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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黄埔到南昌
出狱后，阳翰笙回到“上大”任校党支部书记，后担任闸北区委书记，一面读书，一面从事社会活动。
1926年1月，两广区委书记陈延年到上海向党中央汇报工作，同时要求抽调干部到广东工作。陈延年见到阳翰笙，十分赏识他的工作热情和工作能力，指名向中央要求协调其到广州工作，当时上海负责人罗亦农也舍不得阳翰笙离去，但因革命需要，阳翰笙与李一氓一同调到广州工作。
阳翰笙到广州后，住在市内的农民运动讲习所。初到南方，开始时不太适应和习惯广州的生活。但这里四季长青的气候和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使阳翰笙很快克服了语言和生活上的困难，投入到新的工作中。
“五卅运动”使中国革命形势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在广东，国共两党合作经东征实现了广东革命根据地的统一，广州国民政府成为全国革命的中心。各地农民运动讲习所风起云涌，如火如荼。住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的阳翰笙第一次见到了到讲习所作报告的毛泽东和杨开慧，聆听了毛泽东关于农民运动的讲演，被毛泽东豪爽的性格、渊博的知识、雄辩的口才、敏锐的思想、卓尔不群的风度所折服。
阳翰笙在广州市住了几天，就被分配到黄埔军校政治部当秘书，后又调到入伍生部政治部任秘书入伍生部党总支书记兼教官。阳翰笙一方面孜孜不倦地学习新知识，接受新思想，另一方面把这些新知识、新思想灌输传授给学员，这些学员中后有多人为我军得力干将，其中最著名者为大将陈庚。在黄埔军校，阳翰笙在两广省委军委书记、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同志的直接领导下工作，周恩来果敢英武的风貌为阳翰笙留下了深刻印象。周恩来对阳翰笙的工作十分关心和支持。在周恩来的领导和指示下，阳翰笙陆续发表文章“五一节与中国农村运动”、“一年来国内政治概况——革命与反革命斗争形势之回顾”，政治思想和政治理论水平又有了一个质的飞跃，以后，阳翰笙与周恩来成了莫逆之交，追随周恩来数十年。周恩来“共产主义的胸怀，高度的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统一的思想，指挥若定，运筹帷幄的领导艺术，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平易近人的作风，谦虚朴素的美德”，时时感染着阳翰笙，鼓舞着阳翰笙。
在革命时期，野心家在历史关键时期就会暴露出其狰狞面目。1927年4月，蒋介石在上海向共产党人举起了屠刀，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4月15日，广州的反动派也对共产党人实行了反革命大屠杀。阳翰笙接在黄埔军校教育长方鼎基处工作的一友人的秘密通知，加之方鼎英也没有交出阳翰笙是共产党员的名单才幸免于难，又在覃异之家的大力掩护，遂脱险到武汉，被中央军委派往程潜任军长的第六军政治部任秘书，协助政治部主任兼党代表林伯渠工作。7月15日，武汉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背叛革命，大肆屠杀共产党人，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阳翰笙和林伯渠退出第六军，前往九江到郭沫若任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李一泯任政治部主任秘书的张发奎二方面军的第四军政治部任秘书，协助主任廖乾吾工作。
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疯狂屠杀，共产党人清醒地认识到：要推翻封建统治，打倒反动派，就必须以革命的武装打倒反革命的武装。1927年8月1日，南昌城响起了清脆的枪声，周恩来、朱德、叶挺、贺龙、刘伯承、恽代英等领导的南昌起义，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了第一枪。南昌起义消息传至九江，阳翰笙异常兴奋、激动。这时，张发奎在第四军开始清共，军长黄琪翔对共产党人下了逐客令，限三日内退出，有人趁机转向或回上海。阳翰笙去找时任四军参谋长的叶剑英，并向中央要求参加南昌起义。在叶剑英的支持和帮助下，阳翰笙与郭沫若、李一泯、梅龚彬等当晚坐手摇车离开九江向南昌进发。一路历尽艰辛危难，于4日下午抵达南昌。到达南昌后，阳翰笙等人立即到起义指挥部，先后见到周恩来、朱德、叶挺等人。当他接过周恩来发给他的驳壳枪时，阳翰笙流下了激动的泪水，他为成为全副武装的战士而自豪，他热血沸腾，他多么希望立刻就驰骋沙场，冲锋陷阵，为那些惨遭杀害的革命同志报仇！
革命烈火锤利剑
南昌起义给了国民党反动派沉重的一击，蒋介石非常恐慌，调集了大量的兵力围攻起义军。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起义部队决定撤离南昌，到广大的农村去建立革命根据地，发展革命的武装。
1927年8月5日，阳翰笙随十一军军长兼前敌总指挥叶挺率领的起义部队24师、25师撤出南昌，沿着江西东部的山区向抚州挺进，开始了艰苦卓绝的南征。部队到抚州后，前委决定阳翰笙到叶挺指挥的二十四师任党代表。
8月的江西，骄阳似火，炽热熏蒸。负重行军的战士个个口干舌燥，汗流浃背。战士们冒着酷暑加速前进。在行军途中，阳翰笙和政治部的同志不断做宣传鼓动工作，使全师干部和战士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以顽强的毅力和高昂的斗志跋涉向前。行军中他们还向群众宣传革命的道理。每到一地就张贴“八一起义宣言”、“八一起义宣传大纲”等宣传品，写出“打倒帝国主义及其军阀走狗”、“实行耕者有其田”等标语。起义军纪律严明，爱护百姓，所到之处秋毫无犯，得到群众的拥护和支持。
8月19日，起义部队日夜兼程来到瑞金。起义军占领瑞金之后，国民党反动派南路总指挥钱大钧部共10多个团集结于会昌一带，在城东北地区、南山岭、寨东一带以及环绕会昌城的贡水河岸构筑工事防守。桂军黄绍竑部约七个团聚集在附近的白俄墟一带，成犄角之势，企图阻止起义军。起义军前委决定集中兵力，消灭会昌的钱大钧部，渴望战斗的阳翰笙终于盼来了这一刻。时任师党代表的阳翰笙奔走在各个战壕，向战士们作战前动员宣传；起义部队向驻守会昌城外的敌军发起总攻的战斗打响后，敌人依托工事，以密集的火力疯狂向进攻部队扫射。战斗打得非常激烈，前面战士倒下了，后面的战士立即冲上去，一步步逼进敌人。阳翰笙和战士们就是这样向敌人发起了冲锋。面对英勇的起义军战士，敌人弃城而逃。起义部队攻占了会昌城，阳翰笙登上城楼，看到猎猎飘舞的红旗感到心情舒畅，豪气满怀。会昌战役大破蒋介石嫡系部队，毙敌1000余人，俘虏900余人，缴枪支1000余支。他的勇敢、机智和生动活泼的前沿政治思想工作，对于鼓舞士气、激发战斗热情，团结我军，瓦解敌人起了积极作用。
国民党反动派不甘心在会昌的失利。9月初，起义部队在会昌补充了供给，稍事修整后，主力部队继续向南挺进。二十四师作为后卫部队驻守会昌。敌人以为时机到了，又令桂军黄绍竑部向会昌的起义军发起了进攻。阳翰笙随起义部队参加了迎击黄绍竑部的战斗。起义部队在阻击了敌人的多次进攻后，主动撤离了会昌城，回师瑞金后，翻过武夷山，沿福建的汀洲，然后向广东进发。
起义部队从南昌城出发以来，部队每天行军七八十里，还要同阻击的敌人进行战斗，特别是会昌城的战斗尤其艰苦，部队非常疲乏。但由于阳翰笙带领政治部的同志大力进行宣传鼓动工作，战士们始终保持了乐观高昂的情绪，一路上谈笑风生，队伍显得生机勃勃。随后，阳翰笙参加了9月下旬的潮汕保卫战、9月底的流沙突围，战斗中的阳翰笙表现神勇，让战士们连声惊叹：“欧阳代表作战英勇，简直看不出来是一个书生”。部队到达汀州后，阳翰笙又奉前委的命令调任全军总政治部秘书长，受叶挺之托主持召开了十一军的全军党员大会，使大家受到极大的鼓舞和教育。在汕头，协助起义军财委会委员长林伯渠筹备了军款：协助汕头市公安局长李立三查处了暗藏的反革命武装。在潮汕保卫战中，由于敌众我寡，部队撤退到流沙。阳翰笙出席了由周恩来、叶挺、吴玉章、聂荣臻、郭沫若参加的前委会，讨论起义失败后的去从问题。会议未散，敌人突然以多于起义军3倍的兵力，重重包围起义军。在突围撤退中，前委领导被冲散，阳翰笙主动留在断后部队，与吴玉章一起撤离。在突围战斗中，密如蚂蚁的敌军疯狂地向起义军进攻，阳翰笙且战且退，机智巧妙地与敌周旋，毙敌数十人，一发子弹贴着自己的头皮而过，另一发擦肩而过，差之丝毫，险之又险，为了纪念流沙突围这一难忘经历，后来阳翰笙把后期创造社综合性半月刊命名《流沙》。1961年春，阳翰笙故地重游，昔日情情景，历历在目，吟首一首：“战走流沙卅五年，重来今已换人间，英雄干劲英雄血，染了河山色色鲜”。从流沙突围后，阳翰笙和吴玉章找到失散的郭沫若，绕道广州来到海陆丰革命根据地分散隐蔽，经党组织安排，此时已身患疟疾的阳翰笙到海丰县的一个半农半渔的基层农运干部家里养病。疟疾折磨，没有医药，吃不上粥，夜里还要经常转移，阳翰笙唯一感到安慰的是从当地基层干部、农民、渔民那里听到了彭拜领导当地农民运动的很多故事，知道了革命火种未灭，革命还在进行。在海丰住了二十多天后，在当地农友的帮助下，阳翰笙乘坐木船经香港转移到上海。
两年的戎马生涯，经过血与火的洗礼，阳翰笙变得更加坚强，人生经历更为丰富。如果说在八一南昌起义之前，阳翰笙是一块铁，经过革命的淬火，已经变成了一块钢，并锤炼成一把刺向敌人心脏的利剑，坚锐锋利。
博大胸怀固左联
蒋介石一方面从军事上围剿共产党的革命武装力量，妄图用屠刀把新生的革命力量扼杀在摇篮里；另一方面，纠集反动文人，组织反动文化社团开展反动宣传，从文化和文学艺术上向革命进攻，以达到军事上达不到的反革命目的。以周恩来为首的南方局和长江局决定，组织文化统一战线，用革命的两手反对反革命的两手，实行军事和文化战线的反“围剿”。当时作为“创造社”的元老郭沫若被蒋介石通辑不能公开出面，田汉、郑伯奇等人又不是党员。此时的阳翰笙尽管还没有太多的文学作品发表，但在文学上有一定修养，又有做过几年组织工作的经验，1927年底，应郭沫若的要求，经周恩来批准，阳翰笙以一个“文学爱好者”的身份加入了“创造社”，从此，弃武从文，开始他文学革命和文艺生活的道路。他在党组织的正确领导下，在艰苦卓绝的恶劣环境里，受命于危难，牺牲自己的“本意”，默默无闻地从事文艺工作，为挽救国家、民族危亡，贡献自己的青春和热血。
在从事文艺工作中，阳翰笙以宽阔胸怀团结同志，结成文艺统一战线。1928年1月，阳翰笙与潘汉年、李一泯组成创造社党小组，领导“创造社”工作，同太阳社的两个党小组同属于闸北区第三街道支部领导。2月，创造社、太阳社的成员一边提倡无产阶级文学，一边在“左”的思想指导下，把批评的茅头针对鲁迅、茅盾等。创造社、太阳社同鲁迅论争，阳翰笙曾多方进行周旋，怎奈阳翰笙工作经历较浅，无法劝阻这批连活跃的党员作家潘汉年都无法领导的作家们，只好保持沉默。党中央看到了文坛内部纷争激烈呈现出相当复杂的局面。1929年9月，中央委托江苏省委负责人李富春找阳翰笙和潘汉年谈话。李富春告诉阳翰笙党很注意两社同鲁迅的论争。指出争论是不对的，是对鲁迅活动的积极意义估计不足。鲁迅是从“五四”新文学运动中过来的一位坚强的老战士，是一位先进的思想家。要充分认识鲁迅站在党的立场方面，站在左冀文化战线上巨大的影响和作用。李富春指出两团体批鲁迅是不正确的，必须立即停止论争，要团结鲁迅。阳翰笙当即表示完全接受李富春同志的意见，接受党的批评。并迅速与潘汉年商议召开党员会议传达李富春指示。很多同志都拥护李富春同志的意见，有的同志还作了自我批评，认识到对鲁迅的估计不正确，自己作法不对头，敌人正在很残酷地迫害我们，我们应该想法壮大自己的队伍，不应该与鲁迅论争。也有的同志认为鲁迅是一个激进的民族主义者，不是马列主义者，为什么不可以批评呢？经过反复说明团结的意义，终于取得一致意见，停止了长达两年之久的论争。会议决定：创造社、太阳社所有刊物一律停止对鲁迅的批评，停止一切攻击，团结起来，一致对敌。即使鲁迅还批评我们，也不反驳，对鲁迅要尊重。并派冯雪峰、夏衍、冯乃超到鲁迅的住所告诉鲁迅，党让停止这场论争并批评了这种不正确的做法。鲁迅对此感到很高兴，见到曾写过文章对他进行批评的冯乃超还是笑容满面的。鲁迅对于年轻人的作法表示谅解，并愿意团结起来。1929年秋，在阳翰笙主持召开的传达江苏省委指示的党员会后，左翼文化界大联会的氛围已经形成，这便为左联的成立奠定了基础。
1930年3月，顺应当时包括鲁迅在内的大批文化界的要求，组织起来，以便统一行动。在党的领导下，中国左冀作家联盟在上海窦乐路中华艺术大学正式成立，当时有鲁迅、阳翰笙、潘汉年、冯雪锋等五十余人，在成立大会上鲁迅作了重要讲话，阳翰笙代表党组织就形势、团结和深入生活问题作了全面阐述。左联的成立，标志着党对革命文艺运动已发展到从思想领导到组织领导的崭新阶段，是新文学运动的深入发展。“左联”一成立，就建立了党团组织，阳翰笙在1930年7月至1932年2月担任“左联”党团书记。1932年2月，改任文委书记和文总党团书记，直到1935年春被捕。后来周扬担任“左联”党团书记与鲁迅产生分歧，并最终决裂。鲁迅把担任文艺界领导工作的阳翰笙同周扬、田汉、夏衍等同看成敌对的“四条汉子”。1936年，鲁迅在上海逝世，阳翰笙发表散文《悼鲁迅先生》，对鲁迅的逝世表示“很震惊”“很哀痛”，说鲁迅二十年来，以“光辉新锐的思想，犀利无匹的铁笔，坚贞的落脚在大众的立场上，昂然不挠地屹立在战线的最高头，很英勇地同一切黑暗势力拼死的搏斗。在他那支锐利的笔尖下，真不知戳穿了几多封建残朽和洋奴走卒！”表示“要纪念鲁迅先生，却只有把他遗留给我们的艰巨重责，放上我们自己的肩头，同中华民族最危险的内外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国贼持斗去！同全世界一切黑暗势力持斗去！”
1930年初，阳翰笙的长篇小说“地泉”再版时，特地请茅盾为其作序。茅盾直言不讳地说：“你的书是用革命公式写成的，要我作序，我只有毫不留情的批评它。”阳翰笙坦然地笑了笑说：“批评也是好事。”依然恳求茅盾作序，茅盾果真在序中不讲情面地批评道：“这部小说从总体上来看，是一部不成功的，甚至是失败的作品，因为它描写人物运用的是脸谱主义手法，结构故事借助于“方程式”，语言上也用标语口号的言词来表示感情的……”。茅盾觉得自己的批评如此尖刻，阳翰笙一定不会采用。时隔不久，《地泉》再版，茅盾发现自己那篇批评文章竟然只字未动地印在里面，茅盾捧书良久，不禁叹道：“雅量，真是雅量！”钦佩之情油然而生。阳翰笙还请易嘉、瞿秋白、郑伯奇、钱杏佛 为《地泉》写序，以批评革命浪漫缔克的创作倾向为中心，对初期普罗文学的成败作总结。
正是阳翰笙以卓越的才能和博大的胸怀，团结了广大文艺工作者，形成统一战线，使“左联”成为文艺战线刺向敌人的一把锋刃，而且培养了上千名干部，很多干部输送到了瑞金、到各个苏区。协调组织大量文化运动，以革命的文艺反对反革命，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的两个“围剿”。
劲笔投枪撼敌顽
阳翰笙在从事地下文艺工作后，以学术活动和文化活动方式同敌人进行殊死斗争，在斗争过程中不仅搞好组织领导工作，更是身体力行，把爱好变成需要，把手中的笔作试器，化为犀利的投枪刺向敌人是阳翰笙一生中功绩卓著，最光辉是最精彩的。他的文艺创作开始于小说，从1928年初到1929年夏，正当两社同鲁迅的论争炽热之时，阳翰笙把精力转向写小说上，一开始创作就显得身手不凡，从1928年初发表了第一篇小说《马林英》后他进入小说创作的旺盛期，在白色恐怖的笼罩下，他冒着杀头的危险，把自己经历的和搜集到的南昌起义、广州起义、毛泽东、朱德在井冈山开辟革命根据地的全过程、广东农民运动讲习所等素材，先后创作了《趸船一的一夜》、《马桶间》等15篇小说，创作出《女囚》、《两个女性》、《义勇军》、《地泉》三部曲（由《深入（暗夜）》、《转换》、《复兴》构成）、《中学生日记》等8部中篇小说，多层次、多方位的写革命的进程，概括了一个时代的风云流变。
1933年春，阳翰笙开始电影艺术，他写了第一部电影剧本《铁板红泪录》，第一次使用阳翰笙的名字，从这时起至1949年九年，他先后写了《铁板红泪家》、《还乡记》、《中国海的怒潮》、《赛金花》、《逃亡》、《生之哀歌》、《新娘子军》、《生死同心》、《草莽英雄》、《夜奔》、《塞上风云》、《八百壮士》、《日本间谍》、《青年中国》、《万家灯火》和《三毛流浪记》（与沈源合作）共16部电影剧本，其中13部搬上银幕。1936年5月，他和田汉合作写了独幕话剧《晚会》，这时他从事话剧的开始，从1936年至1943年，他创作了《前夜》、《李秀成之死》、《塞上风云》、《天国春秋》、《草莽英雄》、《天地玄黄》和《槿花之歌》共7个大型话剧，它们都先后搬上舞台，有的在东南亚和南洋一带演出。在文艺生涯中，他先后用过欧阳华汉、继修、华汉、杨钊秀、欧阳翰、寒生、林箐、寒青、阳翰笙、翰笙、小静、一德等笔名，以用华汉和阳翰笙名为最多，阳翰笙的一生创作如此多的文学作品，他的艺术辉煌得到了世人公认，在人们心目中筑起了一座“文塔”。
阳翰笙所取得的辉煌成就，除了他的天赋和爱好外，重要的是他投入到了火热的革命斗争和社会实践中，把自己的人生追求和奋斗目标融溶于人民的解放事业之中，才有高度的政治敏感，创作走在时代的前面，谱出了时代的最强音。1927年，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大地乌云密布，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革命往何处去，谁来领导，能否成功，成为人们普遍关心和需要回答的问题。在这紧要关头，阳翰笙既没有被过去的胜利冲昏头脑，也没有被眼前的失败吓倒，而是以革命的文学和文艺理论来引导社会和启发人们。一方面从政治和哲学方面编辑了《社会问题研究》、《唯物主义史观》、《社会科学概论》等书籍；另一方面撰写了《文艺思想的社会背景》一书，指出“文艺是社会一切意识形态的一种，它有产生的社会背景，有它所反映的阶级，同时，也有它的阶级的实践任务。”用“文艺的批判”配合党的“武装的批判”开展斗争工作。
他在“左联”工作若干年，利用这个特殊的阵地作舞台，充当特殊的政治角色，创作的作品几乎都是反映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革命战争，充分反映人民解放事业的场面和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1928年创作的写大革命时期革命女杰英勇不屈、慷慨就义的斗争事迹的《马林英》。1933年写成《铁板红泪录》和《中国海的怒潮》，以四川地主阶级的“铁板租”的累累罪行和沿海渔民英勇斗争的事迹为素材、用富有战斗性的笔触，把矛头直指封建主义官僚主义和帝国主义，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推翻压在自己头上的“三座大山”，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抗日战争爆发后，反动当局一直奉行卖国求荣路线，和日本帝国主义签订《何梅协定》大肆绞杀抗日武装力量。为了揭露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阳翰笙冒着生命危险，写了“火药味”很浓，战斗性极强的文艺作品借用李鸿章、曾国藩卖国求荣的史实，创作了历史话剧《李秀成之死》，揭露反动派假抗日真投降的反动面目；用电影剧本《逃亡》喊出了“投义勇军，打回老家去”的响亮口号，痛斥了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表达了中国人民大众武装抗日的要求；用电影《塞上风云》，第一个表现民族团结共同抗日，激发了民族的抗战热情。
1935年2月，上海党组织遭到破坏，阳翰笙与田汉、朱镜我等人相继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被秘密押送到南京国民党宪兵司令部看守所囚禁。10月，由柳亚子、蔡元培等社会名流多方营救并保释出狱，但仍然被国民党反动派软禁在南京。阳翰笙出狱后即与我地下党取得了联系，遵照党的指示，化名纯继、小静、一德等笔名，先后发表了《旧的结束与新的开始》、《养狗篇》（上）、《打狗篇》（下）、《关于“打狗”运动》、《辨*论》等五六十篇杂文抨击国民党对日不抵抗主义和投降路线，从而掀起了一次不小的“打狗”（指汉*、特务）运动。之后，阳翰笙创作了电影剧本《生死同心》和四幕话剧《前夜》。电影《生死同心》以大革命时期为背景，表现军阀反动统治的腐朽和人民的革命斗争，着重塑造了一个历尽苦难折磨仍坚持斗争的青年革命者的形象。这部影片在南京试影后，在文艺界引起了极大的震动，《新园地》以整版篇幅发表文章评介这部影片“英勇壮烈的故事为题材的影片是非常使人意远，使人气壮的”。它和其他几部影片的出现，对当时“乌烟瘴气”的银坛，“好象一联消毒弹，替中国进步的影艺继续开辟一条大道”。从影片可以“正确地理解许多，知道许多，并且学习许多革命的意义”。四幕话剧《前夜》是我国较早的大型话剧之一，也是阳翰笙创作的第一部大型话剧。当时日寇步步侵略我国，而国民党却继续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并与日本签订了卖国投降的《何梅协定》。《前夜》通过一对爱国青年同汉*走狗作斗争的故事提醒人们，在国难当头之际，要高度警惕卖国贼的罪恶活动。
1937年“七七事变”后抗日战争爆发，国共第二次合作，国民党被迫释放政治犯，南京当局向阳翰笙正式宣布释放。阳翰笙恢复自由后，即赴武汉我党长江局，向周恩来报到，恢复了党组织关系。长江局和周恩来先后交给阳翰笙两项任务：一是筹备组织文学艺术界各个抗敌协会；二是协助郭沫若筹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力争把第三厅建成我党领导下的统一战线机构，有利于发动全面抗战的进行。
1938年初起，阳翰笙就就开始协助郭沫若第三厅的筹建工作。1月31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决定召开部务会议，邀请郭沫若参加对人事问题进行讨论。我党长江局周恩来、董必武、王明、博古对郭沫若是否应邀参加会议进行了研究。周恩来主张郭沫若赴会，去观察国民党的动向，并让阳翰笙陪同郭沫若赴国民党军委会政治部会议，扮赵云“保刘皇叔过江”。在会议召开时，国民党方面已经事先拟定了人事安排，并拟定了“一个政府、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宣传大纲，引起了郭沫若和阳翰笙的强烈不满，阳翰笙在与国民党方面进行了针锋相对，据理力争之后，和郭沫若一起愤然离开了会场，并马上返回向等候着的周恩来等作了汇报。
4月，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在武汉正式成立后，奉周恩来之命，阳翰笙协助郭沫若进行了大量的组织联络工作，团结了各界人士，组成了当时社会上称之为“名流内阁”的坚强阵营，。第三厅成立时正值台儿庄大捷，在党的领导下，三厅在武汉开展了大规模的抗战宣传周活动。阳翰笙事先制定并安排了宣传周内的歌咏、戏剧、电影、漫画和火炬游行等整个活动计划，并同郭沫若一起主持了最后庆祝台儿庄大捷的的游行集会。在武汉各界“七七”周年纪念期间，阳翰笙在除开展宣传抗战之外，还组织了慰问团赴各战区慰问和广泛开展献金活动。10月22日，阳翰笙出席了香港文化界举行的鲁迅逝世二周年纪念活动，被推为主席团主席。他在致词中说，在痛失广州、武汉危急的当头纪念鲁迅更有特殊意义，强调要学习鲁迅不屈不挠、绝不妥协、绝不投降的战斗精神，说最后的胜利必然属于我们。同时，阳翰笙组织抗日宣传队，孩子剧团，战地服务处，通过多种形式宣传团结起来，一致抗日，对抗日救亡运动起到了积极的推进作用。
战斗在雾都重庆
在日本帝国主义铁蹄的践踏下，中华大地到处沉浸在水深火热之中。国民党蒋介石节节败退，1939年春武汉已失守，国民党政府又定都重庆。根据党的指示，在香港的阳翰笙经桂林到达重庆。国民党迁都重庆后，秘密颁布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加紧迫害共产党人和抗日人民，限制共产党人和一切进步人士的思想、言论和行动，年底开始发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
1940年9月，军委会政治部改组，第三厅被撤消。国民党政府强迫第三厅工作人员集体加入国民党，遭到三厅绝大多数人的愤然拒绝。奉党的指示，周恩来要将三厅我方人员护送到延安，蒋介石很惶恐，决定他们“离厅不离部”，让组织一个搞学术研究的文化工作委员会，隶属政治部。出于革命的需要，党中央同意成立文工会，郭沫若任主任，阳翰笙任副主任。文工会动员了《新蜀报》、《新民晚报》、《商务日报》、《大公报》等报刊，配合党领导下的《新华日报》一起为积极推动抗日救亡运动，与反动派巧妙斗争提供了广阔的阵地。1941年夏，为了在文化战线上击退国民党顽固派，化被动为主动，阳翰笙等向周恩来建议，从戏剧运动打开局面，筹组中华剧艺社。中华剧艺社成立后，上演了《天国春秋》、《草莽英雄》、《两面人》、《铁板红泪录》、《日本间谍》等话剧，宣传了党的进步主张。
“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加紧制造白色恐怖，为避开敌人的迫害，阳翰笙根据周恩来安排疏散文化界一些革命进步人士离渝后，以省亲为名回罗场，对罗选青起义事作了实地调查和访问，特别是从罗选青的大管事邵玉廷的口述里得到许多可贵的材料。阳翰笙回到重庆后，这期间，政治环境十分恶劣，经济生活非常困难，父亲去逝，两个孩子不幸夭折，精神上承受着极大的负担，但他舍弃个人利益，从不放弃创作和工作。他的87部话剧一半是在重庆写成，还写成了3部电影剧本。他以“太平天国”为素材，只用40天就写成了六幕话剧《天国春秋》，深刻地揭露了反动当局制造“皖南事变”的罪行，反映了广大群众“要团结、不要内乱”的呼声。电影剧本《草莽英雄》号召人民起来革命，“有刀的拿刀，有枪的拿枪，没有刀枪的拿锄头也行，和他们干”，推翻反动派统治。在审查《草莽英雄》时，一个特务攻击阳翰笙“专门暴动”，是“暴动专家”，之后反动派以这部戏鼓励四川人民起来推翻政府的罪名被禁放达4年之久。
从川南的大刀长矛到塞北人民的枪声；从海上怒潮到草原的风云；从黄埔号角到上海抗战；从楚天巾帼英雄英姿到东北义勇军的智勇；从峨眉的红泪到梅岭的星火……，阳翰笙实践文艺工作从事革命斗争，展示了中国大地到处都在燃烧的武装斗争的烽火，记录了半个多世纪中国人民前仆后继反帝反封建、求真理求解放的斗争。他的作品胜似投抢、猛如炮弹，打得敌人昏头转向，使反动派十分恐慌和害怕，视之为“眼中钉”、“肉中刺”。阳翰笙的作品遭查封，取缔和禁止，本人也遭通辑，追捕和坐牢，但愈是如此，他的作品越闪射出不朽的光芒，照亮中国革命的前途。
阳翰笙从事的地下文艺工作，是政治斗争，是没有硝烟的战场，阳翰笙以他的才华和坚不可摧的战斗精神，打了漂亮仗。正如周恩来指出：为什么在国统区，“文化围剿”一败涂地，根本原因就是因为有像阳翰笙这样革命文化反对反革命文化，以革命文学艺术反对反革命文学艺术，粉碎敌人“文化围剿”的先驱者和斗士。
由于文工会一直开展进步文化活动，特别是发动了文化界时局宣言的签名运动，1945年3月国民党下令“裁撤”文工会。阳翰笙离开文工会后，1946年秋，根据周恩来指示，同蔡楚生、史东山、郑君里等，组织了联华影艺社。1947年5月，阳翰笙经过种种努力，将“联华”与“昆仑”合并改组扩大为昆仑影业公司，阳翰笙任编导委员会主任，改组后的“昆仑”大大充实了力量，先后拍摄了《一江春水向东流》、《万家灯火》、《关不住的春光》、《丽人行》、《希望在人间》、《三毛流浪记》、《乌鸦与麻雀》、《中国海的怒潮》等优秀影片。更值得一提的是，阳翰笙组织领导工作中十分重视斗争策略，善用巧妙的手段，反对反革命宣传。1947年，垂死挣扎的反动派，指示作为其舆论工具的中国电影制片厂拍摄反共影片《共匪暴行实录》、《共匪祸国记》，作为共产党朋友的中国电影制片厂负责人罗静予、王瑞麟感到十分为难，拍成则对不起共产党，不拍又要“违抗军令”。为难之际，专程从南京到上海找阳翰笙，足智多谋的阳翰笙让其采取“要拍，但又拍不成”的两全其美策略，于是厂长借故出国，故意拍坏，不用名导、名演，坚持在设备差的厂子拍。结果，拍了两年，一部原封未动，一部只拍了几个镜头，到了1949年，竞成了我军的战利品。
呕心沥血兴文艺
1948年夏，蒋介石反动集团作为屏障的长江天险在我军摧枯拉朽的打击中被突破，国民党政权土崩瓦解，南京解放。我军在全国取得决定性胜利。
新中国即将建立，百废待兴。中共中央准备召开第一次文代会，为即将举行的开国大典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由谁来做筹委会的具体工作呢？南方局工作的周恩来首先想到了得力干将阳翰笙，此时的阳翰笙正因骨结核病在澳门医治。组织的召唤就是命令，1949年3月阳翰笙不顾自己身体患病，取海道经天津至北平，未及休整，立即投入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在筹委会中，阳翰笙是资历最老，成就最高，经验最丰富的，但他虚怀若谷，不耻下问，有条不紊地开展第一次文代会筹备工作，6月底，周恩来检查文代会筹备工作，甚为满意，说：“我知道这事交给翰笙办，准差不了”，由此可见，周恩来对阳翰笙的信任和肯定。在百忙之中阳翰笙还发表论文《略论国统区的戏剧运动》、《略论国统区三年来的电影运动》为文代会大造声势。
1949年7月2日至19日，第一次文代会在北平召开，阳翰笙为南方代表团第一团代表，选为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团成员，章程及重要文件起草委员会委员，剧影组委员、剧音组演出委员会副主任，并在大会上作《国统区进步的戏剧电影运动》的报告，汇报了我党领导的国统区进步的戏剧电影运动在不同时期进行的斗争情况和所取得的成就，同时也指出了存在的不足，这个报告为中国文艺的发展，特别是电影戏剧艺术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借鉴，指出了正确的前进方向。随后，阳翰笙又被选为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全委会委员、常务委员、与郑振锋、江丰负责福利部工作；选为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全委会委员；选为中华戏剧工作者协会全委会委员；选为中华全国电影艺术工作者协会全委会委员、常务委员、主席。
有了众多的头衔就意味着更多的责任和工作，阳翰笙在工作之余仍不忘老本行，1949年8月，在他的亲自指导下。《三毛流浪记》拍成，响亮地唱出了：“解放区的天明亮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解放区的太阳永不落，歌声永远唱不完”的喜悦，有力地歌颂了中国解放的伟大胜利，为新中国的成立奏响了前奏曲。该片在国内多次放映，深受观众欢迎。1981年5月在法国戛纳国际电影节期间放影，随后在巴黎6家影院公映60天，盛况空前，10多家报纸纷纷发表评介文章，说它“真实、生动与迷人的魅力令人倾倒”、“足以与黑泽湖、小津安二郎和卓别林的作品毗美”，使人“欣喜若狂”。1983年，在葡萄牙举办的12届菲格拉达福兹国际电影节“30——80年代中国电影展”中，获评委奖，该片可谓精湛完美，可见阳翰笙用心之专，费心之巨。
1949年10月1日的天安门广场，万头攒动，随着一个湖南汉子：“中华人民共和国今天成立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的宣言，掌声立刻雷鸣般响起，站在天安门城楼参加庆典的阳翰笙滚出了激动的泪花，为之奋斗了数十年的解放事业终于成功了，回想起曾并肩作战的而今长眠地下的战友来，百感交集，他默默地说：“同志们，我不会辜负你们的期望，我们一定会把新中国建设好。”
阳翰笙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新中国成立后，阳翰笙先后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副秘书长和机关党组书记，兼任中共统战部一处（文化处）处长；任总理办公室副主任，兼文化部电影指导委员会委员和全国文联党组书记、全国文联主席，全身心地投入全国文化教育事业建设，为文艺家的创作创造条件；注重文化交流，不负周恩来重望，让文艺界真正地实现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 | 
![[摄影]贵州梵净山风景选拍](data/attachment/block/b5/b5cb2d2e895a26c7ae20ba5626c97659.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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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3-19 0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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