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毛林关系的前因后果(11)

采菊东篱下

十五

毛林二人最后一次见面是在五一节的天*安*门城楼上，据说林副主席身体不适，原本不打算出席，是总理再三劝驾才勉强赶来的。他坐在了主席的对面，但主席却旁若无人地与别人谈话，林副主席就在几分钟后不辞而别。由于摄影师来不及为二人拍摄合影而受到了总理严厉的斥责，这在为人谦和的总理身上实属少见。有人据此便说林副主席是在公开场合发泄对主席的不满，这实在有些牵强附会。毛主席倒是在1966年国庆节主动在天*安*门城楼上与刘少奇攀谈了十多分钟，结果又如何呢？也许是林副主席也下定了决心，打一场局部战争，如果把问题限制在与张春桥的争执上，民心或许会站在自己一边，而象刘少奇那样装熊的话只会自取其辱。

虽然主席通过改组军委办事组、改组北京军区、批陈整风等手段发动了强大攻势，也就是所谓的掺沙子、挖墙角、搬石头，但林副主席仍然不为所动，阵脚未乱。主席为了打破僵局，再次离京南下，到处找当地的军政大员谈话，公布与林副主席之间的分歧，并不断上纲上线，显然还是为了敲山震虎。果然，林副主席在各地的老部下不断通过各种渠道将消息送到北戴河，林副主席久经沙场，当然明白兵法讲究虚实的道理，仍然从容应对，以不变应万变。但是叶群和林立果毕竟缺乏实际斗争经验，以为马上就要大祸临头而匆忙采取行动，结果导致了纯属意外的九一三事件。

主席在江南发现了某些“异常”现象而决定采取提前回京的断然措施，目前看来他的担忧纯属小题大做。当地方诸侯亲耳听到了主席带有明显倾向性的训话以后，为了表明立场，说一些对林副主席不利的话本不值得大惊小怪。但是这种恶性循环却十分可怕，势必会造成三人成虎的假象，严重影响了毛主席对形势的判断。目前的史书中说林副主席在9月初下达了武装政变的手令，林立果不但预谋在南线暗杀主席，还要在北线对总理、诸帅以及江清、张春桥、姚文元等人下手。把林副主席父子完全说成了穷凶极恶之徒，可惜这种说法本身的漏洞实在太多，根本不合情理。

十六

我们可以用反证法的方式进行推论：第一，为了落实政变计划，必须确保在南北两线同时动手并一举成功，时机很难掌握。再说，即使抛开江清等人不谈，总理和各位老帅平时并不在一起，目标太多，决非林立果指挥几个“教导队”就能完成的。况且当时老帅们并不得志，他们为什么都上了名单而某些掌握实权的人却不在其中呢？这倒很有事后为林副主席树敌的嫌疑。第二，黄吴李丘等人根本就没有任何异常反应，林副主席要搞政变，即使突袭得手也要掌控总参以及广播电台等要害部门，怎么会不考虑他们呢（要么拉拢，要么除掉）。就算象某些人说的那样要劫持他们去广州另立中央，为什么不提前打发他们当中的1-2人先去呢？这大概不会引起什么人的怀疑吧。第三，搞政变不能只靠空军中的几个人就能完成吧？林副主席究竟动员了哪几个军区司令、军长、师长呢？如果好几年都查无实据，那就只能认定那场政变完全是子虚乌有。第四，林副主席既然要搞政变，首先自己要确保暂时的安全，他至少应该到一个可靠的军部去，而不应该继续留在北戴河。第五，即使政变成功，林副主席怎么对部下解释他的弑君行为，总不能说主席、总理以及诸老帅同时都出了意外吧？反对毛主席者全党共诸之可是他的名言啊！

有人在林副主席身上找不出原因，便喜欢在林立果身上做文章，但他的问题充其量也就是纸上谈兵。很可能是他年轻气盛，说了一些大不敬的话，生怕主席回京之后会治他的罪而已。至于那天晚上飞机到了蒙古坠毁，由于当时中国与苏联、蒙古并不是交战国，《中苏友好互助条约》尚在有效期内，所以不能给林副主席定叛国的罪名。人要活命无可厚非，尤其是考虑到要为家族留下根，况且林副主席当时对飞机的航向也未必知情，据林立衡同志说他是在服用安眠药不久受了叶群及林立果的挟持。也许他们事先曾经考虑过万不得已的情况应该怎么办？但是叶群却没有掌握好时机，飞机并未做好充足准备就强行起飞。另外还有一个说法也很荒唐，有人说林副主席一家死于暗杀。其实，这种事情很难绝对保密。即使主席真动了杀机，但他也指挥不动部队把枪口对准林副主席，因为执行人当然要考虑后果。同样，林副主席如果要对主席动粗的话，也指挥不动一兵一卒。况且，毛林都是伟大的军事家，他们一生经历阵仗无数，但从未用过暗杀手段。有人还把责任归咎总理，其实毛林交恶对他有利，他对刘少奇那样的落水狗都不愿再打，何况是军界巨头林副主席呢。所以这件事情用意外来解释最为妥当，但其后果却对中国历史的进程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首先，使毛主席的威望一落千丈，客观上宣告了文*革理论与实践的破产，并极大地破坏了毛泽东思想完整性，严重动摇了中国人民的信念。其次，使主席失去了对政局的绝对制约力量，并严重地打击了主席的自信，削弱了毛泽东思想的群众基础，致使教条主义打着马列主义的旗号得以死灰复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