有普遍意义。但对于普通观众来说，从中接到的隐含信息是明显的，这有助于崔永元达到自己的传播目的。然而，这似乎并非专业的新闻做法。　

　　二

　　崔永元纪录片更大的问题是逻辑错误。比如Nancy Swanson的一切推论，都建立在相关性上：草甘膦的广泛使用，和很多疾病的得病率上升有0.90以上的正相关。问题在于，相关性不等于因果关系，其实这一点Nancy Swanson自己在片中也说到过一句，但小崔似乎根本没有在意，很多被他迷惑的观众也没有注意，并被传销洗脑般地接受了“转基因的使用，导致了这些疾病得病率上升”的观点。

　　所谓相关性，就是A发生的时候B也在发生，但相关性并不等于因果性，也就是说，证明不了“A就是导致B发生的元凶”。这个逻辑谬误古已有之，有个拉丁短语就是专门形容它的：cum hoc ergo propter hoc（翻译成英文就是with this, therefore because of this，和它一起发生，因此就是它的原因）。

　　当A发生的时候B也发生，在因果关系上一共可能出现五种情况：1、A导致了B；2、B导致了A；3、一个我们不知道的C导致了A也导致了B；4、A和B互为因果；5、A和B同时发生纯属巧合。

　　举个常见的例子：有统计数据显示，冰淇淋的销量和溺死事故数量正相关，这是否能说明冰淇淋导致了溺死事故？显然不能，这只是因为冰淇淋在夏天销量会增加，而夏天也是溺死事故增加的时刻。

　　再举个例子：统计数据显示，从1950年代开始，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在增加，与此同时美国的肥胖率数字也在显著增加。你能否从中推出“是大气二氧化碳的增加，导致了肥胖率的增加”？显然也不能，这两件事情正好在一起发生，但并没有因果关联。

　　我不知道现在在大学新闻系里，逻辑是不是必修课，但新闻从业者都该学习下形式逻辑的基本常识。在此片中，类似这样谬误的逻辑暗示还存在很多。比如，崔永元努力要证明转基因“不是毫无争议”，这确实是国内支持转基因的论述者说话说得太满，地球上人那么多，相信什么的都有，怎么可能会“毫无争议”？在美国，肯定现在还有相信地球是宇宙中心的呢。

　　但小崔没有想的是，证明了转基因并非“毫无争议”，并不等于反过来证明了“这些争议都有道理”，这个逻辑跳跃太危险了。如果我们在美国采访到了认为“地心说”有理的人，那能证明我们对宇宙的现有认知体系都错了吗？

　　实际上，美国大使馆安排接受他采访的马廷娜•麦格劳林教授已经说得很清楚了：科学家中Vast majority（绝大多数）都认为转基因产品如果不是比普通产品更安全，也至少是一样安全。马廷娜在提到争议时，用了Very few这个数量级。在英文中，few就已经是非常少了，very few的数量级可想而知。而且马廷娜说，就算这些very few的人提出的证据，也没有被科学界所接受。

　　同样，没有人肯喝草甘膦原液，同样推不出“转基因食品不安全”的逻辑结论。这种没有根据的暗示，不太合适。　　

　　三

　　新闻学是杂学，要学习的不仅有逻辑常识，还有很多心理学常识，尤其是社会心理学常识。在心理学上，有所谓的“选择性注意”。典型的例子是，当你是一名孕妇时，你会发现大街上的孕妇好像变多了。实际上孕妇的数量当然不会真的增多，只是你以前忽略了，没那么注意，现在因为自己怀孕了，更注意了，所以就“注意到的”孕妇更多了。

　　因此，在采访的时候，你就要格外注意自己的个人偏见，提醒自己不要被偏见带到沟里去。比如，崔永元在片子最后大咬一口私人农场的有机西红柿，说“这就是我八岁时吃的那个西红柿的味”。

　　这种总觉得“过去的黄金岁月比现在好”的文艺小清新范儿，碰到的最具体问题是：你确定这些年在中国吃到的西红柿都是转基因的西红柿？你确定你的心理暗示没有影响你的口味感觉？这种时候，你就觉得双盲实验（至少事先不告诉小崔，他吃的是不是非转西红柿）实有必要了。

　　对社会统计学的常识，小崔似乎也不是很清楚。比如，如何进行科学的抽样？是的，新闻采访经常是抓人就采。但现在你面对的是一个科学问题，你至少要注意采访对象的科学选择。比如，那些逛有机超市的人，本来就比较在意所谓的“纯天然”等因素，在这堆同质性较高的人群里提问，是无法得到具有普遍代表意义的答案的。

　　1948年美国总统选举，盖洛普民意测验出了有史以来最丢脸的一个错：他们预测杜威会当选总统，而不是杜鲁门，实际选举结果正好相反。盖洛普在检讨自己的错误时，发现了问题所在：由于他们采取了电话抽样调查，而有电话的人群在当时是比较富裕的家庭，他们是比较倾向于选择杜威的，问题是比较富裕的家庭不能代表更广泛的民意。小崔的采访，让我时时想起盖洛普当年的错误。

　　在具体的采访中，崔永元还有不自觉的提问诱导。从人际交往的心理学来说，采访对象通常会下意识地迎合你，说出在他心理许可范围内最能满足你的答案。当你在街头问小贩“你这桔子酸不酸啊？”，小贩就会察言观色，看你是喜欢酸的还是甜的，来作出相应的回答。采访对象对采访者的迎合虽然没有那么夸张，但一般人在交谈中，还是会本能地避免触怒对方，或作出不利于自己的谈话选择。

　　所以，当你去一个超市询问“你们这里有没有转基因大豆”时，对方会下意识想“听上去转基因不是一个好东西，最好说没有，反正也不是法庭作证”。还有，向普通民众提问时采用佶屈聱牙的专业缩写词，也是忌讳的。你问美国普通民众GMO，很多美国民众可能根本拿不知道GMO是什么，再一听是“基因工程”。好吧，“听上去好复杂，是不是不是啥好东西？安全起见最好我还是不要了，反正我也不懂”。

　　在一些关键问题上，崔永元没有尽责地深入提问。比如在4分40秒左右，有一个女性说自己在得病后，只买有机食品。作为一个尽职的记者，小崔应该立即追问：“医生说了你的病和你以前吃转基因食品是否有关？哪位医生说的？有没有具体的证据？现在不吃了之后，病情有没有见好？”但小崔没问，而是用了一个意味深长的黑场过度到下一个场景了。

　　对纪录片中的一些细节，也缺乏事实核证。比如，里面有一个老太太提到，她吃了一个月的有机食品，肿瘤居！然！就！消！失！了！非常之事，需要非常的证据。像这种明显违背现代医学常识的事例，崔永元有没有跟进事实核查？如果有的话，应该公布以解现代医学之惑。同样，所谓吃转基因饲料的猪的胆囊颜色，要比食用非转基因饲料的黑。这个镜头一闪而过，实验相关细节是什么？怎么对比的？都没交代。

　　纪录片还有一些细节差错，比如翻译问题。反转组织“Moms Across America”在片中被译名为“妈妈纵横美国”，颇有杀气。其实这里的Across只是“横跨全美”的意思，翻成“全美妈妈”就可以了。当然，这些都是小节，此片最大的问题并不在于此。

　　总而言之，在我看来，崔永元没有能成功证明转基因的“危害”。他只是证明了一个聪明人在采用了错误的方法论后，能够在谬误的道路上走多远。他只是证明了当你的目标是北方，你向南出发能走多远。(来源：财经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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