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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人
聋子婆住在三街石坎子，与赵娃儿住的茶馆斜对门。 这是三街的街头，刚好拐弯，房子不与街面平行，成斜角，门前有一个较宽的三角形坝子，坐在那里，就能把整条三街都看得清清楚楚。房子座西向东，每天太阳最先照来，冬天的上午，坐在坎上晒太阳，暖洋洋的。夏天，太阳掉西，这里退凉快，风从石坎上和侧边鸡屎巷吹过来，很凉爽。男人周聋子死后，她就常坐在这个地方，看街景，看茶馆的人进进出出。 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聋子婆五十来岁，看上去却很老，脸上满是皱纹。她的耳朵不是完全听不到，只是听力差，别人要大声地吼她才听得，和她说话象吵架一样，除了借钱、还钱、计算利息，很少有人和她认真说话。 住在坎下的苟三姨，年龄比她小两三岁，对她最了解。苟三姨说，她以前不聋，叫聋子婆是因为她男人是有名的周聋子。男人有文化，打一手好算盘。男人在世时，在家门口摆一个小百货摊，卖针头线脑、毛巾手帕、内衣鞋袜等。男人耳聋管帐，女人不聋卖东西。 周聋子是五十年代末死的，丧事办完，复了山，聋子婆又摆出小百货摊，突然发觉耳朵“嗡嗡”地响，去看医生，也没个说法，开点药，不见效。到县城检查，说是耳膜穿孔，没啥医头，渐渐就聋了，成了名符其实的聋子婆。人们说，周聋子在阳间的罪没受完，冤魂不散，死了，让老婆继续受。 聋子婆不能再摆摊做生意，丈夫在世时有些积蓄，便放高利贷，十分的月利，一千多元在外放债，月进一百多，没有子女，一个人生活，几年下来，成了街上的富婆。 苟三姨说，聋子婆夫妇曾经有一儿一女，解放初期，先后死于天花，后来没再生育。有人问她子女的事，她都不答腔，好象根本听不见。是不愿提那痛心的往事，或许是思念儿女的痛苦剌激她耳朵什么也听不到了。 聋子婆不识字，连“1、2、3”的简单数字都认不得。在乐镇，她是第一个戴手表的人，手表是托到县城开会的熊代表帮买的，“东风”牌，价值一百二十元。熊代表是居委会主任，县人民代表，聋子婆戴上手表后，“代表不戴表，戴表不代表”一时成了小镇上的笑谈。聋子婆戴着手表，却认不得时间，有人去问，她要人家自己看，这人说也认不得，她就高声大骂：“老娘认不得，你也跟老娘一样认不得吗？”认为别人在愚弄她。 聋子婆不识字，人却精明，有特殊的记性，街上人说她的“小九九”凶，“小九九”是算账记账的意思。聋子婆特殊的记性就表现在来往帐目方面，让人惊奇，哪个向她借钱赊东西，无论过了多久，当时的情景如数家珍，时间、金额、物品、穿的衣服、在场人、背的背篼还是提的篮、带在身边跟着一路的是人家哪个娃等等，都记得一清二楚。男人死后，她放债，借钱人打了借条，她不认识上面的字，但几十张条子，哪张是哪个打的，一下找出来，从不拿错，谁都不信她不识字。除了记帐，她在其它方面的记性就太差了，喜欢看戏，看多少遍，戏名都记不着，更不用说故事情节。有几个戏，她倒是记着了剧中人的名字，虽然记不准，大概也差不多，比如《营门斩子》的樊梨花，她说是樊莲花，《下游奄》里的徐元宰，她说是徐元子。 聋子婆在街上出名，不是她有钱，哪年头，有钱并非光荣有地位。也不是她特殊的记性，她是一天到黑都把那些帐目在脑壳里过了很多道，当然记得了。她是以泼恶、歹毒、耍无赖出名的。 小镇太贫穷，解放前是水陆码头，上云南下四川，过往的人多，市场兴旺，商业繁荣，外地来此谋生并定居下来的很多。解放后将人固守在土地上，小镇萧条起来，人口又多，大多数都是自由职业者，找到一个吃一个，常常有上顿无下顿，要生存，有时就需要借贷。 借的都是少数钱，多数她也不借，就三二十的，也不怕别人还不起。收不到钱，就提人家的锅，拿人家的碗，还要抱人家的铺盖，如果去挡她，发生抓扯，她倒在地下不起来，泼口大骂。和她没有道理可讲，她是聋子，你说东她说西，耍横不要脸，死不卖帐，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钱，没钱就当东西，闹得四邻不安，鸡犬不宁。小镇人善良，敦守着“欠债还钱”的古理，认为她收帐是天经地义，合理不合情，因此，不管她怎样闹，都要让着她，还得想办法把钱还了。聋子婆本来长相就凶恶，咬牙毕剥的，人们背后说她是地主婆，是黄世仁的妈，不到万不得已，硬是揭不开锅了，是没人向她借钱的。 有人向政府反映，说放高利贷是剥削，是犯法，干部找过她，因是聋子，讲不清道理，一个孤寡老人，又能怎样，只好算了。人们说起她，都没好言语，刻薄的人说她之所以孤，就是心太狠了，咒她这世孤，下一世还要孤。 只有一件事，让人刮目相看，得到街坊上的好评。那是一九七0年，王家场一个重庆知青到乐镇赶场，与街背后的杨麻子发生口恶，羞辱杨脸上的麻子。杨麻子性情刚烈，暴打了知青一顿。重庆崽儿，是毛出名了的。那人回去，纠集了几十个重庆知青，要来乐镇报仇。杨麻子也组织几十农民，贴出海报，要和重庆知青在南园坝打群架。那时正是文革中，当地党组织和政府都瘫痪了，公安派出所已砸烂，没人管，只好听之任之。 聋子婆看到很多人围着海报看，三三两两交头接耳，问是什么，有人大声地告诉了她。她拿着一根竹棍，让人把杨麻子叫来，当众恶暴暴地痛骂杨麻子一顿，还几次要用竹棍打他，被在场的人劝住了。杨麻子是一个响当当的硬汉，平时天不怕地不怕，天王老子都不卖帐的，这回在聋子婆面前，一口一个“周伯娘”，喊得巴巴适适，象一个灰孙子，说您周伯娘喊不打，我们就不打嘛。过后，杨麻子在街上又贴出告示，说为了乡人的安定，架就不打了，并向被他打过的知青赔礼道歉，愿意付医药费。告示抄了一张贴到王家场，重庆知青捞回面子，也没说什么。 这场即将发生的流血事件，被聋子婆一顿恶骂平息。街上的人不解，猜测是杨麻子欠她的债，才会听她的。 这个谜直到十年后聋子婆死了才解开。 八十年代，聋子婆死了。她死前找了居委会，把她的钱全部拿出来，共有七八千，说是办完丧事，余下的，给街上的五保户置铺笼罩被、锅瓢碗盏。 聋子婆是外地人，没有儿女，也没有亲戚，街上的人都来相帮，但是没有孝子，这是人的一生最遗憾的。苟三姨提议，找两个姓周的本家晚辈，给她顶孝。可没人愿意，怕担得到什么好处的名声。正在这个时候，十多个披麻戴孝的人，由杨麻子带着来的，有男有女，大的四五十岁，小的二十多岁。个个都有深深浅浅的麻子。问其原因，才说出实情，原来这些人都害过天花，是聋子婆给钱治病，救了他们的命。 聋子婆的墓前立了一块碑，上面刻着：“善人周母齐氏之墓”，立碑人就是那十多个麻子。
2007年11月20日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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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7-11-23 1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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