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滋病吞蚀中国

绝地男人

若干年前因嫖妓感染艾滋病毒（ALDS）又被狂炒出名的黎家明，眼下正在上海隐姓埋名苟延残喘着，他的一位朋友不久前给我寄来了他当年借以出名的一本心路笔记，这本书当年是被隆重推出的，一时间还弄得满城风雨。但是我知道，黎家明本人并没有因此成为百万富翁，相反只落得在南方一些城市打游击，境遇似乎不怎么好，倒是那个创意将他包装推出来的网站一举坐收了名与利，继而整个网站被她的老板打包转手给卖了几千万块。

同样是在若干年前，为了表达我对于一个生命的尊重与爱惜，我写了一篇祝福文章公开发表，以此送给黎表示我对他的祝愿。当年我不知道艾滋会像今天这样泛滥，如果知道，我是绝不可能这样滥用感情与时间的。后来证明，我那时候的确很肤浅，因此难免显得虚情假义，我几乎不了解这病与病人的痛苦。

到今天为止，中国市场开放了二十多年，窗口一打开，艾滋就出现了，当然，不用解释你也知道，我这样来表述并不意味着我对打开窗口有成见，若窗口不打开，中国可能还会出现别类病毒也说不定，比如SARS，或者前阵子不太严重的猪球链菌。事物总是这样残酷而客观，一类病毒的出现，似乎并非姓资与姓社所能决定，体制不是病毒的祖宗，因此你不能日它祖宗，病毒它不认你是谁的。同样，你我也知道，人总是需要透气的，窗口打开的时候，难免在万紫千红映入眼睑的同时，招来几只苍蝇或者扑面迎来几阵狗屎恶臭。

这里我想说的是，二十多年来，当我们的窗口不断地打开，到最后终于不再关上，可是我们对于艾滋的恐惧正在不断加深，我不能明白这是为什么。可能你也不曾思考过这类问题。为什么呢？难道是我们的安全感正在丧失吗？

我不想追溯几十年或十几年前了，就今年而言，有关艾滋事件差不多快让人崩溃，整个中国不断有人得病，不断有人确诊，又不断有人自杀或公开身份。中国似乎得了一场不小的病。我通过道听途说获取到的一个数字称，中国的艾滋病人是1000万人，且呈递增状。这个数字是个什么概念，我理解不了，是多了还是少了？是处于理想状态还是有点糟糕？我不知道。

但是我知道，没有从数字层面反映出来的问题有很多，现实可能比几个轻巧的数字更可怕，你可能也有所发现，今年对于此类事件与科学常识的宣传要远胜于往年。这是灾难出现前的征兆，你不能对此怀疑，灾难已经向我们走近，否则你无法解释为什么我们身边有那么多人一天到晚都在战栗和害怕，我们的卫生官员及媒体一天到晚都在讲这类话题。今天所有人都应该看清楚了，如果得不到很好的遏制的话，这病毒将进一步毁坏我们的家园，十几年来，这句废话已经被一步步证实，而现在我将它重复出来，你知道，我是痛苦的。

我为所有有经历与无经历的人感到痛苦，幸福安乐在今天远比一切看得见与看不见的事物来得虚假而不堪一击。我曾经探访过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那里面的性艾诊断中心抽血室里，每周都会陈列出不下五支试管的血液，那说明了什么？那说明每周都会有不下五个人光顾过这里，每周都会有不同程度的恐惧出现，都需要得到生与死的裁决。性艾中心成了决定生命能否得到继续的法庭，手执检测报告的医生成了陈述制裁与否的官员，每个人去拿结果的时候，几乎都会觉得天旋地转汗流浃背。

事实上，没有人知道在什么时候什么场合会得上这种病，当然，你也同样如此。不要以为我无知，因为这个世界有太多狡猾的一天到晚想着占人便宜又十足侥幸的人存在，对艾滋病毒来说，人是最好的美餐，这是基于人最贪婪又最脆弱的本性决定的。

但凡有人存在的地方，就有欲望，而这欲望是那样致命，因此中国在过去的数十年间不止出了一个黎家明，一个文楼村，因此我还要告诉你，有情与欲的地方，就有艾滋存在。我们无从分辩说谁是无辜的，谁是活该的，事实上，当你明白这种病所能带来的末日灾难时，通常会有一种可怕的阴影浮现，一切都会显得无可救药，而所谓的该与不该，是非人性的说法，更加不可饶恕。

这里我还想提提河南的文楼，文楼原来是个贫穷的地方，当然，现在也没有富有，尽管它现在很知名，但这名誉无异于耻辱。全中国类似的贫穷区划比比皆是，但是独有文楼成了艾滋焦点。我们应该以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去痛悼这段让人伤感的历史呢？那里的人为了生活，不顾一切地出卖血液，在获得一点生活动力之后，却不知道那阴影已经开始蔓延。我听说此事在行将披露之时，掌管地方事务的有关官员与组织还荒唐地试图封锁消息，似乎这样做既可以永绝后患又能万世安宁了。可是你知道，中国的良知还没有落到一息尚存的地步，此类事情永远在不经意间就可能被揭发出来。

当我们发现文楼时有如发现一个原始烟瘴之地，你无法不悲哀。她已经被拖入一种万劫不复的深渊，尽管我这样说可能过于消极，但你眼睁睁看着那些鲜活的生命慢慢地知觉清晰地融入祖先的行列时，你的感受绝对不可能再陈述清楚一二。

我们无从查找谁该为此负责，中国尽管官吏等级严密，吏治同样严厉，但是当所有错误的后果归结为一种病毒的时候，这个责任亦显得更加模糊，强硬的整肃手段开始变得无从下手。

这能责怪谁呢？早在十多年前我们可能并不是没有对此加以足够重视，贫穷的问题我们一直在试图解决，我们天天开会研讨，天天下发文件，天天举行讲话，天天布置任务。我们无时无刻不希望摆脱那该死的穷困。可是更多时候，我们的决心只花在了浪费时间与大把人力物力叠加起来的形式上。

现在谈起这个话题，我们会头疼和吃力，时间已经紧迫，很多事情一旦到了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已经开始被动。

我还在黎家明的书中看到他狠狠地对各类事件发问，他作为一个病人，得到歧视与不待见，这你我显然是能够想象得到的，中国毕竟还是有传统价值取向的国家，这个系统尽管一度维持得很吃力，但是同样精力充沛。

有时候我竟为这种理所当然的想象吃惊不已。这里我还要提及北京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如前所述，早些时候我曾对其进行过访问，年轻的医生（事实上更有可能是个护士，因为她几乎不懂得该怎么给受检者扎针，竟还需要一位声称不懂咨询及一切艾滋处理细节的女医生从旁指导）坐在办公桌后面，问着一些性与行为之类粗浅空泛的话有如实习生一样不成熟又不通技巧。而这个性艾中心是什么样的情形呢？根据这医生的介绍，我知道其组建远不完备，无论从技术还是人员配备，你无法从中找到检测性病的一套设备，而据我所知，这里是兼顾了性病检测的。

国家的政策对于自愿检测AIDS是免费的，但是在这里你几乎找不到这一条，若你不是北京人，那么对不起，你得先掏钱。在这个商品流通金钱成了不可或缺的日用品的时代，你可能更容易接受这一点并且对之习以为常。因此这时候我们会发现，文楼村里太缺少的同样是这个东西，这一点它们是何其相似啊？商品流通的不发达使文楼村陷身在灾难里了，而北京呢，中国的其他地方呢？

我只能说这是一种远比偏见更加要命的歧视，我不想谈道德之类，可是你会想到的，你不能不发问，在这种紧要关头，你是否认为还有必要再伸出手来盘剥一把？你不认为这会加速整个社会灾难到来的速度吗？你可以设想一下，如果一个贫穷者，或者是一个学生（请恕我的不尊重，我这里又要提到学生，因为学生通常是最弱势又是最大受害者），他在五十元钱面前低下了头从此抬不起来，他是不是会拔腿离去？那这个后果是什么？你当然不能强制他进行检测，那么这种人为抬高门槛限制检测的行为是不是将引起更大的混乱与不堪？你无法想象，假若此人携带病毒又迟迟不被发现，总会一度传播扩散，这个后果你我同样能想到。

我们的官员们天天讲预防，天天鼓励别人去享受免费的检测，在每个高级别论坛与场合上总要极力鼓吹与呼吁，可是事实远非如此，携手共进同样困难。他们并不知道，真正的关心有时候往往不需要卖力呦喝，而只要更加人性和细致一点就够了。

艾滋与中国当前的1000万人（包括活着与死去的）结下了不解之仇，我们的舆论每每宣称此后恐将有加剧的危险，恶化亦是必然，情况是不积极的，势头很不妙。我不知道，在几年之后或十几年之后，中国又会是什么样的状况，但是我能够深切感受到并且要提醒你，我们已经走到了一个历史性十字路口，每前进一步或后退一步都要付出相当大的代价，不要试图漠视，否则你将进退失据，你的处所亦行将颠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