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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四川女杰——闵一涵、闵七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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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1-6-3 10:12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本帖最后由 lsybjiqw 于 2021-6-4 10:45 编辑

                           《在高县这片红色热土上的革命先行者们》
第四章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四川女杰——闵一涵、闵七妹
                                                                             ( 纪实文学 )      李平友
                                            
                                    一

       202099日、10日、11日,四川《华西都市报》连续三天,刊登长篇纪实报告文学《不可忘却的升保起义》,详尽介绍了193211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在南充的南部县升钟、保城地区暴发的震撼全川的农民武装起义,其中有这样一段叙述:
      “1932年11月中旬,南充中心县委报经省委同意后,作出了立即举行暴动的决定。覃文、罗南辉、李泛山和南充中心县委特派员何芗,根据上级指示,急赴升钟组织暴动。同时,还抽调了懂军事、枪法好、有起义经验的汪治国,以及长期做妇女工作的闵一涵、闵能厚及从事学生运动的项兆开等二十多人,前往参与暴动。”
   这段文字中,闵一涵、闵能厚是高县城关镇人,是叔伯两姊妹,闵一涵原名闵良厚,是大姐,闵能厚又叫闵七妹。当年,在四川像她俩这样加入共产党,投身于革命事业,做一个职业革命者的女同胞,少之又少。她俩被中共四川省委派遣前往南部县升钟寺,参加四川革命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农民武装暴动,可见省委对她俩的重视与信任,是对她俩参加革命以来迅速成长的肯定和认可。在重庆、南充1932年到1934年有关党史资料中,对闵一涵俩姊妹的事迹都有记载,而在高县却查不到她们任何半点信息。

   闵一涵是19305月在她堂弟闵德厚的带领下,和她的几个堂妹闵能厚(闵七妹)、闵贵厚(闵八妹)、闵铭厚(闵九妹)以及侄女闵传松一行近十来人,离开高县,前往重庆的。闵德厚把她们分别安顿在江津一江丝厂和重庆又新丝厂,对她们讲,你们先学会取丝,以后回高县我们闵家办一个丝厂,我们高县喂蚕子的人多。
   当年的重庆,工商业已经发展起来了,大街上有了汽车,江边上有了轮船,外国资本的涌入和本地有钱人的投资,一大批工厂兴办起来,整个重庆的工人队伍已有近两万人。当时重庆由四川军阀刘湘把持,他投靠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在重庆制造震惊全国的镇压共产党人的“三.三一”惨案,此后,一直对共产党在重庆的基层组织和党员疯狂剿杀,重庆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中共四川省委被迫转入地下,仍然一直坚持与反动军阀的斗争。在工人中发展党团员,组织工人起来与资本家抗争,时机成熟后再武装起义。这是当时四川省委在重庆的工作方针。
       在又新丝厂务工的闵一涵、闵七妹,因受闵德厚的影响,思想进步,向往革命,成为党组织重点培养对象。后来,由早已是党员的闵德厚介绍,俩姊妹先后加入共产党。在又新丝厂,她俩团结工人群众,向工人群众宣传革命思想,组织了一些反对工头的斗争。
      193110月的一天,已是中共江巴中心县委宣传部长的闵德厚找到闵一涵,给她两包针,一两丝线,二两棉线,对她讲,组织决定你和七妹到磁器口,去开一个缝纫铺,这缝纫铺表面上是一个缝纫铺,实际上是县委的地下联络站。随后,江巴中心县委书记马如龙在闵德厚家向闵一涵、闵七妹交待了磁器口地下联络站的主要任务和注意事项。马如龙说:“闵大姐,组织上决定派你和七妹到地下联络站工作,你是负责人。”一项重大的任务突然降临,闵一涵十分惊喜,她早就渴望为党多做一些工作,多挑一些担子。那时,闵一涵已30岁,斗争经验和生活经历已掌握了不少,她愉快地接受了组织上安排的新的工作。但她还不知道,磁器口这个联络站的工作有多艰苦、有多危险。不久,党组织拿出10块大洋租下了磁器口金沙街一间门面,并购置了一些缝纫用品,“闵裁缝”的缝纫铺就这样开张了。而闵七妹就到缝纫铺旁边的丝纺厂做工, 广泛接触工人群众。
       这家缝纫铺表面上是做裁缝生意,实际上是地下党在磁器口建立的地下联络站和工人运动的桥头堡,主要任务是保存党的文件和武器,接待过往的同志,同时开展工人运动。
   磁器口附近有四家丝厂、丝纺厂和一家炼钢厂,来缝纫铺缝补衣服的工人日渐增多,闵一涵为人热情、诚恳,不以赚钱为目的,为工人们精打细算,节省布料,很快结识了一大批工人朋友,还与一些女工建立了亲密关系,大家从开始时叫她“闵裁缝”后改为称呼“闵大姐”了。
   当时的女工大多数是文盲,闵一涵就组建了“女工识字班”,办起了夜校,读过高小的闵七妹当起了老师,有时还请来“教书先生”闵德厚来讲课,帮助渴望认字的工人们识字,还教工人们算“剥削账”。在一些工厂内还建立了“姊妹会”、“互济会”,帮助解决大家的实际困难。闵一涵还组织丝厂工人为争取年终红利、 抗议工头虐待工人和侮辱女工进行了两次罢工。闵一涵在与工人的接触中,不断发展党员和团员。后来,经中共江巴中心县委批准,中共磁器口支部成立,闵一涵任支部书记,闵七妹任支部委员。这是上世纪三十年代初中共在重庆沙坪坝、磁器口地区建立的第一党支部。闵一涵、闵七妹俩人的历史功绩, 已载入重庆沙磁地区党的史册。
      1932年初,重庆的反动军阀刘湘,建立了专门清共的特务组织“特委会”,四处搜捕共产党员,破坏地下党组织。江巴中心县委由于叛徒出卖,遭到空前大破坏,县委书记马如龙失踪下落不明,4名县委委员被捕牺牲,形势一下变得十分险恶起来。
   闵一涵很警觉,她得知情况后,把中心县委隐藏在联络站的文件和四支手枪藏到缝纫铺后面一个同情革命的老太婆刘江氏家的堆煤炭的地洞里。正月初五那天下午,叛徒原江巴中心县委委员谢孟樵带领特务和宪兵,包围了缝纫铺,冲进去把闵一涵、闵七妹等四人捆起来,还在缝纫铺翻箱倒柜搜了半天,结果一无所获。原来是这个谢孟樵被捕后立即就投敌叛变,出卖了磁器口联络站。但是,谢并不认识闵一涵。在审讯时,闵一涵几个都不承认自己是“共党分子”,敌人又没有搜到什么证据,加上党组织在外面营救,关押七十多天后,敌人只好把闵一涵、闵七妹等四人释放出狱。
      从敌人的监狱出来,闵一涵没有回到磁器口,而是接到省委新组建的江巴中心县委的指令,到江北县去重建地下联络站,不再开缝纫铺,这个联络站实际是江巴中心县委的机关所在地,新的联络站在江北县刘家台一带的贫民区,之所以选择在此,是因为这里离重庆市区更远、更偏僻、更容易隐蔽。而闵七妹仍回到磁器口丝纺厂,因在丝纺厂她的身份还没有暴露。
      当时租房必须要夫妻才能租到房子,不然掩护不了。上级决定闵一涵和县委书记陈必新假扮成夫妻租房,这事让闵一涵很为难,开始不愿意,后来还是服从了组织的决定。
       5月,新的秘密联络站又建立起来了。联络站要担负接待过往的市内地下党员,保存党的文件和武器。闵一涵还要照顾陈必新的生活和安全。9月的一天,陈必新外出联络工作,闵一涵在家煮饭,可陈必新一去天黑都没有回来,闵一涵预感不对,连忙转移党的秘密文件,藏好枪支。原来陈必新在江北街上碰到了叛徒,立即遭逮捕。第二天,天刚亮,县委交通员来通知,叫闵一涵和在磁器口的闵七妹即刻转移到成都,才建立四个月的秘密联络站被迫撤销。
        19313月到19329月,重庆江巴中心县委设在市外的地下联络站,虽然只存在一年半的时间,在当时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保存了党的文件资料和枪械,使过往同志有个落脚点,在工人群众中发展了党团员, 播下了革命火种, 还建立了沙磁地区的第一个党支部。这段在严酷的白色恐怖下,与国民党反动派英勇斗争的历史,写进了重庆市沙坪坝区的党史,这个地下联络站后来被重庆党史专家誉为“重庆白色恐怖下的一盏明灯”。联络站的负责人、中共重庆沙磁地区第一个党支部书记、 高县人闵一涵为这盏明灯绽放出的青春芳华,一直鼓励着后来人。


      成都的九月,正值初秋,秋高气爽,气候宜人。闵一涵、闵能厚是第一次到成都,走在成都街头,感觉成都的街比重庆平,成都的房子比重庆矮,一切都比较新鲜。但她俩的心情却好不起来,她们想到的是在重庆留下的没有完成的工作,渴望返回重庆,重新开始与重庆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
      七天后,南充中心县委因组织升钟寺暴动(史称升保起义),急需干部,派人到成都向省委要人,而且要两个女同志。省委决定调闵一涵和闵七妹到南充升钟寺参与组织这次暴动。两姊妹服从省委安排,很快就去了升钟寺。
   升钟寺暴动是上世纪三十年代初,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南充升钟寺,保城地区数千农民参与的武装起义。这次暴动中,闵一涵负责组织工作,闵七妹负责宣传工作,而实际上她俩人组织、宣传都在干。她俩到升钟寺不久,切身体验到这里的生活比她俩之前预计的还要苦,明白了为什么这里参加革命的人不是多,而是太多。1983年宜宾地区妇联纪录整理了闵一涵口述的一篇回忆录:《回忆我早期参加革命活动的情况》,这篇珍贵的史料记录了当年闵一涵和闵七妹到升钟寺参加暴动的情景,摘抄一段如下:
我和闵能厚都是搞妇女工作兼搞宣传工作,宣传党的政策,宣传国民党哪些地方坏,共产党哪些地方好。妇女工作就是组织反苛捐杂税,反豪绅地主,反对拉丁,搞租,反对给人家当童养媳。那里的姑娘,尽是很小就抱给人家当童养媳,那些地方很苦寒,吃的不像吃的,我们才去时,七妹看到那些吃的东西就打呕,是萝卜荫荫、萝卜秧秧一锅锅煮起,我们开了黄腔:“你们煮弄多猪草呀!”他们说是拿来吃的,煮起后弄在大缸子头沤,然后凉起来叫酸菜。那里主要兴吃面,豌豆打成面子混合灰面擀,很酸臭,又煮不熟,煮时撒一把酸菜在里面。刚去时,硬是吃不下去。工作是咋个搞的呢?我们天天拿把锄头,不是帮他们扯草,就是跟着他们到地头去做,利用休息的时候才给他们谈问题,搞宣传,开会。如果天黑了再来谈就不行,人家搞累了就睡了。川北人搞累了澡都不洗一个。晚上就是我们自己开会。那些地方,啥子出来就吃啥子,豌豆出来就吃豌豆,盐巴都吃不起, 苦得没得法。”
   升钟寺地下党的领导对闵一涵讲:“我们向省委要干部是要本地的,咋个给我们调了两个川南的来哟,川南的同去在我们这些地方咋个搞得惯嘛。”为了革命,再苦也要坚持。没多久,闵一涵俩姊妹习惯了这没盐没油,每天吃两顿酸菜面粉汤的生活。后来,闵一涵还自豪地说:“我们硬是给它拿下来了
   升钟地区是四川军阀田颂尧第29军的防区,当时,29军为了巩固已经占据的南部、阆中等二十六县地盘,伺机向外扩张,便对防区内的人民实施了残酷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在南部设立了二十余种匪夷所思的苛捐杂税,通过各级政权强行征收。有些捐税还堂而皇之征收在时间前面,大搞预征,如押粮捐一项,民国二十一年时就预征到了民国三十八年,有的甚至预征到了民国六十七年,农民交不出租,即被关押吊打。面对苛政猛于虎,老百姓唯有含泪讽刺自古未闻粪有税,而今只剩屁无捐
  税赋沉沉如铁石压肩,同时土地兼并现象还十分严重。升钟乡小河村有310户人家,3376亩地,可三家大地主就占去了2000多亩。地主豪绅们利用手中握有绝大部分生产资料的优势,不择手段地对农民实行高利、高租盘剥。放贷实行跟斗利翻山利月百钱光头利,地租一般都在百分之五十以上。导致这一带的普通农民,生活苦不堪言。
   升钟寺暴动于当年1125日晚暴发,2000多名农协会员、儿童团员手持火把,冲向升钟寺区公所,一时间,升钟场火光冲天,杀声动地,压抑在广大贫苦农民心中的对国民党反动派的不满,对土豪劣绅的怨气,瞬间暴发,一阵阵高呼“打倒军阀!”“打倒土豪劣绅!”“拥护共产党,建立苏维埃!”,呐喊声撕破长夜,在升钟寺上空久久回响。
   闵一涵、闵七妹率领的“妇女队”、“儿童团”手拿扁担,肩扛锄头,紧随在突击队队员的后面冲进升钟寺区公所。她俩穿上红军服装,腰缠皮带,闵七妹还别了一支手枪,英姿飒爽。“哦,来了两个女红军!”在暴动队伍中传开,给参加暴动的农民极大的鼓舞。暴动的农民击毙团丁15人,俘虏45人,缴获长短枪100多支,子弹万余发,烧毁了区公所文件柜中的征粮册、征税册、派捐册、壮丁册、共嫌名册等,给予国民党反动派统治狠狠打击。第二天,暴动扩展到保城、皂角、双凤、观音、德河坝、回龙场等乡,参加暴动的农协会会员有8000多人,早已准备好的旗帜、军号、铜锣、大鼓公开亮相,一时间升保地区红旗飘扬、锣鼓宣天,抗租抗税、破仓分粮进行得热火朝天。
      升钟寺暴动的消息,震惊全川。军阀头目田颂尧紧急调动六个县的兵力,把升保地区团团围起来,对暴动队伍进行地毡地围剿,围剿重点是暴动后成立的川北工农红军游击队。经过几天的激战,终因武器不如敌人,游击队被迫解散突围。随后,南充中心县委紧急通知参加暴动的共产党员,农协会带头人撤离升保地区,分散转入地下。通知是县委主要领导口头下达,通知又来得突然,当闵一涵俩姊妹得到通知时,已经找不到熟悉的同志了。她俩化了装,只好朝川东北红四方面军方向走。

   升钟保城地区属剑门山脉中段,山岭绵延,峰高林密,道曲路险,地形复杂。她俩白天沿山路走,天黑就随便到群众家歇一夜,第二天又走。走了两、三天,还没出敌人的包围圈。有一天,走一个地方,碰到几个做庄稼的农民,盘查她俩。“我们是成都来的,走亲戚,没想到遇到打仗”,“你们不要哄我们,我们晓得这次暴动有两个女红军。我们不害你们,你们再朝前面走就有岗哨了,你们就过不了关,你们一开腔,就会被抓起来。”于是,这几人同情共产党的农民喊了一个人为她俩引路,把她俩交给另一村一孤老妈家。她俩在这老妈猪圈里躲了四天。白天,老妈把门锁起,下地,回来递给几个红苕给她俩吃,一天几个红苕,吃了四天。后来,老妈讲,现在岗哨少了,可以走了。又怕她俩口音不对,路上出问题,就亲自带她俩走,还交待说:“你们不要开腔,有事我去应付。”老妈一直把她俩送到保宁(今阆中县)才分手回去。
   升钟寺暴动,是四川省委按照党中央指示,农村包围城市,在各地建立苏维埃政权,最终连成一片形成革命根据地的战略的一次惊天动地的英勇实战,闵一涵和闵七妹参加了这次暴动,写下了她俩革命人生的灿烂篇章。参加升钟寺暴动后, 闵七妹在四川敌我双方都已经很出名了。敌人凡是抓到一个女共产党员,都要审问:“你是不是闵七妹?”,或是找来认识闵七妹的叛徒来辩认抓到的是不是闵七妹。
   在保宁,闵一涵巧遇省委特派员谭琴文(达县人),谭琴文穿一身列宁装,城里人打扮。在升钟寺她们就认识,在保宁街上不敢相识。闵一涵后来回忆说:那时的叛徒你不晓得,一会儿就叛了,她是不是叛徒呢?不清楚。”闵一涵俩姊妹不打谭的招呼,谭也没打她俩的招呼。“大家都闷起走,我们走,她也走”走到要到保宁公园旁边的坎上,有一人家,谭琴文回头来拍了一下闵一涵的肩头,说:“大姐,衣裳给你们搁在屋里头,你们去换。”闵一涵她俩进屋去换了衣服,闵一涵是家庭妇女打扮,闵七妹是学生打扮。
原来,升钟寺暴动失败后这些天,党组织也在寻找她俩,听说她俩是往北走,要到川陕根据地去。谭琴文昨天赶到保宁,今天在街上走走看看,正巧碰见闵一涵她们。 谭琴文对她俩讲:“川陕边境封锁得很紧,根本过不去,我们到南充去”。谭琴文把她俩带到南充,找到南充中心县委,安排闵一涵在县委任组织委员,闵七妹与军委主席罗天照假扮夫妻驻县委机关,
      新的工作,新的斗争就这样又开始了。
      1932年年底,经过升保起义的南充地区,反动派十分嚣张,革命进入低潮。四川的共产党人没有在敌人的屠刀下屈服,没有在强捍的反动派面前低头。省委发出《特别通知》,要求南充中心县委"立即成立农民武装,破仓分粮,发动游击战,支援红军粉碎敌人围剿"。
   当时,在川陕革命根据地的红四方面军,趁四川军阀刘湘、刘文辉在成都混战,川东北空虚,挥师南下接连攻克通江、巴中、南江三座县城,威震全川。南京的蒋介石惊恐万分,急忙电令川军停止火拼,全力对付红军,还令驻扎在潼川(今三台县)的军阀田颂尧为"川陕边剿匪督办",拨给子弹100万发,飞机4架,经费20万元,迅速"进剿"红军。田颂尧随即出动38个团6万余人,协同南充驻军杨森的15个团,中央军驻川北兵力,号称"三路围攻"红军。
   为了减轻红军的压力,执行省委<<特别通知>>,南充中心县委在1933年2月召开了县委扩大会议,决定在南充西区(今南充市嘉陵区)组建农民武装,发动游击战,拖住杨森的部队。南充西区离南充县城有50多公里,地处偏僻山乡,群众基础好,党的组织健全,然而真正懂得打仗的党员却没有一个,又无枪支,要组织祖祖辈辈只会种庄稼的农民参加游击队,谁来担当此重任呢?会议决定由时任军委书记的罗天照出任南充中心县委书记(后报省委批准),组建西区游击队。
   闵一涵、闵七妹是1932年12月到达南充的,省委特派员谭琴文把她俩交给当时的县委书记罗汉文,并商议了她俩的工作,闵一涵任县委组织委员,闵七妹任县委宣传委员,闵七妹要和县委军委书记罗天照假扮夫妻,驻县委机关。闵一涵是他们的大姐。罗天照当时只有26岁,与闵七妹假扮夫妻比较般配。通过一段时间接触,一起下乡,一起开会,罗天照被闵一涵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仰,对共产党的忠诚追随,丰富的斗争经验,以及和蔼可亲的对人处世,任劳任怨的工作作风,深深打动,他开始追求闵一涵,要和他结成革命伴侣。其实已经年过30岁的闵一涵对罗天照的心思早就擦觉了,她同意了罗天照,她恋爱了。此时的闵七妹,年纪不过二十一、二岁,她不愿过早结婚,支持大姐与罗天照结为真实夫妻。1933年3月,闵一涵和罗天照在南充中心县委的战友们的见证下,结了婚。此时大家都没有料到,两个月后,生死离别的悲壮时刻会突然降临在这一对新婚不久的年轻夫妇身上。
   南充中心县委要领导营山、蓬安、阆中、南部、西充、广安、岳池、蓬溪和南充等九个县党的工作,要组建西区游击队,工作繁忙,艰巨而且危险。罗天照吸取升钟寺暴动失败的教训,组建了一支分散隐蔽的游击队。“召之即来,来之即战,战之即退”。游击队由条件好的基层支部抽人组成游击队骨干,有行动任务时再抽人,还调回在西充敌军搞兵运工作的共产党人杨德云到西区帮助指挥游击队。西区游击队在罗天照的带领下打击西区的反动土豪劣绅,破仓分粮,烧地契,毁债契,得到广大的农民群众的拥护,一时间西区的乡场上、大路旁、垭口上贴满"欢迎红军来南充","苏维埃政权万岁"等标语。正在忙于围剿红军的军阀杨森接到西区出现共产党游击队的电报后,马上调第六混成旅张玉辉营到西区"清乡"。这个张玉辉营,在西区转了大半个月,半点游击队的影子都没找到。杨森又下令各乡在大路旁设立哨棚,昼夜盘查过往行人。罗天照向西区各支部下达任务“交叉火烧敌哨棚!” 几乎同时,一天晚上西区几十个哨棚全部烧起来。罗天照望着各处燃烧的火焰,兴奋地想:“这下杨森要从前线调大军来清剿了”。 有意地把敌人往自己身边引,减轻红军主力的压力,罗天照完全不顾个人的安危了。之后,他又率游击队突袭西充县公安分队大悲寺驻地,攻打中和乡公所救出被捕共产党员。一连串的打击,使杨森震怒,被迫把围剿红军的两个团抽回,加上之前的张玉辉营、南充保安团共计3万多人开赴西区,对游击队展开地毯式地清剿。
   面临敌人大兵压境,罗天照安排游击队分散隐蔽,保存革命力量。在同志们的掩护下,罗天照和闵一涵回到南充县城。一见到闵七妹,闵七妹对他们讲,“省委发来通知,决定调姐夫到成都省委工作,是考虑你在南充工作很久了,为了安全,先调离。”
   要离开自己熟悉的南充山山水水,熟悉的战友和乡亲,罗天照还真有点舍不得。几天后的5月12号中午,罗天照要到南充果山公园向有关同志交待工作,闵一涵叮嘱他注意安全。罗天照回答她:我晓得。这对革命的新婚夫妇就这样仓促告别。这一走,罗天照就再没有回来。当罗天照来到果山公园时,就被在此转悠的叛徒发现,这个叛徒其实是罗天照的亲叔子,罗天照发现情况不妙,转身就跑。随叛徒一起的军警开枪射击,罗天照不幸被击中左腿,敌人一拥而上把罗天照捆绑,用黄包车拖走。
   得知罗天照被捕,县委机关同志们立即安排转移,而闵一涵不愿走,“要死也要和天照一起死!”,一个人在屋里哭了。此时她已怀了罗天照的孩子(就是在第二年二月出生的女儿罗一强,解放后,组织上安排罗一强在高县商业局工作)。想到孩子,她要顽强生活下去,在闵七妹劝说下,撤离到新的隐蔽地。
   在敌人的监狱里,敌人对罗天照严刑逼供,罗天照坚贞不屈,决不向敌人低头。 闵一涵后来回忆说:他被捕后,刑是吃够了的,因为晓得他是重要人......背火背兜,扳地耙子,坐冷板凳......受了六刑”。几天后的5月18日,罗天照被敌人杀害于南充土门寺操场。
      罗天照被害时,是用黄包车拉出来的,人都不成型了,脚已被敌人打断,走不得路。他四处张望,想再看看他的妻子,看看他的战友们,一个都没出现,他直摆头。他不知道,他的妻子和他的战友们都不知道那天敌人要枪毙罗天照,大家都没有到刑场送罗天照最后一程。罗天照忽然也想到,妻子和同志们是为了更好地保存革命力量,没有来,将来一定会为他完成未完成的工作,为他报仇。他坦然了,静静地闭上眼睛等待敌人的枪响。
      罗天照牺牲后,省委把闵一涵调到成都,闵七妹被派到遂(宁)安(岳)中心县委工作。
   全国解放后,南充市川剧团根据罗天照的革命事迹编成大型川剧<<罗天照>>在全区演出,还在烈士家乡龙泉乡立了烈士纪念碑,将罗天照的英雄事迹陈列在南充市革命烈士纪念馆内展出,教育后人。在高县,我们应该记住这位为了革命献出年轻生命的优秀共产党人,高县女婿罗天照。


   闵一涵到了成都,省委安排她在机关工作,她不习惯,要求下乡,“我一直做的农村工作,坐机关我就要害病,在县里工作,我都是下乡的多,到省里工作,我还是要下乡”(闵一涵)。后来,省委把她安排到距成都一百里的中和场毛家坝,组织关系转到中和场区委。
      1934年2月,闵一涵要生小孩了,省委对烈士家属很照顾,派来两位女同志来照顾她,还买来了墨鱼,鸡、蛋。生了孩子的两个月后,省委通知她,把孩子暂存在房东毛幺娘家,准备到中央苏区去受训。当时中央带了800块银元给四川省委,调10名同志到中央去培训, 其中有2名女同志,就是闵一涵和闵德厚爱人陈启贤。600块钱是这10人的路费,200块是省委的活动经费。谁不知,省委书记刘道生对当时的白色恐怖十分惧怕,趁机携款潜逃。没有钱步难行,10个人都没有走成,闵一涵失去一次到中央工作的机会。
中央派刘克谐代理省委书记,新组建的省委决定加强邛(崃)大(邑)游击区工作,把闵一涵派到机关在邛崃县的邛(崃)、大(邑)、蒲(江)中心县委工作。邛崃这地方山高林密,有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活动,这支游击队为了扩大队伍,吸收了一些棒客(土匪)参加,主要是看重中他们手中的枪支子弹。省委为了加强邛大游击队的政治思想建设,派闵一涵等几位立场过硬,对党忠诚的干部加强邛大蒲中心县委的工作。
   闵一涵背着她几个月大的女儿罗一强来到邛崃。当时的邛崃是邛(崃)、大(邑)、蒲(江)中心县委隐蔽的机关所在地,县委领导的打土豪,追契约,抗租抗捐革命斗争活动遍布邛、大、蒲、名(山)、丹(棱)、芦(山)、崇(庆)等县广大山丘地区,农民群众革命热情空前高涨,在邛、蒲、名三县交界的游击区,还成立了苏维埃政权。闵一涵打扮成农妇带着女儿走遍了邛大游击区的12个党支部,6个交通联络点。了解基层组织情况,参与整顿游击队,协助筹措游击队军粮。翻山越岭、走乡串户,女儿不但没有成为她的包袱,反而是一个很好的掩护,敌人根本不会想到一个带着小孩的农村妇女竟是一个职业革命者。
      1934年秋冬,四川军阀政府在蒋介石的严令敦促下,纠给邛大蒲周边15个县的驻军和团防队,对游击区开展大规模的围剿。斗争空前激烈,游击队与敌人周旋于深山密林之中,环境十分艰苦,白天吃红苕汤,晚上吃稀饭,睡岩洞。在这斗争严酷的时候,游击队出现叛徒,就是收编到游击队的棒客头目、游击队小队长何明全,此人本来就和共产党不是一条心,艰苦的生活更受不了,在游击队转战途中出逃,向敌人出卖游击队行踪、中心县委在邛崃的秘密机关、领导人下乡的常驻地等。很快,中心县委书记侯伯英夫妇被捕,军委书记兼游击队长余宏文(宜宾观音乡人)等一批邛大特区共产党员被捕,闵一涵也被捕了,还不到一岁的小罗一强也跟着妈妈进了敌人的监狱。
   邛大特区这批共产党人被敌人抓捕后,大部份先后被敌人杀害和毒死,其中闵一涵因带有还不能走路的小孩,作为政治犯关押在邛崃监狱。转机出现在第二年1935年秋,红四方面军西进打到邛崃,威震川西。四川军阀忙命于对付红军,邛崃驻军抽调前线。因为监狱里的政治犯是军队寄放在县监狱的,新来的县官怕遭红军报复就把这批政治犯释放了。开初,闵一涵他们不愿走,怕上当。结果,县官叫来几个滑杆,强行把她们几个政治犯抬走。
      闵一涵出狱后,首先到成都找党。哪里能找得到党啊,省委书记史伯康,后任书记刘克谐先后被捕叛变,省委机关遭到严重破坏,曾经联络点已不复存在。闵一涵又赶到重庆,找党、找组织。在重庆也没找到党,她只好到泸州,到她爷爷家暂住一段时间,这次在泸州她错过一次到延安的机会。
   原来是省委组织部长邹凤平因省委书记叛变,只身撤退到泸州。敌人追捕他,他从房背上掉下来,摔断尾椎骨,在兰田坝桂圆树下睡了一晚上。第二天跛起走到关上求医,此后就在关上教书。此时闵一涵也来到泸州,但不知道省委组织部长就在关上。一年后邹凤平去了延安,闵一涵后来回忆说:“我要晓得他在关上,我还是要到关上去的”。可以肯定的是,如果闵一涵找到邹凤平,邹凤平肯定会带她一起去延安的。这样闵一涵的人生将会改写,也将会更加绚丽多彩。
                             

       1935年5月,在泸州爷爷家住了十多天的闵一涵,带着罗一强回到高县。回到老家的闵一涵心情很不好,失去了和党组织的联系,失去了为党工作的机会,像一只断了线的风筝,在天空飘荡。
       回到高县,闵一涵的父母已经去世,她住在弟弟,当时地下党高县特支书记闵南轩家中,一直推豆腐卖,还做点小生意,维持简直的基本生活。
当年腊月,闵七妹也回到高县,她带来一个不好消息。她所在的遂(宁)安(岳)中心县委领导下的整个地区的党组织都遭到在破坏,牺牲了不少同志。闵一涵、闵七妹心里明白,省委和全川各地的党组织都遭到严重破坏,党在四川的事业遭到了空前的挫折,姊妹俩心中如焚,焦虑万分。
       此时党中央正率领红军进行艰难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工作重心已转向北上抗日,四川的党组织进入休眠期。高县的党组织也停止了活动,上级领导机关也没派人来高县找这些失散的党员。
   后来,闵七妹还是又走出高县去找党。由于她一直从事地下工人运动,解放后,在四川拖拉机厂任党委书记。闵一涵因带有小孩,一直未出去,就在高县这座小山城沉寂下来,直到解放。解放后,政府安排闵一涵到高县工商联工作,任副主任。老县城的人都知道她是老革命,岁数大的都叫她"闵大姐",岁数小的都叫她"闵大孃",而对她在土地革命时期从事的艰险的革命活动,知道的人很少,高县有关部门对闵一涵的报道宣传更是鲜为人知,还不如重庆市沙坪坝区党史研究室、南充市党史办收集整理闵一涵革命事迹的工作多。
   岁月逶迤。 谨以此文缅怀为中国革命四川篇章献出青春芳华的高县早期革命者闵一涵、闵七妹同志。
                                    
2021年6月1日深夜

本文取材于:
1、<<重庆日报>>2011年7月4日:<<重庆白色恐怖下的一盏明灯>>
2、宜宾地区妇联记录整理,闵一涵口述:<<回忆我早期参加革命活动情况>>,1983年3月
3、<<华西都市报>>2020年9月9日--11日:<<不可忘却的升保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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磁器口金沙街裁缝铺——中共江巴中心县委地下联络站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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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县人,扎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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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是坐沙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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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楼下的跟上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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