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方骨肉情
这个雨季很漫长,半夜雨声中醒来,再不能入睡。一改往常开灯看书的积习,漆黑的夜里,听着雨,想一些事。心绪有点冲乱,颠来倒去地失了序,此时的心境不设防,开始无由头的沉落。许是半百的年纪,残疾的身躯,微霜的鬓发和日渐苍老的面容,近年来常常回身望去,望那一条走过来的起伏弯曲大圈套小圈的路。这条路上,我好象在寻找什么。一团模糊的影子,象天边一朵无色的云,时而飘到跟前,旋即又向远处飘去。什么也看不真,却一下比一下重的撞击着我,心有些痛了。我知道,那团影子,是我的二哥,我的骨肉兄长。
二哥长我十岁,他死的时候,我才五岁。一年多后,我还时不时地哭着、闹着,要找二哥。这是往事吗?五岁的小人儿,到底能记多少事。这是记忆之外不可复原的记忆。将近半个世纪了,在母亲淌着眼泪的唠叨,姐姐深切的怀念中沉淀下来。而我,却什么也记不得了。
我能记得清楚的是,二哥走后的第四个年头,外公也走了。他睡在竹躺椅上,两只枯槁的手,一只放在姐姐的手里,另一只放在我的头上,口中喃喃低语,不停地唤着一个名字,“二毛、二毛……”二毛是谁?我拉了一下眼睛红肿的母亲的衣袖。“是你二哥”,母亲抽泣着。
也不是一点印象都没有的,总有一些场景,时不时地在脑子里转了出来。好多的人,进来出去慌慌忙忙,屋外燃放起鞭炮,震天地响。我捡起几个没有炸响的闷炮,到处找二哥,要他帮我放。直到现在,始终不明白,这个印象是母亲或者姐姐的讲述在我心底烙下的,还是我那遥远的朦胧记忆。还有一个印象,一个英俊少年,从外面进屋来,披一身夕阳,裤管卷在膝盖上,浑身湿漉漉的,两腿全是泥,手里提着牛肋巴草穿的一串小鱼,站在母亲面前,嘿嘿地笑。我要鱼,他不给,在我眼前晃来晃去,逗我跳起来抓。我不知道,这个英俊少年,是不是我二哥。
问过父亲,我真的曾经有过二哥吗?父亲无言,轻轻地摇一下头,眼眶湿湿的,眼神有些异样,脸部微微地抽搐。后来我才知道,父亲在世时,谁也不能在他跟前提起二哥的事。
父亲口中也提到过的二哥,那是他和母亲吵架时。不知怎么的,母亲突然号陶大哭,边哭边闹:“你这个狼心狗肺,这辈子嫁给你是我前世造了孽,我那二毛就是你害死的,我的命好苦啊!”
父亲也火了,把一只碗摔碎在地上:“你还说,二毛是死在你……”一下停了下来,坐在矮凳上,再不说话了,眼神有些发呆。
母亲也住了闹,抹了泪去做饭。一会儿母亲说,其实二毛的死,不怪你,要怪就怪我。父亲忙说,不,是我的错。这个时候,父亲拉我在他怀里,布满泪痕的脸颊使劲挨我的小脸。母亲也过来,把我和父亲一起抱住。他们和好了。
母亲和姐姐一次一次的深沉叙述中,二哥沉淀了我铭心的记忆。那团模糊的影子渐渐清晰,一种痛,剌在心里。夜深人静时,年迈的母亲在她的房间里一声声叹息,她又在想她的二毛。我感到胸闷,呼吸有些急促,即便是炎热的夏天,也觉得彻骨的寒冷。开始把那些支支离离,拼成粗略的轮廓,显影出来,为我短命的二哥,也为我那可怜的母亲。
1953春天的一个下午,时任街农会代表的母亲,已是怀身大月了。开完会回来,肚子一阵接一阵的胀痛,二哥降生了。
很大了还说不成一句完整话,多数时候用手势表达他的意思,都说他是“闷生子”。
那天他四岁生日,春分都过了,天还是冷,风大雨也大。外公清早起来,戴着斗笠,披上蓑衣,上街买了几个桐子叶砂糖泡粑回来,带回家一个苗族大爷。大爷浑身湿透了,嘴巴冷得乌青,外公让他在火房里烤火。母亲把二哥抱起来,在火炉边穿衣服。外公把泡粑递到他手里,嘴里弹了几下很响的花舌,娃娃,今天你生,吃泡粑肯长。二哥接过去,刚想咬,又随手递给苗族大爷,说老爷爷,您吃,粑粑。这是他出世以来说得最多的话。后来问他为什么要给老爷爷,他咧着小嘴笑,说他看到老爷爷发抖,一定是饿了。
从那以后,他的话多了起来,成天叽叽喳喳,象个“闹山雀”。
母亲讲述这件事时,尽管眼里含着泪水,嘴角却露出一丝不易觉察的笑意。
有一次我在大门口耍,干妈从街上过,给了我两封炒米糖。李老幺看见了,抢了过去,还把我推在地上,我大哭。二哥正好挑水回来,把水桶放在地上,抄起扁担象发怒的土豹子,追去一扁担把比他大两岁的李老幺的脑壳打得鲜血长流,抢回炒米糖,抱我回了家。母亲出来,急忙送李老幺到医院包扎好,又把家中仅有的六个鸡蛋送到他家,再三向李家赔礼道歉。二哥一声不响地抱着我坐在屋角,哄我吃糖,母亲没有责怪他。
后来没有了二哥,我常被街上的娃儿些欺负,鼻青脸肿地回来,母亲一边给我清洗,一边叹息,要是你二哥在就好了,谁敢打你。母亲教我不要软弱,她说人善被人欺,马善被人骑,人家打你,你也打转去呀。于是我学会了打架,经常惹祸,打了人,要赔医药费,还得道歉。母亲打我,打过后又心痛得哭,她真觉得无奈了,说要是你二哥在就好了,有他管你,我少操好多心,我管够了。很多年来,“二毛在就好了”成了母亲的口头禅,在那艰难的岁月里,她操碎心的时候。
姐姐记得,我出生时,家里没有吃的,母亲面黄肌瘦,没有奶水,我饿得哭声都没有了。父亲外出做活,姐姐要照顾母亲,二哥便没有人管。那时他上小学,只读半天书。早晨出去,天黑才回来。常常带回几只山雀,或者几条小鱼,这可是高级营养品。母亲渐渐脸色红润了,我也有了奶吃,哭声也洪亮起来。妈妈和姐姐不止一次对我说过,好得你二哥,不然也不晓得你会饿成啥样子。
文革开始后,学校停了课。那时姐姐已进县城工作,母亲在家带我,二哥随父亲去建筑工地做小工。他只有十三四岁,算小半个劳动力,每天能挣两角四分钱。罗星渡大桥,小寨村小学,花园酒厂,这些工地他都去做过。
二哥是1968年死的。那个热季很长,中秋过了还酷热难当。父亲带着二哥去修县城到家乡的公路,父亲抡大锤打块石,二哥干的活是将块石捶成碎石。工地离家不远,本来中午爷儿俩要回家吃饭了,那天父亲见块石不够了,想多干点活,让二哥一个人回去吃饭,然后给他带饭到工地。二哥回来吃过后,母亲见太阳太大,要他在家里多歇会儿,等太阳打阴了再去,二哥便在一个大木柜上睡。实在是太疲倦,很快就睡熟了。梦中一个翻身,从柜子上滚了下来,头部摔在地下的石板上,起了个包块,没有流血,当时就昏迷不醒,医院诊断是颅内大面积出血,最后是脑瘫,再也没有醒过来。半年后,二哥死了。
那半年,父亲和母亲守着成了植物人的儿子,是怎样熬出来的,我问母亲很多次,她都不说,不住地流泪,我见她太过伤心,这么多年还不能从失去爱子的疼痛中走出来,也便不问了。
二哥的死,给父母留下太多的遗恨和伤心。伤心到致极便互相埋怨。母亲怪父亲不该让二哥一人回家,父亲怪母亲不该留二哥在家乘凉歇气。更多的时候,他们都是陷于深深的自责中,始终不能原谅自己,始终那么痛。
二哥死后的日子里,父亲和母亲把他们一生的精力情感和生命意志,都倾注于对姐姐和我的爱和呵护中,我一直以为这是普天之下父母爱子之心。后来才明白,他们把对二哥的思念和悔恨,以更深刻的慈爱,小心翼翼地尽情补植于我们姐弟身上。这是超越于生命的灵魂之爱。
时间的功能很强大,洗涤、沉淀和酝酿着人世间的各类情感。二哥短暂的十五年生命,在父亲母亲和姐姐的心里,以永恒的悲情遗恨,浓炼成更加真实的存在意义,传达到了我的生命意识里。这么多年了,每当我经过罗星渡大桥、小寨村小学、花园酒厂,走在当年二哥修的公路上,那个英俊少年的影子便会在我眼前晃动。我万分感念,我来这个世界,不是孤独的,我曾经有过从小疼爱我、保护我的二哥。他十五岁走了,我想他走时,一定万分难舍他这个幼小的弟弟。在那边,他的灵魂也在照护着,不然我的世界哪有那么广阔,我是有力量的。
不是缅怀,也不是纪念,这些文字,是生命路上的一道标记。血毕竟要浓于水,虽在天方,却是骨肉。二哥,若有来世,我们还做兄弟,只是下回我决不让你早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