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老师 很多人说,人生的第一个老师,也就是启蒙老师,是母亲,这一点应该说是勿庸置疑的。母亲给我的启蒙教育,注定了我一生理想、志趣和爱好。 外公死时,母亲才九岁,她是独女,我外婆是个鞋尖脚小的女人,娘儿俩靠做一种叫“浑水粑”的食品生意维持生计,外婆在家里把蒸好的“浑水粑”放在簸箕里,母亲端上街去卖。九岁的小姑娘,个子小,没有力气,端不起,就用一根“鸡肠带”系在脖子上,把簸箕吊在胸前,沿街叫卖。母亲就是在这种艰难的求生过程中长大,因而也得了个雅号叫“王浑水粑”,现在和母亲同龄的老街坊还开玩笑地这样喊她。 我不知该怎样评价母亲的文化。户口簿上填的是“文盲”,但有人说她“读的书多”。我曾考校过她(不要笑话,这是娘儿俩闲来无事时说着玩的,也是一种天伦之乐),她大概能认百十个字,写二三十个字,字写得歪歪倒倒,除了她的名字外,还能写“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等。 说她是文盲,是因她从没上过学,认得和写得的字,是在解放初期政府办的扫肓识字班里学的,“大跃进”时在工厂里参加学习也学了一点,应该还是算文盲。 说她“读的书多”,也并非谬言,她能背诵很多“老章书”,有《三字经》(她叫“人之初”)、《四字经》、《增广》、《当家书》、《女儿经》、《百家姓》等。这些书,她不只是背诵其中几句,而是整本地都背得,更难得的是她还能背《论语》、《幼学琼林》和《朱子治家格言》中的好多句子。背的内容有些她能说出其中的意思,更多的她根本不懂,怪就怪在她原本就不让识这些书上的字,但她却能故作“渊博”,拿着书,手指着上面的字,一字一行地念给别人听,所以,不了解的人真的以为她“读的书多”。别人有时说错了,她给纠正,别人不服,她就找书来应证,每次都证明她是正确的。及至现在,她已八十高龄,还戴着老花镜,拿着书,向人“卖弄”她的“学问”。 这有点奇,但当知道她九岁前的经历后,就不足为奇了。 外公在世时,是个私塾老师,学校就办在自己家里,母亲从小就在私塾里长大。我们那儿叫私塾是“鸡婆学”,是因为几十个学生读的书不一样,同时高声朗读,远处听来,便是“咯得——咯得——”的声音,很象一群母鸡的叫声。虽是民国时期了,但在偏远的山区,“女子无才便是德”的传统思想还根深蒂固,外公是个老学究,当然不会让母亲上学。但她天天在学校里,听学生们读书,也跟着念,很早就记得不少。外公兴趣来了,就教她从头至尾地背,所以她能背好几本,就是从没学过认和写。母亲说,如果她父亲迟死几年,她也许都能背《大学》和《中庸》了。 在私塾里生活的哪几年,母亲是很留恋的。外公死后,她过早地承担起生活的重担,把一切灾难和痛苦,都归结于父亲的早逝,因而常常怀念她的父亲,于是就背那些曾经背过的书。推磨的时候背,挑水挑炭时背,下乡收购稻草(做“浑水粑”的辅助材料)的路上背,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在沉重的生活压力下,以此聊慰一个少女本该天真烂漫但却十分沉重的心。就这样,那些书便深深地烙印在她的脑海里了,并且伴随着她度过了人生的艰难岁月,一至到今天,她仍然天天都在背诵着。 我不知道母亲怀着我的时候,是不是天天抚摸着渐渐大起来的肚子,充满深情、充满希望、充满幻想地一遍一遍地背诵着,因为她压根儿就不知道什么叫“胎教”。但是,父亲和姐告诉我,在我出世后,还没出月,襁袍里,母亲就天天躺在床上,轻轻地拍着我,随着手拍的节奏,背着书,我便在母亲这特殊的摇篮曲中安然熟睡。 我来到这个世界上最早的记忆,便是家后面那片蕉耦林。那时我才三、四岁,文化大革命已经开始,由于打击“投机倒把”和“割本主义尾巴”,母亲的“浑水耙”卖不成了,只得从街道被服社领一些手工针线活回家来做。这当然是我长大后才知道的,我记得的是,在蕉耦林边,母亲坐在竹椅上做针线,我坐矮凳,头靠在母亲的大腿上,母亲边做活,边背书:“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训世俗语、理正情真、后生小子,静听斯文”,“昔时贤文、诲汝谆谆、集韵增广、多见多闻”,“混沌初开、乾坤始奠、气之轻清者上浮则为天、气之重浊者下沉则为地”…… 在母亲朗朗书声中,我一年一年地长大,后来她逐字逐句地教我背,在我上小学前,她能背的,我已基本能背了。虽然我那时还不识字,更不懂那些句子的意思,但象我母亲一样,把那些字句深深地根植于头脑里的每一根神经中。这对于我后来学习文学、认识社会和从事二十余年的文秘工作,有着不可估量的帮助。在我人到中年的今天,很多事已淡忘了,就是那些书、那些字句,是没法忘记的。 这就是我的启蒙教育,我感谢我的启蒙老师——我的母亲,我不仅吮吸了她的乳汁才能长大,而且还汲收着她的精神得以成人。她已近八十岁,一个人在故乡生活,还是天天背着几十年从未间断过的“老章书”,我祝愿她老人家健康长寿、幸福快乐,在书声中,在“卖弄学问”中安度晚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