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翰笙回忆录《出川之前》第十七集

星星的歌

[color=rgba(0, 0, 0, 0.9)]内容来源于阳翰笙回忆录《出川之前》，第三部分求索道路上的青年时代，第十七集我和李硕勋等在成都组建社会主义青年团和加入学联

我在成都读书期间有三件事比较重要：一是成立四川社会主义青年团；二是加入成都学生联合会；三是闹学潮，争取教育经费独立。三件事情都确曾有过，我不但是参加者，而且是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但三件事发生的具体时间和先后顺序，我的记忆恐怕不一定准确。有的可以查当年的报刊，有的大概只有靠比较多的当事人实事求是地回忆，然后综合分析，理清事件的来龙去脉。我把我所经历的事情写出来。

关于成立四川社会主义青年团，是在一九二二年六月。

我记得我们是在看了《新青年》杂志上登载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纲领和章程之后，自动成立的。我们看了团的纲领，知道青年团是国际组织，属第三国际领导。我们很高兴。凭一股热情，就想我们也来组织。当时的积极分子是高师的童庸生、成都师范学校的刘弄潮、我们省一中的李硕勋和我，还有女师的雷兴政等。我们串连了十多个人，在望江公园的望江楼上开了一次会。大家发言踊跃，情绪激烈，以为组织起来就有办法，都赞成建立青年团。集会还决定了青年团成立的日期。会议推举童庸生在他们学校找一间教室，作为召开成立大会的地点。大会按预定计划如期举行。童庸生在会上口若悬河，侃侃而谈，大讲社会主义是怎么一回事。会议一致通过成立四川省社会主义青年团，童庸生、李硕勋和我等都被推举为干事。

后来想，我们的组织应该有领导呀！

​我们的上级是谁呢?谁来领导我们呢?当时高师的老师中有个王右木，日本留学生，研究政治经济学，半公开半秘密地传播马克思主义。我们干事会就去找他，请求指导。我们谈了我们的想法，汇报了成立青年团的经过，以及遇到的困难。他问：“你们的组织领导在哪里?首先是，谁批准你们呢?”他说：“现在成都还没有青年团，你们这是头一个。但全国的组织已经有了，中央在上海。”他经过考虑，下决心说，“这样吧，我暑假去上海跟你们联系，看人家同不同意?你们够不够资格?合不合手续?”得到这样一位人人尊敬的进步教师的热心支持，我们又感激，又高兴。跟着而来的闹学潮，青年团成了核心组织。但接着我被通缉，离开了成都，不知道这个组织以后的结果如何。

成都成立学生联合会以后，我和李硕勋均被选为执行委员。我们四处活动,动员各学校的同学参加学联。那时候，成都的学校很多，各式各样的。学联也好，学生运动也好，吴玉章同志当校长的高师都是主力，是大本营。老师王右木、学生童庸生是领导骨干。学联执委会分给我的任务就是宣传女子师范学校的学生参加学联。女校的门关得紧，很难进入。我们先设法把“五四”新思潮的风吹进去，送一些报刊、书籍给她们，让她们呼吸时代的空气。第二步就是从她们中找积极分子，联络带头人。

女师有个同学叫雷兴政（又名雷晓辉），人不高，但精干。她思想进步，乐于参加学联,愿意投入学生运动。她的行动遭到校长反对，她不但不畏惧退缩，反而更加坚定、不但自己参加, 还要宣传动员更多的女同学走出学校，跟现实社会接触。雷兴政就这样成了学生运动的活跃分子之一。

后来她也被开除，不得不转学外地。一九二七年，她出席党的“五大”。几十年来， 她为革命做了许多工作，也吃了不少苦。“文化大革命”中甚至被诬为“假党员”，整得很惨。值得庆幸的是她活下来了，政治上也恢复了名誉。一九八三年五月我到四川参观访问，她在家人的陪同下，专门从南充到重庆来看我。见面后, 我们的第一句话不约而同的都是：“不知从何说起啊！”我说：“咱们先说公事，后说私事（也不是私事）。”我们首先一起回忆了当年在成都读书的这些情景，要把它弄清楚，对后人，对历史负责。她身体也还硬朗，精神颇好。

请继续观听下一集我和李硕勋在成都闹学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