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社保案事发数月,浙江金华再爆社保大案。挪用社保基金数额十分巨大,可能达数亿元,挪用资金由金信信托(现浙商证券)进入股市。目前,由浙江省纪委牵头组成的专案小组已介入进行调查,金华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局长黄根寿正在被要求“协助调查”。(11月27日《成都商报》) 社保大案频发,无疑给资金监管敲响警钟,也促使我们思考人民的钱应当如何管理的问题。在关于上海社保案的反思中,人们已经清楚社保资金管理的“泛行政化”制度设计。社保资金管理部门半官方,半市场的游离身份使得其缺乏法人资产和独立的经济利益约束,不能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规范有序的资金审计、信息披露和风险防范都显得那么苍白无力。从某种程度上说,包括前几年社保被挪用的案件之内,打破“泛行政化”设计局限,设立独立运作的社保资金管理机构,是修补社保制度漏洞的当务之急。 不论何种社会制度,只要是文明的,对国民生命的保障都应是国家和政府的基本责任。西方“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保障制度尽管给西方国家带来沉重的成本负担,但它们仍在不断地寻求多元的社会保障操作模式,以确保政府和国家的权威不在福利无能中崩溃。反观我们国家,尽管几乎所有人都认同政府不容忽视的责任,政府自身也认识到这一点,但这种责任缺乏可靠性,基于此种责任的保障行为也是缺乏效率和质量的。政府在保障中不是无能,而是无信,它不遵守与人民的契约,发挥的是名不副实的公共职能,使得“人民主体”这一社会主义信条晦暗失色。 稍微观察即可发现,养命钱实际已沦为一个充满悲情味道的“中国式词语”,国民待遇成了悲情待遇。在一些地方,为了这笔养命钱,百姓要求爹爹告奶奶,要放下公民身份低声下气地向被自己授权的服务者讨要生存权利,要把本有权利得到的生存保障当作恩赐之物,而政府部门则坦然地将公家的钱挪作私用,以“保值增值”的名义大干非法勾当。正常的权利被如此不正常地实现,颠倒的权力逻辑就这样裹挟了公民,使得无数人在逆来顺受中养成了令一些政府可喜的“善良朴实”的国民性格。 对于一些地方私挪“养命钱”的行为,没有任何力量可以要求人民忍气吞声。对此,我们有理由问一句,国民待遇不是悲情待遇,因维护人民利益才具存在价值的政府部门怎么能动用人民的“养命钱”而不征求人民同意?如果我们再联想到其他政府行为,这种理论上重视人民实际上无视人民的状况真的很令人担忧。 编辑:漆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