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财产公示是一个老问题,也是一个新问题。老问题增加了新问题,新问题强化了老问题。老问题是因为官员财产公示已经提了二十多年,现在仍然是只见楼梯响,不见人下来。新问题强化了老问题是指如果财产不公示,已经不是过去仅仅是反腐败的问题,而是在反腐败基础上增加了政治伦理、政治承诺、政治合法性、公平正义等新的价值诉求和新价值压力。老问题的滚雪球效应让公共权力没了招架之力。 如果官员行得正,坐得直,别人说什么都无所谓,身正不怕影歪的道理谁都懂。古代就有“政者,正也”之说,一个官员,如果在道德上有操守,不贪不腐,为政清廉,这个国家的政治就会稳定,社会就会和谐,经济就会繁荣,长治久安自然不请自来。官员的廉政与否,与其财产是否公示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有财产的官员只要财产来得正,只要财产公开,不会有人说三道四。 西方民主社会的官员可以提供财产公示的诸多例证,就是俄罗斯、越南也搞起了财产公示。官员是民选的,民选的官员要为国民服务,而不是为自己服务,为国民服务就不能贪污腐败,否则就必须下台。西方的财产公示也是一个过程,黑金政治,政党分肥,以权谋私也在历史上出现过,而且还很严重。谈西方官员财产公示也不能忘记西方腐败的历史,但因为有民选限任、法治规范、权力制约、政党监督、社会监督,官员财产也不得不最后采取公示的措施。人类政治发展表明,官员财产公示是人类政治文明的成果,是政治进步的标志,不公示财产的官员可以视之为国之贼、国之妖,甚至是窍国大盗。 中国社会处在转型期,问题多多,解决问题的办法似乎捉襟见肘。这如同全身长满了虱子,哪都痒,不知挠什么地方。改革开放三十年,增加的问题比解决的问题还要多,解决了一个问题,增加了N个问题,解决了N个问题,增加了N次方个问题。最后使得公共权力也似乎失去了方向,其执政能力受到严重质疑。 有一个值得注意的情况,人们不可能熟视无睹。即凡是涉及到对社会进行改革的,速度都是快得很,凡是对官员本身进行改革的,速度都是慢得很,改革者成了被改革者,这是改革者最不愿意看到的,也是改革者不愿意做的。官员财产公示就是自我改革,甚至是自我革命,这种自我革命,类似于用自己的左手砍自己的右手。如果不是精神病,有哪一个官员会用自己的左手砍掉自己的右手呢? 如果说搞民主会乱、搞选举会乱,那么就选择不会乱的内容进行改革。民间与官方都提出了新的不同的改革药方,且往往都说自己的药方能包治百病,如同王婆卖瓜自卖自夸。尽管如此,不会乱的改革内容还是有很多共识的,诸如坚守宪法和法律、官员财产公示、司法独立、地方自治、建立社会保障制度、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提升弱势群体的尊严等。无论改革者愿意看到与否,官员财产公示这一大关是绕不过去的。 官员财产公示充满了不确定性的风险。有人担心,一旦官员财产公示,会出现以下几种可能性。一是官场地震,官不聊生,人人自危,二是民心大乱,民本来就对官员失去信心,对意识形态的服务型语言不予理睬,甚至逢官话必讽。从已经曝光的贪官的财产来看,动辄上亿,这就已经到了人们是可忍孰不可忍的地步了,孰不可忍谁还再忍?在这种情况下,官员财产公示有可能会导致政权瘫痪。三是执政合法性资源严重流失,人们已经通过用脚投票来表达人心的去留。 官员的跑路,为中国的意识形态构建带来了巨大的挑战。一方面官员们在讲意识形态时说西方的诸种不好,另一方面又把钱物移到西方。这既表明了官员的人格分裂,也蔑视了民众的智商。好在互联网的存在,使官员跑路的意识形态现了原形。正所谓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网民的眼睛是雪亮的。无论意识形态如何说,官员跑路的地方一定是好地方,否则他们就会主动到朝鲜去了。听其言,观其行,行才是言的最好证明。 官员财产不公示是等死,官员财产公示是找死。反正都是一个死,官员会在两种死亡中进行趋利避害性的选择,即选择等死。如果官员既不选择找死也不选择等死,那就只有跑路,既把钱财移到国外,这些年跑路的官员不少,从而在客观上为西方国家做了掠夺中国财富的事,不自觉地肥了西方,瘦了中国。改革的部分红利就这样不幸地被西方吃掉了。 官员财产已经到了非公示不可的地步。官员财产公示是提升执政能力、整合合法性资源、凝聚民心、提升官民和谐力、提高公信力、反对腐败的治本性关键步骤。既打老虎也打苍蝇必然要求官员财产公示,公示之后才能真正知道谁是老虎谁是苍蝇,才能让政治雾霾不在,才能还政治一个晴朗的天空。选择性地打老虎和苍蝇只能缓解腐败之癌的间歇性阵痛,却不能根除政治之癌。 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官员财产公示的承诺已经二十多年了,人们对此已经逐渐失去了耐心。如果仍然停留在说上,人们就会通过行动要求官员财产公示,现在已经有人举牌要求官员财产公示。对于这种举牌公示进行压的行为,是不可取的。打压一个人,失去的却是整个民心。利用打老虎打苍蝇的契机进行财产公示,是最好的时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