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跬步集》之《旧事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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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 事 重 提

上世纪80年代，报上曾刊载上海一个初中学生的一篇作文。大意是写他去大光明电影院看电影，在电影院门前看见几个乞丐的情形。文中有对乞丐惨状的描写，也有小作者的感慨，特别是作文结尾说,看到大光明电影院闪亮的“大光明”三个字，却觉得世界并不光明。这篇作文刊登后引发一场大讨论。小作者的母亲本来是不同意在报上登载的，其出发点是害怕孩子因为此事而受影响，后经学校和有关方面保证后才同意登载。当年，人们从不同的角度发表对作文的看法，有“左”的，有“右”的，莫衷一是。印象比较深刻的是有专家说乞讨是某些地方的习俗，不值得拿来说事儿。后来这个事件対小作者究竟有没有造成负面影响就不得而知了。从今天的角度看，小作者对社会还没有更深刻的领会,光明永远都存在,只是有些地方光明暂时还照耀不到罢了。为什么突然想起这件事？那是因为有一件与之类似的事就发生在我身上。

公元1965年我读小学时，我敬重的语文老师黄启俊布置了一道作文题《柳湖公园遊记》。这是很普通的遊记散文。我当时作文的内容已记不清楚了，关键的地方大约是：湖边的柳叶随风飘落到湖面上，犹如一艘艘轻舟。由轻舟联想到航船，再由航船联想到革命的航船。伟大领袖毛主席驾驶着革命的航船，带领全国人民乘风破浪向前进……。黄老师很欣赏，就作为范文在课堂上朗读，还表扬我善于想象和联想。当年仅有十二三岁的我哪有什么超强的想象和联想能力。记得写到“轻舟” 处时恰好手边一本什么书上有这么几句，灵机一动就接到后面了。其实就是剪刀加浆糊。到了“文革”初期，不但大字报满天飞，还提倡写小字报——就是鼓励同学之间互相检举揭发。有位同学给我贴了张小字报，揭发我恶毒攻击毛主席。说我在小学的作文中，把“柳叶”比成“革命的航船”，让毛主席驾驶“柳叶”领导中国革命，真是罪大恶极。我很吃惊，连我自己都记不起了的作文，别人还记忆犹新，并且上纲上线地分析一通。为此，学校领导还通知我母亲到学校谈话。后来我才知道这是某位老师暗中指使的。虽然“轻舟”事件没有给我造成实质性的伤害，但是却在我心灵蒙上一层阴影。从此以后，凡涉及到 “政治”，我一般都是“敬而远之”。当然，人不可能生活在真空里，如果一定要涉及“政治”的话，没有百分之一百的把握，我是不会动笔的。

应该说上海的小作者和我都是幸运的，至少我们还没有受到实质性的伤害。但是，如果我们是生活在雍正王朝时期，就有可能因为 “清风不识字，何必乱翻书”的诗句，犯了诽谤朝廷罪，把性命也送掉。如果是生活在重庆市彭水县，就有可能因为写了一条名为《沁园春·彭水》的短信息，而获罪被押，牵连40余人。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之所以重提旧事，是因为还有滋生毒瘤的土壤。我非常希望 “因言获罪”的社会现象永远从神州大地 真正消失。

2011年8月20日

（原载《红袖添香》文学网2011年8月22日）

关于蚕桑班的回忆

1965年我非常出乎意料地没有考上高县中学的初中。我只好去民办的高县城关农业中学校就读1968级。这个学校过去叫高县西山农业中学校，因为校址就在西山寺的庙宇里。由于高县西山农业中学可以简称“西农”，故同学们经常自嘲是“西农”的学生，“西农”即西南农业大学。由于校址在西山寺里，同学们也经常自嘲是西山寺的僧人和尚。第一期还能按照普通初中的课程上课。第二期则有了很大的变化。当时为了贯彻刘少奇同志“两条腿走路”的方针，学校打破了年级的界线，把1966级、1967级、1968级混和编班，分别举办了商业专业班、蚕桑专业班，后来又有了卫生专业班。这些专业班分别是和高县商业局、筠连丝厂、高县卫生局签定了安置合同的。以今天的眼光看，大约相当于现在的职业学校把学生定向培训后直接送到用人单位或企业就业。我被分到蚕桑班学习。课程的设置也改变为学习与种桑养蚕、蚕茧烘烤有关的课程。当时似乎只养一季蚕，当蚕茧收购时，同学们就派到各县蚕茧收购站实习。我也派到筠连蚕茧收购站实习了两个月。因为蚕茧站是筠连丝厂的下属，我们也就经常到筠连丝厂参观，认识了不少丝厂的领导和工人师傅。据在宜宾县高店实习过的同学说他们还有幸受到过当时地区行署有关领导的专门接见。学校后来还招收了1969级蚕桑专业班，史称蚕二班。

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改变了一切。停课闹革命；斗争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张贴批判教师封、资、修的大字报；徒步大串连（一般情况是先走一段路，然后再乘汽车或者火车）；复课闹革命；参与两派的明争暗斗……那个特殊年代全国青年学生们参加过的各种活动，大致上我们都参加过，直到1969年12月伟大领袖毛主席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伟大号召。这时候，不管你是革命派还是保皇派，通通都必须必须“上山下乡”。由此，学生们又有了一个新的称谓——“知青”，有时候还得加上儿化韵，叫“知青儿”，以示轻蔑。也有滑脱“上山下乡”命运的。1969年有少数几个同学未到入伍年龄被征兵部队带走。更有同校的商业班几十人提前分配安置。

为什么与商业班同样性质的蚕桑班学生就该“上山下乡”而不是由筠连丝厂按照合同分配安置呢？学生和家长们都不服气。我们带上有关材料去找县知青办。时任县知青办主任的应华章同志认真研究我们带去的材料后，明确表态：蚕桑班不属于上山下乡对象，应该由筠连丝厂按照合同分配安置。真是从内心感谢应华章同志！在那个宪法被践踏，国家主席也不能自保的年代，应华章同志竟然还能坚持按照法律办事，坚持正义，不怕“犯错误”，不明哲保身，真是一身正气。带着县知青办的意见，我们到了筠连丝厂。筠连丝厂领导非常重视，他们也认为应该履行合同，但是须有招工指标。于是丝厂派出袁副厂长和学生代表一起到主管局宜宾轻化局汇报。我作为学生代表之一参加了在宜宾轻化局举行的汇报会。一位姓毕的负责人听取了汇报，表示尽快向上级请示后答复，并让我们回去等候。“文革”期间，社会形势瞬息万变。不久，造反派掌权了。我们到筠连丝厂反映情况，造反派的革委会陈主任回答得非常干脆：没有指标，解决不了。我们倒是趁机去看望了关在“牛棚”里的原筠连丝厂党委李迎喜书记。

后来的几年，蚕桑班学生们的状况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有的同学由于父母单位的压力不得不下乡了；有的同学由于父母退休顶替工作了。没有下乡的女同学大多都嫁人了，有的还当上了小母亲。没有下乡的男同学多数是当学徒，从事泥、木、石、漆工作（当时羞于说“工作”或“上班”，只能说“干活路”。因为“工作”或“上班”是指正式工作，不包括“零八天”）。我看过一些研究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文章和描述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生活的文艺作品，但是都没有涉及到当时没有去上山下乡的青年学生。我想，这部分没有去上山下乡的青年学生从全国来说人数大概不会很少吧。这种遗漏不能不说是一种严重的缺失。从研究的角度看，研究对象还有死角必然会影响研究的科学性（或者叫作不全面不严谨）；从创作的角度看，文艺作品还没有反映出全部的生活，也许这块没有开垦的处女地里还真有宝藏呢。与此同时，我们并没有放弃反映诉求，一旦社会形势有利，我们就会去“上访”。万仁兄是我们的“头儿”，平清兄和我，以及女同学克强、烈珍等几乎就是“上访”专业户。何叔叔、苏嬢嬢、傅嬢嬢等家长也经常和我们一起“上访”。全班同学就是坚强后盾。这期间，老干部逐渐恢复了工作，社会形势逐渐趋于稳定。宜宾地委办公室的同志接待过我们，并告诉我们蚕桑班安置问题是他们提交给地委领导的第一议题；宜宾地委工交部鲍春志部长接见过我们；宜宾地委刘永久书记接见过我们。连高县计划委员会也书面报告宜宾地委要求解决蚕桑班安置问题。虽经努力但是仍然未能如愿以偿。一天傍晚，高县县委杨宗煌书记在政府招待所接见了我们，并让我去通知高县城关镇党委周书记参加。杨宗煌书记作了三点指示：一、蚕桑班安置问题尚未解决。二、没有下乡的可以干零工。由城关镇劳动介绍所出具介绍信，并出具证明到粮站加粮食。三、随着今后县里经济的发展，县委一定会解决蚕桑班同学们的安置问题。对我来说，真是天大的好消息。我没有下乡，但学会了泥工手艺。无论是打灶头还是修房造屋，都颇有心得，但是由于身分是“知青儿”，只能偷偷摸摸在工地上干活。如果“甲方”（施工单位）发现我的真实身分就只有滚蛋。更谈不上追加粮食了（当时粮食是实行统购统销，居民的粮食供应是每月25斤，而泥工是32斤）。这样一来，我就可以光明正大地干泥工了。另一方面杨宗煌书记的指示也让我们看到了解决蚕桑班问题的光明前景。

粉碎“四人帮”后，高县县委决定组建地方国营高县磷钾肥厂。分管工业的县委副书记黄克翔同志把高县磷钾肥厂的主要领导叫到身旁，反复嘱咐一定要解决蚕桑班学生进厂。磷钾肥厂的领导认真执行了县委的决定，大多数蚕桑班学生进了磷钾肥厂。特别是已经下了乡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与招工招干无缘的同学，他们坚守在农村，一干就是七八年，直到这次解决蚕桑班问题，他们才得以跳出“农”门。我也是这次进厂的。恢复高考后，旭东同学考上大专走了，我也考上中师离开了磷钾肥厂。后来高县组建蚕丝公司，厂里的其他同学多数都调到了蚕丝公司。好些同学都成了各乡镇蚕茧收购站的站长，好友家祥同学还成了蚕丝公司的总经理。

2011年8月11日

（原载《红袖添香》文学网2011年8月17日）

“妈妈的教育是潜移默化的”，这是柳传志先生回忆母亲文章的题目。看过开国元勋朱德委员长回忆母亲的文章，也看过被誉为“超级杂交水稻之父”的科学家袁隆平回忆母亲的文章，字里行间也都包含着“妈妈的教育是潜移默化的”这层意思。这大概是一种共性吧。普普通通的母亲一般都不太可能用高深的大道理教育子女，然而“身教”的魅力却始终会影响着或是已经成为了伟大英雄或者还是平凡百姓子女的一生。

我的母亲出生在川南边陲一个叫高县的小地方。自幼丧父，没有读过几天书。然而谁也没有料到大字不认识几个的母亲竟然出生在书香门第。母亲的爷爷，我的外曾祖父李自明竟然是《高县志》上有“传略”的人物。“李自明（1886——1973）名孝成，高县文江镇人。叙联中毕业。历任高县中小学教师、校长、县府督学。1956年1月受聘为四川省文史研究馆馆员。并当选为高县第二、三、四、五、六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高县各届人士学习委员会第一届副主任，第二、四届委员。毕生从事教育，培养人才”（摘自《高县志》1998年10月版）。母亲的爸爸，我的外祖父李云涛， 1929——1932年任高县嘉乐初级小学校长。“1929年春，嘉乐初级小学改为高县县立第四小学校，人们习惯简称‘嘉乐四完小’或叫‘新学堂’”。“1929——1931年县立第四小学由两所男、女初级小学校合并而成。李云涛说服了族中人捐出打算修祠堂的钱拿来办学”（摘自《高县嘉乐镇中心校百年校史》2004年12月版）。真应该好好感谢这些撰写史志的人们，如果没有这些文字记载，我这个后人根本就不知道先辈们还有诸多的业绩。也许正因为我身上流淌着母亲殷红的鲜血，所以我这个木匠工人的儿子才会对文学感兴趣，才会对教育感兴趣。当然，如果不是外祖父英年早逝，母亲的人生轨迹可能又是一番模样。

也许就是这样的境遇造就了母亲顽强的性格。当我父亲去世后，母亲就挑起了重担，一个人含辛茹苦抚育子女成长。她卖过干面，就是在面坊里领出干面然后零卖，赚取点运费钱。母亲在糖果店当过售货员。“大跃进”的年代曾在炼钢炉旁卖过货。我小时候也曾随母亲到过一个叫阳红岩的偏僻地方，那就是炼钢炉所在地。母亲在下渡口酱园厂干过。还记得江孃孃的儿子我们叫周哥哥的，带着我去清洗死耗子，然后在厂里炒来吃。酱园厂解散后，母亲自谋生路开了间茶馆，生意满好的。可是当时的政策是不允许个体户存在。母亲又被安排到了合作化性质的饮食店。总算有个落脚点，但是合作化饮食店的工资很低，每月大约只有十几元，所以家庭经济非常困难。我读小学时基本上是期期免交学费。这也是后来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原因之一；这也是我在条件非常艰苦的教育部门仍然努力工作的原因之一。饮食店的工作非常辛苦。母亲经常是下班回家吃完饭后倒在一张躺椅上就睡着了。大约是1967年左右，连续两三年，一到腊月25、26左右，刚忙完店里的活儿，母亲就病倒了，只得送到医院住院治疗。曾听有个护士说是高脂肪高蛋白吃多了。不对！还没有过年哪来的高脂肪高蛋白？我非常清楚，母亲是累倒的，积劳成疾。母亲在住院，年饭只有我和四妹自己作。当年很穷，从没有吃过鸡肉。只能根据材料做一些酒米饭、盐菜扣之类的食品。直到我当泥水匠后家庭经济才有所好转，没有过去那样困难。大约正是遗传了母亲这种坚韧不拔、吃苦耐劳的品质的缘故，因此，我才能在极端艰难的境遇中一步一步走过来。

虽然自己已很困难，母亲仍然乐于助人。她经常教育我的一句话就是：人敬我一尺，我敬人一丈。我理解大约就是“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的意思。确实，在生活中只要你曾经帮助过我母亲，我母亲一定会想方设法回报。有位徐大孃曾经在我母亲生病时借钱给母亲治病。母亲反复交代过我一定不能忘记，有机会一定要感恩。一次我在理发时遇到徐大孃，我赶快把徐大孃的理发钱付了。母亲知道后很高兴，称赞我做得对。与母亲同在饮食店工作的陈孃孃的丈夫在月江镇得了重病。时间已是下午，根本就没有班车了。母亲找来一辆自行车，让我用自行车载着陈孃孃连夜赶到月江镇去。对待我的同学和朋友，母亲也很客气。我的好朋友家祥、敬春等，现今还在谈论当年母亲的“凉拌胡萝卜爪”非常好吃。师范的同学安德华在《读师范的记忆》（2010年4月13日载红袖添香文学网）中写到：“星期天，我和几位同学文仲安、文君华、文正群、黄戎、张蕊、陈焱去高县城的烈士陵园公园玩，登山、照相。文仲安还请我们去他家，享用他母亲做的好饭菜。”好朋友梁敏和杨慧夫妇当时在月江中学工作，孩子尚小。每逢到高县阅卷或开会时就放放心心地把孩子交给母亲。还有一位亲戚进城开会，在某处商店购物没有付钱。专程过来叫母亲去付钱，母亲二话没说就照办了。这方面的故事真是太多太多了。也许就是这种潜移默化教育的结果，我也养成了知恩图报，助人为乐的性格。

大概天下的母亲都是这样，毫无保留地把一切奉献给了子女，甚至是毫无保留地把一切奉献给了子女的子女，然后才安心地撒手人世。2003年10月27日一个黑色的星期一，突然接到妻子的电话，说母亲在家吃早饭时突发脑溢血，已经联系好120急救车马上送医院。我赶紧跑到母亲家，120急救车恰好也到了，手忙脚乱地把母亲送到医院抢救。但是住院抢救后母亲却一直昏迷不醒，熬了几天后，母亲终于在公元2003年10月30日（农历10月初六）18：15分永远离我而去。母亲从发病到谢世，一点儿也没有拖累我们。但是留给我的却是久久不能抚平的伤痛，还有那“潜移默化”的烙印。母亲永远活在我心中。

2011年8月14日

(原载《红袖添香》文学网2011年8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