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者的风骨

过眼烟云

隐者的风骨

   

     中国的文化史上，较早谈到“风骨”，当属１５００年前南梁的刘勰。他在《文心雕龙》里，专列“风骨”篇，释“风骨”曰：“怊怅述情，必始乎风，沉吟铺词，莫先于骨。故辞之待骨，如体之树骸；情之含风，犹形之包气。结言端直，则文骨成焉；意气骏爽，则文风生焉。”意思是说端直的言辞结合骏爽的意气，才能形成格调劲健、艺术感染力强的“风骨”。后历代文坛巨子、史学巨匠对“风骨”一词多有诠释，但不外乎三种：一是做人的气节；二是做事的风范；三是为文的风貌。三者涉及的主体虽有不同，但都从不同的侧面和角度讲做人处事为文的人文品质和精神特质，是一种超越物质层面具有特定美学价值的东西。

    偶遇主动辞去公职一朋友，酒兴酣畅，淋漓尽致，超然物我，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我借着酒兴问之：“兄弟如此超脱，您看天下之人可分几类？”他曰：“天下之人大致可分五类”。一类是“思想家”。他们用思想的光芒，穿透了历史的天空，规范着人们行为和灵魂的价值取向，他们思想的光芒无处不在，无论战争与和平，繁荣与荒芜。二类是政治家、军事家和革命家。他们用强有力的政治手段、思想手段、军事手段、经济手段、文化手段和特有的革命手段，改变社会活动的轨迹，规范人类的行为，推动着社会进步。三类是科学文化艺术家和思想文化传播者。他们用自己的行为实践和科学文化创造，传承历史文化文明，无声胜有声的推动着社会的发展。四类是实业家。他们用自己思想和行为的实践，推动科学、文化和经济支柱产业的发展，没有他们坚实有力的实践和创造，社会就缺乏了前进的经济基础。五类是云云众生。在社会中占的比例最大，处于社会的中下层，他们的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都放在了生存，可以说是为生存而生存，他们又以极其平实的姿态体现意志的坚强和生活的韧性，是社会实践的主体和社会存在的基石与土壤。以上五类人群缺一不可，构成了整个社会其为稳固的机制和体系。还有一类人，他们有可能曾经是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或社会实践活动家，却隐居于闹市，或遁迹于山林，或啸傲于江湖，远离红尘俗事，潜修人魂心灵。这类人即所谓的“隐士”。

    当年梁漱溟先生读了《中国隐士与中国文化》初版后曰：隐士——中国文化第十四个特点。范晔《后汉书·逸民列传》将隐士分为六种。蒋星煜先生在《中国隐士名称的研究》中列出：隐士、高士、处士、逸士、幽人、高人、处人、逸民、遗民、隐者、隐君子十一种。蒋先生从政治生活、经济生活、社会生活、精神生活四个方面，把十六种称谓的隐士分为：真实的，虚伪的；有业的，无业的；孤僻的，交游的；养性的，求知的。这八种隐士，历史上都有过。

    纵观历代高隐之士，他们有三个方面显著的精神品质，也可称之为“风骨”的东西，令人感动。

    首先，超然物我，纵横恣肆，崇尚心灵的自由与旷达。

    这种精神品格在庄子身上体现得最为明显。

    庄子（约前369年—前286年）是春秋战国时代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道家学派的代表人物，老子哲学思想的继承者和发展者，先秦庄子学派的创始人，其学说思想涵盖着当时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后世将他与老子并称为“老庄”，他们的哲学为“老庄哲学”，可惜司马迁的《史记》只用了寥寥几行文字加以记述。

他的思想，他的哲学，他的情感，我们只能靠他的作品来加以揣摩和怀想。

    庄子生活在战国时期，与梁惠王、齐宣王同时，比孟轲的年龄略小，曾做过漆园小吏，生活很穷困，却不接受楚威王的重金聘请，在道德上是一位非常廉洁、质直，有相当棱角和锋芒的人。虽然他一生淡泊名利，主张修身养性、清静无为，在他的内心深处则充满着对当时世态的悲愤与绝望，从他哲学有着退隐、不争、率性的表象上，可以看出庄子是一个对现实世界有着强烈爱恨的人。因为世道污浊，他才退隐；因为有黄雀在后的经历，才与世无争；因为人生有太多不自由，才强调率性；因为爱得热烈，才恨得彻底。他认为做官戕害人的自然本性，不如在贫贱生活中自得其乐，其实就是对现实情形过于黑暗污浊的一种强烈的自觉与醒悟。所以，才以率性而凸显其人格魅力。

    庄子主张精神上逍遥自在，在形体上，他也试图达到一种不需要依赖外力而能成就的一种逍遥自在境界；庄子主张宇宙中万事万物平等，人融万物，与宇宙相终始；庄子提倡护养生命的主宰，人的精神是要顺从自然法则，安时而处顺；庄子要求重视内在德性的修养，德性充足，生命自然流注出一种自足精神的力量。庄子物我两忘、“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决定他对生死的通达和对生命意义的通透。他认为道给了我们形貌，天给予我们形体，他以人的完整生命为起点思考人应当度过一个怎样的生活旅程。他超越了任何知识体系和意识形态的限制，站在天道的环中和人生边上来反思人生，他的哲学是一种生命的哲学。因而，他的思考也具有终极的意义。庄子的“道”是天道，是效法自然的“道”，而不是人为的残生伤性。在庄子的哲学中，“天”是与“人”相对立的两个概念，“天”代表着自然，而“人”指的就是“人为”的一切，与自然相背离的一切。“人为”两字合起来，就是一个“伪”字。庄子主张顺从天道，而摒弃“人为”，摒弃人性中那些“伪”的杂质。顺从“天道”，从而与天地相通的，就是庄子所提倡的“德”。

    在庄子看来，真正的生活是自然而然的，因此不需要去教导什么，规定什么，而是要去掉什么，忘掉什么，忘掉成心、机心、分别心。既然如此，还用得着政治宣传、礼乐教化、仁义劝导？这些宣传、教化、劝导，庄子认为都是人性中的“伪”，所以要摒弃它。作为道家学派始祖的老庄哲学是在中国的哲学思想中唯一能与儒家和后来的佛家学说分庭抗礼的古代最伟大的学说。

    在中国几千年知识分子的心中，庄子的哲学是最为适应创造力的需要，最贴合他们内心深处的隐微。它在儒家的规矩严整与佛家的禁欲严峻之间，给中国的知识分子提供了一块可以自由呼吸的空间，它率性而自然，反对人为的束缚，在保全自由“生命”的过程中，竭尽了最大的心力。庄子在中国哲学史上既是一位有着鲜明特色的伟大哲学家，又富于诗人的气质，在他的著作中，用生动形象而幽默诡异的寓言阐述自己的思想，这种寓言的方式使庄子的思想和想象具有流水一般的灵动而柔美。

    庄子为文结构奇特，突兀而来，行所欲行，止所欲止，纵横起伏，汪洋恣肆，任凭思想的潮水浩浩荡荡。庄子汪洋恣肆的文字，雄浑飞越的意象，奇特丰富的想象，滋润旷达的情致，给人以超凡脱俗与崇高美妙的感受。

    其次，看破红尘，激流勇退，远离功名。

    这类高隐之士很多，但令我敬佩的当数范蠡。他看清局势的眼光特别敏锐，知道自己什么时候隐退，值得所有人借鉴和思索！可历史的长河里面又有几人能做到呢？

    范蠡，生于楚平王十二年（公元前517年），春秋战国末期，楚国宛（今河南南阳）人，是历史上早期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和经济学家。中囯长达五千余年的封建传统，均以“士、农、工、商”为列，士为首，商为末，直至宋朝，尚有商人穿鞋必须一黑一白。范蠡一生虽有辉煌业绩，然终因弃官经商的经历使他无缘与历史名人共同载入史册。

     他出身贫寒，聪敏睿智、胸藏韬略，年轻时，就学富五车，上晓天文、下识地理，满腹经纶，文韬武略，无所不精。然纵有圣人之资，在当时贵胄专权、政治紊乱的楚国，范蠡却不为世人所识。周景王二十四年（公元前496年），吴国和越国发生了槜李之战（今浙江嘉兴），吴王阖闾阵亡，因此两国结怨，连年战乱不休，周景王二十六年（公元前494年），阖闾之子夫差为报父仇与越国在夫椒（今江苏太湖中洞庭山）决战，越王勾践大败，仅剩5000兵卒逃入会嵇山。

    范蠡遂于勾践穷途末路之际投奔越国，“人待期时，忍其辱，乘其败……”“持满而不溢，则于天同道，上天会佑之；地能万物，人应该节用，这样则获地之赐；扶危定倾，谦卑事之，则与人同道，人可动之。”他向勾践慨述“越必兴、吴必败”之断言，进谏：“屈身以事吴王，徐图转机。”。被拜为上大夫后，他陪同勾践夫妇在吴国为奴三年，“忍以持志，因而砺坚，君后勿悲，臣与共勉！”三年后归国，他与文种拟定兴越灭吴九术，是越国“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的策划者和组织者。为了实施灭吴战略，也是九术之一的“美人计”，范蠡亲自跋山涉水，终于在苎萝山浣纱溪访具有“沉鱼落雁”之美的巾帼奇女—西施。据传，范蠡深爱西施，西施也深爱范蠡，为越国之复兴，他们将滚烫的情感深深掩埋，在历史上谱写了西施深明大义献身吴王，里应外合兴越灭吴的传奇篇章。

    范蠡事越王勾践二十余年，苦身戮力，卒于灭吴，成就越王霸业，被尊为上将军。 “吴王亡身余杭山，越王摆宴姑苏台。”在举国欢庆之时，范蠡急流勇退。后来，他辗转来到齐国，变姓名为鸱夷子皮，带领儿子和门徒在海边结庐而居，垦荒耕作，兼营副业并经商，没有几年，就积累了数千万家产。他仗义疏财，施善乡梓，范蠡的贤明能干被齐人赏识，齐王把他请进国都临淄，拜为相国。他喟然感叹：“居官致于卿相，治家能致千金；对于一个白手起家的布衣来讲，已经到了极点。久受尊名，恐怕不是吉祥的征兆。”于是，才三年，他再次急流勇退，向齐王归还相印，散尽家财。

    范蠡第三次迁徙至陶（今山东定陶西北），在这个居于“天下之中”（陶地东邻齐、鲁；西接秦、郑；北通晋、燕；南连楚、越。）的最佳经商之地，操计然之术以治产，没出几年，经商积资又成巨富，遂自号陶朱公，当地民众皆尊陶朱公为财神，乃我国道德经商——儒商之鼻祖。

    史学家司马迁称：“范蠡三迁皆有荣名。”；史书中有语概括其平生：“与时逐而不责于人”；世人誉之：“忠以为国；智以保身；商以致富，成名天下”。 范蠡激流勇退而成为高隐之士，人们认可的原因是他聪慧识人，看透越王勾践只能共患难而不能同富贵。另一个可以大胆推测的原因是作为特殊英雄回国的西施，越王对其美艳垂涎欲滴，肆意贱踏范蠡与西施饱经磨难而圣洁弥坚的感情。而越王妃害怕越王贪恋美色让越国重蹈吴国灭亡的宿命，竟悄悄地将西施沉入水中，千古佳人哟可怜的西施最终化为一江春水，她的美艳为国为生，为国而死，范蠡情殇何堪，痛定思痛的范蠡不归隐那才是怪事。至于说范蠡在功成名就后激流勇退，与西施隐姓埋名、泛舟五湖，更多是文人墨客的美好祝愿和浪漫情怀。怀想二千多年前那段凄美的历史，可以说是范蠡与文仲共同创造了一个越王勾践，共同创造了一个越国。而功成名就后的文仲自认为还有很多智慧和计谋可供差遣，放不下功名利禄选择了留守高位，结果落得可悲结局自刎葬身“文山”。与文种比起来，范蠡的情智和胸怀是何等的高远啊，让我们不得不喟然长叹，掩卷长泣！

    除范蠡外，具有第二类隐士风格显著特质的当数东汉时期的严光。

    严光，本姓庄，史家因避汉明帝刘庄讳改姓严，一名遵，字子陵，东汉会稽余姚人，流寓于桐庐。严光少有高名，王莽天凤中（公元14—19年），严光在长安遇到刘秀，于是两人同受业尚书，结成好友。当时刘秀尚微贱，得与严光交友常引以为荣。新地皇四年(公元23年)王莽被杀，新朝灭亡，刘秀何时登位做皇帝还在犹豫中。前将军耿纯说：“天下士大夫，捐亲戚，弃土壤，依大王于矢石之间者，其计因望攀龙附凤、附凤翼，以成其所志也。”就是说，跟随刘秀打天下的人，是为了做官，荣宗耀祖。严光对“攀龙附凤”甚不感兴趣。更始三年（公元25年）六月，刘秀登基做皇帝，定都洛阳，严光干脆易名改姓，隐身不见了。 刘秀登基后，仍十分怀念严光，令海内各处寻找严光下落。建武五年（公元29年），有人奏报，有一男子身披羊裘垂钓泽中，刘秀知是严光，忙备马车，带了礼物，将其请到洛阳。严光旧友大司徒侯霸遣使奉书问候。因侯霸在王莽朝初任过淮平大尹，现在又居显要，严光看不起他，只给侯霸送了一个口信，说：“君房（侯霸的字）足下，位至鼎足，甚善，怀仁辅义天下说，阿谀顺旨腰领绝。”刘秀亲自去看望严光，严光高卧如故。刘秀到床前问道：“子陵，你何故不肯相助我呀？”严光回答：“从前唐尧是有道明君，想请巢父帮助他治理国家，巢父听说要他做官司，认为耳朵都被弄脏，忙用水洗耳。人各有志，岂能相迫？”刘秀将严光请入宫内，叙起旧事，当面封严光为谏议大夫，严光并不称谢，亦不辞行，回到桐庐富春山中，过着垂钓生涯。像严光与刘秀的交情，高官厚爵是家常便饭，但他不事王侯，耕钓富春山，何等高洁？北宋政治家范仲淹对他赞赏备至。在范仲俺们看来，严子陵功成不居的高风亮节，确能收到使“贪夫廉，懦夫立”的功效。所以他在知睦州时，修筑严子陵祠，并撰《严重重祠堂记》，歌曰：“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再次，超凡脱俗，悠然自得，率真性情也是许多高隐之士显著的精神特质。

    具有这类精神品质显著特点的，当数东晋时的陶渊明。

    陶渊明（公元365—427年）出身于破落仕宦家庭。曾祖父陶侃，是东晋开国元勋，军功显著，官至大司马，都督八州军事，荆、江二州刺史、封长沙郡公。祖父陶茂、父亲陶逸都作过太守。年幼时，家庭衰微，八岁丧父，十二岁母病逝，与母妹三人度日。孤儿寡母，多在外祖父孟嘉家里生活。孟嘉是当代名士，“行不苟合，年无夸矜，未尝有喜愠之容。好酣酒，逾多不乱；至于忘怀得意，傍若无人。”（《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渊明“存心处世，颇多追仿其外祖辈者。”日后，他的个性、修养，都很有外祖父的遗风。外祖父家里藏书多，给他提供了阅读古籍和了解历史的条件，在学者以《庄》《老》为宗而黜《六经》的两晋时代，他不仅像一般的士大夫那样学了《老子》《庄子》，而且还学了儒家的《六经》和文、史以及神话之类的“异书”。时代思潮和家庭环境的影响，使他接受了儒家和道家两种不同的思想，培养了“猛志逸四海”和“性本爱丘山”的两种不同的志趣。

    陶渊明少有“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杂诗》）的大志，孝武帝太元十八年（公元393年），他怀着“大济苍生”的愿望，任江州祭酒。当时门阀制度森严，他出身庶族，受人轻视，感到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晋书陶潜传》）他辞职回家后，州里又来召他作主簿，他也辞谢了。安帝隆安四年（公元400年），他到荆州，投入桓玄门下作属吏。这时，桓玄正控制着长江中上游，窥伺着篡夺东晋政权的时机，他当然不肯与桓玄同流，做这个野心家的心腹。他在诗中写道：“如何舍此去，遥遥至西荆。”（《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对仕桓玄有悔恨之意。“久游恋所生，如何淹在滋？”（《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二首》）对俯仰由人的宦途生活，发出了深长的叹息。隆安五年冬天，他因母丧辞职回家。元兴元年（402年）正月，桓玄举兵与朝廷对抗，攻入建康，夺取东晋军政大权。元兴二年，桓玄在建康公开篡夺了帝位，改国为楚，把安帝幽禁在浔阳。他在家乡躬耕自资，闭户高吟：“寝迹衡门下，邈与世相绝。顾盼莫谁知，荆扉昼常闭。“表示对桓玄称帝之事，不屑一谈。元兴三年，建军武将军、下邳太守刘裕联合刘毅、何无忌等官吏，自京口（今江苏镇江）起兵讨桓平叛。桓玄兵败西走，把幽禁在浔阳的安帝带到江陵。他离家投入刘裕幕下任镇军参军。当刘裕讨伐桓玄率兵东下时，他仿效田畴效忠东汉王朝乔装驰驱的故事，乔装私行，冒险到达建康，把桓玄挟持安帝到江陵的始末，驰报刘裕，实现了他对篡夺者抚争的意愿。写诗明志：“四十无闻，斯不足畏，脂我名车，策我名骥。千里虽遥，孰敢不至！”（《荣木》第四章）刘裕打入建康后，作风也颇有不平凡的地方，东晋王朝的政治长期以来存在“百司废弛”的积重难返的腐化现象。经过刘裕的“以身范物”，先以威禁的整顿，“内外百官，皆肃然奉职，风俗顿改“。入幕不久，看到刘裕为了剪除异己，杀害了讨伐桓玄有功的刁逵全家和无罪的王愉父子。并且凭着私情，把众人认为应该杀的桓玄心腹人物王谥任为录尚书事领扬州刺史这样的重要的官职。这些黑暗现象，使他感到失望。在《始作镇军参军经曲经阿曲伯》诗中写道：“目倦山川异，心念山泽居”“聊且凭化迁，终返班生庐”。紧接着就辞职隐居，于义熙元年（公元405年）转入建威将军、江州刺史刘敬宣部任建威参军。三月，他奉命赴建康替刘敬宣上表辞职。刘敬宣离职后，他也随着去职了。同年秋，叔父陶逵介绍他任彭泽县令，到任八十一天，碰到浔阳郡派遣邮至，属吏说：“当束带迎之。”他叹道：“我岂能为五十斗米向乡里小几折腰。”遂授印去职。陶渊明十三年的仕宦生活，自辞彭泽县令结束。这十三年，是他为实现“大济苍生”的理想抱负而不断尝试、不断失望、终至绝望的十三年。最后、赋《归去来兮辞》，表明与上层统治阶级决裂，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决心。

    陶渊明辞官归里，过着“躬耕自资”的生活。与夫人翟氏，过着安贫乐贱，“夫耕于前，妻锄于后”的生活。归田之初，生活尚可。“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满堂前。”“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从杂诗》）至今脍灸人口。他性嗜酒，饮必醉。朋友来访，无论贵贱，只要家中有酒，必与同饮。他先醉。便对客人说：“我醉欲眠卿可去。”义熙四年，住地上京（今星子县城西城玉京山麓）失火，迁至栗里（今星子温泉栗里陶村），生活较为困难。如逢丰收，还可以“欢会酌春酒，摘我园中蔬”。如遇灾年，则“夏日抱长饥，寒夜列被眠”。义熙末年，有一个老农清晨叩门，带酒与他同饮，劝他出仕：“褴褛屋檐下，未足为高栖。一世皆尚同，愿君汩其泥。”他回答：“深感老父言，禀气寡所谐。纤辔诚可学，违已讵非迷？且共欢此饮，吾驾不可回。”（《饮酒》）用“和而不同”的语气，谢绝了老农的劝告。他的晚年，生活愈来愈贫困，有的朋友主动送钱周济他。有时，他也不免上门请求借贷。他的老朋友颜延之，于刘宋少帝景平元年（公元423年）任始安郡太守，经过浔阳，每天都到他家饮酒。临走时，留下两万钱，他全部送到酒家，陆续饮酒。宋文帝元嘉元年（424年），江州刺史檀道济亲自到他家访问。这时，他又病又饿好些天，起不了床。檀道济劝他：“贤者在世，天下无道则隐，有道则至。今子生文明之世，奈何自苦如此？”他说：“潜也何敢望贤，志不及也。”檀道济馈以梁肉，被他挥而去之。他辞官回乡二十二年一直过着贫困的田园生活，而固穷守节的志趣，老而益坚。元嘉四年（公元427年）九月中旬神志还清醒的时候，给自己写了《挽歌诗》三首的第三首末两句说：“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对死亡是那样平淡自然。

    陶渊明为人为文，感情真挚，朴素自然，乐天知命而又超凡脱俗，他的生命流淌着泉水般的清彻和灵透。

    当然，也不是所有的隐士都令人感动和推崇，因为他们的归隐，有了更多的迂腐而固执，缺乏了必要的审美情趣和生命意味。

    譬如远古时候的许由与剿父，二人才志高远，但以“鄙弃天下”为高，“独全其天”，超然物外，虽为中国隐士开山之祖，但其狂放得有点痴癫。又如商周时代的伯夷、叔齐，因为朝代的更替义不食周粟，隐于首阳山，采薇而食，终至饿死。其实，一个开明繁荣的朝代摧毁一个残暴的朝代，本身是历史的进步和人类生命光华的闪烁，作为有识之士，应当感到生命的幸福与安然，犯不着那样的迂腐固执而不食人间烟火。     

    于中国的隐士史来讲，在史上留名的不下万人，声望大一点的也有几百人。皇甫谧的《高士传》载晋以前的高士96人；清代高兆《续高士传》载晋至明的高士143人，共计239人。在历史的长河中影响大的有239位隐士，人数虽寡，但其影响不可低估，名声大的有老子、庄子、葛洪、陆修静、陶渊明、顾欢、潘师正、司马承祯、杜光庭、孙思邈、李商隐、孟浩然、皮日休、陈抟、王庭筠、丘处机等。还有以团队名誉出现的隐士集团，诸如：晋代竹林七贤，南北朝的莲社高贤，唐朝竹溪六逸，五代华山三高士，宋南山三友，这些人大多与“道”有点关系，他们为中国文化史添上了浓抺重彩的一笔。

    中国隐士不管在什么朝代都被视为异类，但隐者永远不会绝迹，只是人数在减少，形式在变化。据网上报道，现在的终南山里还有隐修者，他们只是修，有的身价上千万。只是他们在以独特的方式，不复以世事为心，不保累于职位，自尊高慕，崇尚心灵。从中国儒道互补的文化传统来看，所谓“在朝为儒，在野为道；仕进为儒，隐逸为道。君子达则皆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已经渗透进了文化人的骨髓，出仕时自然是经纶天下，施展才华，实现抱负；退隐则服从天性，逍遥自适，悠然自得。大多数做隐士的人都是先入仕而不得，在政殇、官殇和情殇周遭的遍体鳞伤后为求生命的自由与旷达不得已而为之。

    年轻时候，我对以“道教”传承的“道士”为逝去的人做道场很不以为然，人都死了还超度什么亡灵。后来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不惑，实感人活得真的很不容易，大多数人忙忙碌碌，只为生存，想做的事情不敢做，苦苦煎熬，痛彻心菲，挣不脱凡尘之枷，超脱的方式要么“出家”，要么归隐，要么寄情山水，要么得重大疾病突然辞世，真的好不容易过完一生啊，谈何心灵和生命的自由。这种超度的方式，不仅是对消逝者生命的安慰，更是活着的人委婉地表达对生命和心灵自由世界的渴望。

    庄子离我们远了，范蠡离我们远了，陶渊明离我们也远了，远得江山都老了，一切都成了模糊的影子。但他们的思想，他们的哲学、他们的文学和他们作为高隐之士的风骨，正穿越历史的时空向我们走来。多少个夜深人静的时候，轻抚自己的灵魂，怅然迷茫，暗自涕哭泪流，不知何时才能挣脱血与肉的躯壳，跪拜于庄子《逍遥游》的空灵世界。

                                                                  落木潇潇

                                                              于2015年7月8日深夜

源上泉

放得下一切的人，才会有如此“隐者风骨”……写得不错！

窗外的微笑

报告！别开枪，我就是路过来看看的。。。

迎宾

好，很好，非常好！

贾村溪

路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