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8-17 22:35:21 上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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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增湘油画像，（徐悲鸿绘） 我所知道的傅增湘 人最宝贵的东西莫过于生命。但对于中国的知识分子而言，还有比生命更为宝贵的东西，那就是名节！中国自古以来就不乏舍生取义之士。那么，对于中国的知识分子来说，还有比生命和名节更重要的东西没有呢？我认为有，那就是为保护中国几千年古老文化当仁不让、挺身而出的责任感！如果传承了几千年的某一脉文化遭到灭顶之灾的威胁，如果除了牺牲名节之外别无它法保住这一脉香火，中国的知识分子会断然选择牺牲名节、顶着千古骂名、以生命去捍卫自己的古国文明，使文化香火得以承传！这是比选择死还要难的。英勇就义可以流芳千古，但或许就玉石俱焚；牺牲名节可能遗臭万年，但或许能够给一脉文化留下一线生机！《赵氏孤儿》中的程婴，就选择了忍辱负重几十年，保留下满门抄斩幸存下来的唯一的忠烈遗孤，这与傅增湘当年艰难地选择接受某某“副会长”之职，有着异曲同工之处吧？ ——作者题记
傅增湘，字润沅，复字沅叔，别号双鉴楼主人、藏园老人，（1872——1949.10.20）。四川江安县人，中国近代史上著名藏书家、校勘家、教育家。 傅增湘于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中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1903年散馆考试以一等第一名授职翰林院编修。其兄傅增淯先于增湘6年（1892年）中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次兄傅增濬后于增湘6年（1904年）中进士。傅氏“一门三进士、两翰林”在江安传为美谈。 民国六年（1917年）傅增湘出任北洋政府教育总长，在任期整顿全国各级学校、重视师范及实业教育、更重视为国培养专门人才，力主保送徐悲鸿、傅抱石等有为青年出国留学。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时傅增湘在教育总长任内），北洋政府阁议主张解散北京大学，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抗议愤而辞职。傅增湘反对当局镇压学生，以“保护教育尊严”为由，坚决辞去教育总长之职。全国学联曾通电北京政府慰留，傅增湘则义无反顾坚决退出政界，自此贮书于宅旁园中，取名“藏园”，自号“藏园居士”，以专心收藏图书、校勘典籍为一生目标。 1922年傅增湘受到友人促迫，坚邀其加入政府内阁，经往返推拒后，则勉强答应就任非内阁成员的“财政整理委员会督办”一职。（傅家至今存有傅增湘当年力拒内阁的电报手稿）上任一年后，坚决退隐，时年仅51岁。此后自号“书潜”，表示从此潜心研究典籍，不再担任任何公职。后又曾数度被当局邀请加入政府内阁，都被他断然拒绝。傅增湘曾经对挚友张菊生、徐森玉诸人表示过对当时军阀割据、北洋政府腐败的厌恶，不愿与之同流合污，深以能够摆脱从政羁绊、潜心钻研学问为幸。 纵观傅增湘一生，主要有以下成就： 一、开创我国开女子教育第一人： 1902年，清廷颁布“壬寅学制”，各地纷纷筹办新学。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傅增湘奉命在直隶（今河北省）创办女子学校。率全国之先，在天津创设“女子公学”、“高等女学”、“北洋女子师范学堂”等三个女子学校，并亲任“北洋女子师范学堂”学堂总办。为学校草定规制、广储师资，和其妻凌夫人亲自向东南各省招生，一时“闺英百辈汇于一堂”，自此中国女子第一次冲破几千年束缚，走进学堂、走向社会。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朝廷拟在北京开办“京师女子师范学堂”（著名的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的前身），为全国女子教育树立楷模。管理学部的朝廷重臣张之洞奏请朝廷，推荐在天津办女学已有成就的傅增湘为学堂总理。傅增湘偕凌夫人共同到职，制定课程和规章制度，亲赴江苏、湖北等省招生，筹集资金、广储师资，开学授课，三月后京师女子师范学堂即规模大备、成绩斐然。
二、推广新学，重视小学教育： 我国教育，几千年援袭“私塾”学制，至清廷1902年颁布“壬寅学制”，中国始有新学。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傅增湘任直隶提学使（时年37岁），他认为新学教育要有成果，必须打牢小学基础，因此在任三年，大力推广小学教育，尤其重视乡村小学教育，逐年冒寒暑、减骑从，走穷村古寺（那时有的穷乡僻壤小学因陋就简，教室就借居古寺之内），赴全省各地视察学校、旁听讲课、亲自指授、评定优劣而申奖惩。他又认为要办好新学，师资是必备的条件，因此分别在保定、天津、滦州、邢台各地创建初级师范学校四所，为全省小学教育广储师资。任期三年，河北全省新学教育朝气蓬勃、蔚为壮观。可以说，傅增湘是我国教育史上新学教育的先行者、实践者。
三、校勘家：
先生享年七十有七，除致力教育外，一生竟有五十余年潜心致力于中国古籍的收藏与校勘。中国古代的书籍分刻本和写本，刻本用雕版印刷，写本即手抄本。一本书经过多次雕刻或者传抄后，会积累下许多讹误。先生年少时为学，即痛感古籍的以讹传讹误人子弟。因出身书香世家，家中藏书甚多，偶借来不同版本即喜欢对照校阅，少年时即养成了校勘考证之习惯。辛亥革命后与上海著名校勘家杨守敬、沈曾植、缪荃荪往还，更深感校勘于学术研究之重要，从此立志“期以毕生精力校雠古籍，剪伐榛楛，除尘扫叶，为后人创造条件”“于是有得即校，日竟一二卷，悬为课程，渐成癖嗜……半生精力尽耗于斯。”（傅增湘《自述》）
先生校勘态度谨严，著名目录学家余嘉锡在《藏园群书题记序》中称：“至于校雠之学，尤先生专门名家。平生所校书，与旧本不轻改，亦不曲徇，务求得古人真面目”先生手校诸书多是难得之善本，每校一书必找出几种不同版本，反复推敲订正，手工楷写，卷末多附题识。北平沦陷期间，更闭门校书，不问世事，仅1938年一年多时间，即用宋本和两部明代写本校完明代胡维新、戚继光所刊《文苑英华》1000卷，改正处极多。（作者说点题外话：宋版《文苑英华》仅一卷现在的拍卖价已高达134万元人民币！）先生自1911年起，把以前不定期的校书定为每日必行之功课，至1944年患脑血栓半身偏枯的三十三年间，计校书16300余卷，平均每年校书500卷，每日校一卷以上。其致力之精勤，在古今校勘家中都是少见的。校书目录手稿编成《藏园校书录》四卷，详记底本、校本及校书年月。
四、近代史上著名藏书家：
统计先生生平所收善本书及宋、金刊本约150种4600多卷；元代刊本数十种3700余卷；明代刊本及各名家抄校本3万卷以上。书目载入《双鉴楼善本书目》4卷，《双鉴楼藏书续记》2卷，《藏园续收善本书目》4卷。又以记事诗《双鉴楼藏书杂咏》自咏其所藏宋、金刊本，计七律144首。摘取日记中有关收藏典籍及校勘之文著《藏园日记钞》2卷。对于所见善本，撮其大要，详记于笔记册，题名为《藏园瞥录》数十年集至40册。近代藏书家张元济说“藏园大业，校雠目录，当代所推。《瞥录》一书为图书渊海，于目录校勘，裨助尤闳”
先生为收藏校勘古籍，遍访北京图书馆、江南图书馆（原丁氏八千卷楼）、故宫图书馆、上海商务印书馆涵芬楼以及国内数十著名藏书家，对南北藏书家珍藏古籍大半了然于心。1929年更东渡日本遍访日本宫内图书寮、内阁文库…..与日本著名学者内藤虎次郎等多人对所见善本交流探讨，归国后撰写《藏园东游别录》4卷。
1916年先生收得端方旧藏宋代刊本《资治通鉴》，与祖传元代刊本《资治通鉴音注》相配，号藏书之所为《双鉴楼》。1928年先生收得宋代淳熙十三年宫廷写本《洪范政鉴》，这是世间仅存的唯一完整的宋代写本和孤本，是极为珍贵的善本。自此改以《洪范政鉴》与《资治通鉴》相配为《双鉴》，《双鉴楼》（也是《藏园》）在学术界名重一时。
五、校勘藏书为的传播中国文化：
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越是孤本的书籍越是值钱。但先生收藏古籍完全不是为了奇货可居赚钱或者炫耀。比如1916年他收得宋版《资治通鉴》，立即影印流传，商务印书馆辑印《四部丛刊》、《续古逸丛书》、《百纳本二十四史》，双鉴楼借出古籍数十种供该馆作为原始资料印行。当时民间临清徐氏藏有一本宋代监本《周易正义》，此书自宋代以后的学者皆未见过全书。而徐氏所藏《周易正义》十分神秘，从不与任何人观看，奇货可居。先生于1934年借贷13000元巨款向徐氏购得此书，立即影印，让沉埋了几百年的古书公诸于世。之后先生又将原书售去以还一万余巨款之债。先生不惜倾巨款传播文化之举，一时传为佳话。数十年来，先生将自己珍藏的善本自行影印使之广为流布。他认为，“文章公器，非可自私”这些珍贵的古籍得以“藉吾手而被于天下，庶几上无负于古人，而下亦自慰其辛苦……故余之藏书，手校者十之七八，传播者十居四五”（傅增湘《自述》）。
1948年秋，北平解放在即，胡适受国民党当局派遣曾两度访先生于病榻前，转致当局意见：政府愿以专机护送先生全家以及全部书籍去台湾，并担保先生一家今后生活无虞，被先生断然拒绝。
先生晚年（1947年），已深感私人藏书不利于长期保护，身患偏瘫自知再也不可能对群书精心校勘，遂首先把手校群书捐赠与北京图书馆。
1949年秋，北平解放不久，叶剑英即亲自前往傅宅看望先生，彼时先生已经瘫痪。10月20日先生病逝，逝前专门遗命后人，将《双鉴楼》所有藏书（包括秘库所藏宋、金、元刊善本，重要明刊善本）捐赠北京图书馆保存，此次捐赠加上1947年捐赠的手校群书，总计20万余册。又遗命将珍藏的价值连城的“双鉴”捐赠给国家（先生之子遂一一遵命，完成父亲遗愿）。先生以自己是蜀人故，又将外库书籍34000余卷捐赠四川省，存于四川大学图书馆。先生以他一生的实践，完满地实现了他“文章公器，非可自私”的崇高诺言。须知那时新中国刚刚建立，百废待兴，知识分子受到的礼遇极高，不像整风反右那些年代知识分子受到逼促、违心说话做事。所以先生当时的捐赠完全是出自内心，出自对我们民族文化的一种极其负责任的态度，为自己倾尽一生心血的万卷藏书找到一个能够永久传世的归宿。若以今天市场价值的眼光来看当年先生捐赠的书籍，不用说那价值连城的“双鉴”，就是那二十万卷书中随便的一本宋版、元版书籍，也可以拍卖到几百万、上千万的天价！不知今天在浮华中忙忙碌碌的人们，对于先生当年的壮举理解否？
当年秋，陈毅亲笔致信周总理要求关注傅增湘，周总理为此亲笔批示。当代表人民政府的工作人员持陈毅信函和周总理亲笔批示来到傅宅，傅增湘已经闔然辞世。
最后，文章末尾，我要说说关于百度词条上写的傅增湘在北平沦陷期间任东亚协议会会长副会长的事情。
先生一生，身体力行地捍卫了他奉行的真理：“文章公器，非可自私”。为收集、校勘、保存中国文化的一脉香火耗尽了毕生的财力物力精力。为了他所热爱的藏书事业，甚至不惜牺牲个人荣誉——
笔者曾在江安县志办工作十五年，直至《江安县志》竣稿出版。十五年中后十年负责主持修志工作，是《江安县志》常务副总编。据我们多方收集的资料看，没有任何一篇涉及傅增湘沦陷期间任会长副会长这件事。因此《江安县志》中的傅增湘传，谈及这一段历史时，以相关资料为据，写下了“困处北平，欲归无路，闭门校书，辑录遗文，不与敌伪往还”这样一段话。于今见百度词条与我们的这一段说法相悖，为慎重起见我特别关注百度词条的资料来源，终于从周作人1963年的回忆文章中找到傅增湘当“会长”、“副会长”的说法。因为各种条件的局限，现今我们无法查阅许多原始档案，对周作人的回忆文章只能够“姑妄听之”。那么，对于傅增湘在北平沦陷期间的“失节”，我又是怎样看的？
当时“华北之大已经无法安放一张平静的书桌”，何况傅增湘那一座“书城”、几十万卷藏书？他的老家四川倒是大后方，光他一人携带全家老小逃命是没有问题的。关键是几十万卷书若要带走，要装多少辆车才装得完？况国运艰难，哪里能够找得到一辆半辆车子？就算侥幸能够弄到车，开着车在华北平原浩浩荡荡逃亡，路上躲得过日本人的围追堵截狂轰滥炸吗？且那时进四川也只有水路没有公路！万般无奈之中，先生选择了留下，与他视为生命的万卷藏书共存亡。这是艰难的选择。留下，就意味着要当日本鬼子枪口下的亡国奴。亡国奴是没有任何自由可言的。如果说，周作人那样的人是自觉地去当汉奸，傅增湘则是为了他的万卷藏书而忍辱负重。对中国文化早就垂涎三尺的日本人，曾经企图出重金购买他的藏书，被他断然拒绝。但是，在那日寇可以随意进出每一个百姓家肆意烧杀抢虐的年代，敌人能够放得过他的万卷藏书吗？傅增湘首先要考虑的，恐怕就是如何万无一失地保全好这些比生命还重要的藏书——那是中华文明的一脉香火。
人最宝贵的东西莫过于生命。但对于中国的知识分子而言，还有比生命更为宝贵的东西，那就是名节！中国自古以来就不乏舍生取义之士。那么，对于中国的知识分子来说，还有比生命和名节更重要的东西没有呢？我认为有，那就是为保护中国几千年古老文化当仁不让、挺身而出的责任感！如果传承了几千年的某一脉文化遭到灭顶之灾的威胁，如果除了牺牲名节之外别无它法保住这一脉香火，中国的知识分子会断然选择牺牲名节、顶着千古骂名、以生命去捍卫自己的古国文明，使文化香火得以承传！这是比选择死还要难的。英勇就义可以流芳千古，但或许就玉石俱焚；牺牲名节可能遗臭万年，但或许能够给一脉文化留下一线生机！《赵氏孤儿》中的程婴，就选择了忍辱负重几十年，保留下满门抄斩幸存下来的唯一的忠烈遗孤，这与傅增湘当年艰难地选择接受某某“副会长”之职，有着异曲同工之处吧？
一个连国民政府的内阁官员都不屑去做、教育总长都可以断然辞去的一代鸿儒，竟屈就于敌人，当了敌方为粉饰太平而成立的不伦不类的什么“协议会”民间组织的副会长（据周作人讲，傅增湘当会长时只是暂时顶了死去的会长的缺，事后几年是周作人自己被“选”为会长，副会长则由一中一日两名学者担任，傅增湘是中方学者副会长。）日本人侵略中国，给中国人带来的灾难罄竹难书，也给傅增湘这样的知识分子脸上抹了黑灰。这就是百度词条上所说的傅增湘这一段“为后人所诟”的历史。看来，先生虽然把那数十万卷藏书、一脉文明香火保存下来，完好无缺地交还给了自己的民族，但是自己确实是要顶着千古骂名了！
为此，我作为一个江安人，一个曾经参加编修《江安县志》了解真相的江安人，我认为自己有责任、有义务站出来讲几句话，我知道我这样做是会担风险的，之所以冒着被人泼脏水的危险也要为先生辩析，是不想先生一世英名被后人误解，是想拨开迷雾还原历史的真面目。
写本文的目的，还在于想找百度词条“傅增湘”这一条的编写者交流探讨。因为以“词条”对照我们编写的《江安县志》“人物篇”中的傅增湘传来看，“词条”确实有一定误、漏（比如说写傅增湘“1949年建国前夕……遗憾长逝”是误，没有写傅增湘把全部藏书捐赠给国家、没有写他在新学教育中先行者的贡献是漏）。
本文参考资料：
1《江安县志》傅增湘传；
2黄稚荃《傅沅叔先生》；
3李国俊《版本、校勘家傅增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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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10-19 2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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