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艺界的领军人物阳翰笙

血曦

中国文艺界的领军人物阳翰笙

 

 

四川是诞生文化巨人的沃土，郭沫若、李颉人、巴金、沙汀、艾芜和阳翰笙都是中国文坛的杰出代表，是四川文坛引以为荣的一面面文化旗帜。

著名剧作家阳翰笙，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先驱，是上世纪三十年代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的创始人之一。建国后是中国文学艺术界卓越的领导人，也是“文化大革命中”最早遭受迫害被点名批判的文艺界黑头目和“四条汉子”之一。阳老为人正直、光明磊落、严以律己、平易近人，在文艺界有口皆碑，深受大家敬重。他在长期负责文学艺术界的领导工作之余，创作了话剧《三人行》、电影《北国江南》等广有影响的文学作品。他为中国文学艺术的发展贡献了自己的全部心血，在中国文化的史册上闪烁着一页不可磨灭的光辉。

 1  阳翰笙原名欧阳本义，字继修，笔名翰笙、华汉，一九○二年十一月七日（即农历十月初七），出生在四川高县罗场镇。他排行老大，下有三个弟弟；本江、本奎、本德和两个妹妹：本芝、本兰。他父亲欧阳静波经营土产丝茶生意，家境小康。母亲周淑贞，知书达理，贤淑善良。阳翰笙童年，获母教益甚多。特别是祖母常向他讲亲眼看见太平天国起义军路过高县罗场时的悲壮情景和传奇故事，从小他稚嫩的心田上就播下了拯救民众的思想种子。

阳翰笙六岁时，被送入私塾读书，老师是他的堂祖父，系清朝时的秀才，对他教训极严。他十五岁时在高县城里的小学毕业，随即考入宜宾的叙属联立中学第十班，与庆符的李硕勋为同班同学。（李硕勋系曾任国务院总理的李鹏之父）一九二○年初，他与李硕勋一道去成都插班，进入四川省立第一中学。当时由于军阀把教育经费挪作军用，全川学生为了争取教育经费的独立，举行罢课运动。阳翰笙、李硕勋和童庸生等人，在学校组织和领导成立了“四川省社会主义青年团”，书记是成都高师的教师王若木。在王的领导下，全校举行罢课，驱逐了尊孔读经、趋炎军阀的政客校长。阳翰笙和李硕勋还担任了“成都学生联合会”的执行委员。他们一起多次鼓动和领导了成都各校的学潮运动。由于组织包围省议会，他们两人都遭受军阀通辑。一九二一年十一月一日川军总司令刘成勋发布了《训令》(政宇第1897号)文件。全文如下：(略)

“为训令事照得本总司令前以省内外各校学风败坏曾经剀切训令各校长严加整顿……乃今竟有顽梗不化变本加厉如省立第一中学全体学生者该校学风素习嚣张罢课兹(滋)事无岁不有本总司令惩前毖后计乃令委严迪恂接办殊委令甫下该校学生故态复萌竟敢以全体名义发播油印传单……发布宣言至于七次之多诋诬之词殊非人情所有……要挟毁法乱纪不堪造就……除将该校全体学生照章斥退并令城防司令派兵一连进驻该校维持秩序迅将为首之余屏藩欧阳本义李开灼(即李硕勋——笔者)陈贞颚王国章孙贤等六名饬由法庭勒传令办家属照章赔费并令校长严迪恂克日列校另行招考别树新基外合亟通令……”

于是阳翰笙和李硕勋等四人离开了省立第一中学，他们租了一只木船，从成都至宜宾转重庆。到重庆后遇闹学潮正盛，无法进入川东联中，阳翰笙就溯江而上到泸州，在这里他结识了川南师范校长恽代英，同恽代英畅谈了七个晚上。这时阳翰笙是一个二十岁的青年，他从思想上开始认识到了中国救国的道路是一—马克思主义。为了再图发展，他随即返回老家罗场筹集路费，先后给李柏根、肖同华等人教习英文和数理化。一九二三年秋初，阳翰笙同李柏根肖同华三人一起到了北京，住进了宣武门外的“叙州会馆”，由于尚不能入学，只好在西山租了一间简陋的屋子，自行学习。在这里他读了不少进步书刊。并结识了刚由法国回来的陈毅，由于他们相处较长，他获得陈毅的帮助很大。

 2  一九二四年六月李硕勋与何成湘由上海写信给阳翰笙，邀他去读上海大学，在陈毅的极力主张下，他去了上海。通过考试他插班进了上海大学。从此，他由欧阳本义改名为欧阳继修。当时这所大学的校长是于右任，副校长是邵力子，教务长是邓中夏，瞿秋白是社会学系主任。教授有蔡和森、张太雷、施成统、恽代英、任弼时、肖楚女、沈雁冰、蒋光慈、陈望道、周越然、唐名时等。在这里阳翰笙和李硕勋何成湘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一九二五年是中国工人阶级大觉醒的一年，是中华民族反帝斗争热潮高涨的一年。二月二日，一个日本领班在上海毒打童工，激发工人们痛愤罢工抗议，罢工运动得到了上海大学等学界、上海工商界和各民众团体的有力支持。五月十五习，上海纱厂的日籍职员，枪杀了共产党员、工人顾正红，还打伤了工人十余人，激起了工人们的无比愤慨。这时阳翰笙是上海大学的支部书记和上海闸北区委书记，在党的指示下，他和李硕勋、刘昭黎、刘刀心四人代表学总会参加上海工商学联合会和全国学总会，积极宣传组织群众，领导发动了上海市的大罢工、大罢课、大罢市的反帝运动。特别是五月三十日那天发生的“五卅惨案”，更是掀起了革命的高潮，给帝国主义者以有力的打击。同时也给当时懦弱无能的政府一个极其响亮的耳光。

 3  一九二四年，孙中山召开有共产党人参加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并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制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正式成立。五月在苏联和共产党的帮助上，在广州建立了陆军军官学校——黄埔军校。

一九二六年一月，阳翰笙奉两广省委书记陈延年指示，调去广州黄埔军校，在周恩来领导下工作。初到广州时，他寄寓于“农民运动讲习所”，在这里他第一次会见了毛泽东和杨开慧。

黄埔军校分校本部和入伍生部。校本部的教授部，主任是王柏龄，副主任是叶剑英；教育长初为胡谦，后为邓演达。政治教官有恽代英、肖楚女、聂荣臻等共产党员。入伍生部分两个团，每个团有1500名学生；团、营、连均设政治指导员，多数是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员中的左派担任。军事教官有何应钦、刘峙、顾祝同、钱大钧等人。

阳翰笙到黄埔军校，正是第四期行将毕业的时候，他被派任校本部秘书，不久调任入伍生部政治部任秘书兼任政治教官。在这所学校里，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是尖锐而复杂的。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组织了“黄埔青年军人联合会”，以王柏龄为首的右派组织了“孙文主义学会”。蒋介石以中山舰事件为借口，取消了两派组织，而另组了“黄埔同学会”，蒋自任会长。当时整个形势很好，十分有利于党的斗争。陈延年和周恩来向上海党中央请示“打击右派，孤立中派，扩大左派”的方案，由于陈独秀的右倾主义，不予批准，而采取了退让政策，从而促成蒋介石一步步攫取军权和政权。阳翰笙当时写了两篇极其重要的纪实文章，一篇发表于创造社的《洪水》杂志，另外一篇写成于十二月十六日的《一年来国内政治慨况——革命与反革命斗争形势之回顾》一文收入黄埔军校主编的《过去之1926年》一书中。一九二六年底，阳翰笙从广州回上海与在上海大学时的同学唐棣华结婚。

 4  一九二七年“四·一二”蒋介石在上海；“五·二一”湖南军阀许克强在长沙；“七·一五”汪精卫在武汉相继背叛孙中山所制定的国共合作政策，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国共合作破裂，第一次国内大革命宣布失败。此时，阳翰笙在第四军作政治部秘书。第四军属张发奎的第二方面军，叶剑英是第四军参谋长，郭沫若是军代表。八月一日南昌响起了起义的枪声，八月三日，阳翰笙、郭沫若、李一氓、梅龚彬四人，从九江出发直赴南昌，于八月四日进城，见到了周恩来、叶挺、贺龙、朱德、刘伯承、恽代英等领导同志；还见到了李硕勋，李是二十五师党代表。起义后朱德任九军军长，贺龙任二十军军长兼二方面军总指挥，叶挺任十一军军长，聂荣臻是党代表，叶挺兼任前敌总指挥，直接指挥二十五、二十四两个师。阳翰笙是二十四师党代表。

八月五日，起义军开始向广州方面转移，以争取外援。阳翰笙随同叶挺部队出发，在沿途中参加了四次激烈的战斗：第一次是打钱大均，第二次是迎击黄绍，第三次是保卫汕头，第四次是在流沙突围。

起义军沿途经过抚州、瑞金、会昌，都是以少胜众。在汀州时召开了党员大会，会议由阳翰笙主持，叶挺作军事总结报告，李立三作政治报告。会后，阳翰笙奉前委令，调任全军总政治部秘书长，郭沫若是总政部主任。在汕头时，阳翰笙协助林伯渠发动工商界群众，筹集了银币六十余万元，清查了暗藏的反动势力，搜获了长短枪八十余支。

但由于众寡悬殊，又得不到援助，从南昌出发的队伍，损失太大：为了保存革命力量，前委在流沙开会决定：暂时化整为零，凡武装力量，全部分编为小分队到湘、粤、赣、闽等省去发动群众，等待时机再集中战斗。文职干部经海陆丰，转到香港；个别人出国，多数人回上海。阳翰笙和郭沫若、吴玉章一同突围后，辗转到了香港，历尽艰辛，终于与党联系上，在十一月党组织通知阳翰笙回到上海。由郭沫若转达周恩来指示，决定阳翰笙到创造社主持工作，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和文艺工作。

 5  创造社是一个有影响的文艺团体。郭沫若是在南昌起义中入党的党员，但郭沫若当时正被蒋介石通缉，即将离沪去日本。而上海的白色恐怖在“四·一二”以后愈来愈厉害。周恩来指示郭沫若在创造社中加强党的力量，故派阳翰笙和李一氓到创造社，使之成为一个坚强的战斗堡垒。

阳翰笙到创造社后，接办了〈创造月刊》和《文艺批判》，随即又创办了《流沙》和《日出旬刊》，影响越来越大。创造社和太阳社是属于党的文化支部，直接由江苏省委宣传部长李富春领导，阳翰笙是这个支部的书记。这个支部先后发展了冯乃超、李初黎、彭康、朱镜我、李铁声等人入党。同时杜国庠、柯伯年、许涤新等人也到了上海；从此党在创造社的左翼文化队伍，大大地加强了。先后增添了《文化批判》、《现代小说》、《思想》、《洪荒》、《日出旬刊》和《文艺生活》等刊物。此时的创造社，真可谓欣欣向荣。

一九三○年三月，“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和“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相继成立；阳翰笙是“左联”的创始人之一，任“左联”的党团书记。左联的诞生，是历史的必然结果，是革命的总趋势。左翼文化有力地配合了革命的武装斗争和政治斗争。国民党反动派调动力量，对左翼文化阵营进行疯狂的围剿，先后封闭了创作社、太阳社和南国社等文化团体。查禁了出版的各种刊物达七百多种。可是，进步书刊禁不绝，越禁越多。反动当局恼羞成怒，施行血腥镇压。著名的“左联”五烈士：李伟森、柔石、胡也频，殷夫、冯铿石在上海就义；宗晖在南京雨花石被害；洪灵菲在北平遇难；潘漠华在天津牺牲。在这种情况下，阳翰笙的处境，十分困难，责任又极其重大；他在周恩来领导下，有计划地转入地下斗争，更隐蔽更坚强地发挥他那横扫千军的笔锋，这个时期阳翰笙创作了包括“华汉三部曲”在内的二十多部小说和电影剧本，他是中国新文化运动早期著名的领导人和力行者。

 6  由于国共两党建成新的统一战线，一九三八年四月蒋介石以争取民心，改组前行营政训处和军委会第六部为政治部第三厅。在三厅的人选上，蒋介石利用周恩来、郭沫若的声望来装点门面，用以团结学术界的著名人士、各民主党派和社会贤达，表示他的开诚和抗日的决心。

当时陈诚是九战区司令长官兼政治部部长，周恩来任副部长，另一副部长是黄琪翔(中间派)，秘书长是张厉生。郭沫若任第三厅厅长，阳翰笙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设计委员兼三厅主任秘书。三厅设三处九科，处长有胡愈之、田汉、范寿康，科长有徐寿轩、张志让、尹伯休、洪深、郑用之、徐悲鸿、杜国庠、董维健、冯乃超和“在华日本人民反战同盟”的日本领导人鹿地亘作家夫妇、池田幸子作家夫妇和绿川英子作家等。

阳翰笙在周恩来和郭沫若的直接领导下，具体地组织和领导抗日宣传工作和群众运动。在武汉发动举行了抗战扩大宣传周，这是抗日战争爆发后规模最大的一次宣传活动；在武汉组织了抗战一周年的“七七献金”运动，人民群众自动损献银币壹百多万元，充分显示了人民大众的爱国热情和抗战的决心。组织了九个抗敌演出队和四个抗敌宣传队，还组织了一个孩子剧团深入前线和大后方进行抗日宣传。进行了戏曲改革，团结、教育、组织了大批戏曲界艺人，投入抗日救亡运动。协助文艺界各抗敌协会开展工作，促进了文艺界的团结和抗战文艺的发展。购置了大量药品和医疗器材，支援了各战区抗战。据郭沫若的《洪波曲》一书中记载：

“阳翰笙、程步高被派往香港，携带二十万元外汇，去购买前线急需的珍贵药品和医疗器材；另带法币十万元，在广州购买各种慰劳品。由于受到敌寇封销和广州又突然沦陷，于是，我便叫他们，购买十部卡车，并载足充分的汽油，改由海防入口，把物品运至昆明，再由昆明运至重庆。这是很麻烦的工作，足足费了半年多的工夫才算完成了。这是阳、程二位一件大功劳，虽然胜利后，并没有得过什么‘胜利奖章’但谁能抹煞这两位的成绩呢?请想想吧，他们用二十万元外汇采办的东西，到了重庆，时价已经要值伍百多万元了。连张厉生都非常高兴，把这件事向‘领袖’报过功，而且在军事委员会的会报上，作为政治部的工作，夸过大嘴的。”

阳翰笙还组织建立了全国慰劳总会和全国寒衣委员会，支援了前线，慰劳了抗日将士。开展了对日宣传和国际宣传，协助了“在华日本人民反战同盟”进行对日宣传。领导了中国电影制片厂拍摄和放映了不少新闻纪录片和抗战艺术片；特别是团结和领导了电影戏剧界的大多数人，共同进行了对消极抗战者的斗争。还领导和组建了“战地文化服务处”，在长沙、宜昌、上饶、西安四大城市设立了总站，每个总站又在全省许多县城成立了“战地文化服务站”，这些站星罗棋布，形成了书报刊物的发行网。通过这渠道，把三厅编写的宣传品，输送到前线、后方和各大、中、小城市。由于三厅的工作十分活跃，在民众中形成了极大的影响，蒋介石亲下手谕要三厅全体人员加入国民党，郭沫若、阳翰笙等人气愤填膺，大家提出总辞职。

三厅的地下共产党员，只有极少数，但成员中绝大多数都是进步人士。大家宁愿受失业和政治迫害的威胁，绝不与反动派同流合污。总辞职后，周恩来找到接陈诚之后任政治部部长的张治中说：“第三厅这批人，都是无党无派的文化人，都是社会上有名望的人，你们不要我们要!我们准备请他们到延安去。”张治中感到事情严重，立即请示蒋介石。蒋介石召见了郭沫若、阳翰笙、杜国庠、田汉和冯乃超几位主要负责人说：现在国家需人之际，你们不能离开，我想另外成立一个部门，还是由第三厅的人参加。通过与蒋的机要秘书李维果协商，得到周恩来的指示同意，在政治部里成立一个“文化工作委员会”，这样仍在党的直接领导下，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

 7  文化工作委员会的斗争，是第三厅时期斗争的继续。从一九四零年十月一日成立，到一九四五年四月结束。文化工作委员会在中共南方局和周恩来、董必武、王若飞等同志的具体领导下，利用合法地位，在阴霾笼罩的雾都重庆，坚持了艰苦的斗争。

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是郭沫若，副主任阳翰笙、谢仁钊、李侠公，十名专任委员是沈雁冰、沈志远、杜国庠、田汉、洪深、郑伯奇、尹伯休、翦伯赞、胡风、姚蓬子，十名兼任委员是舒舍予、陶行知、张志让、邓初民、侯外庐、卢子道、马宗融、黎东方、王昆伦、吕振羽，下设三个组，共有工作人员一百一十三人。

从三厅到文化工作委员会的组织编制不得不有大幅度的缩减。但是，不仅保存了精干，而且扩大了统一战线。文化工作委员会具体有着学术研究，文艺创作，国际宣传和社会活动四个大的方面的工作。

一九四一年“皖南事变”发生后，周恩来考虑到文化工作委员会里人员的安全，布置了应变措施，凡露过锋芒的同志，都暂时疏散、隐蔽、转移或撤离重庆，以闪避敌人刀锋，免遭不测。阳翰笙考虑父亲健在，且少时同学多为开明人士颇有感情，回乡隐蔽条件较佳。于是在一九四一年初夏，他回到了高县罗场。

阳翰笙回乡，受到了亲友同学们的热情接待，他陪奉父亲住了两个多月；终日读书看报和写作。形势刚有所好转，他就返回了重庆。

阳翰笙回重庆是一九四一年的炎夏，正遇“中国民主革命同盟”成立，它是爱国民主人士、国民党左派等革命人士组成的团体。负责人是王昆伦、许宝驹。王炳南和阳翰笙作为中共代表，参加了成立大会。在白色恐怖的形势下，阳翰笙认识到必须采取新的斗争方式，他请示周恩来同意后，着手组织了“中华剧艺社”，团结文艺界的广大人士，进一步在文化战线对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有力的反击。他亲自动笔完成了《前夜》、《塞上风云》、《李秀成之死》、《天国春秋》、《草莽英雄》、《两面人》、《槿花之歌》等大型话剧的创作。

 8  1946年，党组织将他派到上海领导文艺工作。他负责筹建了上海联华影艺社、昆仑影业公司，团结一大批著名的电影导演和演员，组织拍摄了《八千里路云和月》、《一江春水向东流》、《万家灯火》、《希望在人间》、《三毛流浪记》等优秀影片，为中国革命文艺的发展立下了不朽的功绩。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他与郭沫若、茅盾、周扬等一起组织和筹备召开了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并当选为中国文联常委、第一届中华全国电影艺术工作者协会主席。一九四九年九月，他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

 9  建国后，阳翰笙担任了政务院（即国务院）文教委员会委员兼副秘书长，周恩来办公室副主任，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副会长，中国文联副主席、秘书长和党组书记。在“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中，他在负责文艺界领导工作的同时，还挤时间创作了话剧《三人行》、电影《北国江南》等文学作品。他是第一、二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共八大列席代表，中共十二大代表，第一、二、三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常委。

 10  一九八三年五月，阳翰笙率领“中国文联代表团”到四川参观活动。这是他被军阀通缉，离开成都六十年后才来到成都。他所到之处，受到省委省政府领导和文艺界及各方面人士的热烈欢迎和盛情接待。他游览了蓉城名胜，参观了繁荣的市场。挥毫写下了七律一首，以抒情怀：

一别成都六一年，

如潮往事梦魂牵。

不信百家崇马列，

誓除魔怪立社团。

天府今成真天府，

巴山新胜旧巴山，

满怀欣喜回乡国，

老性欲狂似少年。

随后，阳翰笙到了宜宾，旧地重游，旧貌换新颜，层楼丛集，车如流水，市场兴旺，经济发达。他情难自禁，又题笔写下：

戎州城内色色新，

欲寻旧迹杏无痕；

故人虽多辞世去，

遗志幸有接班人。

接着，在五月二十一日，阳翰笙回到了故乡高县，家乡群众闻讯相迎，扶老携幼，涌集街头。他深感乡亲们的深情厚意，赋诗相赠：

为求真理离家门，

重来年巳逾八旬。

遍野桑茶翠竹茂，

满街亲友含笑迎。

一山一水多厚意，

一草一木带深情。

此去何时再相聚，

依依难舍众乡亲。

一九九三年六月七日，阳老不幸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九十一岁。阳老是中国文艺界的领军人物，他风雨坎坷的人生，充满荆棘和斗争，但他永远是以处事不惊、以人为善的态度面对一切。他从不张扬自己的资历，不以文艺界的权威自居，他留下的优秀人品和文德，值得文艺界永远地学习和怀念。

石门兰斋

翰老值得尊重和怀念，他也是高县人的骄傲，并引以为豪。1990年，高县文艺界曾组织排练川剧《天国春秋》到成都参加会演，以庆贺阳翰笙90寿诞。

符江新诚摄影

四川是诞生文化巨人的沃土

高县游子

 

      翰  墨  笙  歌  动  地  天

                        ——忆文坛巨匠阳翰笙

                                                                                     

一九四九年七月二日至十九日，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第一次文代会）于新中国成立之初在北平召开了。阳翰笙作为南方代表团第一团代表、大会主席团常务成员、章程及重要文件起草委员会委员、剧音演出委员会副主任向大会作了《国统区进步的戏剧电影运动》的报告，从六个部分向文代会汇报了我党领导的国统区进步的戏剧运动在不同时期进行的斗争情况和所取得的成就以及存在的不足。在这次大会上，阳翰笙被选为新成立的中华全国电影艺术工作者协会（全国影协）主席。十月一日，阳翰笙作为全国文化艺术界的代表，同党和国家领导人一起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大典。从一九二八年遵照党的命令参加创造社开始，在从事文艺工作近六十多年里，阳翰笙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和文化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社会大书受熏陶

1902年农历10月8日晚，地处山区的四川省高县罗场镇一个四合院里，一声初生婴儿的清亮啼哭划破了沉沉的黑夜，这个上天降临的精灵就是后来闻名中外的文坛巨匠、一代戏剧大师阳翰笙。

阳翰笙，复姓欧阳，名本义，字继修。父亲欧阳静波以经营盐、漆、茶、丝等小本生意为生，虽本小利薄，但节衣缩食，略有节余；母亲周淑贞读过三年书，是一个知书达理的家庭妇女。阳翰笙兄妹六人，他排行第一。

阳翰笙的家乡高县山川秀美，地灵人杰，历代英才辈出，人文蔚起，独具特色的南广河流域     文化与汉民族传统文化相互交融，形成熠熠生辉的县域文化，阳翰笙的出生地罗场镇历史悠久，风光秀丽，是川滇要道和商品集散地。这里民风淳朴，私塾林立，川戏连台。山川精英、土地灵气、风土人情和历史遗迹如诗如画熏陶着童年的阳翰笙。阳翰笙的童年时代正是历史大转折、思想大变革、风云人物辈出的年代。父亲欧阳静波为人忠厚，思想开明，在阳翰笙6岁时便让其读私塾，苦读了《四书》、《五经》、《楚辞》、《史记》、《唐诗》、《宋诗》，接受了传统教育和积累了丰富的文史知识；酷爱看《水浒》、《三国》等古典小说及佛教书籍的母亲周淑贞是“川戏迷”，常带阳翰笙去看《白蛇传》、《绣襦记》等传统川戏的演出，向他讲述堂曾祖父追随太平天国石达开部打击清军，后在大渡河，跳河就义的悲壮故事。受太平军革命影响，云南出现了蓝大顺（外号蓝大脚板）、李永和（外号李短褡褡）的农民起义，以及受命于孙中山返川的泸州人佘竟成开展的“排满兴汉”革命活动，其部队皆曾在罗场活动和清末活跃在川南一带的哥老会势力，都留下了许多的传奇故事。1911年，清政府出卖川汉、粤汉铁路主权，四川人民掀起保路运动，罗场也成立了保路同志会，罗场邻近的蕉村镇人罗选青（后《草莽英雄》中的原型）率众自制武器保路，攻下筠连、高县、叙州，途径罗场，9岁的阳翰笙目睹了民众夹道鸣放鞭炮迎送的场面。同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暴发。1916年蔡锷护国运动暴发，其护国军一军入川攻下叙州。耳闻目睹的这些社会大事，让阳翰笙深受震动，惩恶扬善，除暴安良，在阳翰笙幼小的心灵中播下了革命的火种。

阳翰笙读书很有天赋，无论是在罗场读初小，还是在高县县城上高小，各门成绩常居班级第一。童年的阳翰笙一方面从书本上读“子曰 、诗云”，一方面从社会政治大变革的大书里接受了启蒙教育和革命熏陶，使他更善于接受新知识、认识新事物、吸收新思想。在蔡锷领导“滇黔起义”的护国军攻下叙州后，思想顽固的国文老师出作文题《滇黔起义，果有当否？》意要学生在“不当”上为文。阳翰笙针锋相对，在文中斥骂袁世凯，赞颂护国军，遭到了国文老师的指责。1918年，16岁的阳翰笙来到叙府联中（现宜宾一中前身）读中学，当时的宜宾，一些新的、旧的、半新半旧的思想在学生中流传，学生思想较为活跃，学生可以读《资治通鉴》、《李姬传》、《大铁锤传》等历史和抒发描写亡国之痛的书籍，学校并允许学生自由命题作文，也鼓励写小说。阳翰笙在此写下了他的第一篇小说《竹村烈女》，写一个妇女反抗封建伦常被迫自杀，受到老师好评。第二年，“五四”运动爆发，影响达于四川，成都派了人至宜宾宣传“五四”精神，北京、上海新的出版物也传到宜宾，阳翰笙的思想发生了巨大变化。这时，因奔父丧辍学的李硕勋重新插班叙府联中，与阳翰笙同班读书。李硕勋与其他同学相比，是一位见多识广、思想激进的青年，他在成都读过书，当过兵，经历过“五四”浪潮的洗礼，阅读过《新青年》、《每周评论》、《星期日》等有重大影响的刊物。他的入学给其他同学带来了新的观念和思想，因此受到同学们的尊敬和信任，在与同学的交往和交流中，“五四”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思想激荡着每个青年的心，入校不久的李硕勋便和阳翰笙结成莫逆之交，在以后的革命生涯中结为知已。但是，初步觉悟的叙府联中连孙中山的《三民主义》都读不到，“五四”新文化、新思想之风受到封锁、抵制。胸怀大志的阳翰笙不安于宜宾的闭塞和守旧，追求新知识、新思想的渴望使他决心和李硕勋转学到成都省立一中读书。

                          一帆东去自由身

1921年1月，阳翰笙和李硕勋经过长途跋涉来到成都，插班进入四川省立第一中学。创办于1911年的四川省立第一中学，聚集了较多思想进步的教师和学生，因思想活跃、政治活动积极在成都很有名气。阳翰笙在这里除认真学好各门功课外，如饥似渴地阅读了《新青年》、《新潮》及少年中国学会的进步刊物，但此时的中国各种思潮涌动、各种主义纷至沓来，马列主义，巴枯宁，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乌托邦，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使阳翰笙感到新鲜，同时又莫衷一是。正当他在前进中找不到目标，徘徊犹豫之时，阳翰笙认识了在成都高等师范学校任校长和学监的吴玉章、王右木，便多次去请教他们。他们广博的学识、深刻的革命思想和见解深深地吸引了阳翰笙。在王右木发起组织四川第一个马克思读书会时，阳翰笙成为了该会会员之一，聆听了王右木讲述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在这样的环境中，阳翰笙读了不少介绍、宣传、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和刊物，如陈望道译的《共产党宣言》、恽代英译的《阶级斗争》以及《新青年》杂志等，他的思想逐渐发生了新的飞跃，初步树立了马列主义的信念。上海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消息传到成都后，令成都的进步青年学生十分兴奋，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1921年冬，阳翰笙联合童庸生、李硕勋、刘弄潮、雷兴政在望江公园成立了“四川省社会主义青年团”，并通过王右木与团中央取得联系。阳翰笙被推选为干事，随后成立了成都学生联合会，他又被推选为理事和执行委员。

1922年6月，四川学生联合会决定在各校发动一场争取教育经费独立的罢课运动，以改变教育经费长期被严重拖欠、长期得不到解决的状况，阳翰笙和一些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成为这场运动的骨干，开展了为争取教育经费独立案的集会、游行。迫于社会压力，省议会决定6月12日召开会议研究教育经费独立问题，然而，省议会副议长熊晓岩拒不到会，使决议案无法通过，引起到省议会旁听议决教育经费独立案师生的强烈不满，八名到熊宅理论的师生代表被四川军阀下令拘押，愤怒的师生怒捣了熊宅。第二天，阳翰笙和其他请愿谈判代表率1000余名师生到省议会请愿，军警在光天化日之下对手无寸铁的学生大打出手，打伤学生三十多人。反动派的暴行激起了师生们的极大愤慨，斗争风潮波及全川，各地学生会发来了声援电。这场斗争的性质，从学潮引升到“平民阶级与军阀的斗争”的高度，声称“解决四川人民受压迫的机会到了”。迫于学潮声势浩大，反动当局只好让步，阳翰笙等人作为四川学生联合会的代表参加了省议会召开的关于教育经费独立的议决会议。经过多次谈判斗争，省议会最后通过了与会师生提出的议案，争取教育经费独立的斗争终于取得了胜利。

全省规模的争取教育经费独立运动使反动当局大为恼火，7月，当局解除了王右木在成都高师的任职，接着，下令撤换了全省中等学校思想比较进步的三十多个校长，改由反动政客、军阀走狗充当。这一举措立即遭到青年学生的强烈抗议，一场由青年学生发起的“择师运动”又掀起了高潮。省立一中原任校长陈光普毕业于北京大学，思想较开明，同情青年学生，因而也被撤职。新任校长严恭寅是主张尊孔读经的官僚政客，学生们公开反对、坚决抵制严恭寅进入省立一中任职。阳翰笙等学生会骨干组织了“护校委员会”，演出了阳翰笙导演的以反对压迫学生为内容的话剧《塔》，在校门口贴上“禁止严贼入校，如违（者）则以棒棒驱逐”。当严恭寅乘坐四人抬的绿呢大轿威风凛凛来校上任时，学生们将他拦在校门外，封闭了校长室，砸烂了他的绿呢大轿，将他驱逐出校。省立一中驱逐校长的学潮引起了反动当局的震怒，点名开除了阳翰笙等六人。当局的命令下达后，使学生们的抵抗斗争达到高潮，一中的学生会向全国发出通电，表示坚决斗争到底。反动当局派兵进入学校实施镇压，进步学生多人被捕。当局还严令通辑阳翰笙等六人。为免遭军阀毒手，阳翰笙、李硕勋等六人和被省女师开除的雷兴政只好离开成都。1922年11月，阳翰笙、李硕勋、雷兴政和对学校不满而准备转学重庆的唐克坚（雷兴政的表姐）相约同赴重庆。水路省钱，他们从东门搭乘一条乌蓬小船顺锦江离开成都东下重庆。路上，社会混浊不堪，沿岸山光水色却异常秀美，大家兴奋之情末已，寻求真理的意志愈坚，阳翰笙和李硕勋决议北上，去那“五四”运动的发祥地北京。面对宽阔江面，阳翰笙如出笼的鸟儿，只觉前途海阔天空， 欲乘长风破万里浪，壮志满怀，豪 气顿生，诗兴勃发，作诗一首表达内心的喜悦，“锦江之水清又清，水底游鱼分外明，不怕虎豹狼爪至，一帆东去自由身”。

                               盏盏明灯照前程

1922年11月，长江之上，江风吹拂，青年阳翰笙伫立船头，凝视着茫茫黑夜。几天岷江航程，四人到达宜宾后，同学相继离去，留下阳翰笙孤雁单飞，他再一次陷入迷 惘：天下之大，追求真理的道路在何方？这时，他想起了一个人，就是闻名全川的四川省泸州师范学校校长恽代英。恽代英不但学识渊博，才华出众，而且对于青年循循善诱，人们喜欢读他的文章，爱听他的演讲，青年们乐于找他谈思想，请他解决疑难问题，深受青年爱戴，阳翰笙对他仰慕已久。当时因为军阀混战，去泸州的水路被切断，阳翰笙辗转赴泸州求教，沿途之中，看到尸横遍野，民不聊生，更加深了他对民族命运的忧虑。在泸州，阳翰笙初次见到的恽代英留着平头，脚上穿了一双布鞋，一身旧的学生服，比川师的学生穿着还要朴素，完全是劳动人民的装束，使阳翰笙肃然起敬。恽代英就象一家人一样热情地接待了阳翰笙，阳翰笙和恽代英一见如故，无拘无束，共同劳动。阳翰笙开门见山地向恽代英说：“我这次来就是想请教您：我们青年人的出路在哪里？青年人究竟应该干什么？究竟什么是真理？年轻人究竟应该走什么道路才好？”恽代英没有马上回答阳翰笙 这一连串的问题，蛮有兴致地问阳翰笙在成都读书时都干了些什么，有些什么活动。阳翰笙告诉了恽代英在成都的学生运动和学生联合会和他们成立的社会主义青年团。恽代英以新思想、新学问及其循循善诱感染了阳翰笙，两人就双方关心的问题进行了七个晚上的攀谈，研究和探讨了几十个问题，从生活谈到政治，从个人谈到国家，从“主义之争”谈到民族前途，从现实谈到未来。从黑暗谈到光明。恽代英的一番教诲使阳翰笙茅塞顿开，如同黑暗之中见到了阳光，从“找不到出路，不晓得干什么，看不见光明在哪里”，弄不清“若干主义为什么斗来斗去”，逐渐地明确了“根本问题是改造社会”，“只有用社会主义思想改造就会才是正道。”阳翰笙认清了方向，得出了结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但是靠个人的力量是不行的，革命青年必须组织起来。阳翰笙带着这些新思想、新认识，怀着兴奋的心情告别了恽代英。恽代英的教诲一直深印在他的脑海，对他走上革命征途起到了决定性作用，是照耀他走上革命征途的“第一盏明灯”。

阳翰笙从泸州回到罗场后，一边教书，一边筹措经费准备北上。阳翰笙到北京求学的想法得到父母的支持，家里卖掉了积存五年的生丝和其他财物，又得到各方亲友的资助，凑足了路费和学费。1924年1月，阳翰笙历尽艰难来到北京，却因错过了北京各个学校招收学生的期考，只好在住处自学以待来春再考。在北京期间，阳翰笙阅读了大量的政治、哲学、历史和文学书籍，醉心于文学，阅读了创造社、文学研究会和鲁迅、郭沫若的大量作品，对鲁迅以农村为题材的小说感受尤深。同时，也常与四川在京的学生交往。经初识的友人李松高（留法勤工俭学学生）介绍，阳翰笙认识了从法国勤工俭学回来就读于中法大学的陈毅，两人一见如故，热情、豪爽、健谈的陈毅为阳翰笙讲巴黎公社和十月革命、讲共产主义和共产党，讲法国文学和俄国文学，也谈中国革命，使阳翰笙大开眼界，深受启迪。同年6月，在阳翰笙准备参加清华大学的入学考试时，收到了已先期至上海大学读书的同乡挚友李硕勋的来信。李硕勋在信中向阳翰笙介绍了生机勃勃的上海大学和他在上海大学的收获以及上海大学活跃的革命气氛。阳翰笙被李硕勋的信所吸引，同陈毅商量，陈毅力主阳翰笙到上海大学学习革命理论。阳翰笙接受了陈毅的建议，踏上南下之路，奔赴上海，考入上海大学，与李硕勋同读社会学系。一对志同道合、亲密无间的同乡挚友又相聚在一起了。

上海大学是二十世纪初，以共产党人为骨干，国共两党合作创办的第一所培养革命干部的高等院校，校长是国民党元老于右任，既是共产党员又是国民党员的邵力子担任副校长，总务长是著名的共产党人邓中夏。许多著名的共产党人、社会名流都曾到校讲演，因而学校建立了一支以共产党人为骨干，有真才实学者组成的教师队伍。阳翰笙读的社会学系，接触到了许多著名的、具有较深马克思主义水平的共产党员革命家，亲耳聆听了社会学系主任瞿秋白讲授的《社会学》，蔡和森讲授的《社会进化史》，恽代英讲授的《国际政治与国内政治》，张太雷讲授的《帝国主义论》等。在这些著名的共产党人的指导下，阳翰笙认真阅读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系统的学习了革命理论。上海大学浓厚的革命氛围，众多的著名共产党人，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优越条件，以及国共合作后上海蓬勃发展的革命形势，使阳翰笙眼界大开，理论修养、思想水平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同年秋，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上海大学不只强调学生学习革命理论，更注重让学生走上社会，参加革命活动。在火热的革命斗争实践中培养和锻炼实际工作能力。阳翰笙在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同时，积极参加社会斗争实践。根据学校党、团组织的布置，阳翰笙白天上课，晚上深入到沪西区参加邓中夏、李立三、刘华、杨之华领导主持的沪西工人运动，帮助建立工会，办夜校，在沪西区工人补习学校给工人讲文化课和理论课，代工人写信，到工人中搞宣传，组织募捐。在社会斗争实践中，阳翰笙同工人的关系搞得好，工人对他无所不谈，他了解到工人的生活和思想，过去和现在，看到了工人受压迫受剥削的血泪史，自己也受到了生动的阶级教育。在李立三、邓中夏、杨之华、刘华等到人的指导和帮助下，阳翰笙学会了深入工人，做群众工作的工作方法。

阳翰笙在上海大学这所革命学校里，以及在上海亲身参加的革命实践中，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掌握更系统、更深入，对中国社会的现状和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主张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在思想和政治上更加成熟起来。1925年2月，阳翰笙由青年团员转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

1925年5月，上海爆发的“五卅惨案”激起了上海各界人民的反帝怒潮。党中央和上海地委组织上海人民举行罢工、罢课、罢市斗争。经组织批准正在杭州休养的阳翰笙等人闻迅赶回上海，投入了紧张的反帝斗争之中。阳翰笙分配到全国学生联合会总会，筹备学总第七届代表大会，作宣传工作，同时作为学总会代表，与刘刀薪参加上海工商学联合会，协助肖楚女办会刊，受恽代英之命，搜集材料写成迄今为止最早的文章《一年来学生运动之概况》，署名欧阳继修发表在《中国学生特刊》。

1925年6月26日，第七届全国学生代表大会在上海正式开幕。阳翰笙在恽代英、任弼时、肖楚女的领导下，参与决议案和宣言的起草工作，把组织学生军和学生要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内容写进了决议案中。大会选举产生了新一届全国学生联合会执行委员和常务委员，阳翰笙进入执委。会议闭幕后，阳翰笙仍在上海工商学联合会进行工作，军阀对上海的反帝运动非常恐慌，在工商学联合会遭到奉系军阀刑仁廉的查封时，阳翰笙和刘刀薪主动留在工商学联合会与反动军阀进行周旋，被押往司令部禁闭。后经党中央和上海市委动员各方力量营救，五天后获释。

                            

高县游子

 

                                  从黄埔到南昌

     出狱后，阳翰笙回到“上大”任校党支部书记，后担任闸北区委书记，一面读书，一面从事社会活动。

1926年1月，两广区委书记陈延年到上海向党中央汇报工作，同时要求抽调干部到广东工作。陈延年见到阳翰笙，十分赏识他的工作热情和工作能力，指名向中央要求协调其到广州工作，当时上海负责人罗亦农也舍不得阳翰笙离去，但因革命需要，阳翰笙与李一氓一同调到广州工作。

阳翰笙到广州后，住在市内的农民运动讲习所。初到南方，开始时不太适应和习惯广州的生活。但这里四季长青的气候和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使阳翰笙很快克服了语言和生活上的困难，投入到新的工作中。

“五卅运动”使中国革命形势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在广东，国共两党合作经东征实现了广东革命根据地的统一，广州国民政府成为全国革命的中心。各地农民运动讲习所风起云涌，如火如荼。住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的阳翰笙第一次见到了到讲习所作报告的毛泽东和杨开慧，聆听了毛泽东关于农民运动的讲演，被毛泽东豪爽的性格、渊博的知识、雄辩的口才、敏锐的思想、卓尔不群的风度所折服。

阳翰笙在广州市住了几天，就被分配到黄埔军校政治部当秘书，后又调到入伍生部政治部任秘书入伍生部党总支书记兼教官。阳翰笙一方面孜孜不倦地学习新知识，接受新思想，另一方面把这些新知识、新思想灌输传授给学员，这些学员中后有多人为我军得力干将，其中最著名者为大将陈庚。在黄埔军校，阳翰笙在两广省委军委书记、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同志的直接领导下工作，周恩来果敢英武的风貌为阳翰笙留下了深刻印象。周恩来对阳翰笙的工作十分关心和支持。在周恩来的领导和指示下，阳翰笙陆续发表文章“五一节与中国农村运动”、“一年来国内政治概况——革命与反革命斗争形势之回顾”，政治思想和政治理论水平又有了一个质的飞跃，以后，阳翰笙与周恩来成了莫逆之交，追随周恩来数十年。周恩来“共产主义的胸怀，高度的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统一的思想，指挥若定，运筹帷幄的领导艺术，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平易近人的作风，谦虚朴素的美德”，时时感染着阳翰笙，鼓舞着阳翰笙。

在革命时期，野心家在历史关键时期就会暴露出其狰狞面目。1927年4月，蒋介石在上海向共产党人举起了屠刀，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4月15日，广州的反动派也对共产党人实行了反革命大屠杀。阳翰笙接在黄埔军校教育长方鼎基处工作的一友人的秘密通知，加之方鼎英也没有交出阳翰笙是共产党员的名单才幸免于难，又在覃异之家的大力掩护，遂脱险到武汉，被中央军委派往程潜任军长的第六军政治部任秘书，协助政治部主任兼党代表林伯渠工作。7月15日，武汉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背叛革命，大肆屠杀共产党人，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阳翰笙和林伯渠退出第六军，前往九江到郭沫若任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李一泯任政治部主任秘书的张发奎二方面军的第四军政治部任秘书，协助主任廖乾吾工作。

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疯狂屠杀，共产党人清醒地认识到：要推翻封建统治，打倒反动派，就必须以革命的武装打倒反革命的武装。1927年8月1日，南昌城响起了清脆的枪声，周恩来、朱德、叶挺、贺龙、刘伯承、恽代英等领导的南昌起义，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了第一枪。南昌起义消息传至九江，阳翰笙异常兴奋、激动。这时，张发奎在第四军开始清共，军长黄琪翔对共产党人下了逐客令，限三日内退出，有人趁机转向或回上海。阳翰笙去找时任四军参谋长的叶剑英，并向中央要求参加南昌起义。在叶剑英的支持和帮助下，阳翰笙与郭沫若、李一泯、梅龚彬等当晚坐手摇车离开九江向南昌进发。一路历尽艰辛危难，于4日下午抵达南昌。到达南昌后，阳翰笙等人立即到起义指挥部，先后见到周恩来、朱德、叶挺等人。当他接过周恩来发给他的驳壳枪时，阳翰笙流下了激动的泪水，他为成为全副武装的战士而自豪，他热血沸腾，他多么希望立刻就驰骋沙场，冲锋陷阵，为那些惨遭杀害的革命同志报仇！

                          革命烈火锤利剑

南昌起义给了国民党反动派沉重的一击，蒋介石非常恐慌，调集了大量的兵力围攻起义军。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起义部队决定撤离南昌，到广大的农村去建立革命根据地，发展革命的武装。

1927年8月5日，阳翰笙随十一军军长兼前敌总指挥叶挺率领的起义部队24师、25师撤出南昌，沿着江西东部的山区向抚州挺进，开始了艰苦卓绝的南征。部队到抚州后，前委决定阳翰笙到叶挺指挥的二十四师任党代表。

8月的江西，骄阳似火，炽热熏蒸。负重行军的战士个个口干舌燥，汗流浃背。战士们冒着酷暑加速前进。在行军途中，阳翰笙和政治部的同志不断做宣传鼓动工作，使全师干部和战士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以顽强的毅力和高昂的斗志跋涉向前。行军中他们还向群众宣传革命的道理。每到一地就张贴“八一起义宣言”、“八一起义宣传大纲”等宣传品，写出“打倒帝国主义及其军阀走狗”、“实行耕者有其田”等标语。起义军纪律严明，爱护百姓，所到之处秋毫无犯，得到群众的拥护和支持。

8月19日，起义部队日夜兼程来到瑞金。起义军占领瑞金之后，国民党反动派南路总指挥钱大钧部共10多个团集结于会昌一带，在城东北地区、南山岭、寨东一带以及环绕会昌城的贡水河岸构筑工事防守。桂军黄绍竑部约七个团聚集在附近的白俄墟一带，成犄角之势，企图阻止起义军。起义军前委决定集中兵力，消灭会昌的钱大钧部，渴望战斗的阳翰笙终于盼来了这一刻。时任师党代表的阳翰笙奔走在各个战壕，向战士们作战前动员宣传；起义部队向驻守会昌城外的敌军发起总攻的战斗打响后，敌人依托工事，以密集的火力疯狂向进攻部队扫射。战斗打得非常激烈，前面战士倒下了，后面的战士立即冲上去，一步步逼进敌人。阳翰笙和战士们就是这样向敌人发起了冲锋。面对英勇的起义军战士，敌人弃城而逃。起义部队攻占了会昌城，阳翰笙登上城楼，看到猎猎飘舞的红旗感到心情舒畅，豪气满怀。会昌战役大破蒋介石嫡系部队，毙敌1000余人，俘虏900余人，缴枪支1000余支。他的勇敢、机智和生动活泼的前沿政治思想工作，对于鼓舞士气、激发战斗热情，团结我军，瓦解敌人起了积极作用。

国民党反动派不甘心在会昌的失利。9月初，起义部队在会昌补充了供给，稍事修整后，主力部队继续向南挺进。二十四师作为后卫部队驻守会昌。敌人以为时机到了，又令桂军黄绍竑部向会昌的起义军发起了进攻。阳翰笙随起义部队参加了迎击黄绍竑部的战斗。起义部队在阻击了敌人的多次进攻后，主动撤离了会昌城，回师瑞金后，翻过武夷山，沿福建的汀洲，然后向广东进发。

起义部队从南昌城出发以来，部队每天行军七八十里，还要同阻击的敌人进行战斗，特别是会昌城的战斗尤其艰苦，部队非常疲乏。但由于阳翰笙带领政治部的同志大力进行宣传鼓动工作，战士们始终保持了乐观高昂的情绪，一路上谈笑风生，队伍显得生机勃勃。随后，阳翰笙参加了9月下旬的潮汕保卫战、9月底的流沙突围，战斗中的阳翰笙表现神勇，让战士们连声惊叹：“欧阳代表作战英勇，简直看不出来是一个书生”。部队到达汀州后，阳翰笙又奉前委的命令调任全军总政治部秘书长，受叶挺之托主持召开了十一军的全军党员大会，使大家受到极大的鼓舞和教育。在汕头，协助起义军财委会委员长林伯渠筹备了军款：协助汕头市公安局长李立三查处了暗藏的反革命武装。在潮汕保卫战中，由于敌众我寡，部队撤退到流沙。阳翰笙出席了由周恩来、叶挺、吴玉章、聂荣臻、郭沫若参加的前委会，讨论起义失败后的去从问题。会议未散，敌人突然以多于起义军3倍的兵力，重重包围起义军。在突围撤退中，前委领导被冲散，阳翰笙主动留在断后部队，与吴玉章一起撤离。在突围战斗中，密如蚂蚁的敌军疯狂地向起义军进攻，阳翰笙且战且退，机智巧妙地与敌周旋，毙敌数十人，一发子弹贴着自己的头皮而过，另一发擦肩而过，差之丝毫，险之又险，为了纪念流沙突围这一难忘经历，后来阳翰笙把后期创造社综合性半月刊命名《流沙》。1961年春，阳翰笙故地重游，昔日情情景，历历在目，吟首一首：“战走流沙卅五年，重来今已换人间，英雄干劲英雄血，染了河山色色鲜”。从流沙突围后，阳翰笙和吴玉章找到失散的郭沫若，绕道广州来到海陆丰革命根据地分散隐蔽，经党组织安排，此时已身患疟疾的阳翰笙到海丰县的一个半农半渔的基层农运干部家里养病。疟疾折磨，没有医药，吃不上粥，夜里还要经常转移，阳翰笙唯一感到安慰的是从当地基层干部、农民、渔民那里听到了彭拜领导当地农民运动的很多故事，知道了革命火种未灭，革命还在进行。在海丰住了二十多天后，在当地农友的帮助下，阳翰笙乘坐木船经香港转移到上海。

两年的戎马生涯，经过血与火的洗礼，阳翰笙变得更加坚强，人生经历更为丰富。如果说在八一南昌起义之前，阳翰笙是一块铁，经过革命的淬火，已经变成了一块钢，并锤炼成一把刺向敌人心脏的利剑，坚锐锋利。

                           博大胸怀固左联

蒋介石一方面从军事上围剿共产党的革命武装力量，妄图用屠刀把新生的革命力量扼杀在摇篮里；另一方面，纠集反动文人，组织反动文化社团开展反动宣传，从文化和文学艺术上向革命进攻，以达到军事上达不到的反革命目的。以周恩来为首的南方局和长江局决定，组织文化统一战线，用革命的两手反对反革命的两手，实行军事和文化战线的反“围剿”。当时作为“创造社”的元老郭沫若被蒋介石通辑不能公开出面，田汉、郑伯奇等人又不是党员。此时的阳翰笙尽管还没有太多的文学作品发表，但在文学上有一定修养，又有做过几年组织工作的经验，1927年底，应郭沫若的要求，经周恩来批准，阳翰笙以一个“文学爱好者”的身份加入了“创造社”，从此，弃武从文，开始他文学革命和文艺生活的道路。他在党组织的正确领导下，在艰苦卓绝的恶劣环境里，受命于危难，牺牲自己的“本意”，默默无闻地从事文艺工作，为挽救国家、民族危亡，贡献自己的青春和热血。

在从事文艺工作中，阳翰笙以宽阔胸怀团结同志，结成文艺统一战线。1928年1月，阳翰笙与潘汉年、李一泯组成创造社党小组，领导“创造社”工作，同太阳社的两个党小组同属于闸北区第三街道支部领导。2月，创造社、太阳社的成员一边提倡无产阶级文学，一边在“左”的思想指导下，把批评的茅头针对鲁迅、茅盾等。创造社、太阳社同鲁迅论争，阳翰笙曾多方进行周旋，怎奈阳翰笙工作经历较浅，无法劝阻这批连活跃的党员作家潘汉年都无法领导的作家们，只好保持沉默。党中央看到了文坛内部纷争激烈呈现出相当复杂的局面。1929年9月，中央委托江苏省委负责人李富春找阳翰笙和潘汉年谈话。李富春告诉阳翰笙党很注意两社同鲁迅的论争。指出争论是不对的，是对鲁迅活动的积极意义估计不足。鲁迅是从“五四”新文学运动中过来的一位坚强的老战士，是一位先进的思想家。要充分认识鲁迅站在党的立场方面，站在左冀文化战线上巨大的影响和作用。李富春指出两团体批鲁迅是不正确的，必须立即停止论争，要团结鲁迅。阳翰笙当即表示完全接受李富春同志的意见，接受党的批评。并迅速与潘汉年商议召开党员会议传达李富春指示。很多同志都拥护李富春同志的意见，有的同志还作了自我批评，认识到对鲁迅的估计不正确，自己作法不对头，敌人正在很残酷地迫害我们，我们应该想法壮大自己的队伍，不应该与鲁迅论争。也有的同志认为鲁迅是一个激进的民族主义者，不是马列主义者，为什么不可以批评呢？经过反复说明团结的意义，终于取得一致意见，停止了长达两年之久的论争。会议决定：创造社、太阳社所有刊物一律停止对鲁迅的批评，停止一切攻击，团结起来，一致对敌。即使鲁迅还批评我们，也不反驳，对鲁迅要尊重。并派冯雪峰、夏衍、冯乃超到鲁迅的住所告诉鲁迅，党让停止这场论争并批评了这种不正确的做法。鲁迅对此感到很高兴，见到曾写过文章对他进行批评的冯乃超还是笑容满面的。鲁迅对于年轻人的作法表示谅解，并愿意团结起来。1929年秋，在阳翰笙主持召开的传达江苏省委指示的党员会后，左翼文化界大联会的氛围已经形成，这便为左联的成立奠定了基础。

1930年3月，顺应当时包括鲁迅在内的大批文化界的要求，组织起来，以便统一行动。在党的领导下，中国左冀作家联盟在上海窦乐路中华艺术大学正式成立，当时有鲁迅、阳翰笙、潘汉年、冯雪锋等五十余人，在成立大会上鲁迅作了重要讲话，阳翰笙代表党组织就形势、团结和深入生活问题作了全面阐述。左联的成立，标志着党对革命文艺运动已发展到从思想领导到组织领导的崭新阶段，是新文学运动的深入发展。“左联”一成立，就建立了党团组织，阳翰笙在1930年7月至1932年2月担任“左联”党团书记。1932年2月，改任文委书记和文总党团书记，直到1935年春被捕。后来周扬担任“左联”党团书记与鲁迅产生分歧，并最终决裂。鲁迅把担任文艺界领导工作的阳翰笙同周扬、田汉、夏衍等同看成敌对的“四条汉子”。1936年，鲁迅在上海逝世，阳翰笙发表散文《悼鲁迅先生》，对鲁迅的逝世表示“很震惊”“很哀痛”，说鲁迅二十年来，以“光辉新锐的思想，犀利无匹的铁笔，坚贞的落脚在大众的立场上，昂然不挠地屹立在战线的最高头，很英勇地同一切黑暗势力拼死的搏斗。在他那支锐利的笔尖下，真不知戳穿了几多封建残朽和洋奴走卒！”表示“要纪念鲁迅先生，却只有把他遗留给我们的艰巨重责，放上我们自己的肩头，同中华民族最危险的内外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国贼持斗去！同全世界一切黑暗势力持斗去！”

1930年初，阳翰笙的长篇小说“地泉”再版时，特地请茅盾为其作序。茅盾直言不讳地说：“你的书是用革命公式写成的，要我作序，我只有毫不留情的批评它。”阳翰笙坦然地笑了笑说：“批评也是好事。”依然恳求茅盾作序，茅盾果真在序中不讲情面地批评道：“这部小说从总体上来看，是一部不成功的，甚至是失败的作品，因为它描写人物运用的是脸谱主义手法，结构故事借助于“方程式”，语言上也用标语口号的言词来表示感情的……”。茅盾觉得自己的批评如此尖刻，阳翰笙一定不会采用。时隔不久，《地泉》再版，茅盾发现自己那篇批评文章竟然只字未动地印在里面，茅盾捧书良久，不禁叹道：“雅量，真是雅量！”钦佩之情油然而生。阳翰笙还请易嘉、瞿秋白、郑伯奇、钱杏佛  为《地泉》写序，以批评革命浪漫缔克的创作倾向为中心，对初期普罗文学的成败作总结。

正是阳翰笙以卓越的才能和博大的胸怀，团结了广大文艺工作者，形成统一战线，使“左联”成为文艺战线刺向敌人的一把锋刃，而且培养了上千名干部，很多干部输送到了瑞金、到各个苏区。协调组织大量文化运动，以革命的文艺反对反革命，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的两个“围剿”。

                           劲笔投枪撼敌顽

阳翰笙在从事地下文艺工作后，以学术活动和文化活动方式同敌人进行殊死斗争，在斗争过程中不仅搞好组织领导工作，更是身体力行，把爱好变成需要，把手中的笔作试器，化为犀利的投枪刺向敌人是阳翰笙一生中功绩卓著，最光辉是最精彩的。他的文艺创作开始于小说，从1928年初到1929年夏，正当两社同鲁迅的论争炽热之时，阳翰笙把精力转向写小说上，一开始创作就显得身手不凡，从1928年初发表了第一篇小说《马林英》后他进入小说创作的旺盛期，在白色恐怖的笼罩下，他冒着杀头的危险，把自己经历的和搜集到的南昌起义、广州起义、毛泽东、朱德在井冈山开辟革命根据地的全过程、广东农民运动讲习所等素材，先后创作了《趸船一的一夜》、《马桶间》等15篇小说，创作出《女囚》、《两个女性》、《义勇军》、《地泉》三部曲（由《深入（暗夜）》、《转换》、《复兴》构成）、《中学生日记》等8部中篇小说，多层次、多方位的写革命的进程，概括了一个时代的风云流变。

1933年春，阳翰笙开始电影艺术，他写了第一部电影剧本《铁板红泪录》，第一次使用阳翰笙的名字，从这时起至1949年九年，他先后写了《铁板红泪家》、《还乡记》、《中国海的怒潮》、《赛金花》、《逃亡》、《生之哀歌》、《新娘子军》、《生死同心》、《草莽英雄》、《夜奔》、《塞上风云》、《八百壮士》、《日本间谍》、《青年中国》、《万家灯火》和《三毛流浪记》（与沈源合作）共16部电影剧本，其中13部搬上银幕。1936年5月，他和田汉合作写了独幕话剧《晚会》，这时他从事话剧的开始，从1936年至1943年，他创作了《前夜》、《李秀成之死》、《塞上风云》、《天国春秋》、《草莽英雄》、《天地玄黄》和《槿花之歌》共7个大型话剧，它们都先后搬上舞台，有的在东南亚和南洋一带演出。在文艺生涯中，他先后用过欧阳华汉、继修、华汉、杨钊秀、欧阳翰、寒生、林箐、寒青、阳翰笙、翰笙、小静、一德等笔名，以用华汉和阳翰笙名为最多，阳翰笙的一生创作如此多的文学作品，他的艺术辉煌得到了世人公认，在人们心目中筑起了一座“文塔”。

阳翰笙所取得的辉煌成就，除了他的天赋和爱好外，重要的是他投入到了火热的革命斗争和社会实践中，把自己的人生追求和奋斗目标融溶于人民的解放事业之中，才有高度的政治敏感，创作走在时代的前面，谱出了时代的最强音。1927年，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大地乌云密布，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革命往何处去，谁来领导，能否成功，成为人们普遍关心和需要回答的问题。在这紧要关头，阳翰笙既没有被过去的胜利冲昏头脑，也没有被眼前的失败吓倒，而是以革命的文学和文艺理论来引导社会和启发人们。一方面从政治和哲学方面编辑了《社会问题研究》、《唯物主义史观》、《社会科学概论》等书籍；另一方面撰写了《文艺思想的社会背景》一书，指出“文艺是社会一切意识形态的一种，它有产生的社会背景，有它所反映的阶级，同时，也有它的阶级的实践任务。”用“文艺的批判”配合党的“武装的批判”开展斗争工作。

他在“左联”工作若干年，利用这个特殊的阵地作舞台，充当特殊的政治角色，创作的作品几乎都是反映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革命战争，充分反映人民解放事业的场面和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1928年创作的写大革命时期革命女杰英勇不屈、慷慨就义的斗争事迹的《马林英》。1933年写成《铁板红泪录》和《中国海的怒潮》，以四川地主阶级的“铁板租”的累累罪行和沿海渔民英勇斗争的事迹为素材、用富有战斗性的笔触，把矛头直指封建主义官僚主义和帝国主义，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推翻压在自己头上的“三座大山”，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抗日战争爆发后，反动当局一直奉行卖国求荣路线，和日本帝国主义签订《何梅协定》大肆绞杀抗日武装力量。为了揭露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阳翰笙冒着生命危险，写了“火药味”很浓，战斗性极强的文艺作品借用李鸿章、曾国藩卖国求荣的史实，创作了历史话剧《李秀成之死》，揭露反动派假抗日真投降的反动面目；用电影剧本《逃亡》喊出了“投义勇军，打回老家去”的响亮口号，痛斥了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表达了中国人民大众武装抗日的要求；用电影《塞上风云》，第一个表现民族团结共同抗日，激发了民族的抗战热情。

1935年2月，上海党组织遭到破坏，阳翰笙与田汉、朱镜我等人相继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被秘密押送到南京国民党宪兵司令部看守所囚禁。10月，由柳亚子、蔡元培等社会名流多方营救并保释出狱，但仍然被国民党反动派软禁在南京。阳翰笙出狱后即与我地下党取得了联系，遵照党的指示，化名纯继、小静、一德等笔名，先后发表了《旧的结束与新的开始》、《养狗篇》（上）、《打狗篇》（下）、《关于“打狗”运动》、《辨奸论》等五六十篇杂文抨击国民党对日不抵抗主义和投降路线，从而掀起了一次不小的“打狗”（指汉奸、特务）运动。之后，阳翰笙创作了电影剧本《生死同心》和四幕话剧《前夜》。电影《生死同心》以大革命时期为背景，表现军阀反动统治的腐朽和人民的革命斗争，着重塑造了一个历尽苦难折磨仍坚持斗争的青年革命者的形象。这部影片在南京试影后，在文艺界引起了极大的震动，《新园地》以整版篇幅发表文章评介这部影片“英勇壮烈的故事为题材的影片是非常使人意远，使人气壮的”。它和其他几部影片的出现，对当时“乌烟瘴气”的银坛，“好象一联消毒弹，替中国进步的影艺继续开辟一条大道”。从影片可以“正确地理解许多，知道许多，并且学习许多革命的意义”。四幕话剧《前夜》是我国较早的大型话剧之一，也是阳翰笙创作的第一部大型话剧。当时日寇步步侵略我国，而国民党却继续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并与日本签订了卖国投降的《何梅协定》。《前夜》通过一对爱国青年同汉奸走狗作斗争的故事提醒人们，在国难当头之际，要高度警惕卖国贼的罪恶活动。

1937年“七七事变”后抗日战争爆发，国共第二次合作，国民党被迫释放政治犯，南京当局向阳翰笙正式宣布释放。阳翰笙恢复自由后，即赴武汉我党长江局，向周恩来报到，恢复了党组织关系。长江局和周恩来先后交给阳翰笙两项任务：一是筹备组织文学艺术界各个抗敌协会；二是协助郭沫若筹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力争把第三厅建成我党领导下的统一战线机构，有利于发动全面抗战的进行。

1938年初起，阳翰笙就就开始协助郭沫若第三厅的筹建工作。1月31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决定召开部务会议，邀请郭沫若参加对人事问题进行讨论。我党长江局周恩来、董必武、王明、博古对郭沫若是否应邀参加会议进行了研究。周恩来主张郭沫若赴会，去观察国民党的动向，并让阳翰笙陪同郭沫若赴国民党军委会政治部会议，扮赵云“保刘皇叔过江”。在会议召开时，国民党方面已经事先拟定了人事安排，并拟定了“一个政府、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宣传大纲，引起了郭沫若和阳翰笙的强烈不满，阳翰笙在与国民党方面进行了针锋相对，据理力争之后，和郭沫若一起愤然离开了会场，并马上返回向等候着的周恩来等作了汇报。

4月，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在武汉正式成立后，奉周恩来之命，阳翰笙协助郭沫若进行了大量的组织联络工作，团结了各界人士，组成了当时社会上称之为“名流内阁”的坚强阵营，。第三厅成立时正值台儿庄大捷，在党的领导下，三厅在武汉开展了大规模的抗战宣传周活动。阳翰笙事先制定并安排了宣传周内的歌咏、戏剧、电影、漫画和火炬游行等整个活动计划，并同郭沫若一起主持了最后庆祝台儿庄大捷的的游行集会。在武汉各界“七七”周年纪念期间，阳翰笙在除开展宣传抗战之外，还组织了慰问团赴各战区慰问和广泛开展献金活动。10月22日，阳翰笙出席了香港文化界举行的鲁迅逝世二周年纪念活动，被推为主席团主席。他在致词中说，在痛失广州、武汉危急的当头纪念鲁迅更有特殊意义，强调要学习鲁迅不屈不挠、绝不妥协、绝不投降的战斗精神，说最后的胜利必然属于我们。同时，阳翰笙组织抗日宣传队，孩子剧团，战地服务处，通过多种形式宣传团结起来，一致抗日，对抗日救亡运动起到了积极的推进作用。

                            战斗在雾都重庆

在日本帝国主义铁蹄的践踏下，中华大地到处沉浸在水深火热之中。国民党蒋介石节节败退，1939年春武汉已失守，国民党政府又定都重庆。根据党的指示，在香港的阳翰笙经桂林到达重庆。国民党迁都重庆后，秘密颁布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加紧迫害共产党人和抗日人民，限制共产党人和一切进步人士的思想、言论和行动，年底开始发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

1940年9月，军委会政治部改组，第三厅被撤消。国民党政府强迫第三厅工作人员集体加入国民党，遭到三厅绝大多数人的愤然拒绝。奉党的指示，周恩来要将三厅我方人员护送到延安，蒋介石很惶恐，决定他们“离厅不离部”，让组织一个搞学术研究的文化工作委员会，隶属政治部。出于革命的需要，党中央同意成立文工会，郭沫若任主任，阳翰笙任副主任。文工会动员了《新蜀报》、《新民晚报》、《商务日报》、《大公报》等报刊，配合党领导下的《新华日报》一起为积极推动抗日救亡运动，与反动派巧妙斗争提供了广阔的阵地。1941年夏，为了在文化战线上击退国民党顽固派，化被动为主动，阳翰笙等向周恩来建议，从戏剧运动打开局面，筹组中华剧艺社。中华剧艺社成立后，上演了《天国春秋》、《草莽英雄》、《两面人》、《铁板红泪录》、《日本间谍》等话剧，宣传了党的进步主张。

“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加紧制造白色恐怖，为避开敌人的迫害，阳翰笙根据周恩来安排疏散文化界一些革命进步人士离渝后，以省亲为名回罗场，对罗选青起义事作了实地调查和访问，特别是从罗选青的大管事邵玉廷的口述里得到许多可贵的材料。阳翰笙回到重庆后，这期间，政治环境十分恶劣，经济生活非常困难，父亲去逝，两个孩子不幸夭折，精神上承受着极大的负担，但他舍弃个人利益，从不放弃创作和工作。他的87部话剧一半是在重庆写成，还写成了3部电影剧本。他以“太平天国”为素材，只用40天就写成了六幕话剧《天国春秋》，深刻地揭露了反动当局制造“皖南事变”的罪行，反映了广大群众“要团结、不要内乱”的呼声。电影剧本《草莽英雄》号召人民起来革命，“有刀的拿刀，有枪的拿枪，没有刀枪的拿锄头也行，和他们干”，推翻反动派统治。在审查《草莽英雄》时，一个特务攻击阳翰笙“专门暴动”，是“暴动专家”，之后反动派以这部戏鼓励四川人民起来推翻政府的罪名被禁放达4年之久。

从川南的大刀长矛到塞北人民的枪声；从海上怒潮到草原的风云；从黄埔号角到上海抗战；从楚天巾帼英雄英姿到东北义勇军的智勇；从峨眉的红泪到梅岭的星火……，阳翰笙实践文艺工作从事革命斗争，展示了中国大地到处都在燃烧的武装斗争的烽火，记录了半个多世纪中国人民前仆后继反帝反封建、求真理求解放的斗争。他的作品胜似投抢、猛如炮弹，打得敌人昏头转向，使反动派十分恐慌和害怕，视之为“眼中钉”、“肉中刺”。阳翰笙的作品遭查封，取缔和禁止，本人也遭通辑，追捕和坐牢，但愈是如此，他的作品越闪射出不朽的光芒，照亮中国革命的前途。

阳翰笙从事的地下文艺工作，是政治斗争，是没有硝烟的战场，阳翰笙以他的才华和坚不可摧的战斗精神，打了漂亮仗。正如周恩来指出：为什么在国统区，“文化围剿”一败涂地，根本原因就是因为有像阳翰笙这样革命文化反对反革命文化，以革命文学艺术反对反革命文学艺术，粉碎敌人“文化围剿”的先驱者和斗士。

由于文工会一直开展进步文化活动，特别是发动了文化界时局宣言的签名运动，1945年3月国民党下令“裁撤”文工会。阳翰笙离开文工会后，1946年秋，根据周恩来指示，同蔡楚生、史东山、郑君里等，组织了联华影艺社。1947年5月，阳翰笙经过种种努力，将“联华”与“昆仑”合并改组扩大为昆仑影业公司，阳翰笙任编导委员会主任，改组后的“昆仑”大大充实了力量，先后拍摄了《一江春水向东流》、《万家灯火》、《关不住的春光》、《丽人行》、《希望在人间》、《三毛流浪记》、《乌鸦与麻雀》、《中国海的怒潮》等优秀影片。更值得一提的是，阳翰笙组织领导工作中十分重视斗争策略，善用巧妙的手段，反对反革命宣传。1947年，垂死挣扎的反动派，指示作为其舆论工具的中国电影制片厂拍摄反共影片《共匪暴行实录》、《共匪祸国记》，作为共产党朋友的中国电影制片厂负责人罗静予、王瑞麟感到十分为难，拍成则对不起共产党，不拍又要“违抗军令”。为难之际，专程从南京到上海找阳翰笙，足智多谋的阳翰笙让其采取“要拍，但又拍不成”的两全其美策略，于是厂长借故出国，故意拍坏，不用名导、名演，坚持在设备差的厂子拍。结果，拍了两年，一部原封未动，一部只拍了几个镜头，到了1949年，竞成了我军的战利品。

                            呕心沥血兴文艺

1948年夏，蒋介石反动集团作为屏障的长江天险在我军摧枯拉朽的打击中被突破，国民党政权土崩瓦解，南京解放。我军在全国取得决定性胜利。

新中国即将建立，百废待兴。中共中央准备召开第一次文代会，为即将举行的开国大典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由谁来做筹委会的具体工作呢？南方局工作的周恩来首先想到了得力干将阳翰笙，此时的阳翰笙正因骨结核病在澳门医治。组织的召唤就是命令，1949年3月阳翰笙不顾自己身体患病，取海道经天津至北平，未及休整，立即投入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在筹委会中，阳翰笙是资历最老，成就最高，经验最丰富的，但他虚怀若谷，不耻下问，有条不紊地开展第一次文代会筹备工作，6月底，周恩来检查文代会筹备工作，甚为满意，说：“我知道这事交给翰笙办，准差不了”，由此可见，周恩来对阳翰笙的信任和肯定。在百忙之中阳翰笙还发表论文《略论国统区的戏剧运动》、《略论国统区三年来的电影运动》为文代会大造声势。

1949年7月2日至19日，第一次文代会在北平召开，阳翰笙为南方代表团第一团代表，选为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团成员，章程及重要文件起草委员会委员，剧影组委员、剧音组演出委员会副主任，并在大会上作《国统区进步的戏剧电影运动》的报告，汇报了我党领导的国统区进步的戏剧电影运动在不同时期进行的斗争情况和所取得的成就，同时也指出了存在的不足，这个报告为中国文艺的发展，特别是电影戏剧艺术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借鉴，指出了正确的前进方向。随后，阳翰笙又被选为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全委会委员、常务委员、与郑振锋、江丰负责福利部工作；选为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全委会委员；选为中华戏剧工作者协会全委会委员；选为中华全国电影艺术工作者协会全委会委员、常务委员、主席。

有了众多的头衔就意味着更多的责任和工作，阳翰笙在工作之余仍不忘老本行，1949年8月，在他的亲自指导下。《三毛流浪记》拍成，响亮地唱出了：“解放区的天明亮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解放区的太阳永不落，歌声永远唱不完”的喜悦，有力地歌颂了中国解放的伟大胜利，为新中国的成立奏响了前奏曲。该片在国内多次放映，深受观众欢迎。1981年5月在法国戛纳国际电影节期间放影，随后在巴黎6家影院公映60天，盛况空前，10多家报纸纷纷发表评介文章，说它“真实、生动与迷人的魅力令人倾倒”、“足以与黑泽湖、小津安二郎和卓别林的作品毗美”，使人“欣喜若狂”。1983年，在葡萄牙举办的12届菲格拉达福兹国际电影节“30——80年代中国电影展”中，获评委奖，该片可谓精湛完美，可见阳翰笙用心之专，费心之巨。

1949年10月1日的天安门广场，万头攒动，随着一个湖南汉子：“中华人民共和国今天成立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的宣言，掌声立刻雷鸣般响起，站在天安门城楼参加庆典的阳翰笙滚出了激动的泪花，为之奋斗了数十年的解放事业终于成功了，回想起曾并肩作战的而今长眠地下的战友来，百感交集，他默默地说：“同志们，我不会辜负你们的期望，我们一定会把新中国建设好。”

阳翰笙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新中国成立后，阳翰笙先后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副秘书长和机关党组书记，兼任中共统战部一处（文化处）处长；任总理办公室副主任，兼文化部电影指导委员会委员和全国文联党组书记、全国文联主席，全身心地投入全国文化教育事业建设，为文艺家的创作创造条件；注重文化交流，不负周恩来重望，让文艺界真正地实现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

 

   

  

和谐曲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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