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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在老高县城的东边，潺潺流淌的南广河边上，有一片深绿色的柑子林，在柑子林旁边，有一幢木质的窜架大瓦房，这里住的一户人家姓严，是以织麻布为生的殷实人家。高县高级小学教师严树田的家就在这里。这里紧挨县城中心，却十分隐蔽、偏僻。这里叫水东门，小半县城的人都从这里下到河边挑水吃，现在是文江镇板桥农贸市场一带。没有多少人知道，在上世纪二十年代，中国共产党在高县建立的第一个党组织----高县党团特支就是在这里成立的。历史的遗迹，现在已没有一点残存，只有史书《中国共产党高县历史》（第一卷）记录下了这光辉的一页。
1926年，正值国共合作的"密月"期，大革命浪潮风起云涌，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思想也传到了地处西南腹地的小县城高县，一批高县的知识青年、知识分子在探索国家的命运、个人前途的迷茫中，信仰了马克思主义，接受了共产党的主张，相信“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他们自发地学习宣传马克思、共产党的进步书籍和报刋，公开议论国际国内的时事政治，抨击反动军阀的统治，在古老的高县城掀起一波很时尚的潮流。那真是一个觉醒的年代啊！
高县的第一个共产党员邹必诚，首先发展了进步的青年教师严树田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员，后来又发展李孝廉、周树基、闵裕厚、阳本江等加入共青团，这是高县的第一批共青团员。第二年，这批人都陆续加入了共产党，成为高县本土革命的中坚力量。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反动集团发动震惊全国的反革命政变，向全国各地的共产党组织、共产党员和革命者挥起屠刀，狂砍乱杀，数万烈士倒在血泊之中。很快，“蒋介石背判革命，国共分裂”、“国民党在全国抓捕共产党”等消息传到高县。但是，高县的革命者们并没有吓倒，让他们觉得在这危难时刻更应该团结起来，向国民党反革命行为作斗争。
8月，在宜宾读书时就加入共产党的嘉乐乡人邹永斌，城关镇人周树基找到严树田 、李孝廉商议：我们成立共产党在高县的党组织，把高县的党团员组织起来，接受上级党组织的领导，迎接即将到来的革命斗争。成立高县党组织的报告由邹永斌带到中共川南特委(当时在自贡)， 很快川南特委批准同意建立“中国共产党高县党团特别支部”(因为当时党员、团员都是在一起活动, 成立党团特支也便于统一领导), 书记为严树田，支委有李孝廉、周树基、窦采繁和邹永斌，对外联络由邹永斌负责，技术工作(文书)由李孝廉担任。李孝廉的妹妹李晓南后来回忆说,她见过这份由严树田执笔写给川南特委的报告底稿，主要讲高县特支成立经过和分工情况。很可惜,这份底稿没有保存下来。
当时高县的党团员大约有十四、五名，高县党团特支的支委成员是他们中的佼佼者。 严树田，高县城关镇（今文江镇)人，高县一小老师，多才多艺，教音乐、图画、体育、手工四科。家庭是城市手工业者，编织麻布为生，家景殷实。当年高县没有中学，严树田读完小学后到宜宾叙属联中读中学，毕业后返回高县到高县一小任教。 严树田接受新思想，很有才华，曾把一些富有革命内容的歌曲和《国际歌》、《赤潮曲》一起教学生们演唱。经邹必诚介绍加入共青团。
李孝廉，高县城关镇人，祖父是嘉乐乡佃农，父亲从小进城学医当学徒，学成后自己独立开药铺，创办“恒德堂药铺”，地道的膏、丹、丸、散中成药，疗效确切，在高县城小有名气。1918年，军阀杨森的队伍打进高县城，父亲在逃“兵灾”中受了惊吓，一病不起去世，当时李孝廉8岁。李孝廉在高小毕业后，先到梁和寨，后到黄水口当初小教员。1927年初回家帮助母亲经营药铺，由于药铺在县城中心位置，下午和晚上同学们和一些青年人都爱到这里谈心聊天，谈论时事政治，国家大事。恒德堂药铺后来成为高县特支的秘密通信处和联络站。
窦采繁，高县城关镇人，成都志诚法政专科学校学生，1926年在学校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初在法专毕业后，回家乡在高县一小任教，与同校的严树田关系密切。
周树基,高县黄水口人，1926年在宜宾叙属联中读书时加入中国共产党，受组织派遣回高县发展党组织。
邹永斌，高县嘉乐乡人，1926年在宜宾中山中学读书时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介绍人袁逸之（袁书城）,袁逸之也是高县嘉乐乡人，时任中共宜宾县委书记，后调泸州任地下党的川南特委委员兼任共青团川南特委书记，邹永斌作为高县党团特支的对外联络员，主要就是通过袁逸之这条线与上级联系的。
有文献资料称，高县首届党团特支的支部书记是窦采繁。但是，从年龄上分析，高县这批革命者在1927年，严树田年龄最大已29岁，窦采繁19岁、李孝廉17岁、邹永斌23岁、周树基20岁，显然严树田是他们的大哥，身份又是教师，推举严树田担任特支书记再适合不过了。
8月的一天夜晚,天还未退凉，有一点闷热，南广河边严树田家有河风吹来,却十分凉快。高县城的党团员们聚集在严树田家里开会，听邹永斌念从宜宾带回的中共川南特委文件,文件批准成立“中国共产党高县党团特别支部”，直属中共川南特委领导。中国共产党在高县的第一个基层组织正式成立。从此,高县革命者们由分散的个人奋斗的形式，汇入共产党领导的有组织的革命洪流之中。桐油灯闪烁着,金黄色的灯光照在每个人的脸上，高县这批年轻的革命者心情十分激动,轻轻地鼓起掌来。严树田简单讲了话后说,“我教大家唱首歌吧,《国际歌》，我才学会的”。
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脖腾, 要为真理而斗爭! 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 奴隶们起来,起来！ 不要说我们一无所有, 我们要做天下的主人! 低沉而雄壮的《国际歌》的旋律从严树田这间瓦房飞出,飘荡在黑夜中的高县城的上空。
“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在1927年这个腥风血雨年头，在严酷的革命斗争形势下，高县这批革命者没有退缩，没有躲藏，而是知难而上，在党最困难时候，组建党在高县第一个基层组织，尽最大的努力，为党的事业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单凭这一点，他们的功绩，我们是不应该忘却的。
高县党团特支成立后，一段时间，这些高县早期的党团员的革命活动是处于学习和锻炼阶段，他们每星期在书记严树田家聚会一、二次。主要是学习和讨论，他们学习《社会史》、《阶级斗争》、《共产党宣言》、《新青年》、《响导》等书籍和刊物，讨论分析国家的政治形势，社会发展的前途与走向，提高自身的马克思主义水平和共产主义的信仰，坚定了跟着共产党闹革命的信心和决心。
不久，邹永斌通知严树田到他嘉乐老家，严树田和党员闵裕厚翻山越岭到了嘉乐场街上邹永斌的家，邹永斌从肥料灰里拿出一封用油纸包好的信交给严树田，初看信上说的全是谈生意的事，邹永斌拿出碘酒往信的空白处涂抹，两行白色小字显现出来，是川南特委给高县特支的指示，要求高县特支汇报工作，要求高县特支在“地处边垂、农村穷困的高县，适时开展农民运动。”
严树田两人回到县城后，马上召开高县党团特支特别会议，转达了上级指示。会议上，大家一致认为上级指示符合高县实际，同意在高县开展农民运动，选定地区为罗场一带，那里已有几名党员，有组织基础，又靠近云南，贫苦农民多，容易发动起来。
1927年10月的一天，罗场街上阳家热闹起来，阳家的大儿子阳本江（中共党员）今天结婚。来贺喜的人群中来了好些生面孔，这些人都称是阳本江的同学、朋友，他们是县城来的严树田、李孝廉、窦采繁、邹永斌、刘绍修；羊田乡来的肖同光、龙世舜；蕉村乡来的罗孝庆、钟守常；还有罗场本乡的刘秉刚、高鹏九。这些人都是高县的早期的共产党员，他们借吃喜酒为名，要在这里召开高县党团特支的扩大会议。
当年高县县城到罗场没有公路，步行要走半天，人很疲劳，也不可能回县城了，阳家安排这些阳本江的同学、朋友们全部在罗场住下。第二天午后，阳本江带领大家出场镇去游玩，步行到土主庙参观，这次秘密的扩大会议就在罗场土主庙举行。这是中国共产党在高县领导、发动农民运动的标志性的事件，“罗场会议”已记载入高县党史。
“罗场会议”上，李孝廉、窦采繁作主题发言：我们要信仰马克思主义，拥护中国共产党，开展农民运动和工人运动，和国民党反动派作无情的斗争。特支书记严树田作了的立即开展农民运动和工人运动的提议，提议得到全体参会者的赞同，形成高县党团特支的决议。
“罗场会议”还商议了落实这次会议决议的一些措施。如：罗场作为开展农民运动的基地，刘秉刚是农民，家住农村，就由刘秉刚负责农民运动的领导工作。工人运动初选蕉村芭蕉坡碗厂，那里经常有工人百多人，很适合开展工人运动，暂由罗孝庆、钟守常负责。会议的情况和决议由邹永斌向上级报告。
“罗场会议”召开的消息，第二天就被人举报到国民党县党部，国民党县长张洵烈立即就带人去罗场抓人，结果扑了个空。阳家的婚礼早已结束，土主庙空无一人，这个张县长只是得到一个"有共产党在罗场阳家办婚宴时开会"的举报，也不知是些什么人开会，到了罗场一无所获，只好悻悻而去。这次国民党的抓捕行动，充分说明高县的反动势力猖狂到何等地步，一听到有共产党的活动，就派兵抓人，疯狂镇压。残酷的白色恐怖使高县党团特支的革命活动，举步维艰，十分困难。
要搞农民运动，首先要在农民中成立农民协会。刘秉刚按照特支决议。在罗场会议后，和几个党团员走乡串户，发动农民成立自己的组织。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在罗场地区就成立了几个农会，参加农会的农民有好几百人。在蕉村芭茅坡碗厂组建工会难度就大了一些，钟守常等人秘密到碗厂几次，找熟悉的工人淡心串连，发动工人组织起来，争取自己的权益。碗厂虽说有100多工人，但由于流动性大，来源分散，有南溪的、富顺的、江安的、珙县的、兴文的，而且变化大，有的来了3-5天，有的一个把月就走了，人很难说到一起，工人中也没有出头露面的人物，工人运动一直进展不大。而罗场的农民运动，被本乡土豪发觉，组织人刘秉刚被乡土豪监视控制起来，组织起来的农会无法开展活动，只好被迫停顿下来。
高县党团特支雄心勃勃开展的农民运动和工人运动，只持续了五个多月，时间虽然短暂，却展现了高县共产党人组织工农群众起来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的决心和意志。高县党史是这样评价的：“虽然罗场和蕉村的农工运动持续不久，但是对我县组织工人农民运动，发动民众革命有了初步偿试，也为后来周边县的工农暴动起到宣传培训作用和人力支持”。（《中国共产党高县历史》第一卷第50页）
1928年初夏的阳光，照耀着南广河边古老的高县县城。中共川南特委向高县特支派来一位视察员，年青的川南特委组织部长：蔡涛。他来到县城中心的恒德堂药铺，见到正在药铺为病人称药的高县特支委员李孝廉，对上接头暗语后，李孝廉把蔡涛引进药铺后面的堂屋，堂屋旁边有一天井，阳光从天井上方照下来，正照射到地下摆放的几只个箥箕上，箥箕里放满了刚做好的中药丸子。蔡涛向李孝廉说明了来意，是受川南特委派遣，来高县检查高县党团特支工作和宣传贯彻党中央“八七会议”精神。李孝廉把蔡涛安排住在恒德堂药铺楼上，马上到水东门找严树田。
第二天，在书记严树田家，召开了高县党团特支扩大会，主要由蔡涛讲形势和任务，从上午讲到下午，会议开了一整天。蔡涛从国际讲到国内，从苏联的成就讲到第三国际，从红军和苏区的胜利讲到军阀混战，从"八一"南昌起义讲到国民党对共产党的剿杀，即有理论又有实际，即讲了困难又讲了光明前景。蔡涛还着重讲了党中央“八七会议”，强调我们要广泛开展武装斗争，用"赤色恐怖消灭白色恐怖"，在全国各地都要建立红军和苏区。
带有川东酉阳口音的19岁的蔡涛的讲话，深深地打动了高县特支的党团员们，激发了他们决心向国民党进行反击的斗志。才加入共青团两个月的李晓南参加了这次会议，她听了蔡涛充满革命激情的讲话，使她见识了一个年轻有才华的共产党人的风采。当三年后，蔡涛在宜宾英勇牺牲（史称"五人堆事件"）的消息传到高县，李晓南和高县特支的战友们无不为之痛惜，大家都在回忆蔡涛来高县那几天的情景和对他们的帮助和指导。
蔡涛在高县的讲话，给高县党团特支的同志们极大的鼓舞，使他们找到斗争的方向，他们商量要抓住时机，向高县国民党发起反击。他们连续在严树田家两次开了特支扩大会议，决定选准时间捣毁国民党高县党部（地址在今文江镇老公安局），一可打击敌人的不可一世的猖狂气焰，二可降低国民党在群众中的威信。他们不计后果，“要的是胜利”（闵裕厚语），要的是敢于同国民党斗争。在当时的形势下，要去捣毁一个县的政治中心，高县这批年轻的革命者，真有点“胆大妄为”、天不怕地不怕的勇气。
捣毁国民党县党部的时机出现在当年农历冬月24日。周树基前两天得到消息，冬月23日、24日、25日三天，高县国民党党部书记、“党务整理指导委员会”主任秦仲英要在党部召开“整党实施”会议，伪县长刘荣久要带领县团丁24日到上乡（今筠连沐爱镇，原属高县行政辖区）出巡。23日夜晚，高县特支在严树田家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第二天开始行动，捣毁国民党县党部。
冬月24日，正是高县县城的赶场天，熙熙攘攘的进城赶场的农民挤满街头，在米市上（今文江镇政府门前空坝）聚集了二十多个、每人手拿一根青杠木棒的青年农民。快到正午时，一声令下，这批青年在共产党员周树基等人的带领下，直奔国民党县党部。他们高喊"打恶人"，从后门破门而入，正在开会的国民党党部委员们见状大惊失色，一轰而散，四处奔逃，秦仲英被这批农民追着打，被打扒在地上，双手抱头，“嗷嗷”直叫。这批青年还砸了“党务整委会”吊牌，将办公室、会议室的门窗、桌椅、文件柜捣毁，闵裕厚还在秦仲英卧室搜得“国民党高县党部组织部”图章一枚。事成之后，参加捣毁县党部行动的人员陆续散去。
竟有人敢打国民党县党部，还把书记打成重伤的消息，当天就轰动全城。很快，就传到县外。这次行动，高县特支的党团员们觉得很解恨，有群众听说国民党县党部被打烂，纷纷赞杨：“打得好！”，“为啥子没有把秦仲英这坏人打死哟！”，这次行动，是高县共产党人对高县国民党的一次警告，打击了反动派的嚣张气焰，鼓舞革命队伍的士气，对不久后珙县共产党发动的凌霄寨农民暴动有一定的影响和示范作用。
高县党团特支组织领导的1928年捣毁国民党县党部行动，是高县革命史中的大事件，有它的历史意义和历史地位，已永驻高县史册！
捣毁县党部的第二天，敌人回过神来，派出军警抓捕闹事"暴徒"，有三个参加行动的黄水口青年被捕，严树田、周树基、闵裕厚连夜离乡出走，高县特支暂停活动。
不久，1929年1月，川南特委改组了高县党团特支，李孝廉任书记，支委为：刘绍修、窦采繁；对外联络：邹永斌；技术（文书）：李晓南。这是高县党团特支第二届领导班子。在白色恐怖的严峻时刻，高县特支开始了新的斗争。
这时，中共川南特委向高县特支联络点李孝廉家的恒德堂药铺寄来文件和大量宣传资料，要求高县特支进行广泛活动和宣传，宣传内容全是反映工人、农民、士兵生活和他们受剥削压迫的情况，充分揭露国民党反革命的本质。几十年后的1982年，李晓南还清楚地记得宣传资料上的两段唱词： (一) 农民诉苦情 我们农民志气洪，戴月披星去务农。 流尽汗水不说累，指望有个好年成。 新粮新食才进屋，地主提斗到家门。 租子还没挑起走，保长跟脚讨税银。 交了租子又交税， 一家老小连碗米汤都吃不成，唉，吃不成！
(二) 白军士兵自叹 只为吃粮来当兵，思想起来好伤心。 一天三操又两讲，长官随便打骂人。 吃的糙米沙子饭，一床铺盖没二斤。 挨冷受饿活受罪，到头还是当炮灰。 军饷还要常拖欠， 为啥子要当这个兵，唉，这个兵？！
大量的党的宣传材料，由特支成员散发到高县城乡，造成较大的影响。从发动群众，鼓动群众起来“反封建”、“反包办婚姻"”、“反童养媳”入手，进一步提出“反对苛捐杂税！”、“反对军阀混战！”、“要自由平等！”，直指国民党的黑暗统治。
1929年夏天，邹永斌下河游泳，不幸溺水去世，当时才25岁，邹永斌的去世，使高县特支与上级的联系中断，得不到上级组织的领导，高县特支只能摸索开展工作。
1930年3月12日，趁纪念孙中山逝世五周年之际，高县特支组织了以学生为主的声势浩大的游行，游行队伍手执小纸旗，高呼口号“打倒军阀！打倒列强！”、“打倒帝国主义！”、“劳工万岁！”，游行队伍在街上搭了两台子，李晓南还上台演讲，呼吁民众起来反对封建礼教，农工、工人起来反对剥削，争取自由。高县是一个封建气氛浓厚的山区小县，妇女裹脚的还很普遍，像这样有女孩子参加的游行讲演，上街大呼口号，在高县还是第一次，一下子震动整个县城。
是年5月，川南特委发来指示信，撤销高县党团特支，成立“高县行动委员会”，要求高县全体党、团员以及能带走的群众，到重庆集中，参加全国夺取大武汉的总暴动。信是从重庆发来的，告诉了一个重庆通信处，要求高县特支把人带去后到那里接头。特支接到指示信后，感到执行困难太大，就派邹必诚的儿子、共产党员邹以南先到重庆，找川南特委问明具体行动措施。邹以南从特支联络站恒德堂药铺出发，怀揣李晓南密写的介绍信步行前往重庆。一个月后，邹以南返回，告诉特支书记李孝廉，不用去重庆了，夺取大武汉的斗争取销了。川南特委还给高县特支来了一封信，指示恢复党、团组织，撤销"行动委员会"。
1931年1月，中共川南特委派在重庆隐蔽的闵裕厚回到高县任高县党团特支书记，这是高县党团特支第三届领导人。此时，高县国民党县党部书记也换了人，1930年5月秦仲英从重庆养伤回来后不久，何月笙出任国民党高县县党部书记。
新一届特支作的第一件事是阻止了"高县教育促进会"的建立，这个"教育促进会"是国民党县党部直接控制的一个外围组织，表面上是以"帮助青年求得丰富知识"，实际是要拉拢高县青年、扩大国民党的力量。特支几次会议研究，利用国民党内部新派、老派的矛盾，瓦解了这个"促进会"的成立。
时间到了1932年2月，国民党县党部要成立高县总工会，声称要把各行各业的工人组织起来，“为工人谋幸福”。闵裕厚得知消息后，立即召开特支会议，分析了县党部的意图，认为县党部是要夺取对工人群众的领导权，扩大他们的政治影响。年轻的高县特支党团员们，十分激动，发起工人运动是我们共产党人的职责，不能让总工会领导权落在国民党手里，必须要把领导权争夺过来。随即，高县特支布置了具体工作，因为共产党还处于地下，还不能公开出面组织工会，只能先以基层自发组织为由，党团员以个人名义负责组建各行各业的分工会。
4月中旬，高县各基层分工会纷纷建立起来。李孝廉组织了医师工会，闵裕厚组织了教员工会，杨炳云组织了织布工会，何炳兴组织了修补工会，闵信厚组织了缝衣工会，包海青组织了理发工会，惠占富组织了屠业工会，还有曾德清领头成立的泥工工会，兰掌墨师领头成立的木工工会，一时间高县城里鞭炮声不断，各行各业工会的成立已成燎原之势，工人要起来当家作主的势头震惊了高县社会各阶层。
县总工会的成立已势不可挡了。国民党县党部派人找到高县总工会筹备会主任的闵裕厚，要求同意县党部二人选入总工会理事。闵裕厚断然拒绝了县党部的要求：“总工会的人选应由各工会代表投票选举，别人无权支配。如把个人的意愿强加于人，岂不成了包办选举？”
4月25日，高县工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大会的主要议程是选举高县总工会理事，成立高县总工会。大会选举吴杰臣、闵裕厚、李孝廉等5人为理事。会后，闵裕厚找到李孝廉，建议把工会理事长职让给吴杰臣，以表明我们青年人不是为了争权夺利，是为了伸张正义，为工人办实事的。吴杰臣是国民党老党一派的代表人物，一直与县党部的新派有矛盾，思想进步，有部份群众拥护他，推选他当总工会理事长，有利于党组织利用工会团结工农群众，孤立敌人。次日，总工会当选的理事开会，大家推选吴杰臣担任总工会理事长，高县总工会宣告正式成立。中共高县特支与国民党高县党部在这场争夺县总工会领导权的斗争中取得了完全胜利。
高县特支在恒德堂药铺的通信处、联络站还在正常地运行，川南特委寄来资料、文件、信件却越来越少了，间隔的时间也越来越长了。川南特委最早在自贡，后迁泸州，再后又迁到重庆，通信处经常变化，过去也时有中断。高县特支的革命者们，总感觉事情不对，而且不断有坏消息传来，中共四川省委由于叛徒出卖，省委机关到遭到破坏；宜宾团县委书记廖显融被捕后投敌，敌人在宜宾开展"大清共"，先后有900多名党、团员和进步人士被逮捕，宜宾附近党团组织遭到大破坏。国民党反动派又一轮剿杀共产党的行动像一股股妖风毒雾，笼罩着高县这座小县城。
原高县特支书记严树田于1932年6月回到高县，仍到一小任教，特支的战友们都很高兴，认为组织又增添了一份力量。殊不知，国民党对高县特支的打击就以严树田作为突破口。高县特支的外围组织中出了一个歪号叫吴拐子的叛徒，他发现了参与打党部的严树田回来了，就跑到伪县政府举报严树田是共产党。此时县伪政府已由国民党县党部何月笙把持，很快就把严树田扣留在县团务委员会，“以待处理”。严树田是共产党，已被抓获，成了高县一大新闻，高县特支发动高县政、教、农、工、商各界人士呼吁，设法营救。一小校长周开镛（解放后为民主人士，曾任高县人民政府副县长、政协副主席）平时就很赏识严树田的才能，也出面奔走呼救。最终严树田顶不住敌人的威胁和利益引诱，发表"退党"声明而得以释放。随后，在严树田的强逼下，特支成员李孝廉、刘绍修也相继声明"退党"。这三人虽然声明"退党"，并没有"叛党"，没有出卖同志和出卖组织，高县特支的其它成员安然无恙。几十年后，当时的特支书记闵裕厚在一篇回忆录中写道：“他们三人的声明我未见到，尤其是李、刘退党是被严树田所逼，抑或出于自愿，至今我还是谜惑不解。”
到1932年年底,高县特支按照川南特委的通讯处去信，一直无人回信,怎么也联系不上。高县的革命者们不知道，在一年多前川南特委已被中共四川省委撤销,在川南特委所辖区域内,分别设立了自贡特区、宜宾中心县委和泸县中心县委。而宜宾中心县委没有派人来高县,高县特支与上级的联系完全中断,高县特支的活动完全停止，高县的革命者们陷入迷茫的困惑之中。
第二年1月，在一小教书的窦采繁去了珙县罗星渡，帮他父亲开的盐店卖盐巴；闵裕厚过了年就去嘉乐四小教书,离开了县城；周树基在打了党部后外出一直没有消息，后来听说改名周耕野,但一直没回高县；李晓南在1931年8月就外出到重庆找党；闵琼厚出嫁到庆符县......，高县这一批早期革命者退的退，走的走，散的散，高县地下党、团组织随即进入停顿状态。李孝廉曾经对他儿子讲过，“那时候，不是我们不联系党，而是我们找不到党，是党把我们忘记了，使我们迷失了方向，不知怎样干”。
翻阅历史，读到这令人揪心的一页，让人感慨、泪目。高县早期这批青年人到底是为什么？他们在那黑暗、恐惧的年代，信仰马克思、追随共产党，他们奋斗过，他们青春过，他们像一颗颗流星，耀眼地闪亮着消失在茫茫夜空。
1932年12月，高县党团特支走完了她的历史行程，完成了她的历史使命。 岁月荏苒，现在的人们已经很少提及他们了。
本文取材于： 1, 中共高县县委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高县历史》第一卷 2, 李晓南：《高县党团组织的情况(1927--1931)》 3, 闵裕厚回忆，高县政协文史资料办公室整理：《中国共产党组织(1927--1932)在高县革命活动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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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1-6-30 1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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