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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稳定市场物价，恢复发展生产 人民政府建立后，立即着手建立财政、税务、工商、银行、贸易等机构。在接收税务部门时，由于地下党长期工作的影响，税务职工的帮助，迅速掌握了税务方面的财权，顺利开展了人民税收工作，逐步征收税款解决部队和机关生活供给问题。同时，为稳定社会秩序,还注意了手工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对没收官僚资本的厂矿、企业等单位进行了安抚，厂矿让其继续生产，商店让其照常营业，并暂不纳税。并组织百货、土产等公司到农村，促进城乡物资交流。在农村，由银行给中贫农发放农业货款，支持春耕生产。 解放初，人民币开始进入高县、庆符县市场。刚刚解放的高县和庆符县，仍然是银元（也叫现大洋）占领市场，人民币还不通行。由于银元的流通、投机倒把的活动，使人民币难于占领市场，集市上购买东西认银元不认人民币,严重妨碍了物资交流和市场物价的稳定,阻碍了人民币的发行，给财政、物价和人民生活造成极大困难。鉴于这种情况，3、4月，高县、庆符县人民政府根据宜宾军管会的布告，开展了货币的斗争。明令禁止银元流通，组织了金银检查站，实行检查和发动群众检举相结合，在全县上下进行了广泛的宣传和动员。同时，通过贷款、收购和财政支出等渠道，做好人民币的发行工作；并抓好税收、征粮、抛出物资调剂市场等工作，使人民币得以顺利回收。经过这一系列的工作，两、三个月后，在县城和主要集镇农村，人民币开始逐渐占领了市场。为稳定金融市场、组织生产、安定人民生活，创造了有利条件。 六、征粮与剿匪 为了保证新生人民政权财政支出的最低需要，川南区党委要求各地征收一九四九年度公粮。征收1949年公粮，是新成立的人民政府首要的一项政治任务，是关系到新建的革命政权能否巩固的一个重大问题。为此，宜宾地委在元月7日至10日召开了各县县委书记会议，专门讨论布置了征粮任务。《川南区一九四九年度公粮征收暂行条例》规定，这次征粮原则按照过去按“赋”纳粮的基础，分大、中、小粮户等级，规定累进税率，赋多多出，赋少少出，计算到户。由于旧社会有的恶霸地主有田无“赋”，因此首先查有田无赋的黑地。然后适当增加地主、富农的负担，减轻贫苦农民的负担。即地主负担不超过总收获量（全年所收租额与高利贷息之和）的50%，富农不超过25%，中农不超过15%，贫农不超过5%，这叫“旧派新摊”，“上加下减中间不动”。宜宾地委按人平72公斤分配到县。 2月，征粮任务开始布置到户。为此，庆、高两县成立了县、乡各级征粮组织机构和征收工作队，加强对征粮工作的指导和征收工作，高县抽派机关和军队干部、教师、地干班学员共250人，组成征粮工作队，庆符县也抽调200多人组成征粮工作队，奔赴各乡开展工作，征集1949年公粮。 一月二十八日，十八军奉命进军西藏，第十军八十四团驻防高县后，部队全面展开投入征粮建政各项工作。除留有机动主力以外，以班排为单位，分散配置到各重要城镇乡场。匪特们趁解放军换防之机，由分散到集中，建立反动组织体系，成立“中华人民反共救国军”、“反共人民义勇军”、“川南军政指挥部”、“川南军政别动队”等。土匪在高县、庆符县肆无忌惮地公开与人民为敌，交通被匪阻断，解放军一个排、连建制的部队都通行不了。据当时八十四团派到珙县任副书记的聂泽久同志回忆说：“……三月从宜宾回（高县），除武工队两百人外，还有（解放军）1个营的兵力护送我们……。”三月中旬，宜宾军分区不完全统计，高县有大股匪2290多人，庆符县有大股匪4470多人。庆符县匪众数百人，围攻县城打到县府门前；制造了震惊川南的“沙河驿事件”；高县玉皇乡、羊田乡等乡保武装勾结土匪，残杀我人员；八十四团两个连护送高县、庆符县、筠连县、珙县县委书记到宜宾开会，行至来复渡，遭千余名土匪伏击，我数名战士伤亡。因此，征粮与剿匪必须结合，成为两位一体的工作，是新成立的人民政府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 宜宾地委、军分区成立了剿匪指挥部，投入正规部队统一领导开展大规模剿匪斗争。南线的八十四团撤出了沐爱的兵力，加强珙县，以高县为重点，求得宜、庆、高、珙联成一片，负责庆符县、高县、珙县、筠连的剿匪工作。四县成立了剿匪委员会，高县以杨仙波团长为指挥长，柳金铭为政委，贾昌、张东昌为副指挥长；庆符县以陈家骥为指挥长，王汝权为副指挥长，王茂聚为政委。同时，高县、庆符县从接收国民党地方部队中抽调班、排组建基干大队，并在所辖行政区组建基干中队，协助部队对主要股匪实行围剿。至5月基本肃清了两县的股匪。同时，发动广大群众，开展强大的政治攻势，号召匪众自新登记，并突击开展征粮工作。至7月底，基本完成了征收1949年公粮的任务。 七、干部队伍建设和各级政权机构 解放之初，建设政权，开展多项工作，需要干部。庆、高两县的干部来源主要是军队转业干部、西南服务团、军大学员及留任的旧职人员，这批干部即是庆、高两县区人民政权的骨干力量。为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解决基层干部来源问题，庆、高两县县委按照德才兼备的原则，除县、区党政主要领导干部由上级派任外，其他干部主要在清匪反霸、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等运动中选拔经过锻炼的农民积极分子、青年知识分子，经过地方干部培训班学习，从中吸收一批充实干部队伍。1950年3月25日，高县首次召开农民代表大会，会后成立了高县农民协会。会后，各区训练了农民积极分子。同时健全了各级农协组织，整训了武装干部，整顿了农民武装，为清反减退运动的全面开展作好了准备。此后，两县农村均建立了农会。乡农会在乡政权建立之前，成了“农村中一切组织的中心，农村中的主要任务，均由乡农会处理”。这些农协会会员，除一部分混进来的土匪、恶霸被逐步清洗外，绝大多数会员在征粮剿匪、清匪反霸、减租退押、土地改革运动中，都成为了积极分子，有的还成为农村基层政权的骨干力量。1950年12月3日，高县各乡废除了旧有的保甲制度，确立了乡村行政委员会组织机构，乡设主席，村设主任，选举贫雇农担任主席、主任职务。1950年8月，庆符县有干部227人，高县285人，其中老区干部5人，部队45人，西南服务团、军大43人，地下党员1人，地方干部49人，留用人员51人，新参加工作29人，其他17人。 1950年，县、区级政权建立后，为推动各项工作顺利进行，县人民政府职能部门相继建立，解放初期，由于干部缺乏，只建立了一些主要部门，即：秘书室、民政科、财政科、税务局、文教科、建设科、工商科、公安局、财政经济委员会，以及人民银行县支行、邮电局、中央公粮分库等12个单位。1950年10月以后，又先后建立县人民法院和县人民检察院，1954年前，属县政府的工作机构。1954年《宪法》颁布后，即依法分别独立行使审判权和法律监督权。 八、党团组织机构的建立及党团员发展和教育 1950年1月，中共高县县委、庆符县委建立，隶属宜宾地委领导。高县县委开始组建时，中共川南区委任命孙义为县委副书记，2月任命84团政委柳金铭兼任县委书记，7月由顾明接任。委员贾昌、罗念宝、邓智魁。县委下设工作机构：秘书处（1952年改为县委办公室）（1月建立）、组织部（1月建立）、宣传部（1月建立）。12月建立中共高县委纪律检查委员会、1952年8月成立统一战线工作部。庆符县委书记王茂聚，副书记王子英，委员郭林川、王国珍、李德祥、苏中格。县委下设县委秘书室（1月建立，后改称县委秘书处）、组织部（1月建立）、宣传部（1月建立）。1952年4月地委批准建立中共庆符县委纪律检查委员会，12月建立统一战线工作部。 1950年1月，经川南区党委批准，高县分设为5个辖区，建一、二、三、四、五区区工委，因党的干部缺乏，只任命兼职区工委书记1名。经上级任命的各区工委书记：一区张洪照，二区叶文义，三区胡兴荣，四区郭树亭，五区蒋雄。原沐爱县归属高县后，改建制为第六、七、八区。这个时期，基层党组织几乎没有建立，只在县级机关成立了七个党支部。真正发展党的基层组织，是在1952年10月以后，开始在各乡陆续组建党的基层组织。1953年1月，为了加强党对全区工作的领导，经中共宜宾地委批准，各区建立党的工作委员会。1954年5月11月先后建立区委会。 发展党员的工作，是在1951年才进行的，1950年，由于征粮剿匪任务繁重，党员发展尚未进行，当时高县仅有46名，庆符42名中共党员。根据中央“严格审查、稳步前进”的建党方针，1951年，在南下干部和参加工作表现十分突出的职工中发展了一批党员，庆符县17人，高县10人。1952年10月，高县开办农民训练班，集中训练在土地改革、互助合作运动中涌现出来的基层干部和积极分子，进行共产主义思想教育，通过审查，分批发展，吸收了新党员112人，成立党支部10个，在9个乡建立了党的基层组织。至1952年底，高县党员迅速发展到254名，庆符281名。1953年，按照中央“积极、慎重”的方针，保证党员质量，一面暂停发展，清理不符合党员条件的出党，一面继续登记建党积极分子，进一步做好组织发展准备工作。对于党员的教育，主要是通过党内整风进行，其次是利用各种会议以会代训。1950年，两县县委根据中央《关于在全党全军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先后进行了两次整风，集中县、区工作人员208人并发动与会人员帮助检查县委领导思想作风方面的问题。从1950年至1951年，县委先后召开了农代会、各界人民（人士）代表会、县区干部会等，在这些会议上，党团员都与其他参会人员一样，亮思想，找根源，认真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进行自我教育。 庆、高两县的建团工作是从1951年7月开始的。分别成立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高县、庆符县工作委员会。1月29日至31日，高县召开青年工作会。会议主要内容是：交流工作经验，力戒关门主义。高县、庆符县共招收564名知识青年参加工作，两县留用70名，其余由川南行署调用。并在农村普办识字班、夜校，有3万多青壮年参加学习，文化素质普遍提高。1953年3月，经县委批准分别召开青年团高县、庆符县第一届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第一届委员会。 九、建立自卫武装，清除旧社会丑恶现象，维护社会秩序 人民政权建立之初，为尽快清除匪患，维护社会和生活秩序，庆、高两县县、乡逐步建立了人民自卫武装。1950年4月上旬，根据川南军区通知，为加强地方武装建设，逐步接替人民解放军野战部队的防务，对国民党残余股匪实施围歼追剿，确保征粮、剿匪、减租退押工作的顺利进行，高县从起义的警察大队中抽调部分班、排组建成县大队，下属3个连，大队长由县长贾昌兼任，县委书记顾明兼任教导员。庆符县将接收的国民党县政府警察中队整编为庆符县大队，下属2个连，由县长郭林川兼任大队长，县委书记王茂聚兼任教导员。两县分别从人民解放军84团抽调部分干部战士担任班以上干部。区建立中队，随着任务的完成，同年12月将县大队改为警卫营，担负内卫执勤，维护社会治安，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巩固人民民主专政。1951年1月28日，庆符警卫营二连和高县警卫营三连奉令补充川南军区基干第十团。为维持城区治安，又从84团抽调部分干部战士，以旧警察人员为基础，整编组建公安队，隶属县公安局。1952年4月，庆符、高县警卫营奉令撤销，其人员一部分转业到地方工作，一部分从警卫营建制中抽调部分干部、战士分别重新组建庆符、高县公安中队，隶属宜宾地区公安支队，同年10月改为县公安队。1950年6月以后，庆符、高县各区、乡（镇）、村（街）均着手建立人民武装自卫队、联防队。庆符县有队员5850名，高县有队员19825名。1951年底，庆符县自卫队员有7138名，高县有13040名，1952年1月28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兵组织暂行条例》，加强人民武装建设，人民武装自卫队改称民兵。乡（镇）置民兵中队，村设民兵分队。高县有民兵中队50个，其中基干队6个，民兵11323名，庆符县有民兵中队42个，其中基干队6个，民兵7892名。 解放初，旧社会的丑恶现象一时难以根除，尤其严重的是民间遍布烟馆，不少人吸食鸦片，为尽快消除这一丑恶现象，从1950年2月3日起，高县开展了肃毒运动。针对少数人继续偷种、贩运、制造、吸食鸦片的现象，再次发布布告，明令禁止吸毒、贩运、制造、隐藏烟土。1950年3月9日至11日，高县召开第五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会中推选代表组成禁毒委员会。同时，号召全体干部、群众检举揭发烟犯。至6月，共查获大烟、毒品120·4公斤，烟具3570支（根），225名瘾民戒掉毒瘾，全县境内种植、贩运毒品的现象基本绝迹。一大批烟民经过改造和教育，成了新中国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十、沐爱县政权接收 沐爱县建于1947年10月，原为沐爱设治局，1944年与高县分治，1950年2月划归高县管辖，后于是1953年10月，改属筠连县管辖。1949年底，沐爱县辖1镇13乡，即博爱镇、维新乡、腾达乡、大同乡、礼义乡、武德乡、复兴乡、沐祥乡、沐柔乡、棉堡乡、高石乡、乐义乡、镇舟乡、沙坝乡，全县总人口74690人。 1949年下半年，2野18军进入川南，时任沐爱县长的钟家荣闻风外逃，詹天浩等一批爱国人士和革命群众组织起来的沐爱县解放委员会，推举“沐解委会”主任委员何著勋代理县长职务。“沐解委会”成立后，即开始维持当地社会治安，保护粮仓、档案，等待人民解放军接管沐爱。 1950年2月6日，高县副县长王子英（10军28师84团2营教导员）带队接管沐爱，在沐爱伪县政府会见了该县解放委员会（住街上）主任委员何蓍勋、副主任何心一二人，其他各委员都在乡镇上住均未在解放会办公。伪府职员也无人在府维持看管家档，一切公物东西异常紊乱及破坏不堪。七号上午，召开了全县各机关部门人员会议，王子英宣布了“撤销沐爱县，划归高县管辖”的命令。同时开展接收工作，确定划分了三个组即财经组、公安组、民教组，对各乡镇各种公物、公款、公米、档案及其他公有物资逐一造册登记。同年3月，人民解放军驻川南部队进行兵力调整，决定暂时放弃沐爱、兴文两县。3月7日，王子英率队撤出沐爱县，1950年7月27日，我剿匪部队收复沐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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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7-11-8 2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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