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续发2

夜紫光

第四部分（2）
乐小天

　　接下来两天，玲姐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总要顺便问一下我是否给许可佳打过电话。我说还没有，她语气里就会透出一点点不高兴。我也有一点点不高兴，那几天公司里的事已经让我够烦的。

　　星期二晚上，我到玲姐家去了一趟。想来想去，打算还是把做销售员的事跟她说一说。这事她迟早会知道的。与其日后知道，不如现在就让她知道。至于这事跟韩总是否有关系，
暂时不打算跟她说。

　　走进玲姐家，听见洗手间的水哗哗地响着，热水的气息飘进了客厅里。我去洗手间门口站了站，看见玲姐正在涮浴缸。她身上的浴袍都湿透了，紧紧贴在皮肤上，简直比什么都不穿还要曲线毕露。玲姐几乎每个星期都要游泳两次，身上该鼓的地方毫不含糊地鼓出来，该凹的地方利利落落地凹进去。她涮了几下浴缸，直起腰楞楞地站在那里，似乎在想什么心事。 忽然看见了我，吓得一哆嗦，手中的刷子也掉地上了。

　　她低着头笑了笑，说：“你来得可真是时候。”

　　我走到她身边，捡起刷子，说我来我来。

　　她从我手里拿过刷子，说快要弄好了，“你洗个澡吧，我帮你搓一下背。”

　　我脑子里立刻充满了浴波的泡沫。玲姐从来没有帮我搓过背，今天是怎么了？以前她只是帮我洗头，帮我洗脚，不知道今天是什么特别的日子，让她动了这样的兴致。我的心乱跳起来。见我依然傻站着，她走过来，动手帮我脱衣服。脱裤子的时候费了点事，挂得我有点痛。我穿着短裤泡进浴缸里，那样子真是可笑。我藏在浴波的泡沫里，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偷偷把短裤脱掉了。玲姐用的浴波都是彩色的，淡香型的，我泡在里面，身体的反应迅速激昂。我努力克制着自己，不发动第N次肉搏，以免又一件蕾丝浴袍被毁灭。

　　浴室里水汽腾腾，微微有点呛人。我软软地趴在浴缸沿子上，嗓子干得很厉害。玲姐用毛巾裹着手，一下一下搓着我的背。整个背都灼热起来。有那么几秒钟，她的胸脯挨着了我的背，我真像给通了电一样。

　　玲姐停了一下，问我给许可佳打过电话没有。

　　我含含糊糊地说最近比较忙，还没有。真不希望这时候说这件事。

　　玲姐问我最近都忙些什么。

　　这时候我也不想说去做销售员的事，就没吭声。

　　玲姐的声音忽然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你呀，太端架子了吧，不能老是让人家主动吧，人家还是个处女喔。”

　　“处女幼儿园多的是。” 　　　　

　　“不许瞎扯。” 　　　　

　　“我没瞎扯。”

　　“你就是在瞎扯。”

　　“我什么时候瞎扯了？”

　　浴室里静了几秒钟。接着玲姐噼哩叭啦地说开了：“你上次给我打电话怎么说来着？许可佳对你怎么样怎么样，你对许可佳又怎么样怎么样，这会儿怎么又都不怎么样了？就算是不怎么样，你也用不着在这里怎么样吧！”

　　一连串的怎么样和不怎么样弄得我有些发懵。记得有人总结过男女吵嘴的特点，说男人是点射，女人是扫射。我算是明白这句话什么意思了。

　　我闷了一分钟，说：“你真搞笑，到底什么意思嘛！”

　　玲姐拧着手中的毛巾，说：“我什么意思？我什么意思也没有！我还有什么意思？”

　　我火大起来，想跟她大吵一场。在垃圾站背后给玲姐打过那么一个电话，编过许可佳一些鬼话，本来就让我有点羞愧，有点失望。这会儿更是又羞愧又失望，也许还有些恼羞成怒。我极力压着自己。我想起鱼剌卡在我喉咙里的那一天，我们已经为许可佳吵过一架了，不想为同一件事没完没了地吵。

　　我趴在五颜六色的泡沫里，拿手指塞着耳朵。玲姐拨开我的手，要我听她说清楚。我想都不想就拉了她一把，她跌进了浴缸里。不用说，我俩又撕扭在一起了。我把她按在浴缸边，我把她按在马赛克地板上，我甚至把她按在马桶上。她照例用牙齿、指甲、膝盖以及她能用的一切部位顽强抵抗。又一件蕾丝浴袍被我撕碎了。她浑身巾巾吊吊的。我浑身牙印和抓痕。

　　最后，我不得不像以前一样休战。我不愿真的伤着她。但身体已经膨胀，五脏六腑已经被血液的激流淹没，灼热的激流在涌动，在寻找出口。我心里一酸，叫了一声玲姐，你到底要怎么样啊？！

　　玲姐喘着气，看了我一会，走过来搂住了我的头。她说：“好了好了，刚才都是我不好。我不要怎么样，不要怎么样。”她快哭出声来了。

　　我浑身乱抖，也想哭一哭，想嚎啕大哭。

　　玲姐拿过一条新毛巾，轻轻拭着我的伤痕。我忽然甩开了她的手，爬起来胡乱套衣服。穿裤子的时候，把裤门都穿到了后面，只好又脱下。泪水夺眶而出之前，我终于穿好了衣服，打开门走出去，带着还没擦干净的肥皂泡、血迹和污泥。 　　　　

　　这次玲姐没有拦我。 　　　　

　　我在楼前一棵树下站了很久，望着玲姐家的窗户，一直到玲姐熄灯。我心里有个声音在说话，在对一幢黑糊糊的普通居民楼说着再见，再见。

　　很多年后，每次回想起这一幕，我就想赶紧跳过去。

　　那时候我怎么了？火气那么大，那么容易冲动。也许跟大自然在我身体里放进了那么多荷尔蒙有直接关系。这么多年来，我一直深受欲望之苦。不止一次，我不靠人类另一半帮助，独自解决问题，但问题总是不能彻底解决。每次走在大街上，看见一群又一群鲜美的女人，轻盈柔媚地来去，我心里总是动荡不已。我觉得她们的身上携带着男人的快乐，但要进入那个快乐之门，必须有一个密码。一个朋友曾对我说，最通用的密码就是人民币，XXX元一次。XXX元不是什么大问题。朋友把我带到一个妓女面前，我却失去了自己的本能。认识玲姐之后，我又不知道怎样如愿以偿。有一阵子我只好天天泡在图书馆里，把过剩的精力消耗在佛家典籍上。佛家主张灭绝一切欲念，我指望佛家渡我脱离苦海，最后却得出跟初衷差不多相反的结论：欲望让这个世界存在，演化，丰富多彩！欲望是人生的苦也是人生的乐趣！我甚至希望佛陀的爸爸在佛陀出世前一年就离家出走、灭绝情欲。

　　现在这么多年过去了，我的想法已经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改变。我坐在春天的小楼里，双手搁在键盘上，试图触摸到自己的内心。我已经知道发生过的事情永远是那样神秘，没有发生过的也一样。浴室里的吵嘴，表面看起来原因并不复杂，但分析起来却不那么简单。到底还有一些什么样的原因？我至今也无法细说。过去了的事情已经与无穷无尽的过去融为了一体，这种湮没让我惶惑。我对自己曾经有过的心理感受和想法都知道一些什么？我能记住什么？一个人理解自己能到什么程度？我是否能理解左右我的那些力量？我不知道。我只能看见一些往事中的场景。我能看见这一天晚上我站在一棵树下哭泣，但不知道我为什么要久久地站在那里哭泣。我能看见我的表情一点一点坚毅起来，但不知道我在想什么。我能看见我和玲姐坐在河边下围棋，我能看见我和玲姐在不同的地方翻滚，我能看见她给我剪指甲、掏耳朵、织围巾……当然还有第一次吵嘴的那天晚上，我冲到一楼，目睹沙尘暴轰隆隆地掠过北京……一个个场景蜂拥而至，但我不知道这些场景是否受到了遗忘的侵蚀和想象的歪曲。我的回忆，似乎有太多的敌人，遗忘是其中之一，有意的选择是其中之一，主观想象是其中之一。很多时候我觉得自己的过去只剩下一个空洞的故事梗概，一副扔在沙漠上的骨架子。出于一时激情，我给了它血，给了它肉：我想让自己的过去复活，我甚至想让玲姐在文字中永生，我想让我们的故事不被尘埃湮没——但，往事已经被一只看不见的手拆得七零八落，被想象侵染得色彩混乱，一些平平常常的时刻不经意间溜走了，一些细节永远不知所踪，剩下一副骨架子还残缺不全。那血有点不真实，那肉有点不真实。我没有说出来的太多，我无法说出来的太多，我的记忆能力太有限，许多时候我真的不知道我曾生活过的是什么！ 　

　　什么是回忆的实体？什么是远离经历的想像？想象和实体在怎样合谋？我有没有可能把想象与实体剥离？我只知道我在宁静中回忆出来的感情，并不是想象出来的感情——也许正是每一次撒出去的回忆的种子，在想象的照耀下，才散发出那样的芬芳？也许，我能做的只是让往事从尘土中一点一点地升起来，让回忆在那样的光芒中生长、分杈，甚至伸展到虚无的边际。 　　

　　浴室闹别扭后的那几天里，我也曾像现在一样反省和总结自己。现在，我也许比那时候多了一些理性洞悉人生的能力。那时候，只是直觉告诉我：生命中有一样很重要的东西停下来了，它就停在我身后，没有跟我一起往前走。那应该是一个机会，也许我可以仔细审视一下我与玲姐的交往史，审视一下那段渐渐无望的感情，并改变它们。人生这样的时刻不多，但生活很快又推着我往前走了。当时回头的一瞥，注定只能是一瞬。

　　我上班，下班，有空上网打一打李昌镐的棋谱。一连几天，玲姐都没有给我来电话，我也没有给她去电话，我不知道这是在较什么劲。绝交这么久，在我们的交往中还找不到先例。以往每次闹别扭，大多数时候是玲姐主动和解的。这一次，我越来越明显地感到，风向变了。我不知道为什么她不像往常那样找我，给我打电话，逗我笑。不管怎么样，我决定挺住，至少坚持两周再说。 星期五，我去银行交手机费，在钱包里看见了玲姐的照片，玲姐像蒙娜丽莎一样朝我微笑着。这张照片是我拍的，是我要她装出蒙娜丽莎那副神秘感人的样子的，这个钱包是她送我的，想起这些我胸中一阵绞痛。星期六和星期天我没有去玲姐家里。到了下个星期一，实在坚持不下去，决定主动哄哄她。

　　写到这里，我忽然想起看到过的一条手机短信，是一个男孩发给女朋友的：“心情预报：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有点想你，预计下午转为持续想你，受延长低情绪影响，傍晚将转为大到暴想，体温由此降低五度，预计此类状况将持续到见你为止。”

　　我觉得，手机短信天生就是为了甜言蜜语而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打电话甜言蜜语（至少对我这样的人来说）却有问题。玲姐给我上过甜言蜜语训练课后，我还从来没跟她甜言蜜语过。当时如果能发手机短信，我想我一定会把上面那一条短信发给玲姐。不过，我还是准备了一些甜言蜜语，准备硬着头皮在电话里说出来，也许还要硬着舌头。

　　电话接通了。我说你还在生气呀。

　　玲姐说没有。

　　“真的没有呀？”

　　“跟你有什么气好生的。”她停了一下，“咦，你好像有点失望一样，是不是要我努力一下？”

　　“不要不要不要。”

　　我笑了，好像已经用不着甜言蜜语了。

夜紫光

第四部分（3）
乐小天

　　我们好像和好了的那几天，玲姐给我打电话，不是不冷不热的，就是忽冷忽热的。她主动给我打电话次数也比以前少很多。

　　现在回头看过去，玲姐很可能是有意的。她有意冷谈我，给我们的关系降降温。应该说，火候把握多数时间是恰到好处的。

　　当时，我对玲姐的计划一无所知。那种不咸不淡的交往，在我心里很不是滋味。 不过，我也没怎么打电话过去，不是要赌气，而是那一段时间，公司里的气氛让我的神经绷得太紧。我怕自己一不小心，又惹恼了她。

　　人力资源部的经理回来了，正挨个儿找人谈话。还没轮到我。听说原先确定了去做销售员的人，有几个活动了一下，就从名单上下来了，我琢磨着自己要不要活动活动。在公司食堂里碰到过一次林秘书，透了点意思给她，她只是低着头笑，不肯正面回话。见她这副姿态，就打消了请她帮忙的念头，我不想弄得她和我都很尴尬。有时候我真想直接去找韩总，又觉得我去，不如让玲姐去。但直接跟玲姐谈这事，我又没纯真到这种程度，或者不纯真到这种程度。

　　星期四，玲姐在电话里说她做了一个梦，梦见星期五这天，我穿着一件咖啡色衬衣去摸奖，结果中奖了，大奖小奖不清楚。她要我星期五一定穿那件咖啡色衬衣去上班。星期五我还没出门，她就打电话来了，问我是不是已经穿了咖啡色衬衣。接着，问我是不是穿了黑色西裤和方头皮鞋。她说刚刚想起来梦里我中奖时穿的就是这一套。我也想起来了，这一套，正是上个星期天她为我买的那一套。

　　一般说来，我不愿意一身新崭崭的出门，觉得那样不自在。但这天，我就那么不自在地出门了。我不想说她迷信，不想在这样的问题上让她不高兴。

　　大三那年，不知道玲姐从哪个道士手里弄来了４枚画了符的围棋子，拿红丝巾包得严严实实的。她留下了一枚黑的一枚白的，给了我一枚黑的一枚白的，还告诉我一套复杂的放置程序和种种妙用。我笑她迷信。她说她就是迷信，要我帮个忙让她安心。听了这话，我心里很感动。这两枚棋子一直在我钱包里搁着，哪个时辰放在哪个口袋里实在太难记了，幸好她也没有认真查问。

　　那个时候，我不大信命，不信一个人会被命运随机耍弄。如果一定要信点什么的话，我更信个人奋斗。用一个朋友的话来说，那时候，我年轻得不相信自己只是一个人。

　　刚走进公司大楼，背后伸过来一只手搭在我肩膀上，吓了我一跳。接着听见一阵嘿嘿的笑声，不用回头，已经听出来是同事阿伍。

　　 阿伍说：“思考什么大事哪，喊了几声都不理人。”

　　 我笑了，说：“还真有个大事要问问你。”

　　阿伍是我同班同学，还同宿舍。他比我晚一个月进公司，公司里的人头却比我熟。正想跟他说说做销售员的事，听见一个女孩在电梯门那边喊阿伍的名字。那个女孩一只手摁着电梯按纽，跺着一只脚，喊快点快点。

　　阿伍问我：“那个小妞怎么样？”没等我回答，他笑了笑，又说：“要不要我介绍一下，很容易上手的。”

　　我也笑了笑。那个女孩我见过几面，是资料室的，不知道真名是什么，有时候听见同事在背后议论她，叫她“粘糊小妹”，说她很容易糊里糊涂的就粘上一个男人。进了电梯，阿伍跟粘糊小妹调笑了一番，然后给我和粘糊小妹作了介绍。

　　粘糊小妹研究了我几秒钟，好像拿不准是不是认识我。过了一会儿才对阿伍说：“他不就坐你旁边的格子里嘛！你好像说过他有点纯情吧？”

　　阿伍坏笑了一会，说：“纯情不纯情，试试就知道了——要不你亲自来一口试试？”

　　粘糊小妹扭怩了一阵，“那不太好吧？我也很纯情的哦。”又扭怩了一阵，猛地张开鲜红欲滴的嘴唇凑过来了。

　　我赶紧转过脸，冲着电梯的玻璃墙壁。那一瞬间，我真希望镜子里的我，才是真的我,留在电梯里的我，只是幻影。

　　阿伍哈哈大笑：“没错吧！没错吧！”

　　我和粘糊小妹也笑了。他们又开始打趣我的新衣服。粘糊小妹摸着我的衣服问我，穿这么漂亮是不是要去相亲。我不知道该怎么应对，只有躲着她。我不是故作纯真，那时候我的确就是那个样子，碰到开放一点的女孩碰一碰我，我就很紧张。

　　现在这么多年过去了，称得上纯真的东西大概所剩无几了。

　　多年不见的同学见到我，一般都会欣喜地拍着我的肩膀说：“老弟，你成熟了！”班上我最小，同学一般都称我老弟。也许是他们觉得我构不成威胁的缘故（女同学当时都声称：决不找比她们年龄小的），在男生中我人缘不错。住一个宿舍的同学甚至为我还不是一个男人而认真地忧虑。在他们眼中，没跟女人发生过关系的，都不算男人，长胡子遗精都只算是男人可有可无的附加标准。睡我上铺的阿伍最上心，曾为我的初夜募捐，到毕业时集资额已突破１０００元，最后只好用这笔钱为最后一次聚餐埋了单。

　　下午阿伍的脑袋从隔板那边冒出过几次，问我有什么重大的问题要请教他。还说他端了半天师兄的架子，一直没见人来请教，急死他了。我给他写了个纸条，告诉他这事在办公室不好说，以后再说好不好。

　　他一副心有不甘的样子，见我桌上的电话响了，才闭起嘴巴怏怏地缩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去。

　　电话是玲姐打来的，她说今天晚上丁当请客，要我们一起去香山度假村打牌。 我连着说了几遍我不去，还说要去你自己去。

　　玲姐笑了，说也好，随便你，明天你要是愿意来家里，就来吧，我中午应该能回来了。要是没回来，你就自己弄吃的，反正我已经做好了放在冰箱里，你热一下就行了。

　　我嗯了一声，觉得她说话的声音有些奇怪，忽冷忽热的。放下电话，刚想琢磨一下，电话又响了。

　　这次是个陌生的女人，自称是热带丛林餐厅的经理助理。她一开口就热烈祝贺我，说我的手机号码被抽中幸运奖了，餐厅将免费为我提供一顿豪华的周末浪漫晚餐。

　　我的第一个反应是吓了一跳，想起玲姐说过的梦，这也未免太灵验了。接下来，觉得她在骗我。谁都知道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晚餐似乎也不应该例外。以前也接到过这一类电话，没想到这类人现在越来越坦然地浪费我的手机费了。本该训她几句，后来觉得她声音还不错，就笑了起来，对她说了一声谢谢。女助理也笑，要我确定晚上去不去，以便预留座位。 　　　　

　　在我的印象中，热带丛林还算个有名气的地方，阿伍曾说起过：“哇，很in的部落！那里的waiter都打扮得像人猿泰山!玩一夜情的小妞和老妞都喜欢去。”

　　阿伍的话我向来不大信得过，不过英汉夹杂的措辞能勾起我的好奇心。拿铅笔敲了敲脑门，似乎能看见头上升起了两个带字的圆圈，像漫画里表现人物对话或内心活动的那些圈圈一样。一个圈圈怂恿我去热带丛林里放松一下，这些日子神经绷得太紧了，况且今晚玲姐不在家，你也没什么地方好去。另一个圈圈里写着不去，还有种种理由。我从钱包里掏出两枚围棋子，双手捧着摇了一阵，然后闭着眼睛抓出一枚，猜黑白。 　

　　刚认识玲姐那会儿我们经常猜黑白，决定去河边下棋，还是就呆在棋院里下棋。她永远挑黑色，剩下的白色只好算我的。也不知道她是不是做了手脚，反正去河边的次数，比呆在棋院里的次数多得多。有时候分明是白色，她偏不算，说重新来过。那会儿她还不怎么在乎把小女孩的一面露出来给我看，在她家里下棋，让两子输了，手在棋盘上一抹，憋口气鼓着腮帮子恨恨地盯着我。认识后的第二个月，每次做清洁，我们都能从沙发下面或别的角角落落里扫出棋子来。后来，我成了她的非正式老师，目标是把她从D班那一堆孩子中拯救出来。可我发现，她对棋理什么的越来越不感兴趣，她喜欢的，就是她自己下棋的那种样子，就是正襟危坐，伸出两根纤纤玉指夹着一枚晶莹圆滑的棋子，轻轻敲在硬木棋盘上的那种感觉。在她家里下棋，她总要坐在能从镜子里看见她自己的地方。在河边的柳树荫里下棋，有观棋的走过来，她便很淑女地凝神沉思，半个小时对她来说，根本算不上什么长考。 　　

　　我打开手心，是白色棋子。 我对热带丛林的女助理说，我去。

　　那个助理说了一通感谢光临之类的套话，接着，告诉我将有一名女士（也是幸运顾客）跟我同桌，还把女士的手机号码说了一遍。那个号码有点熟，我听得不是很清楚。女助理后来说话的速度越来越快，把最后一个字送进话筒后，似乎耐心也耗尽了，咔嚓一声挂上了电话。 　　

　　打开电子通信簿，正想查一查，阿伍的脑袋又从隔板那边冒出来了：“这么说晚上有约会了？” 　　

　　我唔了一声，没有跟他细说，怕进一步勾起他的好奇心，要跟我一起去。他喝多了酒的时候太闹了，大说大讲，哭笑不定。 　　

　　阿伍抓了抓脑袋，说他本来想找几个人晚上一起去三里屯泡吧，找了半天都有安排，“看来俺是越来越孤单了。”我心里动了一下，他毕竟是我的同学，我说：“跟我一起去热带丛林吧？”他眼睛亮了亮，摸了摸耳朵，摆摆手说算了，“你有约会，我去干什么？不是弄得你很悲壮，就是弄得我很悲壮。”他翻一翻眼白，缩回到他的小格子里去了。过了一会儿，我听见他在给前女友打电话，大意是：如果前女友肯跟他一起去蹦迪，他将送一条裆部开洞的连裤袜给她，“刚上市的风情新款哦！”

　　阿伍的前女友，我见过两次，直发，白净，看上去是个很文静、很纯情的女生。阿伍却说她其实那方面很不纯情，很不文静，听得我好几个晚上连做花梦。

　　阿伍在仙踪林过生日那天喝多了，对我和几个同事说起了他和前女友做爱的事。他说他俩曾在迪吧的舞池边来过一次，就坐在酒桌边的高脚圆凳子上，我真的有点吃惊。我眼前出现了迪吧激光闪烁、人头攒动的情景，想象不出他俩是怎么办到的。没敢多问，怕露出浅薄。他也没说具体细节，谈笑间不停地转换着做爱地点。我还是头一回知道地点在这种事里的重要性，什么出租车后座飞机洗手间湖上小船等等。我觉得他多少有些吹牛，不过也不一定，也许他俩后来就是因为技穷才散伙的。 　　

　　还没到下班时间，阿伍就喜孜孜地走掉了。我觉得他可能是通过什么过硬的关系才进公司的，不然，照他的表现和潜力，怕是早就干销售员去了。我不敢像他那么嚣张，打算老老实实呆到下班时间才离开公司。闷坐了一会，想起我已经是半个销售员了，拎起包就走了出去。

　　在地铁里买票的时候，一枚黑色棋子从钱包里掉下来，摔了一道很细的裂纹。去热带丛林餐厅的路上，我一直握着这枚棋子。

　　照道士的说法，这四枚棋子的妙用之一是通灵，能测出感情深浅。一个人把棋子放在手心里，在心中告诉对方棋子的颜色，然后让对方猜黑白。男女连续猜对３次，达到３年情人标准。连续猜对６次，有６０年夫妻缘分。我和玲姐的最高纪录是连续猜对9次，那天她一反常态，狂喜不已，我也很兴奋,在沙发上使劲乱颠，飘飘然这个词远不足以形容我的情绪状态，有一会儿我觉得长沙发跟我们一起飘飘然了，长沙发缓缓升起来，长沙发从窗口飘出去，长沙发载着我们浮在城市上空，祥云铺到天际,像床单上的图案……我解开了她身上的一颗扣子，我又解开了她身上的一颗扣子，我解开了她身上所有的扣子，她只是笑，笑，笑，完全失去了阻止的力气，她的身体在那个下午一点一点敞开了——突然坍倒的沙发把我们从心身俱醉中吓醒过来，假如不是这样，那天我们应该会结合在一起。

　　现在回过头看看，突然坍倒的沙发，在那种时候……假如不是发生在我身上，这种事就有点可笑了。每次从喜剧片里看到类似情景，我都会笑出声来。打这以后，玲姐再也不肯跟我玩这种游戏。想起这个，我心里有什么地方裂开了，涌出来一股说不清的滋味。

　　到了热带丛林门口，一个头上插着野鸡毛，脸画得好像《我是谁》中的成龙的侍者模样的人迎上来，领着我穿过两旁画着巨大的动植物、到处吊着藤蔓的门廊。刚在一棵大树下的木墩上坐下来，一个头戴豹子面具、穿着豹纹短裙的女孩就蹦蹦跳跳地走过来了。 　　

　　她对我说：“我到处掐了一下，这些树都是真的耶！”

夜紫光

第五部分（1）
乐小天

　　我刚走进餐厅时，就给迎面扑来的绿色掀了一下。上千平方米的餐厅里，到处都是树和藤蔓。心想老板真够下本钱的，差不多把某一处热带丛林搬到北京来了。回过神后，才想起应该怀疑一下这些树的真实性。本来也想掐一掐的，但没动手。门廊那儿有一块“请勿攀折植物”的牌子。听女孩说都是真的，我朝女孩笑了。 　

　　女孩声音嗲嗲的，举动像头轻捷的雌豹。

　　她看了我一眼，问：“我可不可以坐这儿？” 　　

　　我望了望一名刚走过来的侍者。 　　

　　女孩马上又说：“没关系啦，没关系啦，你朋友来了我再走就是啦。” 　　

　　我脑子里闪过了一道亮光，叫了一声：“许可佳。” 　　

　　女孩立刻乱叫乱笑起来，像个正在藏猫猫的孩子给逮着了。她取下豹头面具，质问我：“知道是我为什么不给我打电话？” 　　

　　这下把我问住了。那道亮光闪过之前，我并不知道她是许可佳。说脑子里闪过一道亮光，当然是模仿一些小说书里的说法。看见了许可佳，我多少有些惊奇，也有一些兴奋。显然，关于幸运顾客之类的电话，很可能是许可佳导演的了。我笑了起来，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她。

　　幸好许可佳并不是那种问你话，就一定要你回答的女孩，我正想着怎么对付过去，她就已经说开别的了。

　　许可佳先夸了一通我身上的咖啡色衬衣，接着夸了一通我的西裤和皮鞋，最后摇头晃脑地笑着，说：“这里就只有你很特别哦。” 　　

　　不用转头四处看，我知道她的意思是什么。餐厅里，大部分客人都装扮成了丛林动物，散坐在水墙边、树下和林中空地上。但我觉得那种装扮有些傻气。我问许可佳，我能不能不穿戴那些东西。许可佳说不行不行，招手把侍者叫过来，问有没有打扮成公豹子的衣服。

　　这个侍者腆着大肚子，做出一副酋长的样子，说当然有啦。然后带着不容置疑的高贵气度，点头，微笑，走开了。 　　

　　许可佳问我：“晚上没别的安排吧？” 　　

　　我说：“没有。这里挺不错的。” 　　

　　许可佳笑了，说她也觉得挺不错的。还告诉我，上个月客户请她，来这吃过一次，当时她就想到处掐一下，看这些树是不是都是真的，没捞着机会。这次，她差不多每棵树都掐了掐。有个侍者想阻止她，她跟人家小吵了一架。她说告示牌上只写着不许攀折，没写着不许掐呀，结果侍者拿她没办法。也正是因为那个侍者激了她一下，她才非闹着要把每棵树掐个遍不可。有几盆据说是直接从美洲运来的吊萝，由于大堂经理出面，她才放过了。末了许可佳问我：“怎么样，本姑娘厉害吧？反正我觉得这一架是我赢了！” 　　

　　我心里跳了一下，想起金庸笔下那种热衷于斗嘴的人，平时没事都要撩拨别人，何况还占着一点点歪理。一想到许可佳嘴皮飞快翻动、精神越来越旺的样子，我就想笑。再想一想，心里又跳了一下，笑不出来了。觉得这个姑娘我惹不起。以后，她要是知道了我跟玲姐是怎样说她的，我还不知道要遭受怎样的一劫呐。 　　

　　酋长侍者走过来了，拿着豹纹裙子和豹纹帽子，问我怎么样。

　　裙子我坚决不肯穿，帽子是许可佳直接扣在我头上的。她一只手还在帽子上压了一会，我只好戴上了，算是配合一下气氛。她给我扣帽子的时候，我看见了她的膝盖，她没穿这个季节女孩子常穿的那种长丝袜。

　　许可佳的五官长得还算凑合，没想到这双膝盖却不能小瞧。很多长期坐办公室的姑娘一站起来，膝盖那儿就堆起了难看的皱褶，但许可佳站直的时候，膝盖依然圆润光滑。 　　

　　玲姐曾告诉过我，一个女人的脸皮很容易涂得红红白白的，你只有拉她去太阳底下照一照，才看得出有一层化妆品浮在上面。膝盖不同，只要敢将膝盖露出来，皮肤的品质就暴露无遗。

　　玲姐的膝盖保养得很好，经常用含果酸的乳液轻轻按摩。正式认识她的那一天，我正盘腿坐在棋院里打棋谱，一双漂亮的膝盖出现了，悄无声息地出现在我眼前，停在照进来的阳光中。几年以后，我曾想过哪一天离开公司了，如果不搞围棋培训班，就专门开一家膝盖美容院，只要广告跟上去，生意一定不错，世界一定更美好。

　　这天晚上，我可能朝豹纹短裙下面的膝盖多看了几眼，引起了许可佳的注意。起先，许可佳把一只膝盖收到另一只膝盖后面，接着，两只膝盖轮流往后收，再接着，两只膝盖都坦露出来了。 　　

　　菜端上来的时候，许可佳说：“我自作主张点了餐，你可别嫌不好吃哦。”说完马上用手背挡住了嘴。我望着她笑，她很快又镇定自若了。摆在大树桩上的菜，多数其实很平常，不过是牛排、汉堡之类，被叫不出名字来的叶子围着，裹着。没有刀叉，只有两根细树枝，我用叶子包好一块牛排拿起来，才吃了几口，就发现许可佳的那一份只剩下一堆没肉的骨头了。我说：“我给你一些吧。”许可佳直摇头，说了一声谢谢，“吃到最后一块我才尝出来好难吃，这么难吃的东西敢这么贵，一块牛排值一头牛钱了，恨不能再掐一遍这些树上的叶子。”说着又用手背挡住了嘴，停了一会才告诉我：“其实不该用叶子当盘子，在热带雨林，叶子可是土著人的手纸。” 　　

　　我还没吃完，盯着这些用叶子包着的东西。

　　后来许可佳谈到了星座，问我知不知道金牛座的最佳伴侣是什么座。我是金牛座，从来没研究过最佳伴侣是什么座。许可佳让我一定查一查。接着，要我一起玩一种心理测试游戏：给我一个假定的情境，然后问我会有什么反应。我老老实实回答了，事后才知道她是在测试我对爱情的态度。我不知道分数，她没有说，她只是笑。 　　

　　音乐声突然变小了。一个巫师打扮的人走出来，宣布丛林聚会将进入高潮，餐厅将选出一对客人成为今夜“美洲婚礼”的主角，选上的将免掉餐费。不少人跃跃欲试，有些本来不认识的男女也速配成对，但最后还是我和许可佳给选中了。鼓声突然响起，来了一群打扮成土著人的侍者，围着兽皮或树叶子，不由分说把我们两个人抬了起来，又唱又跳，还给我们灌一种味道有点苦又有点甜的果酒。那果酒劲不小，入口很顺，上头很快。顾客起着哄，让我亲许可佳，给许可佳带上花环，最后让许可佳骑在我脖子上进洞房。我没料到许可佳会这么沉，头晕晕乎乎的，急着问巫师洞房在哪儿，巫师大笑着指着通向大街的门。我驮着许可佳摇摇晃晃地走出去，耳朵里灌满了鼓声、欢呼和爆笑。

　　给街上的风吹了吹，脑袋清醒一点点了，发现许可佳的手还在我手上。

　　我不记得她的手是怎么到我手上来的。把她从肩膀上放下来后，我们的手很可能就没有分开过。她的手很小，很热，很柔软。头一回牵着一个成年处女的手在春夜的街上走着，我觉得又舒服又难受，不知道是该握紧，还是该松开。后来松开过一次，她又悄悄塞回我手中。

　　有那么几分钟，我想起在餐厅里刚见到许可佳的时候，我还因为曾经编过她不少鬼话而惭愧，这会儿不知道我是惭愧还是不惭愧了。

　　在街灯里转脸看看许可佳。许可佳双眼迷离，脸上正浮着梦幻般的笑容。这个女孩真让人捉摸不透，清醒时，能噼噼啪啪说个不停；喝了一些酒，经过一场喧闹后，竟这样沉静。 　　

　　很多年后，想起这个夜晚，我依然说不清自己当时是怎么回事，仿佛那些神秘的土著果酒依然在起作用。我问自己：假如，那个自称是助理的女子给我打电话时，我就知道将要同桌的幸运顾客是许可佳，我还会不会去餐厅？我无法给出肯定的回答。假如，当时我知道我和许可佳之间，会发生后来的一连串事情，我可以肯定地说——我不会去。但是，人人都知道这样一句话：“历史没有假如。”对于个人经历来说，也是如此吧。

　　夜色中的北京看起来很破碎，华灯闪耀，黑暗东一块西一块的。我们从一盏路灯下面经过时，一样东西“啪”地掉在了我头上。我抬手摸了摸，粘乎乎的。仰头看了看，月明星稀，一只乌鸦站在电线上一动不动地望着我。

　　这是几乎停顿的一分钟，我心里充满了莫名的敬畏，仿佛夜晚出现了一条裂缝。我站住了，意识到有什么事应该停下来，就停在这儿，不能再往前走。

　　许可佳迷迷糊糊地问我：“怎么啦？”声音像刚睡醒、嗓子还没有敞开的幼儿一样。我心里不可抗拒地融化了一块，我握了握她的手，说：“没什么，没什么，走吧。”就这样我们又一起往前走了。她温驯地随着我，好像随便我把她牵到哪儿去。

　　我穿过自行车道走到马路边，招手叫了一辆的士，让许可佳坐进去。关上车门，发现车顶上有一摊鸟屎一样的东西，又打开车门把许可佳拉了出来。另打一辆车，看见她还是那副迷迷糊糊的样子，我不大放心，就跟着上了车。 　　

　　把许可佳送回家后，我坐原车回到了住处。在水池子里洗了洗头，头在水龙头上碰了一下。后来干脆去洗澡，差点滑倒了。在镜子前怔怔地站了一会，眼前又浮出许可佳婴儿般软绵绵的笑容。她下车后，我对她说：“我走啦。”她就那么笑了一下，只说了一个字：好！

　　上床前接到了一个电话，我喂了一声，对方就挂掉了。我朝电话呆呆地望了一会儿，胸中涌起一股莫名的歉疚。

　　我靠在床头拨通了玲姐的电话，电话那边传来了打牌的声音。我说是我。玲姐啊了一声。打牌的声音迅速变小了。

　　玲姐问：“还没睡啊？”

　　“嗯。”

　　“是不是有急事，小天？”

　　“没有。”

　　“没有就睡吧。明天我给你打电话。那边正催我出牌呢。”

　　“好吧。”

　　挂上电话，我意识到玲姐在电话里没有笑，这是很少有的事。我走到窗前站了一会。看不到香山那边的山影。城西上空有一块很大的浮云，金黄，明亮，低低地悬着，低低地翻滚，像许多人的梦纠缠在一起。

夜紫光

第五部分（2）
乐小天

　　一夜酣睡。睡前，本来想深刻反省一下的，酒劲，长时间散步，兴奋带来的疲倦，却让我很快睡着了。

　　醒来后，已经弄不明白昨天晚上发生的事，算怎么一回事。躺在床上一点一点回味，觉得我和许可佳之间，好像也没什么事。至少，没有明明白白地说出来。我那些感受和联想，也许只能说明我自己小题大作，或自作多情。手拉着手，对开放一点的女孩来说，也许跟社
交场合的握手一样没多少感情含量。这么想一想，心里轻松多了。

　　起床去阳台上看了看，才知道下半夜下了一场雨。地上是湿的，空气是湿的，到处都是湿的。气温低了好几度。

　　我哪儿也不想去，可又不知道一个人这么呆着能干什么。对着镜子照一照，有点厌烦自己那副精力过剩的样子。在屋子里转了两圈，想起玲姐说过她中午能从香山回来，决定还是去她那边。

　　把换下来的衣服塞进一只大纸袋，打算带过去洗一洗，忽然闻到一股酒味，心里悠了一下。餐厅里那些人太能闹了，灌酒的时候，一定有一半洒在了我的衣服上。想了想，又把纸袋搁下了。

　　路过棋院的时候，看看时间还不到九点，我下了车。最近发生的一些事，好像都在把我往棋盘里推。我也有很久没畅畅快快下过一盘棋了，很想一头扎进黑白世界里不出来。

　　去Ｄ班门口站了站，学棋的还没有来，教室里没有开灯。我又想起了玲姐在这间教室里听课的情景：她端坐在一群东倒西歪的孩子中间，神情很专注。有很多次我从门口走过，脚步放慢，希望她能注意到我。但我们正式认识之前，她似乎从未看过我一眼。后来我们比较亲近了，我问她是否看到过我从Ｄ班门口走过，她笑而不答。谈起这件事的时候，我已帮她升到了Ｃ班，她已不怎么来棋院上课。当然，我也不怎么来了。有一阵子我们俩不约而同地希望远离人群。

　　刚要离开教室，听到有人喊我的名字。我转过身看看，一张课桌后面冒出了一颗乱篷篷的脑袋。再看看，认出是常四段的脑袋。我们互相“嘿嘿”两声，算是打过了招呼。走近些，才发现常四段睡在几块拼在一起的棋盘上，腿上还搭着一件旧军大衣。

　　常四段拉亮日光灯，点上了一支烟。他告诉我说，昨晚他被老婆赶出来了。接着，摸出一副棋子，说下棋下棋，看看你有没有一点长进。走了不到十手，常四段直摇头，问我到棋院里来做什么。我想了想，说除了来下棋，就是来请他收一个学生。接着把林秘书的情况和我在公司里的情况简单说了一遍。常四段一听林秘书不能按时来上课，需要单独辅导，而且林秘书还不见得会帮我，他只抽烟不说话。过了几分钟，才说，让她来试试吧。又走了不到十手棋，常四段又摇开头了，问我还有什么事。我意识到，我的手和他的手在棋盘上交谈的那种感觉已经没有了，我看了看自己的手，说我想搞一个围棋培训班。常四段又抽了一会儿烟，没说话。烟缕从他的鼻孔里不停地流出来，他的声音终于在一团烟雾中响起来了。他说，这种班搞起来容易，搞下去怕是不容易，不过也可以试试。再走几手，常四段停住了，说你心里还有不少事啊。我把棋子抹掉，说对不起，我自己先静一下。

　　我对着一张空棋盘，盘腿坐着，能看见红尘在我和棋盘之间翻滚。坐了半个多小时，还是没静下来，这才知道我已经失去了一头扎进棋盘的能力。围棋，像童年的许多游戏一样，好像离我很遥远了，心里有一些悲哀。我站起来，看了看常四段，不知道说什么。常四段已经写好了《围棋培训班备忘》，递给我，他说今天是没法下棋了，改天再来试试吧。

　　常四段送我走出棋院大门，朝护城河上漂浮的垃圾望了一会，说：“再忙再烦，静坐的功夫不能丢了呀！”静坐，是常四段教我的入门功，如果连这个也丢了，那就是说我在棋院里什么也没学到。我觉得很对不起常四段，想对他说点内疚那一类的话，但脑子里纷乱不堪，再加上我本来就不如常四段生性坦荡，也就不知道从何说起。常四段挥挥手，说：“自己多保重，走吧走吧。”

　　离开棋院，坐公交车去玲姐家里，已经十二点过了。在楼下往她家座机上打了个电话，没人接。我想，玲姐这次在香山呆的时间可真不短。上楼的时候，我掏出钥匙捏了几下，捏得手心微微有点疼。

　　我和玲姐正式认识的第二个月，也许是第三个月，一起去香山看过一次红叶，回来的当天晚上，玲姐就把这把钥匙交到了我手里。

　　照流行的说法：香山，是我和玲姐第一次亲密接触的地方。那天下山的路上，我们去半山腰一片草地上坐了一会。我有点累，就躺下了。玲姐挥着一片红叶替我赶蚊子，赶了一会，她也躺下了。红叶搭在她脸上。我记得那天她一身雪白衣裙，给红叶黄草一衬，鲜明动人。我望着她，然后我可能睡着了，也可能是半清醒半迷糊状态，反正不知道怎么的就把头枕到了她肚子上。她立刻坐了起来，把手搁在我头上说：“小东西，这么会找枕头呀？”手却没有挪开。起先，我以为她是要搬开我的头，没想到她的手搁在我的眼睛和额头上，就搁在那儿不动了，仿佛是要替我挡住太阳似的。我忍着没翻身,能感觉到有个小虫子在心里爬、爬、爬，痒痒的。然后，我沉浸在从未有过的温暖安详里，睡着了，就像是给太阳晒化了。

　　回到她家里，她刚打开门，顺手取下一把钥匙交给了我。她说怕我以后来，她不在，我又会傻傻地坐在楼梯上等她。我是坐在楼梯上等过她一次，有个邻居还警惕地看了我好几遍。接过钥匙的时候，我觉得这一小块金属真的有点沉。 　　

　　这天玲姐家里一片寂静。我正换着拖鞋，冰箱突然启动的声音让我激灵了一下。我有点饿，打开冰箱看看，里面果然有做好了的饭菜，其中还有我爱吃的鱼和我爱喝的排骨藕汤。胃和心里立刻踏实了不少。我觉得一切并没有改变，玲姐只不过在香山打打牌而已。我坐在餐桌边吃饭的时候，忽然有点羞愧，差点又叫鱼剌卡着了。虽然说不清昨天晚上跟许可佳算怎么回事，但我并不是不知道，自己的一些举止确实有些轻浮。

　　傍晚，我正对着一张空棋盘练习静坐，玲姐回来了。在此之前，她没有给我打过电话，我也没给她打过。看见她一副病怏怏的样子走进来，我吓了一跳。她眼圈发黑，进门时扶着门框都没站稳，抖得像一片风中的树叶。我脸上的表情可能也吓着她了，她强打精神朝我笑了笑，说她没事。还说，就是打摆子，她摆几下就安稳了。

　　这天是丁当送玲姐回来的。丁当找着地方停好车后，才丁丁当当地走上楼。我看见丁当走进来，就抑住心中的激荡，没有多说什么。丁当看见了我，眉毛挑了一下，顺势送给我一个笑脸。丁当说，这下好啦，总算有个亲人在这里啦。她夸张地拍拍自己的胸口。

　　我没搭话，希望丁当快一点离开。

　　丁当把玲姐送到卧室里安顿好之后，回到客厅里，跟我聊了一阵子。她要我放心，说星期一我上班的时候，她会让她家里的保姆来照顾玲姐的。接着，丁当说起了感冒这种病，其实没什么药可治，又搬出了她那副宝贝方子：拚命喝水！拼命撒尿！再接着，丁当控诉医院里的黑暗与腐败，说一点小毛病会治成大毛病。再接着，丁当控诉美容的黑暗与腐败，说生活真是没劲儿，上个月在美容院认识一个姐们，向她借4000块钱去做整形手术，结果现在她完全不知道那个姐们变成了什么样子 ，再也找不着人了。

　　开始聊起来的时候，我没插话。见丁当一时半会没有离开的意思，我干脆把话题引到玲姐怎么感冒的事上来。丁当摸摸头发，好像有些不安，她说：“怪我！怪我！”然后东拉西扯了一阵。我总算是听出了一点眉目。

　　昨天晚上她们在香山一幢别墅里打牌，丁当跟玲姐住一个房间，半夜里刚躺下，玲姐接到了一个电话。这个电话打得很上劲。后来，玲姐怕吵着丁当睡不着觉，就走到别墅外面继续打电话。

　　天快亮的时候，玲姐回来了。丁当看见玲姐身上的睡衣全都湿透了。到了中午，玲姐开始发烧，发抖。去度假村的医务室里打了一针，才算是止住了一点点。

　　很久以后，我才知道玲姐接到的这个电话，是许可佳打的。不过，许可佳没打那么久。许可佳告诉我说，一个多小时后，她听见外面在下雨，就说不行了，困了，要睡了。我相信她说的是实话。后来我知道，许可佳是有那么个毛病，一听见下雨的声音就昏昏欲睡。天亮前剩下的时间，玲姐一个人在度假村的花园里走来走去。很可能还走出了度假村，不然，应该不会淋上雨的。

　　丁当走后，我走进卧室。床头亮着一盏乳白色的台灯，像黑暗中漂着一块透明的冰。玲姐身上盖了好几床被子。看不清玲姐的样子，但能看出那几床被子在抖动。这时北京已经停止了暖气供应。

　　我走过去，在床边坐下。我摸着了玲姐的手，玲姐的手湿漉漉的。她紧紧地抓着我的手，微微抖动着。我摸了摸她的头，也是湿漉漉的，很烫。

　　这些症状跟玲姐上一次住院时一模一样，我多少有些放心了。我记得那次医生给她吊了一针柴胡，一个星期后她就好了。那是冬天，我们认识的第一年，外面正下着雪。玲姐告诉护士说输的液很凉，她血管冻得很痛。护士没理她，撇撇嘴走掉了。我调小了滴管上的阀门，捂着她的手，然后捂着输液瓶。见还是不管用，就跑出去买了几只蜡烛点上，一直举着烧烤，还真把那大半瓶子药液烤热乎了一些。

　　我对玲姐说，还是去医院里看看吧。

　　玲姐摇了摇头，嘴里发出牙齿磕碰的响声。

　　我想不去也好。倒不是丁当的控诉影响了我，我一向不大信得过医院。忽然想起在电视上看到过一种物理降温的方法，就打来一盆热水，给玲姐擦身子。玲姐浑身都汗湿了，像刚从水里捞出来的一条鱼。我把她翻过来，把她翻过去，她的身子是那样软弱，让人怜惜和冲动。

　　擦过身子，玲姐说她清爽了很多。没过多久，又大汗淋漓，冷得直抖。我又给她擦了一遍，然后上床去抱她。她轻轻地啊了一声，呻吟和牙齿磕碰的响声混在一起。她想推开我，但已经没有力气推开我，接着，反过来更深地缩进我怀里，像个娇弱的小女孩一样偎着我。轻轻颤了一阵后，她慢慢睡着了。

　　黑暗中，我睁着眼，能看见欲念在屋子里萦绕回旋。这种时候，还有这种欲念，我觉得有点头晕和羞耻。我抱着她，一动也不敢动。我能感觉到她的心跳和肚子的起伏，能闻到她的呼吸和汗味。她的手臂软软地搭在我身上，缠绵依人。她身上的冰凉或灼热都传递到了我身上。我意识到，我是她最亲的亲人，她也是我最亲的亲人，这一辈子我一定要跟她相守相依，互相照顾。这天晚上，第一次抱着她睡了一整夜，心中不能平静。

　　天快亮的时候，不知道她做了一个什么梦，使劲掐了一下我的胳膊，然后紧紧地抱着我哭了一阵。迷迷糊糊中，她还求我对许可佳好一些。直到我嗯嗯着答应了，她才又睡着了。

夜紫光

第五部分（3）
乐小天

　　平时都是玲姐照顾我，好像只有她生病了，我才有机会照顾她。我知道这么说，有点没心没肺，可是，这样的时候我真的有一种感觉，她生一生这种小病，好像也不完全是件坏事。

　　星期天我一大早就起床了，烧开水，洗衣服，熬她爱喝的小米粥。我走到阳台上，把她的衣服晾到铁丝上，朝渐渐明亮的城市瞥了一眼，觉得自己的快乐就像眼前的早晨一样新鲜
。

　　玲姐在北京没什么亲人，她交往的圈子，除了同事、同学和同乡，就只剩下单身女子俱乐部里那些人。坦白地说，我一直就不怎么喜欢那些人来瓜分我和玲姐单独相处的时间，现在玲姐生病了，我更不希望那些人来打扰。

　　忽然想起郊区怀柔山中有一座小院子，前湖后岗，左右森林，觉得玲姐要是能去那里静养一阵子，应该很不错。我跟阿伍去过两次。那座小院子是阿伍的弟弟花了７０００块钱，从当地一个农民手里买下来的。他弟弟很少去住，平时只有一个哑巴农妇每天照看一下。

　　我给阿伍打了个电话。阿伍说去那里住几天没问题，让他弟弟给哑巴农妇打个电话就行了。接着，问我去做销售员是怎么回事，这么大的事怎么不早点告诉他。听上去他有点生气。他是昨天才从办公室一个打字员的嘴里掏出这个消息的。他说，不知道现在活动还来不来得及，星期五下午，保障部一个维修员一拳打歪了人事经理的鼻子，公司决定不谈话了，星期一直接张榜公布。我没多解释，只是让他不要帮我活动。这一刻我觉得去不去做销售员已经没什么大不了的，不想去管这些了。阿伍却疑心大起，叫了起来：“老弟啊，你他娘的不会是真的要当官了吧？”我说，理论上不能完全排除这种可能性吧。他有几秒钟没说话，接着笑了起来，说：“我知道我知道，你也放心，我不会到处乱说的。”只好随他怎么想了。

　　小米粥熬好了，我盛了一碗端进卧室。玲姐不肯喝。我估计她昨天就没吃过什么东西，拉着她的手，半拖半哄了一阵，她才答应喝一点。扶着她坐起来，她却要先化妆。

　　玲姐化妆的时候，一般不让我呆在旁边看，我自觉地走了出来。再进去的时候，她脸上已敷了一层薄薄的红妆。她对着镜子瞧了瞧，擦掉红妆，重新敷了一层若有若无的淡妆。看见她一笔一笔画眉毛的样子，我觉得那支眉笔在我心里软软地触动了一下。我很想仿照张敞画眉的典故，试试我的身手，可又想到这不是折腾的时候，就催她快点喝粥。

　　玲姐喝了几口，又不肯喝了，说嘴里没味道。我琢磨着是不是给她讲个故事，再哄一哄她。记得她上次住院的时候，睡不着觉，要我给她讲故事。我说我不会讲故事呀。她说讲你小时候的事也行，《天龙八部》里阿朱睡不着觉，乔大侠还讲过他小时候的事呢。我发现她在病中，有时候会冒出点小女孩般粘人的性子来，我也乐于顺着她，那次就给她讲了我小时候如何怕打针的事。我说得好几个人按着我，如同上针刑。故事讲得简单枯燥，她听着听着头一歪，就睡着了。我也不知道是装装样子，还是真睡着了。

　　我决定试试。我说给你讲个故事吧，条件是讲一句，喝一口粥。她一听就笑着张大了嘴。这次我讲的还是小时候的事，有一次我感冒了，半夜里吐在了床边的地上。我摇醒了父亲，说我吐了。父亲说，你去拿扫把来扫掉。那一年我七岁，按照父母的离婚协议，刚从母亲那边来到父亲这边。扫掉后，我爬到床的另一头，离父亲远远的躺着。

　　讲完后，我才发现这个故事是多么不合时宜。但玲姐还是很守信，听一句，喝一口，最后眼眶里涌出了眼泪。我不再逼她喝粥了。从这以后，我开始研究各种故事，希望自己能讲得好一些。

　　给玲姐喂过小米粥，我走到客厅那边的阳台上给经理打电话。

　　我不知道经理袁大头肯不肯让我休假，按照劳动法和公司规定，我攒了十来天假。但袁大头跟我合不来，我刚进公司那会儿，袁大头曾很阴险很坦率地对我说，如果我把大伙儿在背后怎么议论他的都告诉他，我每个月可以多报销２００元交通费，我不置可否地笑着。他也笑，笑过了他才说刚才是在开玩笑。这以后，他就板着脸跟我说话。我呢，除了业务关系，也不怎么爱搭理他。我也是真的看不上他那副做派。有时候他一走到我身边，我就觉得像有人吐过来一口痰。再后来，天知道这老兄是哪只眼睛出了毛病，居然从我身上看出了我自己都没发现的野心，老觉得我要夺他的权，有一次还在部门会上说一些转弯抹角的话，指责我越过他直接找老总汇报。他也不用他的大头想一想，他用业务经费天天吃馆子，夜夜泡酒吧，这样的事国营企业有时候都要敲打一下，我们这种公司里又怎能盖得住？想私下里奏他一本的人当然少不了，我只不过不想卷进跟袁大头对着干的另一帮而已，那一帮，也不是什么好货色，我要搞他袁大头会当面搞。

　　电话接通后，我对袁大头说我要休假。

　　袁大头只说了一个字：“好。”

　　我有点意外，没想到他没问我为什么要现在休假。如果他打官腔问我，我很可能会跟他蛮横一下，反问他：“你应该知道吧？”他这么爽快地答应了，我反倒楞了楞。我说了一声谢谢，正想挂电话，袁大头又说开了。他暗示我销售员的事跟他没什么关系。我没接他的话。

　　我一直怀疑让我去做销售员的人中，可能有袁大头，但他不是重点怀疑对象。他这么一说，我心里格登响了一下。我笑了笑，说做销售员也没什么不好吧。他又嗯嗯啊啊了一阵，才挂上了电话。

　　我转过身，发现玲姐站在客厅里看着我。我有点不安，不知道玲姐是不是听到了我要去做销售员的事。玲姐走过来，眼睛潮红，望了望晾到阳台上的那些衣服，又望了望我。

　　她问：“你要休假？”

　　我嗯了一声。

　　她笑了笑，说：“我不是故意要听的，就是听到了。”

　　我又嗯了一声。

　　我扶着她离开阳台，不想让风吹着她。见她没提别的，心里轻松多了。我把向阿伍的弟弟借房子的事告诉了她。我说等她好起来了，很想跟她一起去住几天。我们有好久没一起出过城了。

　　玲姐一听就笑了，立刻给单位一个什么领导打电话，说她要休假。打完电话，就动手收拾东西。

　　我有点吃惊地望着她。她穿着睡衣在屋子里走来走去，拖着旅行箱，哗哗啦啦的越走越精神，好像力气一下子回到了她身上。刚才，我给她喂小米粥的时候，她软得扶都扶不起来，哄了那么久，才算是喝下去小半碗。我把她从阳台上扶进来的时候，还觉得她的身子有点沉。这会儿，竟有点神采奕奕的意思了。

　　我跟着她走了一阵，问：“这就走啊？”

　　“那还要等到什么时候？”

　　“阿伍那边还没回话哪。”

　　“先出城再说。能去的地方多得很。再呆下去说不定哪儿都去不了。”

　　想想也是，不过我还是有点担心她的身体。可我也不想扫她的兴，还是由着她吧。我也收拾了一下，出门叫了一辆出租车，停在楼下。然后上楼接她下来。

　　我们先往怀柔的方向走，打算路上再跟阿伍联系。

　　快出城的时候，我们在一个十字路口等绿灯，忽然看见一个六十多岁的女人从车前走过。那个女人脸色祥和，整齐干净，步态优雅从容。我心头怦地一震，赶紧指给玲姐看。玲姐也看出了神，车子开动了，她还趴到车窗边看了看。

　　每次碰到这样的老美人，我都会奇怪地受到感动。头晕目眩后，甚至有点感激她们，她们很容易让人对生命的黄昏充满乐观的心气。一个女人在青春华年漂亮动人，理所当然。到了这把年纪，还能把人生的美体现出来，才叫珍稀罕见。

　　不用说，我远远看见了身旁这个女人的晚年，在道路前方闪烁变幻。

夜紫光

第五部分（4）
乐小天

　　出租车跑了两个多小时，到了城东北深山的一座小村里。再往山上去，路窄得有时候只能过一只轮子，哑巴农妇和我一个推，一个拉，才算是把一辆满载着食物和行李的独轮车弄上了山。多数时候，我搀着玲姐跟在后面。

　　翻过一座短松岗，就能看见那座小院子。从外表看，那座小院子跟山里其它小院子几乎一模一样，青瓦土墙木篱笆。但里面已经被阿伍的弟弟大大改造了一番：打蜡地板、贴墙木
板、吊顶天花板、席梦思、壁炉、简单却精致的仿明家俱。

　　几个月没人住，屋子里的空气似乎从未跟外面的空气交流过，得在门口站一站，才能走进去。我和哑巴农妇开始打扫，让玲姐坐在院子里的核桃树下休息。玲姐稍稍喘口气，就从包里往外拿东西，那真是一只魔术女郎的皮包，看着不大，却塞满了毛巾衣架卫生纸帽子化妆品等等，好像你想要什么就有什么。这儿摆摆，那儿挂挂，只一会儿，一间死气沉沉的屋子就给她弄活了，仿佛我们一直住在这里。

　　我们小住的地方，１９６４年以前还没有湖和单独的名字，人们说起它的时候不得不用手指指戳戳。１９６４年，在山谷里筑了一道大坝，那一带才被称为“红旗水库”。我和玲姐到来之前，已有几个画家买地造屋，他们给水库另外起了个名字，叫天鹅湖。今年元旦刚过，我打算呆在湖边写这篇故事，旧地重游，被机器的轰鸣闹得心烦意乱，才知道金鑫发展有限公司正在建度假村，该公司已拿下了水库的冠名权，改名为金鑫湖。

　　名字也许将来还会变，但在我心中，这个地方永远是天一湖。天一湖，玲姐取的名字，她从我们俩的名字中各取了一个字。天一湖：树顶鸟儿的歌，林中小溪的歌，我和玲姐的歌。湖边一星期，是我这么多年来离幸福最近的日子。这么多年来，我东奔西走，南下北上，心中一直装着天一湖，才没有把自己的生活变成沙漠。

　　在我的记忆里，天一湖永远是我和玲姐一起看见时的样子。它没有后来的亭榭楼阁，索道游艇。它安静得像一个隐秘的念头，干净得像一场真正的爱情……湖水，因为比天空更加透明而难以比喻；森林的倒影，因为不是森林本身而颤抖……偶尔有鱼跃起，有鸟像一支燃烧的火把投进湖中……有一次我和玲姐正在浓荫里下棋，一只野鸭子从水里爬上来，摇摇晃晃走进草丛中，一趴就睡着了。

　　曾经有很多次从梦中醒来，脑子里还留着梦的片断，以为我躺在天一湖边的小屋里，身边睡着玲姐，伸过手臂去搂一搂，懵懵懂懂叫几声玲姐，才算把自己完全唤醒。坐在床头一天一天的回忆着那一星期：第一天，我在阳光中劈柴，她抱着劈好的木柴眯起眼看我。第二天，我们散步回来，她只带回了一枝野花，插进花瓶里。沾染在手上的浆汁结成了一层薄壳，她像脱掉手套一样脱下来。第三天，我们呼吸着松树的气味，互相扔松果，地上满是松果。第四天，我帮她剪手指甲和脚指甲。差不多三年，我的指甲都是她给我修剪的。第五天，又是散步，脚步的回声在绿树繁花的山谷里传送着香气；我看见阳光到达她的额头之前，经过了无数树枝的挽留……然后是第六天。第六天。第六天。

　　第六天早晨我就感觉到这一天将会不一样。

　　我们沿着湖边散步，玲姐搂着我的一条胳膊，我的肩膀能感受到她胸部的压力，我能看见湖水在她的眼睛里闪亮。到了晚上，她在壁炉前铺了一块毯子，席地而坐，梳着头发。我看见壁炉的火光在她的眼睛里闪亮，进一步印证了早晨的感觉。接下来的联想让我双腿发软，但我还是走近了她。

　　我走到她背后，坐下来，帮她梳头。以前她不让我给她梳头。她老家有一种风俗，一个女人允许一个男人给她梳头，就意味着这个女人把自己的身体，把青丝一样多的日子全部交付给这个男人。

　　梳完头，我轻轻环抱着她，手臂压在她两只乳房上。她轻轻一颤，让我所有的骨头都动摇了。这种感觉有一点陌生和振奋。这种颤动，跟她打摆子时偎在我怀中的颤动完全不一样，跟她以前被我抱住时所有的颤动都不一样。我的身体完全苏醒了。

　　屋子外面流水的声音一下子变响了，还有屋子里面火焰的声音，也变响了。流水的声音与火焰的声音融汇在一起，将我们轻轻托举起来。她轻轻松开我的双臂，轻轻挣脱出来。她解开了我身上的一颗扣子，我也解开了她身上的一颗扣子。她脱掉我的毛衣，我也脱掉她的毛衣。她脱掉我的一只鞋，我脱掉她的衬衣。她脱掉我的一只袜子，我脱掉她的裙子。她脱掉我的另一只袜子，我脱掉她的一只鞋。她光着脚走到壁炉边，往壁炉里扔了一块劈柴。我也光着脚走到壁炉边，往壁炉里扔了一块劈柴。两块劈柴慢慢燃着了。两股火焰互相舔了几下， 缠在一起化成了一股火焰，再也分不出彼此。

　　很久以后我才知道，这是最后一课。

　　截止到这一天，我们正式认识已经３年９个月１７天。我们在床上比较用力的撕扭不少于８次。她的睡袍被我扯烂３件。她一共给我介绍女朋友６人。她在我面前流出眼泪发出声音的哭泣不少于１３次。

　　现在也许可以这样分析： 她已经挣扎累了，她向自己妥协了，不再和自己较劲了。这里，远离人群，一切烦恼都可以留在山外,甚至时间也可以留在山外。我们之间暂时抹掉了时间的深渊，也许还抹掉了未来。

　　窗帘轻轻鼓动着，像一片裁剪下来的波浪。几乎一整夜，我们互相轻轻地抱着，轻轻地说话。然后是第七天。第七天。第七天。

　　最后一课，是漫长的一课。我学习的主要是无声的交谈。她告诉我身体和身体怎样缓慢、轻柔地交谈之后，我们的身体就开始了交谈。手和手在交谈。脚和脚也在交谈。鼻子和鼻子交谈了一会儿后，我的鼻子开始与她的脖子、她的头发、她的肩膀、她的肚子交谈。我的膝盖找到了机会，赞美她的膝盖。我的舌头找到了机会，与她的舌头默默地呆在一起，第一次用没有音节的语言交谈。有时候我的舌头也与她的腹部交谈，它们好像很高兴互相认识。我的手与她的乳房开始交谈的时候，她的手正在与我的胸脯交谈。她的手与我的腰背交谈的时候，我刚刚长出来的胡子正在与她的大腿交谈。我的胸脯免不了要跟她的胸脯交谈。能深入交谈的地方，我们都免不了要深入地交谈。接通交谈热线后，我的身体内部与她的身体内部也开始了交谈。肝脏与肝脏在交谈。胃和胃在交谈。心脏和心脏很可能是率先开始交谈的，但也有可能是肺和肺率先开始交谈。交谈，交谈，交谈。交谈理所当然变得越来越盛大：我们的每一条血管每一个细胞都加入了交谈，并引起了共鸣。然后是空气加入了交谈，这是免不了的。还有森林湖泊星群加入了交谈，这也是免不了的。还有白天，还有夜晚。

　　令我惊讶的是，我一开始就适应了这种缓慢、无声交谈的节奏。我没有像从前那样过份亢奋和急切。仿佛我们无数次做过这件事。仿佛身体与身体在毯子上的交谈，只是模仿了黑棋与白棋在棋盘上缓慢、无声的交谈。

　　据昆德拉在一篇小说中的说法，“慢”，是一种正在失传的乐趣。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崇尚速度的时代。人们匆忙远离“慢”的同时，把自己也匆忙丢在了身后。昆德拉还在这篇小说中写到了慢与记忆、快与遗忘之间的秘密联系，他举例：一个人在路上走，突然要回想什么事，但就是回想不起来，这时候他放慢脚步。相反，要忘记他刚刚碰到的倒霉事，不知不觉就会加速走路的步伐。我从这段文字中联想到了慢与珍惜。

　　女人似乎天生就懂得这一点。中世纪悠闲的贵妇们，甚至把性爱发展为一门缓慢的造型艺术。她们把完整的过程细分成一块一块，让每一块都有内容和质量。一次性爱就有了一幢精致的时间建筑。

　　没有形态的东西无从捉摸，也难以记忆。多年以后，我读到昆德拉的文字就想到了湖边小屋壁炉前的最后一课。是的，我看见了我和玲姐从虚无中共同创造出来的时间纪念塔，它矗立，它发光，它无法拆毁。后来的日子里，我每次回到这座塔中，能呼吸到甜蜜的同时也能呼吸到苦涩。

　　真希望时间在第七天停止。像人们有时候会感叹的那样：让时间，停止。

夜紫光

第五部分（5）
乐小天

　　太阳照常升起。

　　第八天理所当然地到来了。我醒来，发现玲姐不在床上，也不在屋子里。心里一阵模糊的恐慌。我拉开窗帘，看见玲姐站在湖边，倚着一棵松树。心里立刻踏实了。

　　我估计玲姐在看日出。她一直仰着头。太阳从东山之巅一点一点冒出来，山谷里响起细
微的涨潮般的声响，空气中桔黄色的光在加强，山的阴影迅疾收缩，阴影的边缘掠过窗前的花丛、草地、小溪，掠过玲姐的脸，掠过湖水和山林。

　　一切是那样鲜亮，整个世界仿佛刚刚从光中出浴。我知道，我这样描写，注入了太多的主观感受。可是，我已经无法把纯粹的客观从回忆中分离出来。在刚刚过去的夜晚，我经历了一个男人一生中的大事。我进入了生命之门。拿大学同学的话来说，我已经由一个男孩变成了一个男人。湖边小屋壁炉里的火，见证了我的成年仪式。

　　在此之前，我听很多人谈起过他们的初夜，有男人，也有女人。还在许多书上读到过。女人撕裂的痛楚不用说了。男人们互相矛盾的叙述，让我脑子里一片混乱，更增添了这种事的神秘感。有人说妙不可言，有人说一塌糊涂。说妙不可言的，我现在已经知道，极有可能是在一塌糊涂之后吹牛。说一塌糊涂的，也极有可能是故意吓唬我。但当时我对此一无所知，我的好奇心与想象力一次次被撩拨起来，膨胀到极限。

　　写这一节的前一天，我在网上查到了一份统计资料，上面说９７．６３％的男人在第一次后，沮丧，空虚，茫然不知所措。剩下不到３％的人，感觉良好。这是一个耐人寻味的比例：感觉不好的人能从中得到安慰，感觉好的人觉得幸运。我对这种让所有人满意的统计数据深感怀疑。当然，我很乐意不去弄清它的真实性。

　　另有一份相对权威一点的精神分析杂志，里面有篇文章提到了第一次性爱留下心理创伤的概率，作者说：“虽然不能准确计算，但可以肯定它不小。它在所有人的初夜里盘旋。”

　　故事进行到这里，我相信读者朋友已经理解，我那样描写，我引用那些初夜数据和文献，并不是要炫耀我的幸运，而是想表达我对玲姐的感激之情。她以一个成熟女子的经验和智慧，让我的第一次比我原先想象的更美好，几乎称得上完美。

　　我站在窗前，注视湖边松树下的女人，心中的爱意像阳光在漫溢。我是一只横越大洋的飞鸟，已经降落在陆地；我是一颗熬过寒冬的种子，已经进入春天的泥土。我想写诗赞美玲姐，可惜我不是一个诗人，写出来的诗句趣味有点过时。我想打一个滚表达喜悦，我就光着身子跑到她面前的草地上，打了一个滚，身上沾着露水和草叶。

　　她说：“唉，真是一个疯子。”

　　我说：“我就是一个疯子。”

　　她说：“我怎么就碰上这么一个疯子呢。”

　　我说：“一个疯子一高兴，就让你碰上了。”

　　她说：“我也很高兴。”

　　我说：“我比你更高兴。”

　　她说：“这个也要比一比呀？真是一个疯子。”

　　我说：“我就是一个疯子。”

　　我笑了，抱着她在草地上又打了一个滚。我们都高兴得像疯子。时间变得稀薄。世界变得不真实。我变得虚妄。我对我认识的人和不认识的人生出一种莫名的同情。我对第八天来到湖边的哑巴农妇生出了深深的怜惜。脑袋一发热，我决定教哑巴农妇说话。不是手语，而是真正的开口说话。

　　哑巴农妇并非天生的哑巴，刚上初中二年级的时候，一阵高烧，加上医院一阵胡折腾，她的嗓子只能发出啊啊的声音。我教她的是一种电报语言。这种语言，可以由同一种音节的长短组成。经过笔谈后，她很快掌握了字词和短语的编码技术。虽然说起来和听起来都有点麻烦，虽然日常生活中不是很实用，但哑巴农妇学会后高兴得也像一个疯子。她在山谷里奔跑，喊叫。听着那长短交错的啊啊的回声，不用查解码表，我知道她在说：我——又——会——说——话——啦——我——又——会——说——话——啦——

　　一种类似自豪的东西来到了我身上。我不知道在此之前是否有人这样教过哑巴说话。我能想到电报编码，我觉得是因为情爱激发了一种特殊状态，让我产生了诗人们常说的那种灵感。我和玲姐把编码整理了一下。我打算带一份给阿伍的弟弟，也许他以后给哑巴农妇打电话时能用得着。玲姐还把一首流行歌词编上了码，自己啊啊地唱了一遍，然后教给了哑巴农妇。哑巴农妇唱着那首歌蹦蹦跳跳地下山了，身后跟着一群蝴蝶。

　　４年后，阿伍和一个女孩在湖边小屋里被一群蒙面人绑架，哑巴农妇拨通了阿伍弟弟的手机，正啊啊地说着话，两个蒙面人走了过来。其中高个子笑了，说：“你看，这个弯脚杆（四川话：农民）吓傻了。等她说，等她说，随便她说啥子，不要管她。”两个蒙面人就站在哑巴农妇身边嘻嘻地笑着，哑巴农妇打完了电话，两个蒙面人让她再打，“我们哥子还没见过哑巴打电话咧。”不用说，阿伍获救了。这是后话。

　　这天下午，玲姐坐在小屋旁的溪边，唱着她教给哑巴农妇的那首歌，突然容光焕发。她拉着我走进小屋，从旅行包里掏出了一台小音响，开始了最后一课的最后一部分。她轻声哼唱着她学过的一支钢琴曲，对我讲解了其中的节奏是如何奇妙变化的。然后是另一支钢琴曲。然后，她打开了小音响，我们试着把那些节奏引入性爱的过程。玲姐短暂的示范后，我的手指开始在她的身上或轻或重、或疾或徐地演奏着，她的手指也开始在我的身上或轻或重、或疾或徐地演奏着。能演奏的当然不只是手指。照玲姐的说法，无论用身体的哪一部分演奏，这种音乐的秘密都是来自被控制的力量，来自愉悦对方的同时愉悦自己的愿望。

　　如果我不是亲身经历那一阵阵感觉风暴，那一缕缕缠绵，我会说那是一件令人难以想象的事。玲姐再次带我进入一个奇妙的世界。我真的领会其中的奥妙，当然是在以后。经过多年的练习和反复摸索，现在，我已经了解：性爱的乐趣主要取决于创造性。仅仅有体位的变化还不够。仅仅有情话的变化还不够。在一些音乐发达的国家和地区，曾经有不少人尝试过把音乐引入性爱，可惜那些经验现在快失传了，确实应该找回来。维也纳曾经流传过一句谚语，现在全世界都知道：“女人是一架钢琴。”其实在维也纳音乐辉煌时代普通市民的性爱生活中，男女都是乐器，也都是演奏者，几乎都擅长不同的指法，不同的引子，不同的第一乐章，不同的变奏、复奏、柔板、快板、回旋……渐强……渐弱……不同的速度……每一次的结构也不同，或采用经典的交响乐模式，或采用牧歌或民谣模式。前者有一些过于庄严，后者有一些过于活泼，据说，根据个人特点稍加改变和组合，效果会更明显，更容易一起进入振动……关于结构，法国人和意大利人很有研究。法国宫廷乐师就曾把巴赫赋格的秘密教给了皇帝，那是一种可以让人着迷、高潮叠起、无限循环的结构。意大利人马莱尔巴为了方便他的同胞查阅各种音乐模式，甚至汇编了一本枕边音乐手册。他写道：小快板——行板，自由节奏——非常活泼——温和的小快板的模式，取自西贝柳斯的Ｄ大调交响乐第２号作品或第４３号作品，凡是取自西贝柳斯的各种模式都易于实现，而且能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为了快速而不失其男人的权威感，应该采用莫扎特的降Ｅ大调第Ｋ．３６４号作品……诸如此类。我记忆最深的是后记中的这样一段话：“在各种音乐模式上建立起来的关系中，至关重要的是两个人都得集中精力，如果其中一个人走调，那么就意味着失败。相反，则意味着狂喜。”至于他个人，他很可能偏爱博凯里尼式的幻想曲和突然的变奏，以便了解自己和女方的潜力。不过，大多数时候他的各乐章都有固定的速度，有时候让他高奏凯旋曲的也有可能是维也纳的小进行曲，激变后再来一点德沃夏克式的终曲，或者像１８世纪弥撒曲般的模式：缓慢——行板——小快板。

　　玲姐的手指在我的身上或轻或重、或疾或徐地演奏着，我的手指也在玲姐的身上或轻或重、或疾或徐地演奏着。能演奏的当然不只是手指。全身几乎没有一处地方不能演奏。头发、睫毛、鼻子、嘴唇、舌尖、耳朵、上半身和下半身等等，都能变成演奏者和乐器。有的是古典风格演奏者，有的是流行风格演奏者，有的则是这种风格那种风格混合的演奏者。有的变成了弦乐乐器，有的变成了管乐乐器，有的变成了键盘乐或打击乐乐器。音乐在皮肤上流淌，在血管里流淌。音乐在胸膛里激荡，在细胞里激荡。

　　演奏完毕，我们互相搂抱着小睡了一阵。 我先醒了过来，坐在门口，越过湖水眺望落日。山谷上方的空气越来越红，飞鸟在两山之间不停往返。有几分钟我的脑子里浮起了一幅巨大的广告牌，那是亲水别墅的销售广告：水边林前的别墅，停在私家车道上的小汽车，在草地上奔跑的孩子和狗，坐在门廊里的男人和女人。我觉得我看见了我和玲姐的未来，我知道我脸上浮起了微笑。

　　玲姐走过来的时候，我把这幅广告向她描绘了一遍。

　　然后，我说：“将来……”

　　玲姐在我嘴唇边竖起了一根手指。

夜紫光

第六部分（1）
乐小天

　　玲姐说她只有８天假，我们不得不回到了城里。

　　工作上的挫折在城里等着我。

　　星期二我去公司销假，一走出电梯，就看见几个人站在走廊白板前指指点点。我停下来，看见白板上贴着一份销售员名单。Ａ５打印纸，共３页。每页上都有几个名字被人拿笔或
涂改液涂掉了。盖着公司印章的地方，有人吐了一口痰。我找到自己的名字和配属后，赶紧走开，怕有认识的人过来搭话。我担心有人会向我表示同情，更担心有人会向我表示祝贺。

　　这件事在看不见的地方悬了一个月，我一直没管它，按理说，我不应该指望名单上没有我，但看见自己名字的那一刻，我还是有点希望自己看错了，或办公室打字员打错了。当然，我也知道我不会遇到那样幸运的错误。我已经够幸运的了。到此为止，工作上的悬念实实在在落到了白纸黑字上，我觉得我摔得也不算太痛，毕竟有从湖边带回来的快乐在心里垫着。

　　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动，我觉得应该马上让玲姐知道。得到消息这么久，没告诉她，已经对不起她了。前些时没告诉她，也许还可以勉强解释为我有这样那样的顾虑。现在，情况不一样了，我觉得我们是一个人了。我这方面的事情，无论好坏都应该告诉“另一半”（我喜欢人们有时候爱用的“另一半”这个词）。 况且，我已经不认为去做销售员完全是一件坏事。稳定的收入是失去了，至少千篇一律的日子也结束了。在这样的公司里做技术也做不出头。做销售，我要面临的除了动荡和艰辛，也许还有一本励志书上讲的神奇时刻，那种能改变命运的神奇时刻。

　　我走到露台花园里，打算给玲姐打电话。露台花园建在一幢附楼的楼顶上，玻璃天棚，半个北京尽收眼底。面对敞开的城市，我的胸中意气翻涌。目光正从玫瑰色的天际吸取词汇，脑袋里正琢磨着怎么跟玲姐说这事，忽然听到有人喊我。我转过头，看见阿伍和粘糊小妹站在一丛美人蕉后面，朝我招着手。阿伍指着哭哭啼啼的粘糊小妹告诉我，名单上也有她，阿伍说：“我都跟她说好几遍了，在这哭没有用，要哭就上总经理办公室去哭，可她一定要躲在这里哭。” 粘糊小妹说：“在那里人家哭不畅快嘛。”接着，粘糊小妹笑起来，说其实她知道上哪儿哭都没有用，她只是自个儿哭着玩的，觉得不哭一哭，好像对不起正式开始冒险的日子。我笑了笑。 粘糊小妹抹抹眼睛望着我，说：“小天哥带着我跑销售好不好？”

　　这好像不是一件小事。我想了想，说：“我可说不上好不好。我长这么大，只会买东西，还没卖掉过一样东西呢。”

　　阿伍说：“别说那么多了，搭个档，算是互相有个照应吧。客户是男的，她就上。是女的嘛，你们不知道怎么办就给我打电话。”

　　我笑了，“这么一说，我们成卖什么的了。”

　　阿伍严肃地说：“卖服务。这年头，只卖东西，不卖服务，什么都卖不掉。”

　　我说：“那倒也是。”我没心思跟他们多扯这些事，谢了谢阿伍帮我借房子，就走开了。见在露台花园里不能安安静静打电话，公司大楼里别的地方也不够私密，我觉得不如先去找经理袁大头销假和告别，然后再下楼给玲姐打电话。

　　走到袁大头办公室门口，敲了敲门，里面隔了一会儿才有人说：“请进。”袁大头即使一个人在办公室里闲得无聊，你去敲门，他还是要隔那么一会儿才吭声。我很烦曾经在衙门里流行过的这一套。记得哪一本书上见到过有关这种行为的心理解读：这一小小的延宕，能迫使人把节奏放慢，迫使人持重。知道了这一点，我经常反其道而行之，一敲门就推开，推敲一气呵成。但这一天，我决定满足一下袁大头。

　　我轻轻推开门。袁大头装出一副正在审阅文件的样子，示意我去沙发上落坐，要我稍等一下。他继续看文件。我知道袁大头在拿两眼的余光研究我，同时在肚子里聚集语言，他一贯这样做。反正在他手下也没几天了，看在他上次爽爽快快答应我休假的份上，我就爽爽快快地坐在那里。袁大头放下文件，在文件一角飞快地写几个字，才离开办公桌走到另一张沙发上坐下。

　　袁大头说你来了，我点了点头。这显然是废话，袁大头很擅长拿废话做开场白，我觉得，临走前多听几句废话也是应该的。袁大头似乎看出了我心情还不坏，接着又来了一大串滑滑溜溜的废话。他问了问我休假的情况，去了哪里，愉不愉快，等等。再接着，用很诚挚的口气表示了一下对我的赏识，他说这次公司决定让我去做销售，他看出了我的素质：我在公司里有令人羡慕也令人嫉恨的关系，却没动用过，他真是很赏识我的沉着与自信，等等。末了，表示了一下惋惜，他说我一直对他的工作很支持，现在我要离开了，他真是很惋惜，等等。他说这些的时候，我不出声地听着，像欣赏一个演员的表演。我有几次想站起来走掉，有几次想吐，有几次想笑，还有几次觉得他把那么多文件一样的台词说出来，也真不容易。我在袁大头手下干了大半年，他跟我说过的话加起来，都没有今天这么多，这么有“感情含量”。有几秒钟我想起了人力资源部经理，如果那个经理用这种方式跟维修部的技术员谈话，我不知道他的鼻子还会不会歪掉。

　　大约半个小时后，袁大头看了看表，说：“一起吃顿饭怎么样？部门里的人都去，为你饯行。” 我笑了笑，说：“算啦，有你一个人挖苦，应该够了吧？” 袁大头也笑了笑，说：“不能算是挖苦吧？你啊，我也知道，你一回来我也就不在这个位子上啦。到时候你是给我饯行，还是挖苦我，都随阁下的便吧。” 我说：“阁下这是真的在挖苦我了。” 他直摇大头，叹气，把我送出办公室。我握了握他伸过来的手，觉得自己已经没必要说更难听的话。一想到我再也不会走进这间办公室了，不会跟这个大头在一个部门了，心胸仿佛开阔了许多，跟过去结下的怨也都一刀两断了。

　　乘同事去食堂里吃饭的时间，我走进办公室，往纸袋里收拾自己的东西。整个办公室一片沉寂，三十多个小隔间像战后的坑道掩体。收拾好东西后，我双手枕在脑后，仰靠在电脑椅上坐了一会，望着天花板发了一会呆。然后关掉日光灯，轻轻地带上门走掉了。我觉得这样静悄悄地离开最好，免得我和大家都罗嗦。

　　拎着大纸袋走出公司大楼，回头望了望这幢挂满了空调的建筑，想起了玲姐第一次陪我来应聘的那个上午。那个上午天很热，我在培训中心参加笔试，玲姐和另外几个应聘者的亲友站在一起，一直呆在门口的大树下等着。玲姐第二次陪我来应聘的时候，不知道她怎么说通了保安，在大楼里晃悠开了，从清洁女工那儿打听到公司的韩总喜欢下围棋。第三次应聘，我正在填表，林秘书走过来把我带到韩总的办公室里。我看见玲姐正坐在韩总对面，跟韩总聊国家围棋队的八卦故事。后来我跟韩总下了一局棋，玲姐也跟韩总下了一局，最后赢得了这份工作。

　　现在，我离开这幢大楼了，不用说，我百感交集。从编制上讲，我已经是北京分公司销售部的人，我不知道还有没有机会回到总部。写到这里我停下来想了很久。我想，如果不是由于我跟玲姐的关系刚刚有了突破，我整个人振奋而新鲜，我不知道自己当时会是怎样的晦暗和失落。我想，一份感情带来的能量真是不可思议，这次挫折不仅没有太影响我对生活的信心，甚至不妨夸大其辞一点说，我反而受到了激励。我在大楼前只站了不到一分钟，就叫了一辆车迅速离开。

　　在出租车上我拨通了玲姐的电话，把我要去做销售员的事简单告诉了她。我尽量往平淡里说，不想让她太担心。玲姐想往细里问，我打断了她，“具体怎么回事，晚上见了面再慢慢说吧。” 玲姐犹豫了一下，说她正想告诉我，她下午要出差。

　　我心里空跳了一拍，很快恢复正常了。这几年，玲姐每年都要出一两趟差，顶多一个星期就能回来。我问她这次要多久，去哪里。玲姐说去上海，应该不会太久。我嗯了一声，问了航班编号，说要去送她。玲姐说几个同事一起走，单位有车送。我说好吧，要她住下后给我打电话。她也嗯了一声，停了停，要我照顾好自己。她说她不在的时候，我不要把自己饿瘦了。她说她刚买了一套厨具和调料，放在客厅里，要我有空的时候拿走。她说：“记着不要经常下馆子，啊？好在你已经能做很多菜了，我应该没什么不放心的。”

　　听见她这样尽心尽力地为我着想，我的心像要化掉了一样。她以前要是这样罗嗦，我可能会有点不耐烦，但这天，这种罗嗦是那样享受，我把她叮嘱的事一一答应了下来。末了，我本来要说我会想她的，但觉得有一点婆婆妈妈的，说不定说到最后会让她带着一双红肿的眼睛出现在同事面前，就没有多说什么。我极力压着离愁别绪，平平淡淡地祝她在上海开心后，就挂机了。

夜紫光

第六部分（2）
乐小天

　　晚上，玲姐没给我打电话。打她的手机，她没开机。打电话去航空公司，知道她乘坐的那趟航班已经在上海准时降落了。再打电话去她以前住过的一家宾馆，人家说房客名单中没有这个人。我闷了一分钟，觉得几个人一起出差，她应该不会出什么事。她可能是手机没电了，她可能正在接风宴上周旋。

　　第二天我去北京分公司销售部报到，部门经理介绍了销售业务。从理论上讲，凡是通信
上用得着的东西无所不包，小到电话配件，大到通信卫星，可大可小的单子如电缆、光缆、载波、微波、交换机等等。拿经理的话说，我们出售的是家庭的神经，城市的神经，世界的神经，到底是哪一部分神经，就看销售员个人的本事了。他表示很欢迎我这样懂通信技术的人来做销售，欢迎的理由说了一大套。这个经理很能煽乎，是个热情洋溢的小老头，笑的时候，满不在乎地露出一嘴乱七八糟的坏牙。离开的时候，我觉得自己有点感谢这个老头。见面不到半小时，他就把我说得浑身都是劲。

　　回来的路上我去书店转了一圈，挑了一堆销售方面的书。吃惊地发现，这些销售理论跟《魅力》杂志里《给爱情加分１００招》的专题有相似之处。其中，鲜花、微笑、返点、甜言蜜语、个人习惯……都成了销售战争中无所不用的谋略和利器，闪着寒光，寻找着客户柔嫩的心脏和任何致命的部位。正看得热血沸腾，粘糊小妹打来电话，说她已经约好了一个客户晚上去谭鱼头火锅店，要我一起去。

　　我说我恐怕去不了。粘糊小妹大大地“啊？”了一声，问我是不是也跟客户约好了。我笑了起来，告诉她：我动作没她那么快，我刚刚开始学销售理论。粘糊小妹又大大地“啊？”了一声，说：“你可真秀才。学理论学理论学你个头，我可是打听过了，这一行都是拿脚板跑出来的。”我说如果真的是这样，我建议她先去田径训练班学几天。她砰地一声挂上了电话。我楞了楞，才反应过来，我的话里好像有讥讽的意思。但在说的时候，我是真诚的。对于我来说，进入新行当之前，我希望先掌握一些理论知识。对于她来说，很可能第一是行动，第二是行动，第三还是行动。发现了这一点，我觉得跟她合作一把，个性互补一下，没准比我一个人单干强一些。我打算找个时间跟粘糊小妹好好谈一谈。

　　下午，接到了玲姐的电话。头天晚上没打电话的事，她没解释，我也没问。我把做销售的事跟她详细说了一遍。这次，我尽量让她了解我真实的处境。我还把林秘书说的那句话也告诉了她。林秘书说：“犯了错误的，让他去做销售员，要提拔的，也让他去做销售员。”玲姐问要提拔的，通常做多长时间销售。我说一般不超过一年。玲姐觉得先做一做销售业务也没什么不好，她说：“不就是一年嘛。一年过后，怎么回事就全知道了。”她语气很平淡，我很感激她用这种平淡的语气，这样谈这件事。她要是不安，我肯定会很不好受的。

　　接着闲聊了几句上海的天气和饮食。玲姐从饮食聊到了减肥，从减肥又聊到了许可佳。她说：“许可佳向我打听你呢。”

　　我嗯了一声。

　　“她问你这些日子都在忙什么。”

　　我又嗯了一声。

　　“我也不知道怎么跟她说。你说该怎么跟她说？”

　　“我的事，能不能不跟她说？”

　　玲姐笑了，“她追着问，我只好乱说了。我告诉她前一阵子你去上海出差了一星期。”

　　“这样的啊？”

　　“反正我已经这样说了。你什么意思你自己去和人家说清楚吧？”

　　“嗯。”

　　我心里沉了一下。又闲聊几句后，挂上了电话。心里沉下去的那一块缓缓浮了上来。我已经很久没跟许可佳联系了，要不是玲姐提起，我这会儿根本想不起许可佳来。她为什么提起她？她跟许可佳谈起我的时候，她还说了一些什么？许可佳又说了一些什么？热带丛林餐厅的那一幕在大脑里翻转了几圈。那个夜晚缓缓展现。我觉得，我跟许可佳手拉手散步的事，应该由我来告诉玲姐，而不是让玲姐从许可佳嘴里知道这事。当然，告诉玲姐的同时我应该加上反省。那天晚上从餐厅里出来，我对许可佳是有一些模模糊糊的想法，举止是有一些轻浮。但现在，我对许可佳什么想法也没有。我相信这些是能说清楚的，不管是对玲姐，还是对许可佳。我觉得我还没有到不能被原谅的程度。

　　这么想了想，我觉得没什么好担心的，我不应该胡思乱想，自己给自己找不痛快。我觉得我和玲姐的感情已经通过了最终确认，我们现在的主要任务，应该是建设共同的家，共同的未来，而不是扩散猜疑的阴影。我觉得无论什么样的阴影，都能够被湖边小屋壁炉里透出的火光驱散。 　　

　　这一天剩下的时间，我接着看销售方面的书。我希望把别人总结出来的那些智慧，尽快灌进自己脑袋里。我希望自己能尽快成为金牌销售员。虽然不一定马上让玲姐过上富人的生活，但至少不应该成为玲姐的负担。那阵子我每个月房租１０００元，手机费生活费交通费等等加起来，每个月收入少于２０００元就得动存款。工作了大半年，存款没上万，如果３个月以内拿不下一单，以后的日子是什么样我不愿意再想象了。

　　２００３年７月１６日，我写销售员这一段经历时，重新翻了翻以前的读书笔记。我发现，那阵子，我对销售书籍有时候欣赏，有时候厌恶，更多的时候欣赏与厌恶混在一起。那些销售书中，有大量的表格和概念，枯燥就不用说了。还有大量的军事术语，把客户描述成敌人，不知不觉中激起你对陌生人的仇恨。目标，情报，迂回，掩护，波次，占领等等，这种词不时冒出来，带着硝烟和血腥味。看了几天销售书好不容易碰到一个小故事，让杀气腾腾的文字稍稍松弛下来。我把这个故事抄在了笔记本上，也许值得在此转述一下。

　　一个乡下来的小伙子应聘做销售员。第一天试用结束了，老板问他今天做了几单买卖。小伙子说：一单。老板说：“只有一单？我们这儿可是大公司，一个销售员一天要做20单到30单呢，你卖了多少钱?”小伙子回答：“一百万。”老板有点不相信，问他是怎么卖的。小伙子说：“有个男人来买东西，我先卖给他一个小号的鱼钩，接着是中号的鱼钩，再接着是大号的鱼钩。我又卖给他小号的鱼线， 接着是中号的鱼线，再接着是大号的鱼线。我问他上哪儿钓鱼，他说海边。我建议他买条船，他就买了条船。他说他的车拉不了，我又卖给他一辆车。”老板说：“哇，好厉害，他开头只是来买个鱼钩的吗？”新来的小伙子说不是的，“他来给他老婆买卫生棉 。我对他说，他的周末算是毁了，他应该去钓鱼。”

　　这是个小笑话，但这是个能鼓舞我这种销售新手的笑话。在不久后到来的四处碰壁的日子里，在我陷入无人救援的绝境时，我就会想起这个笑话，从这个笑话中吸取力量。

　　半夜里，粘糊小妹打来电话，说她已经拿下了第一单。她大骂她请的那个红脸汉子心黑，把价压到了底线。扣除这天晚上的火锅钱后，她不赔不赚，白干。我认为她还是赚了经验，还有开张的心情。她说那倒也是。她问我准备什么时候出马。我说要等我把这几本书看完。她说你看吧看吧，看完了别忘了把书煮熟吃掉。我笑了笑，说不至于吧，有你这样的搭档，就算赚不着钱，谭鱼头还是有得吃的。她又砰地一声挂上了电话。我楞了楞，拨通了她的手机，她好像忘掉了刚才砸电话的事，不停地笑。我们约好下个星期见面。

　　星期四，我给林秘书打电话，说带她去找常四段。林秘书很高兴，说她下班后就去棋院，要我先去棋院里等她。我下午早早就去了棋院。能在销售员的事公布之后再帮林秘书找围棋老师，这让我感觉很好。

　　走到棋院方形大楼背后，我看见楼顶上站着几个工人，用绳子拴着电缆往上吊着，三楼窗户里探出一些脑袋不停地喊叫，楼下还有几个工人在挖沟。这些工人都穿着黄马甲，黄马甲上印有“ＸＸ通信公司工程部”几个红字。ＸＸ通信公司正是我所在的公司，但我一看施工现场，就知道他们不是本公司的。一定是某个有关系的包工头，以公司的名义揽了活。我有点埋怨自己太不敏感了，这么熟的地方，没来打听一下。这笔业务可能是早就敲定了的，但也可能是我得知自己要做销售员之后才开始谈的。那可是大屏幕转播专用的电缆，不是小单。

　　见了常四段，我才知道那条电缆是通向一家茶艺馆的。有个佛山人在附近租了一个大厅，平时做茶艺，有棋赛时，打算请国家队的高段棋手来讲解，收门票。通信单子是怎么回事，常四段不清楚。过了几个月后我才知道，做那个单子的销售员果然把单子转给了一个包工头，包工头用淘汰的电缆冒充优质电缆。一场官司下来，销售员被大大罚了一笔款。

　　我和常四段正聊着，林秘书来了。我作过介绍后，他俩聊了几句。我发现他俩的瞳孔在放大，目光在对撞，空气中有静电火花的噼啪微响。我相信，我目睹了一场爱情的诞生。我相信，她一眼就看出了一个男人的孤独与纯粹，他一眼就看出了一个女人的寂寞与渴望。

夜紫光

第六部分（3）
乐小天

　　周末，我很想念玲姐。拿一句歌词来说：想念突然袭击了我。我拨通了玲姐的电话，玲姐问我怎么不说话，她说：“你怎么啦？”我先是没说什么，接着说没什么。玲姐笑起来了，问我拿走那套厨具没有，我说没有。我问她什么时候回来，她说快了快了就这几天。我问具体哪天，她告诉我说不准，动身前她会给我打电话的。挂上电话后，我发现那股想念劲儿一点也没减轻，甚至更想念她了。

　　这几年周末我很少单独过，差不多都是跟玲姐一起过的。这一天我觉得我的手在想念她的手，我的鼻子在想念她的鼻子，我全身没有一处地方不在想念她。星期六，我坐车去玲姐家，她家里的空气还是她离开时的空气，我能闻到她的气味。晚上，抱着她的枕头睡了一夜，早晨起来还是很想念她。

　　上午把厨具拿回来装上。我站在门口看了好几眼，厨具光洁锃亮，让人一点下厨的欲望也没有。去附近一家馆子吃过饭，回家看书。许可佳打电话来了。

　　许可佳一开口就哼哼了几声，说：“给你个机会向本姑娘道歉，哼哼哼。”

　　我笑了，说：“说起来，我还真是应该道歉。”

　　许可佳说：“好啦，我已经原谅你啦。”

　　我问：“是不是真的啊？”

　　许可佳又哼哼了两声，说：“我这么快就原谅你了，瞧我多好！我要是个男生，我都要追我自己。”

　　我停了停，说：“那天晚上我喝多了。本来前些时要请你吃顿饭，向你道歉的，可我出城了。前后又有些事缠着。”

　　许可佳说：“今天天气不错，你请我逛书市吧。”

　　我知道地坛公园在办书展，想了想，答应了她。我觉得有些话还是早一点说清楚的好，不管对我，对许可佳，还是对玲姐。

　　这一天，天气很热。地坛公园里人很多。我们转了不到半小时，许可佳就说她受不了，要回家。我知道她本来就不是那种酷爱书的人，这里也不是谈那种事的地方，就随她出来了。我叫了一辆出租车，送许可佳回家。路上我想起许可佳住的那条街，有家冰淇淋店，店名叫６８种。我让出租车在６８种冰淇淋店门口停下来。

　　我们找了个靠窗的位置坐下。许可佳一口气点了８种冰淇淋。她吃得很快，好像恨不能一下子把８种冰淇淋全塞进嘴里。她的话比平时少多了。有几次我想跟她谈一谈热带丛林餐厅的那个晚上，告诉她其实我没那个意思，但不知道怎么开口才像话。正琢磨着，邻桌一个女孩跟同桌的一个小伙子说，她喜欢那种有苹果酒味的冰淇淋。我立刻招手叫来服务生，为许可佳点了４支有苹果酒味的冰淇淋。

　　不知道许可佳喜不喜欢这种冰淇淋，她小口小口地吃着。刚刚还那么性急，这会儿吃得这么慢，也许是吃多吃累了？也许是因为我点的？我胡乱琢磨了一分钟，然后跟她闲扯了几句冰淇淋里的苹果酒味。再然后，吸一口气，把话题过渡到热带丛林餐厅的土著果酒上。我对她说：“那天晚上我真的喝多了。”

　　许可佳笑了笑，说：“你说喝多了就喝多了吧。”

　　“真喝多了。”

　　许可佳还在笑，“好吧。”

　　“所以，请你别介意。”

　　许可佳问：“介意什么呢？有什么好介意呢？”

　　我松了口气，觉得接下来好谈多了。我说：“你不介意就好了，没什么可介意的就更好了。”

　　正说着，邻桌小伙子向服务生抱怨开了，说给他的不是他要的那种冰淇淋。声音有点大，我只得按住话头。

　　那个服务生是个很年轻的女孩，很不高兴，让小伙子自己看桌上的单子。小伙子反复强调他要的是苹果酒味的冰淇淋，而不是苹果口味的。服务生则坚持小伙子当时要的就是苹果口味的，而不是苹果酒味的。两人吵开了。旁边有个中年女人插了一嘴：“搞错了换一个就行了嘛，有什么大不了的？现在的年轻人也真是，这么点子事就上头上脸的。”

　　角落里有个女孩噌地站了起来，说：“年轻人怎么啦？年轻人心直口快，表里如一。”旁边有人扯了扯她的裙角，她依然不管不顾地说下去，“不像有些人，半大不小的，暗地里揪住青春的尾巴不放，表面上又装成熟美。”马上又站起来两个中年女人，指责女孩。每个人说话都有条有理，凑到一起却吵得乱七八糟。吵架的小伙子倒笑了：“算啦算啦，你们都别吵了，都怪我没说清楚。早知道上这来的人都有股邪火，都是来败火的，我也就不来了。”这下又惹火了半屋子人。不知道是天太热还是什么别的缘故，反正大家都吵得有点夸张，还夹杂着互相胡乱问侯别人的各种女性亲属。正吵闹着，一个虎头楞脑的保安急了，吼道：“吵什么吵？不就是服务生的态度差点，说话欠点，你们都当她是傻Ｂ不就完了嘛？！”那个服务生立刻举起手中的冰淇淋，朝保安脸上摔过去。保安闪开了，冰淇淋落到了吵架小伙子的女友身上。那女孩本来一直文文静静地坐着，这时瞧了瞧自己胸前，突然惊叫了一声：“丫的，还真动手啊?！”抄起桌上剩下的几支冰淇淋扔向服务生。一场冰淇淋大战就这样开始了。

　　我想拉走许可佳，许可佳不肯走。她把面前的冰淇淋一支接一支扔出去，很有点兴高采烈的样子。理所当然，我们招来了更多冰淇淋。我只得张开双臂，尽力保护她。她不时从我肩膀边探出头来，朝人家扔冰淇淋。直到听见警车驰来的动静，许可佳才拉着我的手笑着逃出了门。

　　街上不少人看着我们笑，许可佳拉我钻进一条胡同，说你这样子是回不了家的，“警察叔叔一定会抓到你。”她要我上她家里去换衣服。见我在犹豫，她又说她爸妈不在家，没人会笑我的。我又犹豫了一下，觉得坐出租回去，司机多半会拒载，坐公交和地铁回去，路上也有点不像样子。她家就在附近，好像也只有这样了。

　　我带着许可佳爸爸的衣服进洗手间里冲澡，关掉水龙头往身上抹沐浴液的时候，听见许可佳在另一个洗手间里洗澡和唱歌：“洗澡真快乐呀，洗澡真快乐！”歌声和哗哗的水声混在一起传过来。立刻，眼前出现了许可佳光着身子的样子。我回想起了在冰淇淋店里保护许可佳的时候，许可佳贴在我身上，带给我一阵阵麻酥酥的感觉。我又回想起了湖边壁炉前的一幕，身体里的冲动久久不能平息下来。各种念头在脑子里来来去去。我对自己说，我应该尽快洗完澡，尽快跟许可佳说清楚我的意思。别的，没有别的了。

　　洗完澡，身体的反应还没有消除，我呆在洗手间里不敢出来。身上似乎还有各种冰淇淋混在一起的味道，再加上以前没用过的沐浴液的味道，皮肤隐隐发痒。听见另一个洗手间的水声和歌声都停了，我开始穿衣服。我闻到许可佳爸爸的衣服上，有一股我不习惯的洗衣粉的气味，这也让我浑身不自在。听到防盗门打开的声音，客厅里有人说话的声音，立刻，我身体里一个胀鼓鼓的东西像气球一样泄了气。又磨蹭了一阵，对着镜子调整了表情，才打开门走进客厅。

　　许可佳的爸爸正坐在沙发上看报纸。许可佳站在一旁说话，用毛巾擦头发上的水。见我出来了，许可佳把我介绍给她爸爸。她爸爸摘下眼镜，说嗯嗯嗯，好好好。他抖了一下手中的报纸，又说，报纸上常有我所在公司的报道，“是个不错的公司，不错不错。”我笑了笑。许可佳的妈妈闻声从厨房里走了出来，一只手上还拿着棵芹菜，一只手理了理我身上的衣服，说：“呀，还蛮合身的呢，跟她爸像一个模子里倒出来的。”我又笑了笑。许可佳又作了介绍。我说了一声伯母好，就不知道说什么好了。手脚都不像是我的。我觉得就这样拎着衣服走掉，好像很失礼。浑身僵硬地站在客厅里，尽量保持着脸上的笑。

　　我注意到许可佳的爸爸在继续看报纸，头也没再抬一下。许可佳的妈妈瞟了他一眼，说他总是这样一回来就看报纸看报纸，好像要把每一个字都吸到脑袋里去一样，“走，咱们别理他。”她妈妈把我推进书房里。我看见墙上挂着不少许可佳得的奖状。她妈妈用手中的芹菜指着那些奖状，一张一张讲给我听。许可佳在一旁跺了两次脚，叫了两声妈，她妈妈也不理，接着翻出许可佳小时候的照片要给我看，被许可佳夺过去了。她妈妈这才笑呵呵地说：“好好好，你自己给小天看吧。”临出书房门的时候，又回过头笑了一下，问我喜欢吃什么。我说我不在这吃晚饭，马上就要走的。她妈妈立刻瞪大了眼睛，说这孩子，不许走，要是走了，就是瞧不上伯母烧菜的手艺。我只好笑一笑，客套了两句。

　　书房里只剩下我和许可佳的时候，墙上的挂钟似乎走得更响了一些。我不知道目光往哪里搁，就从书架上随意抽出一本书，挡住自己的眼睛。翻了翻，才发现是本胎教方面的书，塞回去换了一本。偷偷瞄了一眼许可佳，她正在看自己的照片。看来这会儿是不能说那种事了，她要是突然不高兴了，她父母问起来我可怎么办？许可佳在一旁坐了一会，听见妈妈喊她，她说了一声你自己随意，怎么样都没关系的，就出去了。吃晚饭之前，她进来看过我两次，闲扯了几句，说她再去帮一帮她妈妈做饭，又出去了。其实我一个字也没看进去，只希望早点吃完饭走人。在餐桌边坐下来，许可佳的爸爸开了一瓶酒，我觉得让他给我斟酒有些过份，就接过了酒瓶子，给他倒上。

　　几杯酒下肚，我觉得脸上有些发热，就推说自己不太能喝酒，不能陪了。许可佳的爸爸也不以为意，他自己喝着，话明显多了起来，跟我聊了几句对国家经济形势的看法，又聊了几句沈阳和重庆的下岗工人在市府前静坐的事。许可佳妈妈打断了他。她妈妈给我夹菜，眉开眼笑地说她不知道我喜欢吃武昌鱼、蕨菜和排骨藕汤，这次来不及准备，只能是有什么做什么了，改天一定补回来。我笑了笑，回答这个话题的难度，对我来说有点太大了。许可佳在一旁低着头吃饭，不时抿着嘴笑一笑。

　　吃完饭，又闲聊了几句，我告辞了。许可佳的妈妈送我到楼梯口，说：“下个周末一定要来啊？不来，就是伯母这次菜没烧好。”我只好笑，称赞她烧的菜味道好极了。其实我刚才根本没心思细品菜的味道。

　　许可佳送我下楼，还想把我送到大街上，我拦住了她，说等到了大街上，我还得送她回家。她才站住了。我抬头朝她家窗户里射出的灯光看了一眼，想了想，觉得这时候说那件事还是不合适。具体怎么不合适，一下子说不上来，只是一种感觉。 现在回过头想想，也许许可佳这样的女孩对自己有好感，我心底里还是喜欢和留恋的，临到要斩断了，突然又不想那么干脆。也许还因为刚刚从许家走出来，浑身还裹着一团温暖的家庭气氛，不想马上破坏它。也许，应该还有更多的也许。

　　我说：“我走啦。”

　　许可佳有一会儿没说话，接着嗯了一声，说：“好。”

　　我往前走的时候，她却跟着我。她对我说她妈妈话太多，挺搞笑的，要我别介意。我说：“你妈妈挺好的呀。”我夸她妈妈待人热情。还想夸几句，找不着词。

　　许可佳笑了，说：“我也不知道他们怎么突然就回来了。他们原先说，要晚上才回来的。”

　　“嗯。你回去吧。”

　　“好。”

　　许可佳站住了。我又往前走了十几步，突然听见背后有人跑过来的脚步声，转过头看看，是许可佳。还没来得及说什么，她已经扑进了我怀里。接着，我被她抱住了。她没头没脑地亲了我一口，说了声晚安，就咚咚咚地跑回去了。

　　涌进脑袋里的血一点一点退下来，我头晕晕的。许可佳扑过来亲那么一下的过程不足１０秒钟。我看见她在夜色里奔跑，我看见她跑进了单元门洞。楼道里的声控电灯一层接一层亮起来。

夜紫光

第六部分（4）
乐小天

　　事情好像更复杂了。我和许可佳，原来只是拉拉手，在街上走一走，我可以勉强对自己说，这是怎么解释都可以的事情。大致上能糊弄过去，不一定非说清楚不可。现在，从天而降一个吻，就像是给我们的关系打上了一个印记。

　　回到住处后，我对着镜子看了看，左颊上有一个口红印，像一对让人有点飘飘然的翅膀。再看一看，又觉得它像是烙铁烙上去的一样。赶紧洗掉了。

　　我应当承认，许可佳这样向我表达感情，我做不到心如止水。我猜很多男人处在我这种情况下，也做不到心如止水。这不是要为自己找借口。把自己放到一堆男人里面，也许更能够看清自己。有很多时候，我觉得自己跟很多男人没什么区别。面对许可佳这样一个青春洋溢的女孩，很多男人有的反应我也会有。只不过，有时候我希望自己跟那些同性同胞有一点区别而已。在二十岁出头的年龄，我有时候会有意识地塑造一下自己，我有时候会告诉自己要提防跟别的男人一模一样。我希望自己能抵御一些诱惑，能控制一些反应，能调节一些欲望。

　　在感情这种事情上，我相信，一个人如果真的愿意对另一个人投入更多，就会主动关掉其它阀门。当然，不用说人毕竟是人，难以像机械那样机械，但我还是相信拧松一点或拧紧一点，应该是有可能做到的。

　　公平地说（现在回过头看自己，我希望能尽量公平一些），当时我对玲姐的感情是绝对的主流。在许可佳亲我那么一下之前，我并不是没有比较过。我跟玲姐，是心灵需要、精神需要、生理需要、生活需要等等加在一起。跟许可佳，应该说还没有到需要那个程度。喜欢是有一些的。还有，她和我同龄，跟她携手出入，更容易被社会接受，面子上更好看一些。当然了，能比较的还不止这些，但很难一样一样全部较真。就这么比较两下，已经让我够惭愧的了。

　　从许家回来的当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天快亮的时候，我梦见了一个女人，脸像玲姐，身体像许可佳。一会儿又反过来了，身体像玲姐，脸像许可佳。刚一碰这个女人，我就不行了。 醒过来后，说是醒过来，其实也只是脑子醒了一部分，身体似乎还留在梦中，我给玲姐打了一个电话。 一拨通，我就对玲姐说，你快回来吧你快回来吧。

　　玲姐问我怎么了。

　　她的呼吸吹进了我的耳朵里。我说我很想她。

　　玲姐的语气马上冷淡下来，说我吓了她一跳，她以为我出了什么事，吓得她差点从床上掉下来。她还说昨天忙到后半夜，刚刚睡着一会，“以后不能大清早的这么发神经了。”

　　很久以后我才知道，这天晚上许可佳跑回家后，马上给玲姐打了个电话。这个电话，像玲姐在香山那个晚上一样，打得有点长。也许应该说更长。许可佳把这天我们见面的事都告诉了玲姐。玲姐怕吵着同房间的同事，就走到楼道里去打电话。后来，走到了宾馆大堂里。再后来，上了街。这天晚上，上海上半夜的天气还算温和。到了下半夜，突然下起了雨，玲姐在一片屋檐下站了一会，然后走进一家２４小时营业的超市里。直到许可佳说困了，要睡了，玲姐才回到宾馆躺下。她淋了点雨，这次问题不大。她刚迷迷糊糊睡着，我的电话就把她和同事都吵醒了。她解释说，当时态度“平淡”，确实是因为当时不适合继续打电话。

　　挂断电话后，我心里很难过，那种难过久久没有过去。这天清晨，我本来有很多话要对玲姐说的，结果绝大部分都堵在了嗓子眼那儿。后来我对自己说，她也许只是一时心情不好，会过去的。谁要是没有睡好觉，谁都会心情不好，我希望她放下电话后能好好睡一觉。再说，上“新好男人训练课”时，玲姐曾说过，一个女人情绪容易多变，做男人的不能要求女人时时热烈可爱。 我打算等她情绪好一些的时候，跟她好好谈一谈。记得什么书上说过，感情大坝一旦出现裂缝，若不能及时得到修补，很快就会被撕开。

　　现在说感情已经出现了裂缝，应该还没有充分的证据。我这方面，许可佳还只是一道影子投在大坝上，还没有造成实质性的损伤。玲姐那方面呢？我不知道。也许许可佳对她说了什么让她觉得受伤害的话。我觉得我应该把我跟许可佳的事原原本本告诉玲姐，然后一起商量怎么办。这件事早就该原原本本告诉她了。

　　此后我跑了几天业务，多数时间在烈日下奔走。开始的时候跟粘糊小妹在一起，后来我一个人。粘糊小妹发现，有我在场，远不如她单独作业时有效果。几天下来，一单也没签成。我有些心烦意乱，很难维持好心情。我觉得带着这种心情给玲姐打一个长长的电话，太考验自己。

　　我不知道我是不是天生就没长销售那根神经，跟人打交道时有点庄重严肃。庄重严肃，当然是给自己挑的好听一点的词。拿粘糊小妹的话来说，就是太死板，太老实。有一次有个主任让我在会客室等着，我就等了一下午，下班了，还想等下去，锁门的人对我说主任回家了。另一次，有个科长第一次见到我就大发雷霆，我觉得莫名受辱，忍不住跟他理论起来。还有一次一个科员要我开超出实际金额一倍的发票，我差点痛骂他一顿。

　　才几天时间，我就怀念起在总部的日子了。在有空调的办公大楼里一个人呆在小隔间里，手里拿着咖啡杯，另一只手晃着鼠标修改图表。幸好这样的日子只过了大半年。要是时间再长一些，做销售员的难受劲肯定让我更难受。

　　业务毫无进展，时间一天一天过去，我心里的积压越来越沉重。

　　一天，我正在昌平城外建筑工地的水龙头边喝水，许可佳打电话来了。许可佳又唱又叫的闹了一通后，我才知道这天是我的生日。虽然我一直没把过生日太当回事，可是，第一个祝贺电话不是玲姐打来的，我心里还是格登响了一下。这几年玲姐从来没忘过我的生日，每次生日都变着花样做一些好吃的，都会有一些生日礼物。

　　许可佳要我晚上到她家里去吃饭，说是她母亲要我去的。我说我在昌平，很晚才能回城里。她说好吧，改天再补上。听上去她有点不高兴，但强压着。最后她说她爸爸前几天还夸过我，她模仿她爸爸说话的声调说，小伙子在不错的公司工作，不错不错。我笑了起来，望着烈日下工地上的水龙头，我觉得许可佳爸爸的话真像是在讽刺我。我打断许可佳，说我这会儿不能多说了，有时间我再给她打过去。她说那她就挂电话了，我又犹豫了一下，能感觉到还有一些话堆在我舌头上，我知道那些话会让她难堪，就没说出来。

　　我又喝了几口自来水，决定这一天不跑业务了，从昌平区回到了住的地方。母亲打来了电话，她祝我工作顺利事业有成后，勉励我加强业务学习，最后叮嘱我谈对象要认真负责，对象年龄大小不要超过我３岁。我到北京这么多年，她每次给我打生日电话都是这些话，而且一本正经地说出来，我只有嗯嗯着答应。挂上电话没几分钟，父亲打电话来了。他说话越来越小心翼翼的，好像怕我突然朝他发脾气。我长大以后，跟他说话是不大对劲。

　　这一天剩下的时间我一直在等玲姐的电话，到了晚上，我忍不住拨通了玲姐的手机。我笑着说，你可真忙，把我的生日都忘掉了。她像突然想起来似的，哎呀了一声，然后笑了一阵，说现在祝贺也不算迟吧。接着就祝贺了一通。除了谈对象的事，祝辞跟我母亲说的那些话差不了多少，只不过是用戏谑的语气说的。听上去玲姐心情还算不错，我就把我跟许可佳的事告诉了她。她没有打断我，没有问细节。末了，我问玲姐，我该怎么办？

　　玲姐笑了，说：“你都不知道怎么办，我怎么会知道怎么办？”

　　我没料到她会这样说。从湖边回来后，我觉得我们已经是一个人了，我处理不好的事情，当然可请教她。现在看来，我这些想法太不成熟了，也可以说太不懂女人的心了。亲近的人有可能更敏感，更挑剔。但当时我想不到这些，我脑袋像发昏了一样，还问能不能请她跟许可佳谈一谈，把我没有意思的意思转告给许可佳。

　　玲姐不笑了，有好几秒钟没说话，等她再说话的时候，我觉得电话那头仿佛换了一个人。

　　玲姐说：“你是在开玩笑吧？”

　　我说：“我可是当真的。”

　　玲姐说：“这叫人怎么相信？你要是真的一点意思也没有，人家怎么会亲你？又怎么会亲得着你？”

　　我有点给闷住了，说：“你不相信算了。”

　　玲姐说：“不是我不愿意相信，是你叫我怎么相信？拜托以后编这种故事的时候，多用点心思，让人相信起来容易一些。”

　　我心里仿佛塌了一个洞，继续谈这件事的劲头从那个洞里迅速流走了。

　　我说：“算了算了，不跟你说这些了。”

　　玲姐又笑了起来，她说：“你本来就可以不跟我说这些的。这也不关我什么事。”

　　我嘟哝着说：“当初要不是你把她推过来……嗯，现在时候不同了，再说这个也没什么意思。”我吸了一口气，“反正我不觉得这只是我一个人的事。”

　　玲姐停了一下，说：“你要说当初怎么样怎么样，我就没话说了。你要说现在怎么样怎么样，我倒觉得你应该好好问问你自己现在是怎么想的，怎么做的。”

　　“我都已经告诉你了。”

　　“你叫我怎么相信？”

　　“你实在不相信就算了。”

　　玲姐再次笑起来，说：“好好好，我信我信，我相信人家先把你捆起来，手和脚都捆起来了，然后再亲你，所以亲着了你，行了吧？”

　　“你！我要是真有那个意思，干嘛跟你说啊？”

　　“谁知道。这怕是又要问你自己了。”

　　“我确实没那个意思。这么多年，你还这么不了解我，不相信我。”

　　“了解！相信！这些话你对许可佳说去吧。我这里就不用费这口舌了。”

　　我再也忍不住了，说：“真是白认识这么多年了。”

　　玲姐的声音也大了起来，说：“我还这么想呢。这么多年？我才离开几天？你就这样？你叫我怎么想？”

　　“你爱怎么想就怎么想。反正我没那种想法。事情已经都告诉你了。就是那样的。”

　　“就是那样的？”

　　“就是那样的。”

　　玲姐沉默了几秒钟，叹了口气，说：“我累了，不想听这些了。”

　　我说：“再说下去，我也觉得没劲了。”

　　挂断电话，我在屋子里走来走去。清醒一点后，我觉得这不是玲姐在说话。我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去阳台上吹了吹风，更清醒一些了，又觉得这才是玲姐在说话。我忽然意识到玲姐很可能是在吃醋。跟玲姐谈我和许可佳的事时，要是考虑到她会吃醋，我也许会省略掉从热带丛林餐厅出来的那天晚上拉着许可佳的手散步的细节，还有许可佳亲我那么一下的事实。不过，我也可能会更夸张一些的。当我像说别人的事那样说那些细节时，当我要她去跟许可佳谈一谈时，她要是没有这样的反应，我才应该感到吃惊呢。

　　这么想了想后，我心情好一些了。靠在沙发上仰望着天花板又想了想，我觉得我还是应该把我的想法跟玲姐说说清楚，表明我对她的心迹，不要让她在误会中自己折磨自己。我应该说明业务上的不顺，闷热的天气也让我心烦，然后为刚才的焦躁道歉。也许我还应该在性格上再反省一下，老老实实承认自己有些软弱，告诉她我确实没勇气直截了当地拒绝许可佳。

　　再打电话过去，玲姐的手机已经关掉了。我每隔几分钟拨一次，拨了一个多小时，终于拨通了，但只响了几下铃，就没声音了。打到她房间的座机上，是她的同事接的，同事说她不在，问有什么事需要转告的。我想了想，觉得不应该影响她在单位里的形象，就说不麻烦了，我打她手机吧，谢谢。再打查询电话，查到宾馆附近的一家花店，要花店给玲姐送一束花和一张字条。字条上写：“我不知道是不是应该来上海，请回电话。小天。”

　　一个多小时后，玲姐回电话了，她说：“对不起，我刚才在开会。我明天回北京。”

夜紫光

第六部分（5）
乐小天

　　我上街买了些东西，把玲姐的家布置了一下。客厅里放了一些鲜艳的气球，有的是胖娃娃，有的是胖动物，高高低低悬浮着。我是金牛座的，就让一头气球做的大牛斜挂红缎带，站在进门处的鞋柜前伸出双臂。红缎带上写着：“热烈热烈欢迎阿胖回家！”阿胖，是湖边那几天里启用的新昵称。餐桌上、茶几上、床上摆了一些巧克力和玫瑰，摆成了一行行字：“小天爱阿胖！”“阿胖爱小天！”诸如此类的肉麻话。梳妆台上斜插了一支玫瑰，玫瑰旁放了一张字条：“这支玫瑰是专为你开的！”

　　布置之前，我参考了美国浪漫专家格戴克写的一本书。有一些点子和肉麻话，还来自《魅力》杂志里的专题《给爱情加分１００招》。没办法，要从这个时候的我身上找浪漫，无异于从鸡蛋里挑骨头。像很多男人一样，一般情况下我宁肯把感情藏在心里沤烂，也不轻易拿出来示人。我一般也不看浪漫书刊，觉得那是些小花招，小把戏。现在，我喜欢不喜欢那些小花招小把戏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我喜欢的人喜欢不喜欢。格戴克说：女人的血管里流的都是浪漫。我应该相信他一回。

　　浪漫工程完成后，我出去跑了半天业务，照例一无所获。欢欢喜喜回到玲姐家中，我吃惊地发现，我布置的东西都不见了。每个房间里瞄一眼，都像没被我布置过一样。玲姐不在家，如果不是梳妆台上多了一根长头发，我简直要怀疑她还没回来过。捻起那根头发又去每个房间里转了转，回到客厅长沙发上闷坐着，我能从头发上嗅到玲姐的气味，我的脑袋里一阵一阵地发懵。我当然不会真的认为我是在梦中布置过这套房子的，但此时的感觉，又真的像从一场梦中一点一点醒过来一样。

　　我给玲姐打了个电话，才知道她还得在单位的宾馆里住几天，继续开会。关于那些气球、鲜花和巧克力，她只字未提。很多天后，我实在忍不住提了一句。不记得当时为什么事我们又发生了争执，我说：我一番辛苦和用心，你完全不放在眼里，甚至不放在屋子里。玲姐竟说：“你把家里弄那么乱，害我收拾了半天，累死了，那些小花招小把戏你还好意思说。”

　　我什么都没说就走了出去。我不希望我和玲姐之间的别扭继续闹下去，我渴望玲姐温暖柔软的一面，但是，我不知道除了离开以外更好的办法。玲姐从上海回来后，性情变得很厉害。几次见面，常有冷冷的重重的话朝我摔过来。开始的时候我还要回她几句，后来，我干脆把这当成是又一节训练课，练习一个男人应有的宽容和忍耐。有一天，我试图讲和，尝试了格戴克的一招：“吵嘴的时候让女人住嘴的最好办法，就是吻她，用你的嘴勇敢地堵住她的嘴。”根本不管用，被她冷冷地重重地推开了。我对格戴克的信心一点一点落下去了，我对我自己的信心，也一点一点落下去了。

　　我们见面的次数越来越少。有时候，玲姐明明在北京，她也会在手机里说她在外地。好不容易见着了，不是她家里有别人（一般是丁当或孙姐），就是她找借口很快出了门。长时间没跟她在一起交谈或演奏，那种滋味不说也是清楚的。可我也不愿意表现得太下作，尽管那种滋味比去湖边之前更不是滋味。

　　跟玲姐闹别扭的那段日子，我经常睡不好觉，白天经常精神恍惚地在一幢幢大楼之间奔走。业务方面依然毫无进展。本来有几家客户愿意进一步接触的，但都给别的销售员撬走了。那段时间销售员之间互相撬业务，已经成了一件很正常的事情。不同的公司之间互相撬，就是同一家公司不同的销售员之间也互相撬。你去销售部汇报某公司有意购买某某规格的通信系统，稍不留神，给另一个销售员知道了，那笔业务基本上就不再是你的，除非你还有更狠的招数。

　　更狠的招数，通常意味着更低的价格和人格。当这样的较量发生在我和粘糊小妹之间时，我真的很痛心。她却很无所谓的样子，事后还拍拍我的肩膀说：“小天哥，我请客。业务之内我们是对手，业务之外还是朋友。”我提醒她，那笔业务客户要是发现她没用原来承诺的配置，肯定会找她的。她依然很无所谓的样子，说：“你啊，就是不开窍，眼看着别人撬走你到口的肥肉，真还不如我来撬。我做成了，可以请你，别人做成了，连句谢谢都没有。”我承认她说的也有道理。我只是问她：客户发现了怎么办？粘糊小妹忸怩了一阵，说别人问这个，她肯定不会说，既然我再三追问了，她只得告诉我。她说通常达不到承诺标准的配制不是埋在地下，就是封进了墙壁，不懂行的客户一般不会发现的。就是相同型号的配制，也有正路子与水路子之分，寿命长短之分。况且水路子来的有些比正路子来的质量更好，有些寿命短些，但三两年之内没问题，过了保修期，让维修部的人继续赚钱就是了。我笑了，说：“你厉害你厉害。”她低下头笑了笑，要我别讽剌她。她知道这样做不好，但还是希望这些窍门能帮上我。我说，我下不了那个手。这件事没有接着谈下去，我不想做过多的评论，不想让人觉得我在塑造自己的高大形象。我的形象一点也不高大，只不过比一般销售员多读了几本书而已。我读过的那些书，把我和那样的事情隔开了一些。

　　有时候，许可佳会打电话来提供一些业务信息。我会故意跟她拧着，不去她说的那些单位。一看是她的电话，我一般会说我很忙，待会儿再给她回过去。一会儿过后，我没回过去她也不以为意。她几次约我见面，我都没答应。我已经总结了上两次见面的教训：每见一次，两个人就稀里糊涂的走得更近了一些。对她，我大致上采用的是玲姐对我的冷处理方式。正因为如此，我心里也常常同情许可佳，不愿意说伤她的话。无论如何，一个人喜欢另一个人，都是对另一个人的赞美，我觉得她没有错。错的只能是我，我没能够正确应对。在找到比冷处理更合适的方式之前，对许可佳，我不敢再轻举妄动了。

　　一个周末的晚上，玲姐忽然问我，要是我确实不喜欢许可佳，另外介绍一个好不好。

　　我不知道玲姐是在试探我，还是在说真的。不论是哪一种，她能这样心平气和地提到许可佳的名字，都让我有一点高兴。此前一两天，她对我的态度已经有一些好转。见到了我，会拿我又黑又瘦的模样淡淡地开一两句玩笑。有时候我在电话里咳嗽一声，她还会问我是不是感冒了。

　　我坐在沙发上，心里盘算着是不是借此机会跟她商量一下，怎么把我跟许可佳的事情做个了结。

　　我先把我对许可佳的看法告诉了玲姐，我尽量说出我的真实看法。许可佳不是一个让我讨厌的女孩，许可佳是一个不错的女孩，但是，我对她没有那种感觉，跟她做一个普通朋友可能会很不错，诸如此类。正说着，座机电话响了。听得出来，给玲姐打电话的是一个姓易的男人。

　　玲姐给这个姓易的男人打电话时，声音亲昵，脸上有笑容，手上有动作，嘴上还不停地喊着老易老易。我从来没见过她跟另一个男人打电话时这样，不由得疑心大起：这人跟她什么关系？她为什么要在电话里热呼呼地问起他的饮食起居等等？接下来，心里酸溜溜的，就开大了电视机音量，嘴里还发出了一些小动静。玲姐在嘴边竖起一根手指头朝我嘘了一声。我立刻觉得胸中郁闷无比，肚子里仿佛胀满了可燃气体。

　　我努力忍耐着。玲姐打完电话，过了几分钟，我才问那个人是谁。玲姐笑了一下，反问我：“你是要我说真话呢，还是说假话？”我说：“当然真话，骗来骗去又有什么意思？”她淡淡地说是上个星期，单位里的同事给她介绍的男朋友。我脑子里闪过了一道白光，像电线短路了一样。我马上把前些日子玲姐对我冷淡和这个老易联系在一起。我虎地站起，摔门而去，整幢楼都摇晃了一下。

　　外面下着小雨，天气真是会附和我的心情。我跑出小区院子，才感觉到身上的衣服全都湿透了。又跑过一条巷子，走进一家服装店，买了套衣服换上，然后去旁边的小酒馆里喝了一通酒。平时我不怎么喝酒，这几个月来还只是在许可佳的家里陪她父亲喝了两杯。坐在小酒馆里，我希望酒精能化掉心里的怨气和怒气。这天喝得有点多，心里却越来越明白，对自己的处境看得越来越清楚。从法律上讲，我无权干涉一个单身女人的婚姻大事。从个人感情上讲，我觉得自己是个懦夫，只知道跑。这个时候怎么能跑？调查调查老易，搞搞清楚竞争对手，想想致胜策略才是正事。

　　从小酒馆里出来，在天桥上看见两个十四五岁的女孩，湿衣服贴着单薄的身体，披头散发站在雨中抓着栏杆冲着街上的车流喊叫着。具体喊什么我脑子里没空地方去记忆。但她俩被一股莫名的激情抓住的样子感染了我。我相信，多年后她俩一定会兴致勃勃地回想起雨中的这一幕。我决定让她俩的回想里多一个同样被激情抓住的小伙子，我也抓着栏杆冲着车流喊了一阵。我喊的是：啊！啊！啊！ 我喊不出更多的字，一切已经放进这一个字里了。

　　星期一，我买了一只大风筝，走到玲姐单位的办公楼前放起来。大风筝上拖着两条大红绸，一条红绸上用黄油漆写着：“阿胖，我爱你！”另一条上写着：“阿胖，嫁给我！”

　　调整好风筝的高度与位置后，我给玲姐打了个电话，让她走到窗前往外看一看。一会儿，玲姐说：“我马上下楼，请你别走开。”

夜紫光

第七部分（1）
乐小天

　　玲姐所在的单位是一个行政机关，我去过一次，整幢大楼都给人一种堆满心思的感觉。里面的人喜欢用废话、套话、空话、假话遮掩琢磨人的劲头。我当然不会不知道在这样的单位里上班，每个人都很在意自己的形象。放风筝之前，我已经推敲了红绸子上的词句，既要让玲姐看明白是怎么回事，同时又要让别人看不明白是怎么回事。风筝刚刚放起来，就看见几扇窗户打开了，几只脑袋从窗口探出来，还有人朝天上指指点点的。

　　十几分钟后，玲姐走出了办公大楼。她走过我身边的时候，装作不认识我的样子，朝天上看一看，掠一掠头发，突然掏出剪刀剪断了风筝上的线索。动作很快，又有点不经意的样子。然后头也不回地走出了机关大院。我楞了楞，马上明白了她的用意。隔了一会儿，我才往大院外面走。我觉得她不应该出手的，她应该知道我不会没完没了地闹下去。这会儿我倒有点担心她出手的时候有人看见了。

　　拐进一条小街，玲姐叫了一辆出租车。出租车在我身边停了一下，我钻进去，看见玲姐扭头望着她那边的车窗。我要握她的手，她把手挪开了。一路上她一句话也不说，到了她家楼下，付车费的时候也不说话。上楼梯的时候走得很快。她打开门，等我走进去了，她才关上门靠在门板上喘气。她扫了我一眼，望了一会儿墙壁，又扫了我一眼，又望了一会儿墙壁，一边喘气一边问我：“你在干什么啊？”

　　“我要你嫁给我！”

　　“你那样到底要干什么？”

　　“我要你嫁给我！”

　　“神经！”

　　“我要你嫁给我！”

　　“真是太神经了。”她双手捂着脸，声音从指缝间透出来：“你也不想想，你这么做，我在单位里还怎么做人，脸往哪里放？”

　　她这么一说，我有点生气了。这个问题我本来考虑到了的，但从她的嘴里说出来，我就觉得很不好受。我是诚心诚意向她求婚的，但心底里积蓄的那些怒气和怨气并不是已经完全化掉了。

　　我说：“我怎么啦？我偷了还是抢了？我做了什么让你见不得人的事啦？”

　　“还这么混。总这么混。越来越混了。从来都不替别人想一想。” 　　

　　没说的，这几句话一出来，旧帐也跟着带出来了。她越数落越生气，气得浑身乱抖，像风中的一片树叶。突然，她开始拧她自己，掐她自己。胳膊和腿上立刻红了好几块。我冲上去抓住她的手，她一边挣扎，一边继续咒骂我和她自己。情急中，我又想起了格戴克的那一招：“吵嘴的时候让女人住嘴的最好办法，就是吻她，用你的嘴勇敢地堵住她的嘴。”我把她按在沙发上，这回格戴克赢了。她先是推我，接下来摇头晃脑的，再下来的挣扎越来越无力，再接下来，抱我的手越来越用力了。

　　我觉得这是一个突然到来的特大利好，虽然不是很有把握。我像营销书上说的那样继续进行合理诱导，开发潜力，终于确认了她的需求。

　　晚上临睡前，乘她心情大好，跟她聊了几句那个姓易的男人。她好像也很乐意解释一下。老易在丰台区的一个机关里上班，五十多岁，妻子去世已经３年，有个女儿留学日本。介绍人是单位里的一个领导，既然领导介绍了，她也不好不见面。她只见过老易两次，感觉老易人比较踏实，别的感觉还谈不上。我多少松了一口气，没追着问下去。 　　

　　第二天早晨，玲姐穿着长裤和长袖衬衣去上班。天气闷热，她把自己包得严严实实的。我想捋起她的袖子看一看那些被掐过的地方，她不让。她走后，我在客厅中央呆呆地站了几分钟，然后笑了。

　　我有好久没在这过夜了。这一夜，这一个早晨，有点回到了湖边那种好时光的意思。我坐在沙发上回味了一遍，觉得再也不能让这种日子溜走了。我找出纸和笔，开始计划下一步的行动。首先还是得提防着点那个老易。我得掂一掂我和他的份量，仔细分析一下继续保持份额领先的可行性。也许应该对他进行一次跟踪调查？这好像是在搞恶性竞争，同时提高了时间成本，做得太过份也许还会失去好不容易得来的阶段性成果。也许只需要搞好自己的优势展示就足够了？优势策略是忠诚度管理的核心部分。应该说彼此的优势和劣势还是很明显的。

　　从年龄方面看，我比玲姐小十来岁，老易比玲姐大十来岁，我个人认为这谁都不占便宜，打个平手吧。就算老易年老，现在的社会风气让他略占上风，但我跟玲姐交往的历史比他悠久，补上应该大有富余。如果认真重估一下交往历史方面的价值，应该是非常重大且像文物一样不可替代的。我能分辩出玲姐脸上24种不同的微笑，并能做出24种以上的回应，哼哼，他老易能做到吗？那可是４年来一分一秒积累起来的，绝非一朝一日之功。既然老易不可能知道玲姐微笑时，左嘴角比右嘴角高一毫米或低一毫米的心情有何不同，他又怎能随着她的心态变化而调整自己的行为管理?我越想越觉得交往历史方面是我的核心优势，我应该集中力量，把所有的策划建立在这一优势的基础上。

　　另外，我不用上固定的班，他老易准点出入机关大楼，只要我争取垄断玲姐的业余时间，就算老易上班时打几个电话，也没什么了不起，我反而可以大度一些。如果再加上我陪伴玲姐一生的时间长度正常情况下会超过老易，那么，在时间这个方面，总体来说我应该是远远胜出的。

　　再看一看有形资产竞争，不用审计，他老易应该能盖过我。但我到了他那把年纪，我应该比他强多了。我有信心用不了几年就能超过他。这几年处于劣势，应该用加强服务的方式弥补。比如说浪漫攻势依然不能放松，隔三差五来一下，只要有时间就来一下。格戴克的小成本招数还有一千余种我还没用过呢，一样一样来。只是……浪漫攻势里有的点子需要撒点小谎，这对我有点障碍。不过，在浪漫的事情上撒点谎，据说上帝也会原谅的。

　　我又买了些巧克力、玫瑰花和气球。把巧克力加温融化后，捏造成一些她喜欢的小牛形象，然后放进冰箱里。当她打开冰箱门时，一排小牛就会整整齐齐地出现她眼前。气球里塞了一些字条和一些玫瑰花瓣，悬在浴缸上方。系线索的地方做了一个活套子，她只要拉一拉线头，气球就会爆炸，让里面的花瓣和字条飘飘洒洒地掉进浴缸里，她会从字条上读到一句白勃宁夫人的诗：“跟我一起往下过吧，最好的日子还没有到来呢。”或者读到我爱她的４０条理由。

　　接下来差不多有两个星期，我们是在一种温馨和日常的气氛中度过的。那种气氛，有点像新婚蜜月，同时又有点像夫妻多年。回想起来，两个星期里跟玲姐在一起的时间变得很不均匀，有的稀薄，有的粘稠，总体来说过得很快。过得很快的日子一般都充满了生命的欢愉，这种对时间的感受古人已经说过了：快活，快乐，愉快，我有相同的感受，也许可以说我和古人一样，在生命中的一些时刻瞥见了同一个永恒。

　　在那两个星期里，许可佳和老易这两个人没有出现在我们的谈话里。这不是说许可佳没有给我打电话，也不是说老易没有给玲姐打电话。老易给玲姐打电话的时候，我会主动把电视机的声音调小一些，我会保持安静，我会装作不再把玲姐跟老易的这种来往放在心上，当然，每一句都是放进了耳朵里的。玲姐听出是许可佳给我打电话的时候，一般会走到另一个房间里去，我不清楚她怎么想。只有这两个人打电话来的时候，我才会觉得一切并不像看上去的那么平静。当然，实际上绝大多数时间还是平静的。当我感觉到我和玲姐的感情比较平稳之后，我又出去跑业务了。银子还是要紧的，我非常清楚这一点上也不能输给老易，应该早一天超上或超过老易。我劲头十足，很有一点乐天的感觉。

　　人一得意就容易忘形，“得意忘形”这句成语是古人对人性深刻洞察的结果。我感情上一得意，再加上业务上又烦又忙，接下来的一段日子对玲姐就没那么细致宽容了。虽然没什么大冲突，但生几天气的情况有时候会发生。

　　我做销售员的第三个月里，不记得为什么事我们又生了几天气，互不理睬，也不打电话。有一天我正在跟一个客户谈判，忽然接到了玲姐的电话。玲姐叫了一声我的名字，就哭起来了，然后说她在医院。我心里沉了一下，说：“我就来！”挂断电话就去跟客户告别，客户有点不高兴，但这会儿我顾不了那么多。玲姐很少用那种声音跟我说话，也是我年轻不经事，一听见那种受了伤的幼儿跟亲人说话的声音，我就稳不住。我不知道玲姐出了什么事，眼前闪现出种种恐怖幻象。我有点懊悔自己不该跟她赌那么久的气不打电话。我一边往街上走，一边拨玲姐手机，现在我有时间面对一堆疑问了，我问她在哪家医院，现在怎么样，怎么回事等等。一听说是在楼梯上摔了一下，已无大碍，我稍稍松了口气，但一直跟玲姐通着话。出租车经过一个水果摊时，我看见水果摊后面有家花店，心中动了一下，有点想下车去买，最后还是决定先到医院再说。虽然玲姐后来在电话里轻描淡写的，我还是想先见到她。我问玲姐怎么在楼梯上摔倒的。她说：“我撞到鬼啦。”接着笑了起来，哎唷一声，说她把嘴巴笑痛了。这时候我已经推开了病房的门，玲姐又哎唷一声，扔掉手机，慌忙戴上口罩。　

　　但在那一瞬间，我已瞥见了她的嘴唇，她的嘴唇有点乌肿。一条眉毛上贴着一小块纱布，两只手上都有淤痕，涂了碘酒，身体被病号服裹得严严实实的，伤得怎么样还不清楚。我很想俯下身抱一抱她，但她不让。我傻傻地站了一会，望着她，她也望着我。能从她眼里看到一些笑意，我心里又宽松了一些。 　

　　玲姐说她从楼梯上摔下来是大前天的事，她说她正下着楼，走着走着脚一软，就摔了，“你说这不是撞见鬼了又是什么？”我努力笑了一下，心里有些疑惑，不过没有细问。我在床边坐了一会儿，决定找医生和护士拉拉关系套套近乎。没用多久，我就知道玲姐并不是在楼梯上摔的，而是从折叠小铝梯上摔下来的。一个女医生对我说，请一个小工刷墙也用不了多少钱，你表姐兴致好，偏偏要自己做，好在伤得不算太严重，再观察几天也许就可以出院了。 　

　　我回到病房，心中很歉疚。我对玲姐说刷墙这种事以后让我来干，然后问她怎么突然想起来要刷墙了。

　　玲姐有几秒钟没说话，接着支支唔唔的，从口罩里透出来的声音听上去有些怪异。有一会儿她想把话题转移开，我没接她的话。她双手抓了一阵头发，抬起眼睛望着我，说：“天儿，我们以后再谈这件事好不好？”

　　玲姐叫我天儿的时候不太多，每次这样叫都有点央求的味道。我肠肠肚肚都牵动了一下，但心中的疑惑也更深了。按理说刷墙这种事也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事，我不知道她为什么要这样。我没吭声，去阳台上站了一会，然后到医院外面买了一束花。买水果的时候我想了想，最后买了些能挤出汁的桔子和不太麻烦牙齿的香蕉。回到医院的路上，我自己找了个理由把自己摆平了。我觉得玲姐可能是怕我太内疚，才不提她自己刷墙的事。

　　玲姐喝了一小杯我挤出来的桔子汁，问了些我跑业务的情况。为了让她开心，我告诉她业务进展很不错。这样继续下去，不到３年，我就能买一辆她喜欢的甲壳虫送给她。她双手一拍，口罩里还发出一连串含义不明的叫声。她好像越听越高兴，抬起手比比划划的，有一次还差点把口罩扯下来。

　　正说着，她手机响了。她喂了一声，有一阵子不说话，接着嗯呀啊的。挂断电话后，又闲聊几句，她要我去帮她买些美国甜橙，“喝着桔子汁，忽然就想吃美国的甜橙了。”有一瞬间我觉得她很陌生，仿佛一张口罩把我和她隔在两个世界了。我带着满腹狐疑走出医院，直觉告诉我，玲姐刚才接了一个不同寻常的电话。我走到医院旁边的几家水果摊上挨着问了一遍，结果都说没有什么美国甜橙，也不知道哪有卖的。只得给玲姐打电话，她又嗯呀啊了一阵，最后说像西单商场那样的大商场都会有。我打了一辆车，问司机，司机说不用跑那么远，附近一家商场里就有。　 　

　　买了美国甜橙，我在街边打车，天色越来越暗，好像要下雨。我等了好一会也没有等到空车，我想也不算太远，走回去也是可以的。我走着走着，越走越快，最后竟飞奔起来。　

　　回到医院，脚步一下子沉重了许多。我走上楼，走到病房门口，透过门上镶着的玻璃，我看见一个男人背冲着我，坐在玲姐的床边。这个男人大背头，穿一件铁锈红的皮夹克，他抓着玲姐的手轻轻抚摸着。我像给定住了一样，不能动弹，眨了好几次眼，眼前的一幕却没有消失。

　　我听到了几句玲姐跟这个男人的对话。我听出这个男人就是那个老易。我还听出玲姐跟老易已定下了婚期，他们决定婚后住在老易那边，玲姐就是在刷老易的房子时摔下来的。

　　我转身走下楼。脑袋木木的，像填满了烂木屑。走到医院门口，又折回身，走到医生值班室，把一袋美国甜橙搁在那个女医生的办公桌上。我记得我还掏出了几只送给了女医生，我对她说真是太让你费心了。剩下的怎么办，我好像没有说。 　

　　走出医院，天开始下雨了。我在心里说好！好！好！像灵魂出窍似的，能看见自己在雨地里走，像看见一部电视剧里的年轻主人公，在雨地里傻傻地走。这一切真他妈的太像电视剧了。 　

　　接着我哭了，分不清脸上的雨水和泪水。

夜紫光

第七部分（2）
乐小天

　　没走多远，玲姐打电话来了。听出是她，我没有说话。玲姐问：“你怎么啦？后牙槽都在响。”

　　我说：“没什么，请你以后不要给我打电话好不好？”

　　“你怎么啦？又发什么神经？”

　　我大笑起来：“哈哈哈，我是在发神经，我真的是在发神经，我真他妈的神经病！”

　　“天儿，天儿。”

　　我赶紧关掉了电话，很想嚎啕大哭一场，但一个男人能去哪里哭泣？有一首歌中唱道：一个男人只能在暴雨中哭泣。现在下的这场雨，还太小。我双腿发软。玲姐一声天儿，像抽掉了我的骨头。除她之外，这个世界上只有我母亲叫过我天儿。时光迅速倒流，穿透越来越密集的雨线，把我送回到模模糊糊的童年，模模糊糊的景物中回荡着我的乳名。父母离婚后，有一阵子我不许母亲叫我天儿，她要叫我也不答应，她只好叫我小天了。有一天我正在上课，母亲来看我，样子很奇怪，说她要到很远的地方去，很久都不能来看我。我一边东张西望，一边听她说话，然后很不耐烦地打断她说我要上课去了。她塞给我一个购物袋，里面有衣服、玩具和零食。我抱着大袋子离开了，听见她在后面喊了我一声：“天儿！”我没有回头，答应一声就飞快地跑掉了。我没有回教室，抱着袋子坐在楼梯下的角落里哭着，我记得哭着哭着好像就下起了雨，我一直哭到下课，然后把袋子里的东西都送给了同学。 　　

　　这一段往事我讲给玲姐听过，她搂着我的头喃喃地叫了好几声天儿，还轻轻拍我的背，差点把我拍睡着了。在玲姐家里，有时候我真是有重过一次童年的感觉。 　

　　这之后不久的一个下午，我坐在玲姐家阳台上看报纸，玲姐坐在客厅里看电视，一边给我织毛裤。阳台给玻璃和铝合金封着，细小的尘埃在阳光里悬浮。屋子里除了电视机的声音，听不见其它动静。我看不见玲姐，玲姐也看不见我。忽然听见玲姐叫了我一声：“天儿。”我楞了一下，然后嗯一声，问她什么事。她说没什么事。屋子里又只有电视机的声音了。我继续看报纸，但报纸上写的什么，一个字也看不进去。　　

　　那一刻，在我的想象中：我会常常坐在阳台这张竹躺椅上，玲姐会常常坐在客厅那张沙发上，我看报纸，她打毛衣，我们对粉笔灰一样不断飘落在头上的时间满不在乎。我们一点一点变老，她58岁了，我40岁了，我们坐在床头回忆着过去22年共同的生活，成功化解了一次危机。接着，她78岁，一脸福相的老太太，腿有点小毛病，我已经60岁了，一个还算精神的老头儿，推着她去公园里散步，给她的腿盖上毯子。再接着，她98岁，我80岁，但看上去她比我生动得多。由于在阳台上看了60年报纸，我已老眼昏花，但随时擦亮眼镜从报纸上方探出脑袋，盯着一个经常给玲姐送花的百岁老家伙。一转眼，她已经128岁了，我已经110岁了，我俩颤巍巍的相对而立，让孩子们抬起我俩的手，互相摸着对方的脸，此时她118岁的妹妹已经不跟我们住在一起，不久前，这一对老姐妹俩由于都爱上了我而反目成仇，如果不是因为都老得像婴儿一样举不起枕头，我相信，她俩一定会大打出手。 　　

　　现在看来，这些想象中的故事都不再有机会发生了。无论我做什么，无论我怎么样，她的未来和我的未来，都不会有什么关系。我的梦想，已经被击碎，被病房里那个穿铁锈红皮夹克的男人和玲姐一起联手击得粉碎。剩下要做的事，就是把一棵大树从血肉中拔出来，然后想办法填平留下的巨坑。从今往后，我再也不想受这种罪了。

　　我在雨地里慢慢走着，顶着一颗混混沌沌的脑袋，膝盖在打颤，完全不知道自己要到哪里去。现在到哪里去都是一样的，没有一个人在一个特别的地方等着我，没有一扇门需要我走进去，没有一个温暖柔软的地方可以让我栖息。惊雷阵阵响起，暴雨开始抽打我，让我觉得好受了一些。暴雨最好把我打到水泥地下面的泥土里去。迷迷糊糊的，不知道怎么就走到了车道上，而且是逆着车流。汽车一辆接一辆呼啸而至，溅起积水从我身边掠过。不时有几颗泥星和水珠打在我脸上。不时能听到司机的大骂，骂的是什么我一句也分辨不出来。忽然我站住了，我看见雨水闪亮的快车道上有一只大风筝，一瞬间就被碾得稀烂，还有无数的车轮碾过去，碾过去，碾过去。

　　直到一个交警抓紧我的胳膊，把我拖到岗亭那儿，突然涌到心口的疼痛才让我清醒了一些。那种疼痛的感觉，有点像给一辆车撞了一下。我记得有一次一辆车撞着了我的手，当时感觉不到疼痛，几个小时后那只手才越来越肿，越来越痛。只不过这一次是受了内伤。这个弯转得实在太急了，虽然此前有一些小坡小弯，基本上是在平直的幸福大道上奔驰着的，突然这么急一个弯，就冲出去了。我的五脏六腑都被撕裂了。接着头也开始剧痛起来。

　　交警问我：“你叫什么名字？住哪儿？”

　　我双手挤着太阳穴，想了一会儿，才告诉了他。

　　交警说：“你好像病得不轻呢，你没事吧？”

　　我说没事，就是头有点晕。

　　交警拦了一辆的士，要司机把我送到医院里去。半道上我让司机改变了路线，把我送回家。我一躺上床，就睡着了。醒过来后，头还是又重又痛，在黑暗中转着眼珠，渐渐想起了医院病房里的一幕，觉得心脏肺叶胃都在朝不动的方向撕扯，撕扯，撕扯。 　　

　　经过多次回想，现在我已经感觉不到当年的那种疼痛了。２００１年秋天，我回想过一次，我想起多年前身体里刮过的那场疼痛风暴，还能感觉到内脏一阵阵紧缩，但同时觉得很好笑。一切真的有点像电视剧，我仿佛刚刚从一场电视剧中走出来，对自己刚刚扮演的那个角色很有点不屑的态度。到了２００３年春天，我决定开始认真回想生命中曾经有过的这一段经历时，觉得２００１年秋天的我，对更年轻的我，很不公平。我重新对电视剧和我的关系进行了思考。毫无疑问，刚满２２岁的那一年，我一切都还没有定型，还处于自我塑造和被社会塑造的阶段。电视剧的社会影响力不用形容了，当时我的各种观念，各种表达情感的方式，有很多是从电视剧中学来的。我的行为，有时候是在模仿某一部电视剧的主人公，有时候是在模仿几部电视剧揉在一起后重新拼凑出来的一个主人公。这种模仿，有时候是自觉的，像我有意识地照搬美国浪漫专家格戴克的著作一样。有时候是在潜意识里对我产生影响。我不知道有没有“电视人格”这种说法，不知道是否有人深入研究过。我希望有，并且希望能把研究结果反馈给电视剧制作者，以便商业化的同时不排除加进去一点点责任和良知。

　　从医院里回来后，我在疼痛和高烧中躺了三天，把冰箱吃空了，也不愿下楼。打开关了三天的手机和座机，很快接到了一个电话。听到铃响，我还以为是玲姐打来的（我有点恨自己还期待接到玲姐的电话），结果是粘糊小妹。粘糊小妹说她作东，请我上现代城那边的一家餐厅吃饭。我说身体不舒服，恐怕去不了。粘糊小妹说：“你跟阿伍说吧。”接着听到了阿伍的声音，阿伍说：“你快来吧，你要不来，这一顿我也吃不成了。”我想了想，也好，也该出去喝点酒了，反正我也没别的地方可去，一个人的夜晚不会好过。

　　我洗了洗脸，从镜子里看见自己瘦了整整一圈，眼窝深陷，头发蓬乱。赶到餐厅时，粘糊小妹和阿伍已经坐在桌子边了。我能从他俩脸上看到惊讶的表情。他俩不出声地研究着我。我打量着餐厅。这是一家装修很怪异的餐厅。二楼地板是透明的玻璃，我们坐在楼下，可以看见楼上人的屁股和鞋底。我估计上这家餐厅里来吃饭，可能是阿伍的主意。北京有特色的餐厅，阿伍差不多都去尝过。他常说自己的工资除了供楼，都贡献给三巴了。一巴就是嘴巴，二巴是什么不用说了，三巴是中巴（阿伍住的地方只通小公共）。由于这三巴的缘故，他上班常迟到，我还在总部的时候他经常把卡交给我，让我帮他打卡。

　　他俩大约把我研究得差不多了，开始一本正经地讨论。阿伍问粘糊小妹：“你说这个人是不是小天？”粘糊小妹说：“眼睛好像大了一些，脸上的线条也多了些，好像比那个小天哥哥好看一些哦。”阿伍说：“还是老办法，你亲自来一口试一试？”粘糊小妹脑袋歪来歪去的笑着。阿伍也笑，意味深长地望着我。粘糊小妹问：“亲爱的，谁把你怎么了？”我笑了一下，没说话。阿伍说：“好像是失恋了，不过没听说过他有女朋友嘛。” 　

　　阿伍的一句“好像是失恋了”，触动了我一下。哗哗的雨声立刻在我脑袋里响起来了。我不知道我跟玲姐这一场意味着什么，这是一段无法命名的感情：不像爱情，不像亲情，不像友情，又什么情都有一点。每次我反省，都觉得感情这个词到了我们的关系里，就没法再细分了。我只能说我刚刚经受了一场感情上的挫折，失恋这个词不太准确，这个词似乎太小了。几个晚上我都没睡着，经受着一种陌生的痛苦，我一直想找一句话抓住这种痛苦，好让疼痛减轻一些，好让自己痛个明明白白。但我就是找不到那么一句话——像失恋了？有点像，但远远不够，“像失恋了”还只是那句话的一个零头。

　　粘糊小妹点点头，很有把握地说：“没错，看起来是失恋了。”

　　我苦笑了一下。 　　

　　阿伍说：“嗨！还真是的啊！快莫烦躁，快莫烦躁，吃过饭哥哥就带你去打炮！”

　　粘糊小妹朝他呸了一声，说：“你这人就知道打炮，能不能有点高位追求啊？”

　　阿伍笑了，说：“瞧瞧他，那就是高位追求的结果。他要是先做爱，后谈恋爱，就不会是这副死样子了。”

　　粘糊小妹说：“他不会还是一个童男吧？”

　　阿伍说：“不是童男，怎么会这样？”

　　我打断了他俩，问都点了一些什么菜。我知道要是不打断，他俩会越说越不像话。阿伍谈这种事向来毫无顾忌，况且他对帮助我成长一直充满热情。第一个告诉我“打一炮XXX元”，然后把我带到妓女面前去的就是他。 等粘糊小妹上洗手间了，阿伍告诉我今天晚上有三个选择：一，就地解决，这家餐厅里可以透明的地方一概透明，不可以透明的地方都遮得严严实实的，那些带卡拉ＯＫ的小包间里很安全。二、可以上粘糊小妹住的地方去，他探过口风了，她多半愿意。三、去青塔，那里有条三区交界的小街，也就是三不管，有很多新鲜货色。

　　我没有说话，不想告诉他我已经不是一个童男了，不想受他的好奇心的折磨。我们要的菜很快就上齐了。阿伍举起酒杯，望着我，等着我答复。我盯着面前的“青蛙皮”，“青蛙皮”据说是这最有名的菜，其实是一种寄生在树上的苔藓，有点绿有点皱，吃起来像黄瓜那么脆，又像海蜇皮那么韧。他一边咔叽咔叽地嚼着“青蛙皮”，一边以很少表现过的耐心继续开导我：一个男人在一个女人那里栽倒了，应该从另一个女人那里爬起来。

　　正说着，玲姐打电话来了。玲姐喂了一声，出了一口长气，说：“你真是急死我了。”　

　　我说：“我这会儿有事，完事了我再打给你吧。” 　　

　　她说：“一会儿你来医院好不好，我有些事要跟你说。” 　

　　我说：“我走不开。” 　　

　　她哭了起来，说：“天儿，我要是走得动，早就找你去了。我想看看你。” 　　

　　我说：“我晚上真的有事。” 　　

　　她说：“你开着手机好不好？” 　　

　　我说：“好。”

夜紫光

第七部分（3）
乐小天

　　我收起电话，阿伍从洗手间那边过来了。刚才，我跟玲姐通电话的时候，阿伍朝我望了好一会儿才离开。好几个月过后，阿伍告诉我，这天他上洗手间那边去做粘糊小妹的工作，要粘糊小妹好好照顾我一夜。结果，粘糊小妹吐了他一脸口水，气冲冲地跑走出了餐厅。在此之前，阿伍不知道粘糊小妹是真心喜欢他。知道后，他也没当回事。他走到餐桌边连喝了几杯酒，摇头晃脑地笑个不停。我不知道他发生了什么事，也没心思理会他。几分钟前我听到了玲姐的声音，心里又迸裂了，那些还没有完全愈合的伤口纷纷裂开，疼痛阵阵扩散着。
阿伍重重地坐下，问我刚才是谁打来电话，我没告诉他。他又摇着头笑了，说：“小天你真的完了！没救了！人家打一个电话来，就像拿一把刀捅了你一下。”

　　我觉得他说的不错，这个电话，的确像把刀捅了我一下。我看不见自己脸上的表情，我想那一定很难看。我问他粘糊小妹怎么走掉了。他说：“别管她，你还有两个选择呢。”接下来唉声叹气的，说：“老弟啊老弟，老弟，老弟，女人留下的病只有女人才治得了。这叫以毒攻毒，增加免疫力。哥哥恨不能生为女身，好好为你奉献一把。可惜啊可惜，可惜做哥哥的只能牵线搭桥，铺床摊被，剩下的只有你亲自做才做得成了。”我笑了笑，他说话一贯没个实数，我经常不知道怎么应对才好。这天倒是叫他感动了一下，但还是不知道说什么好。阿伍像看穿了我的心思一样，连连摆手：“算了算了，你什么也不用说啦，喝酒喝酒。”没等我端起杯子，他自己先干了，喉节滑动了一下，咕咚一响。接着继续开导我。照他的说法：一个男人如果为女人受苦，就不能不说这个男人堕落得还不够。我说：“那不一定吧？”他说：“什么叫那不一定吧？我亲身体验了这个，只不过……你以后想为女人痛苦也痛苦不了，那本身也是一种痛苦，就算那是高级痛苦吧。”他给自己斟上酒，示意我干杯。酒我没有喝，这天出门的时候本来是想喝点酒忘记一切的，这会儿突然又不想喝了。我告诉阿伍，即使要堕落，我也要清醒地堕落，不把责任推到任何人和事上。阿伍再次摇着头笑了，说：“你不喝酒，只怕是待会儿又没勇气堕落了。” 　　

　　我知道他还没忘掉四年前带我去桑那按摩的事，我没做，他很生气。帐是他跟妈咪结的，已经走出一截子了，他又返回去要钱。妈咪不肯还，说反正花掉一个钟了。阿伍大吵大闹，厉斥她们一点点职业道德都没有。我说算了，那个女孩子还在上学，父母都下岗了，“多少钱我还给你。”他把手一甩，“这些B人！说B话！你也信！”直到那个自称是学生的女孩走出来，从妈咪手中要过钱扔给了他，他才哼哼着出了门。 　

　　那次也是我不对，既然跟他去了那种地方，就不该不做。后来工作了，阿伍一直想把我们的友情从“卡友”升级为“炮友”，他认为男人与男人的关系，就数“炮友”最铁，他几次想带我去找小姐，我都没去。我怕事到临头自己又要退缩，他又要闹。 　　

　　我对阿伍说：“旧帐就不要翻了，今天先说好，碰不上有感觉的，本人不一定非堕落不可，我也不要你买单。” 　　

　　他直摇头，说：“买不买单是小事。你也不要把这种事太当回事了。女人真的就那么回事。敝国的妓女还没有进化到有感觉的程度。” 　　

　　我一下子还接受不了这种谈女人的口气，说：“已经进化成个人了，总不能不承认吧。” 　　

　　他说：“是人没有错，可要是没人照顾她们的生意，是不是人都他娘的活不下去。你又不是不知道，现在这个社会就这个Ｂ样子。几千万上亿的乡下妹子在田边洗一洗脚，就到城里来给男人从头洗到脚了。” 　

　　这一点倒是很难反驳。阿伍知道我虽然经常冒一冒酸气，但对妓女这种古老的职业，从来没有瞧不起过。不仅没有瞧不起过，还偶尔为做妓女的人感动，觉得她们从事的是最具有献身精神的一种职业。见他还在望着我，我觉得再不顺着他说点什么，也太说不过去了。应该说他是一番好意，再说我觉得自己好像也需要那样来一下。我笑了笑，说：“我也没说不照顾她们的生意啊？” 　　

　　“哈哈，这就对了。”

　　“你说对了就对了吧。”

　　“去哪儿？”

　　“去……青塔看看吧。”　　

　　从现代城打车去青塔，一路上差不多折腾了一个小时。华灯初上，热爱夜生活的人陆续出来了，街上的车似乎不比上下班高峰的时候少。到了青塔小街，阿伍熟门熟路的钻进了一家美容店，粉红色的灯光里坐着几个精神抖擞的小姐。

　　他一进去，小姐们就拥着他打情骂俏。阿伍指了指我，板着脸对她们说：“我这个兄弟头一回来，你们可要照顾好！”立刻有两个小姐朝我摇摆着腰肢，其中一个还把我的胳膊抱在怀里乱晃，说：“这位帅哥喜欢咋个样子照顾嘛？”我挣脱了她，过了好一会儿才觉得那条胳膊回到了我身上。 　　

　　见我迟迟没进入情况，阿伍把两个小姐朝腿上一按，抬起头对我说：“动手哇，要不我来帮你挑？” 　　

　　我说都挺好的。我确实觉得都挺好的，只是年龄小了些，我怀疑趴在他肩膀上的那一个还没成年。我朝坐在沙发上的一个短发女子笑了笑，她马上站起身，眼睛里似乎流露出感激的目光。她在这帮小姐中算是长得很一般的，我也没细看，但感觉上她比较老成稳重。 　

　　阿伍谈好价钱后，我们走了出来。阿伍告诉我，小姐们的办事处离美容店不远，后面的胡同里。短发女子轻轻挽着我的胳膊，月明星稀，我意识到自己正临近人生中又一个非常时刻。 　

　　这会儿玲姐在做什么？她躺在医院里有没有人照顾她？那个老易会不会一直对她好？胡同里黑糊糊的，拐来拐去，两旁偶尔有住家的灯光透出窗户，我能听见某一家人坐在一起看电视说话的声音，我心中有些酸楚。 　

　　走在我旁边的短发女子碰了碰我，说帅哥是不是从来就不爱说话呀，我说是。我觉得我不应该跟她多说话。阿伍停下来笑了一下，对短发女子说：“骚货，还想跟我兄弟培养感情哪？废话少说，实事多办！告诉你啊，服务要无微不至！”短发女子也笑，说这个就不用大哥教我啦。走进一座四合院，一只乌鸦突然惊叫了一声，从院子中间的大柳树上扑扑地飞起来，吓我一跳。此后我一直冷汗不止，无论怎么样也进入不了情况。 　

　　阿伍在那边已经办完事了，站在院子里敲敲窗格子，问我怎么样。我抱着头没说话，羞愧不已。 　　

　　阿伍咦了一声，推门走进来，说怎么搞的，“要不要哥哥示范一下？” 　　

　　我还是没说话，心中一片茫然。阿伍开始那训短发女子：“你又是怎么搞的？”短发女子撅着嘴，嘟哝着说：“我还能怎么搞？这种事我可是没办法。” 　　

　　阿伍瞥了我一眼，转过身朝短发女子嘿嘿地笑，说：“你没办法还吃这碗饭？还不快叫有办法的来！告诉她们：哥哥今夜悬赏，谁有办法，赏一千现大洋！” 　　

　　不一会，屋子里挤满了浪声软语、嘻哈乱笑的小姐。玲姐打电话来的时候，恰好阿伍把两个姑娘掐得尖叫不已。 　　

　　玲姐说：“天哪，你在什么地方？”

　　我没说话，有一种要哭的感觉，心里非常渴望玲姐这会儿能到来，能抱着我，能带着我离开。我觉得自己身上一点力气也没有。 　　

　　过了一会儿，玲姐对我说：“天儿，你已经是一个成年人了——”停了一会，又说：“千万记住要戴着套，啊？”

　　我更羞愧难当了。挂断电话，我又抱着头坐在床上。喧闹中有人拉开了我的手，我抬眼一看，一大堆白花花的身体像闪电照了过来，脑袋里突然一声巨响，随后嗡鸣不止，耳朵里听不见他们在闹什么，眼睛一会儿像X光，看见一具具走动的骨架子，一会儿又像红外夜视镜，看见一团团粉红色的蒸汽在绿色背景里浮动。我努力想弄清发生了什么事，但脑袋里还是色彩斑斓的，嘴里有股异味，像喝了一碗浓得化不开的汤。接着胃疼开了。胃里有什么东西拱来拱去，涌到嘴里哗地喷射了出去，喷到了几个惊叫着慌忙躲闪的小姐身上。再接着大脑里一片漆黑，像显示器出了毛病，要拍打几下子才偶尔有一点亮光在远处闪一下，然后又沉入黑暗。

　　这一天我本来就很虚弱。疼痛和高烧的三天刚刚过去，身体还不怎么舒服，这么一折腾，没多久就架不住了。当意识再次一点一点地回到我脑子里的时候，我发现自己正歪在出租车上，阿伍坐在我旁边。我胸中烦闷不堪，让阿伍打开了车窗。叫凉爽的夜风一吹，我又有了想吐的感觉。出租车在路边停了停，我下去干呕了几下，除了苦腥的胃液，什么也没吐出来。阿伍笑了，说你真是太可笑了，一群姑娘就把你吓成这个样子。一瞬间我又跌回了小姐们做办事处的四合院里，一大群光着身子的小姐晃来晃去，七八条伸过来的手臂如同八爪鱼……后来呢？后来都发生了些什么？脑袋里一声巨响之后，还发生过什么？我很想问问阿伍，问个一清二白。我很担心在不清醒的情况下我就堕落了，那样太划不来了，我不愿意背那样的虚名。

　　出租车再次开动的时候，阿伍坐在一旁嘟囔开了，他说他再也不带我上这种地方来了，我太让他丢脸了，没把那一千块赏金花出去不说，还把那些漂亮姑娘全得罪完了。诸如此类。

　　我拍了拍他的肩膀，说：“改天老弟请你。”

　　他这才眉开眼笑，说那倒不用，只要你不再装死装活的就行了。

夜紫光

第七部分（4）
乐小天

　　此后不久，阿伍又带我去过青塔一次。我还是不行。这天阿伍喝多了酒，笑着对我说：“难怪老弟一直是个纯情男孩，哈哈哈，好好练童子功吧！”我立刻瞪了他一眼，自己先走掉了。后来他打电话来道歉，我也没理他。我本来就心痛难忍，他的话还这样伤人，戳到了我最敏感的地方。两个星期后，他把我堵在了家门口，说：“你要怎么样吧，为这点事就真的要伤兄弟的和气啊？”进屋后，阿伍抓起茶几上的水果刀比划着，表示如果我不原谅他，他立刻把他的武功也废了。我笑了，说行啦行啦，就别太夸张了。他也笑，恭维我真沉得住
气，作为男人来说最重要的一根支柱倒下了，还失恋得像模像样的。我轰他出去。他一边倒退着走，一边说：“你把我轰走了，只怕是你的小头要真的留下病根了。”我停住手。阿伍重新坐下来，告诉我，他今天是专门献“联络图”来的。他已经打听到了北京一流男科医生２５０人的姓名、地址和电话号码。据说其中有个圣手，还是清末御医的后代，现在是某领导的保健医生，那个领导有能力跟一个女歌星爆出绯闻，一半拜这个圣手所赐。

　　看见那张Ａ５打印纸上排得密密麻麻的名字，我一感动，就把实话告诉阿伍了。我说其实我也不是不行，那个问题顶多算个心理上的小障碍。前几天还梦遗过一次。不过，我没告诉他我梦见的是玲姐，只是告诉他如果跟梦中的那个女人在一起，就肯定能行。阿伍有点半信半疑，说：“以前只是听说过这种事，但没遇到过。反正我是谁都行的。”接着问起我的梦中情人是谁，还说只要不是他刚才提到的那个女歌星（那个领导有点惹不起也躲不起），别人，都可以探探路子。我笑了，打岔问他怎么可能对那么多女人都有反应。他说他也不知道，他小头一充血，大头就不管用了。我对小头有时候管大头的说法，现在多少有些认同。以前我只相信大头管小头，现在事实告诉我，我的小头比大头的忠诚度高多了。

　　送走阿伍后，我有点心烦意乱的。对玲姐的想念忽然升腾起来，带着鼻子的记忆，舌头的记忆，牙齿的记忆……身体每一部分对她的记忆一起升腾起来了，直冲头顶让我很不好受。我已经二十多天没跟玲姐亲密接触过了。离开医院后，有十多天没见过面。第一次从青塔回来后，我们连电话都很少打了。

　　每次打电话，我都尽量表现得平静而客气。像很多男人一样，我慢慢学会了让看不见的伤口仅仅呆在看不见的地方，让时间去慢慢愈合它。当然，我也不是不知道，我那种平静和客气，对玲姐来说也就是生硬和冷淡。有时候，我在北京，我会在手机中说我不在北京。我没开会或谈业务，我会说我在开会，或在谈业务。我说一会儿再给她打过去，一会儿过后我并没有给她打过去。我知道我要想恢复过来，必须尽量离她远一些。可要我下狠心，说狠话，完全不理会她，甚至伤害她，我也做不到。

　　有一天，平静中积蓄的痛苦突然爆发了出来，心中的旧创迸裂，这时候才知道当初的根扎得有多深，痛就有多深，甚至更深。显然，要挖开血肉清除她的根须，不是很容易办到的事。夸张点说，有时候我真想就这样痛死掉算了。不夸张地说，有时候我真有点奇怪我为什么没有殉情自杀？在人们通常形容的“肝肠寸断”的痛苦中，我第一个念头就是找点什么止住这样的疼痛。我去三里屯酒吧喝得烂醉，出来的时候倒在街边就睡死了，醒来后发现身上飘了一层落叶。没几天，又喝醉了，趴在一个小姐身上拨通玲姐的电话大哭不已。有一次还在玲姐家的楼道里坐了一夜，把一个夜班女工吓得尖叫起来，看见玲姐家的灯亮了，我赶紧逃走了。接下来一个星期，我总觉得玲姐在跟踪我，有几次蓦然回首，看见一个身材像玲姐的女人戴着口罩远远地走在我后面，想细看时，就看不见了。我不知道是我神经过敏，看花了眼，还是她真的在跟踪我。那个星期北京爆发了流感，８１．３％的人（报纸上说的）戴了口罩。我顾不上流感，顾不上业务，顾不上房东催房租，好像只能做一件事：把自己糟蹋得一塌胡涂。好像我需要的只是：失忆或糊涂。

　　我记得一本什么书上说过，很多人都有一种倒下去舒舒服服躺着的欲望，当打击袭来，这种人很容易就倒了下去。其实，要他们再坚持一下，他们并不是做不到。因此也可以说那个打击只是他们倒下去的借口。这个结论，是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一帮精神分析专家研究出来的。更早一些时候，１９世纪小说大师陀斯妥耶夫斯基已经发现了这一心理现象，他描写过一个穷困潦倒的男人，把自己一生的失败归结到妻子的唠叨上。唠叨这个具体细节，也许陀斯妥耶夫斯基不是这样写的，请原谅我偷懒没去查证。反正大概意思是这样。想起这一切，想起我“失恋”后的种种表现，写到这里我不禁暗暗心惊。我有点怀疑自己是不是曾经有过那种隐秘的心理倾向。

　　秋天的一个上午，这个上午真可以称得上秋高气爽，阳光灿烂，我从一个客户那里出来，赶往另一个客户那里的路上，忽然对这种两手空空跑来跑去的日子厌烦无比。我觉得这样的日子，就算是有钱赚，也一定会让我厌烦。我决定不去客户那里了，决定去医院看看玲姐，就去病房门口瞄一眼。她本来出院了，前些时又住了进去。我不知道她是旧伤复发了，还是又受了新伤。 　

　　坐在地铁里，我琢磨了一会儿那个穿铁锈红皮夹克的男人，那个老易，我想琢磨出他是怎样追到玲姐的。接着，又觉得过程是怎样并不重要，不想琢磨下去了。但那件铁锈红皮夹克一直堵在心里扯不出来。我刚上班的那年秋天，玲姐曾要给我买一件铁锈红皮夹克，我一看价钱可以抵掉我一个月工资，就告诉她，铁锈红对我来说太招摇了。其实，我知道只要配好裤子，铁锈红皮夹克倒是能穿出一点特别的品位。我的衣服有不少是玲姐给我买的，这天穿的衬衣，系的裤带，脚上的鞋子，也是她买的。内裤拿不准，我只穿一个牌子的内裤，我买了一些，她买了一些。如果要彻底清除掉她在我的生活中留下的痕迹，内裤是一个问题。其实别的衣服也成问题，我所有的衣服都在她的洗衣机里洗过，都留下了她常用的那种洗衣粉的气味，我所有衣服的扣子都是她重新钉过的。想起这些，心里面又有一些地方撕开了。 　　

　　到了医院，一间病房一间病房瞄过去，没找到玲姐，我有点失望，同时松了口气。 　

　　我在玲姐曾经住过的一间病房门口多停了一会儿，透过门上镶着的玻璃，看见玲姐曾经躺过的那张病床上躺着一个胖大的老太太，一个干瘦的老爷子正一勺子一勺子给老太太喂着饭。正看得出神，耳边响起了我认识的那个女医生的声音，女医生说：“咦，你来做什么？”她本来走过去了，又回过头来看了我一眼，接着人站住了，但身子懒得整个转过来，只把上半身转过来望着我。我说我来看看表姐。她慢悠悠地说：已经出院了，本来应该再观察几天，但你表姐嫌住院不方便，她有几次出去很晚才回来，一身灰呀土的，“我还从来没见过这样子糟践自己的病人呢。” 　　

　　女医生还没说完，我就联想到曾经有几次在路上看见过一个戴口罩的女人，身材和走路的姿势很像玲姐。我脑袋里立刻有沙尘暴一样的东西呼啸起来了。女医生后来好像提到过美国甜橙，问我在哪买的。我没回答她，只是含含糊糊地对她说了一声谢谢，就往楼梯口走过去，女医生跟着我走了几步，我差不多快下一层楼了，才听见她把最后一句话说完：“谢我什么呀，你上次送我一袋子甜橙，我还没谢谢你呢。” 　　

　　出了医院，天光变得有些浑黄，好像又要刮沙尘暴了。我心里说不出的憋闷难受，恨不得大声叫喊起来。我觉得我真是太混了！我决定马上去玲姐家看看玲姐。出租车驶进玲姐家所在的小区，我忽然又觉得这么干很不合适，就让出租车停了下来。我打算去能看见玲姐家阳台的地方站一站，然后坐公交车回去。

　　太阳又钻出了云层。玲姐家的阳台上晾着衣服，我看见其中有我的衣服。我的衣服亲昵地挨着玲姐的衣服，在阳光中轻轻摆动。我心中一阵酸痛，想要转身离开，却像是给那些衣服扯住了一样，又站了一会。

　　很久以后，我才知道玲姐在清理我留下的东西时，抱着我的衣服哭了一场，还抱着我的衣服做了一些别的事。我站在阳台下的这天，不知道她为什么要洗我的衣服，也没去想。那些衣服只是让我产生了等待玲姐到阳台上来收衣服的念头。我对自己说，既然来了，既然站了这么久，不如干脆再等一等吧。我继续在一棵树后面站着，眼巴巴地望着阳台。有个倒垃圾的老太婆警惕地注视了我一会，我朝她笑了笑，她像给吓着了似的，哆嗦一下，赶紧走开了。

　　天越来越黑，接着就下起了雨。被灯光照亮的雨滴划过一道道稀疏的斜线，那些斜线很快密集起来，让人分不出是斜线还是直线了。冰凉的雨水浇在我头上。有一瞬间我又跌入了某部电视剧中的某一幕：一个没带雨具的年轻人站在雨中，痴痴地望着心魄所系的人住处的窗口。 　　

　　见玲姐没有出现，家里也没亮灯，我忍不住拨通了她家里的座机。听到玲姐轻轻地喂了一声，我赶紧挂断了。没几分钟，灯亮了，玲姐走到了阳台上。她站在阳台一侧，朝楼下望了望，然后慢慢挪到阳台另一侧，又朝楼下望了望。

　　她收起衣服走进了屋里。过了一会儿，她又走到阳台上来了。我看见她拿起了手机，紧接着，我的手机响了。我赶紧关掉了手机。她俯身朝阳台下黑暗与光斑交错的树丛里四处张望着，问：“天儿，是你吗？”

夜紫光

第七部分（5）
乐小天

　　玲姐的那一声呼唤和询问，像亲密的魔法咒语，让我情不自禁地嗯了一声。我迷迷糊糊地从一棵槐树后面走了出来，走到被灯光照着的地方。大雨如注，脚旁垃圾横流。我仰起脸望着玲姐，雨水无遮无拦地落在我脸上，我不时抹一抹湿淋淋的脸，继续望着她。

　　玲姐朝我喊：“天儿，你快上来！快上来！”

　　我莫名其妙地觉得时间忽然停止了。一颗颗雨滴和几朵槐花悬停在空中。几秒钟后，雨滴和槐花又纷纷落下了，像灵魂的碎片。意识一点一点回到了脑子里。一切都有些朦胧变形，我能看见几座阳台上出现了人影。我用玲姐能听懂的那种单音节哑语喊了一句：“我不要你管！”掉头就跑。附近传来了嘻笑声，有人说：“原来是个哑巴疯子！”我心里跳动了一下，回过头朝他挥了挥手，他躲闪了一下，像是要躲开朝他飞去的什么东西。我跑出了小区院子，跑过了巷子，跑到了大街上，坐公交车回到了住的地方。一路上觉得脑袋又重又痛。

　　我一连发了三天烧。有好几次听见楼梯上响起脚步声，我都以为是玲姐来了。我梦见玲姐抱着我，轻轻揉我的额头。我梦见玲姐在厨房里给我熬药，屋子里飘荡着草药的气味。我梦见玲姐在挤一只乳头上的小疖子，她抱怨说，人人都看得见，人人都看得见。我安慰她说不仔细看，根本看不出来。她继续挤，乳头突然像玩具水枪似的往外喷射着奶水，其中一些射到了我脸上，我很生气，让她不要再挤了，可她勾着头，继续挤啊挤的，仿佛沉浸在一种不可抗拒的乐趣里。我对她说，本来已经好了的，不停地挤，就永远也好不了啦。她像个婴儿一样笑了，望着我。我说，好吧，我来帮你挤。我趴在她的胸脯上挤压着，骨节缝里充满了泡沫……醒来雨声一片。

　　第四天，我听见有人敲门。打开门，发现许可佳站在面前。

　　许可佳说：“哎呀，原来是生病了！这几天正琢磨着你怎么不接电话呢。跟我妈一说，她让我一定来看看你。”

　　我告诉许可佳，我头疼，怕吵，就拨掉了电话线，关掉了手机。

　　许可佳说：“这样可不好，这样不是自绝于人民嘛。”

　　一股不是滋味的滋味，立刻在心里涌起来了。那股滋味，像是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混合在一起。如果细品一下，也许对许可佳的感激还是要稍稍多一些。几天后，我问许可佳是怎么知道我的住址的，许可佳歪着头笑了笑，说这是一个小秘密。过了一会儿，又说是去派出所查到的，问我信不信。我当然不信。很久以后，我才知道把我的住址告诉她的人是玲姐。

　　许可佳一边开着玩笑，一边摸着我的额头，然后要我跟她去她妈妈所在的医院。我不肯去。许可佳给她妈妈打了个电话，把我的症状描述了一遍。两个小时后，她妈妈带着输液瓶来了。两天后，我感觉基本上好了。许可佳请假照顾了我两天。我要她去上班，她坚决不去，还说我要是不让她呆在屋子里，她就去楼梯上坐着。我只好答应她晚上睡沙发。 早晨醒来，却发现她蜷在我怀里。

　　我莫名其妙地哭起来了，把头埋在她胸前，哭得还挺伤心的。

　　许可佳轻轻地拍着我的背，像在拍怀中的一个大玩具娃娃一样。拍着拍着，她笑起来了，说：“这是干什么呀？一个大男人一醒过来，就哭成这个样子？”

　　我这才感觉到了羞愧。我想找个什么地方钻进去，往被子里钻了钻，觉得不对劲，爬起来去把脸洗干净了。然后我坐在沙发上，第一次认真地打量着许可佳。

　　许可佳弯着腰，垂着头发，正在理床单，叠被子。一会儿，大约她发现我在打量她，抬手捋了捋头发。又过了一会儿，她勾着头从腋下望着我，噘着嘴做了个鬼脸。我努力笑了笑。

　　见我基本上能照顾自己了，许可佳才去上班。我一个人呆在屋子里胡思乱想的，觉得我也许应该做比较现实的选择。许可佳各方面都很不错，在常人眼里，我找上她应该说是我的福份。就不要再胡思乱想了吧，赶紧出门去挣票子，买房子，买车子，娶妻子，生孩子，好好过很多同事们常说的那种“五子登科”的日子。什么爱情不爱情的，那种事不能看得太重。况且你也没什么理由对感情这种事有信心。一棵大树留下的根须还没有清理干净，留下的巨坑还没有来得及填，你就跟阿伍去青塔了，接着，就默认了许可佳的感情……这一切是不是太快了点……我意识到，这一段日子我所做的一切，都在嘲讽以前的我。我怎么了？像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似的？自己尚且如此，怎么能要求别人对感情忠贞？我至少没以前那么有信心了。我甚至觉得我根本不配享有纯洁忠诚的感情。 　

　　这么东想西想了大半天，最后也不知道自己想到哪里去了。我觉得应该把每个想法都理理顺。坐在电脑前，听着雨声发了一会儿呆，然后一边打字一边慢慢梳理着。一些想法如初飞的幼鸟，在附近的空气里扑腾扑腾小翅膀就赶紧回到了树上，没有一个想法能够飞远。跟玲姐闹别扭后，我独自反省自己的时间太少了，以前很多个周末，都是跟玲姐一起度过的，有一些星期六或星期天是玲姐给我上训练课的时间。训练的内容，就包括把一周发生的事反省一遍。现在，我要自己面对一切了。我强迫自己把双手搁在键盘上，一次次摸索着内心深处，摸索着那些想法的脉络。我发现即使我把想法一个一个都记下来了，它们还是会在脑子里互相纠缠、生长和撕打，弄得混沌莫辨。 不知不觉，我又望着窗外淅淅沥沥的秋雨发起了呆，心中一片茫然。

　　这年秋天北京的雨水特别多，但没有浇灭几个从美国留学回来的博士创业的激情。他们在南三环外租了一间仓库，打算做网上购物公司。仓库的租金很便宜，适合做网站的通信基础设施却完全没有。我的运气终于来了，终于尝到了公平做业务的甜头。这一单做成后，他们很满意，又介绍了几家正要开张的互联网公司。我发现我非常适合跟这一类客户打交道，他们跟国营企业、政府机关或事业单位完全不一样。

　　１１月上旬，我跟许可佳的妈妈所在的医院做了一小单，３００门病房专用呼叫器。送红包给回扣的事，是许可佳的妈妈去办的。１１月中旬,林秘书把她的同学介绍给我,是一家私营公司的老板, 这一单不算小。同时跟阿伍和粘糊小妹一起做了几小单。看见那么多钱滚滚而来，真有点把我吓着了，长这么大还真没有过一万以上的存款。短短的一个多月时间，居然有好几万了。有时候真想把那些票子垫在床单下面，试试百元大钞能铺几层，试试躺在上面是什么享受。等到真要这么干了，心里面突然莫名地悲伤起来。

　　这年秋天，随着跟许可佳的交往越来越多，我和许可佳的未来似乎也越来越清晰了。虽然我从来没有明确表过态，但两个人的未来好像就是那样了。我拚命挣钱就是为了那样的未来吗？怅然若失的感觉经常钻进屋子里来。这种时候我会走到阳台上，望着大片正在落叶的槐树，一望就是好一会儿。玲姐家的阳台附近也有几棵槐树，到了夏天，我和玲姐会一起看那些槐树开出的白花，细碎，密集，空气里浮动着一阵阵清香味。

　　１１月下旬的一天，我决定乘玲姐不在家的时候，去把我留在她家里的东西拿回来。除了穿的，还有一些书和碟子。上楼的时候，我紧紧地攥着钥匙，想起了从香山回来的当天晚上，玲姐把钥匙交给我的情景。还想起了在红叶林边，我第一次把头搁在玲姐肚子上的情景。打开门的时候，我能感觉到钥匙硌出的疼痛留在了手心里。 　　

　　玲姐家里一片寂静，正换着拖鞋，冰箱突然启动的声音让我激灵了一下。我把热乎乎、湿漉漉的钥匙搁在餐桌上，到处看了看。厨房里的大蒜长了苗，那些厨具餐具还是摆放在以前的位置，在这里玲姐曾经教我做什么菜该用什么东西。阳台上依然有两只蒲团并排放着，我们曾经坐在那上面下过棋，练过瑜珈。我去其中一只坐垫上坐了坐。窗外的景色一片萧瑟，有些树已落光了叶子，我像眺望到我萧瑟的内心。

　　我去我曾经住过很多次的客房里站了站，打起精神翻箱倒柜，觉得在翻自己的内脏，每一样东西都有一段故事，都让人一阵恍惚。忽然什么也不想拿走了，又一样一样放回去，然后呆呆地坐在床上。回到客厅，又拿起钥匙捏了捏，正要离开，听到有人上楼的脚步声，大脑飞速转开了，如果是玲姐回来了，我不知道要不要去阳台上避一避，等她不在客厅的时候我再离开。 　　

　　我从来没设想过跟玲姐面对面分手的情景，我总是觉得自己没有能力面对这一天。但实际上，我发现自己并不是想象中的那样怯弱。我站在客厅里，一动不动，大脑里一片混乱。我能听见身体里的血液流动的汨汨声，墙上挂钟的秒针走得异常响亮，门外掏钥匙的哗哗声清晰可闻。接着， 隔壁的门打开了，咣当一声关上。我在亢奋中慢慢平静下来。这些响声提醒我，该走了，不能再磨磨蹭蹭了，除非你想等到她回来。有那么几秒钟，我相信我更愿意等到玲姐回来。 　　

　　轻轻关上门，我一步一步往楼下走去，感觉自己在一点一点往下沉。门锁咔嗒锁住的响声在脑子里反复回荡着。我对自己说，我再也不来了。这个地方跟我没关系了。 　　

　　猝不及防的相遇发生在一楼的门洞口。我从楼梯上走下来，转过身，发现玲姐就站在门洞口。她手中拎着大大小小的塑料袋，给门灯照着。她看见了我，似乎毫不意外。

　　玲姐朝我笑了笑，说：“你看见我回来了？”

　　我们在一起的好日子里，经常一起动手烧菜做饭。我到了玲姐家中，如果她还没有回来，我会时不时走到窗前去望。看到她回来了，如果她手中拎着东西，我会一路咚咚地跑下楼去接她。 　　

　　她把那些塑料袋举起来，递向我。我没吭声，脸肯定红了，百感交集这个词大约可以形容我此时的心情。我接过那些塑料袋，里面有鱼、肉、蔬菜、水果和速冻食品。鱼是剖过的，但一路上都在塑料袋里啪啪地挣扎。 　　

　　接下来我们像什么也没发生过一样东扯西拉了几句，然后一起动手做饭。淘米，洗菜，抽油烟机响起来了，青菜在热油锅里发出热烈掌声一样的响动，闻着那些熟悉的气味，听着那些熟悉的响声，我发现自己是那样容易就回到了往日的时光里。

　　在餐桌上我们依然像往常一样很少说话。她很随意地把我搁在桌子上的钥匙往旁边挪了挪，就搁上了菜盘子。望着钥匙我紧张了一会。玲姐夹着鱼头往我碗里放的时候，我一下子想起了我往鱼身上抹料酒的情景：鱼在扭动，眼珠转了转，张着嘴发出人一样的叹息，那一瞬间我差点把鱼扔在了地上。这是我爱吃的那种胖头鱼，我在它身上划口子之前，拿刀背在它头上拍过两下，没想到它居然这样顽强。我差点吃不下去。我又瞥了一眼那把钥匙。 　

　　晚饭后，我们坐在客厅里看电视，我又莫名其妙地紧张了一下。玲姐到底爱不爱看电视？我至今都不清楚，她常常开着电视干别的，有时候我们下棋的时候她都要开着电视，我们聊天的时候她也要开着电视。玲姐仿佛是不经意地问了几句我在公司里怎么样，我回答了她。我想起了我刚上班那一段日子，差不多每个周末，玲姐都要来一次例行检查，问问我在公司里工作怎么样，跟同事关系怎么样。她给我定下了“三大纪律”：不要碰公司里的钱、女同事和上司的面子，隔一些日子就问我碰过没有。我有时候故意对她说，某某女同事这个星期是如何如何碰我的，某某分脏给我了，等等，看着她一脸忧虑的样子我心里坏笑不止。这一天我跟玲姐谈得很认真，我把工作上的成绩、难处和解决的方法都告诉了她。看到她几次欲言又止的样子，我心里很明白，她像我一样，都在小心翼翼地回避着一直悬在心上的那个话题。 　

　　我对自己的平静暗暗吃惊。 　　

　　洗漱完毕，玲姐照顾我上床，关掉灯，她在床边坐了一会，忽然把头埋在我脖子边大哭起来，她哭得简直喘不过气，眼泪扑簌簌地落进我的颈窝里。我摸着她的头，心中如落下滚烫的油滴，剧痛不已。接着我也哭了起来，我不是很清楚我为什么要哭，就像不是很清楚她为什么要哭一样，我们互相抱着头痛哭了好一阵子。记得后来她还一边摸我的脸，一边哽哽咽咽地说过一句：“小天，我总得嫁个人呀！” 　　

　　那个话题终于出现了。

　　我说：“嗯，正好嫁给我。”

　　她一下子不吭声了。过了几分钟，她回到了她的卧室里。

　　我睁着眼，躺在黑暗里。

　　我知道玲姐这几年一直想结婚，她单身差不多有十年了。每次电视里出现婚礼镜头，特别是教堂里举行的婚礼，她都会停下手中的活，痴痴地看着,像看着自己的梦。有一回电视里刚刚响起婚礼进行曲，她马上跑出了厨房，手中还拎着锅铲。如果在街上碰到结婚车队路过，她会一直站在那里看，直到看不见那些被鲜花、气球和喜字装饰的车子，才会掉头走自己的路。她还给洒水车洒过一身水，因为那辆洒水车播放的音乐就是婚礼进行曲。

　　踩着婚礼进行曲的节奏，穿过花雨，新娘穿着白色婚纱，挽着新郎缓缓踏上教堂的红地毯，在牧师的主持下，两人互赠戒指，宣读结婚誓言……“你愿意吗？”“我愿意！”……“你愿意吗？”“我愿意！”……我也非常欣赏这种仪式。这种仪式有着漫长的历史，但每次都能被两个不同的生命拂去尘埃，放出光彩。我曾对玲姐说过：“以后我们结婚，就上教堂去。”她望着我笑了笑，眼睛里的光一点一点黯淡下来。

　　在老易出现之前，说实话，我一直觉得结不结婚并不是最要紧的事，只要能跟喜欢的人在一起，我就很满意。如果感情不牢靠，结了又离，除了麻烦自己和别人，好像谁都捞不着什么好处，至少我认识的那些离了婚的人都声称没从婚姻中捞着好处。如今离婚的人太多了，十几年来世界离婚率一直保持着上升的势头。这一年北京和广州的离婚率比上一年高出30%，上海共有31207对夫妻离婚，比上一年多了6000对，台湾离婚率是10年前的一倍。

　　但这天晚上，我觉得我愿意跟玲姐结婚。只要玲姐愿意，我就跟她结婚。

　　我裹着被子走进了玲姐的卧室里。 她正坐在床头写日记。看见我进来了，她往里面挪了挪。我上了床，正想把刚刚中断的话题继续下去，她用嘴堵住了我。我觉得这一刻没什么可说的了。

　　不知道我们互相搂抱着亲吻了多久，我能感觉到身体里阵阵扩散的甜蜜和悲伤，也能感觉到她身体里的甜蜜和悲伤。我们的手指在交谈着悲伤，在演奏着悲伤。悲伤主题贯穿了所有部位的交谈和演奏，仿佛我们正在祭坛上完成一个悲伤的仪式。接着她发出了呻吟，那说不清是痛苦还是快乐的呻吟。我越来越用力，希望她的声音大一些，再大一些，最好大到所有的人都能听见，向全世界宣布我们的甜蜜和悲伤。我越来越用力，希望整个身体都进入她的身体，最好呆在她的肚子里不出来，但每一次留在外面的部分都太多了，简直令人绝望。使尽力气拼命冲撞几下后，屋子里一片寂静，我的脑袋里空空的，整个身体里空空的，像死过去了一样感到放松和安全。我知道，成千上万个我已经回家了，回到了那个神秘温暖的故乡。

夜紫光

第七部分（6）
乐小天

　　我去冲了个澡，再次走进卧室，发现红色的床头灯已经关掉了，一盏乳白色的壁灯打开了，灯罩把淡淡的光线聚在床上。玲姐正在放音乐，一个女歌手温润的声音从挂在墙角的四个小音箱里流出来，让室内的空气染上了一股奶茶的香味。

　　　　……

　　　　很爱很爱你　所以愿意

　　　　舍得让你往更多幸福的地方飞去

　　　　很爱很爱你　只有让你拥有爱情

　　　　我才安心

　　　　看着她走向你 　那幅画面多美丽

　　　　如果我会哭泣也是因为欢喜

　　　　地球上　 两个人能相遇不容易

　　　　做不成你的情人　 我仍感激

　　　　很爱很爱你 　所以愿意不牵绊你

　　　　飞向幸福的地方去

　　　　很爱很爱你　 只有让你拥有爱情

　　　　我才安心

　　音乐在卧室里回旋，我被触动了一下。这首歌以前听到过，路过音像店的时候，或者在公司电梯门口，不过我没有仔细去听。大学毕业后，我对流行音乐不再着迷，我的心情不再需要流行音乐来发现，来定义，来表达。

　　玲姐去冲澡的时候，我靠在床头，对着碟套上的歌词，又听了一遍。这回内心深处有一个地方被渗透了，那个地方只有无形的东西才能抵达。接着，我像个傻瓜把这首歌听了一遍又一遍，整个人像泡在了慢慢变热的奶茶里，慢慢融化掉了。有一瞬间，我觉得歌手温润的声音，比玲姐的声音更像玲姐的声音。可以说，我是因为玲姐才记住这首歌的： 刘若英演唱，施人诚作词，滚石唱片公司出品。

　　不知不觉中，我被那种深情的牺牲感动得眼泪要掉下来了。深情的牺牲，按理说我不应该是这个夜晚才意识到。舍得让你往更多幸福的地方飞去，这正是玲姐这几年来行为的主旋律。但确确实实，这一切只是偶尔在我的大脑沟回里模模糊糊地响起，直到这个晚上，才被一个歌手捉住，一个字一个字清清楚楚地表达出来。现在回过头想想，真是悲哀，两个分明心心相印的人，大部分相处的时间却云遮雾罩的，甚至还有些交手的味道。

　　交手…… 我忽然隐隐不安起来…… 觉得这音乐，这灯光，这整个气氛，都有点不对劲一样。我想到了一名日本武士从玫瑰花丛中嗅到了杀气的故事，我想到了韩信的楚歌和黄老邪的《碧海潮生曲》，毫无疑问，这么联想太夸张了。毫无疑问，交手在继续。我预感到玲姐正在遣词造句，准备在冲过澡后，跟我认真谈一谈。

　　事到如今，也该认真谈一谈了。这几年的交手，应该说互有胜负。中间谈过不止一次，都不了了之。今夜，似乎有点决战的意思。卧室绝大部分沉浸在幽暗里，只有这张大床被一片淡淡的灯光照着。这张床现在看起来很像舞台，同时很像战场。我一点一点亢奋起来，觉得绝对不能不战而屈已之兵。

　　前些日子，工作上的压力和玲姐的反复本来就让我心累，得知玲姐要嫁给老易，无异于晴空霹雳，猝然的打击是让我很灰心绝望。现在，我似乎又看到一点希望了。玲姐若是铁了心要跟老易结婚，这个夜晚我们应该不会在一起。当然，在一起了，我心里也明白并不代表她已经回心转意。但无论如何，她将要跟我进行的一场谈话，既是她的一次机会，也是我的一次机会。我若不争取，她就嫁给了老易。我争取，失败了，也不比没争取有更多的损失。大不了大家又都呕一场气。万一翻盘了呢？虽然渺茫，但值得一搏，能扳回多少就看造化吧。

　　我迅速调整思路：舍得让你往更多幸福的地方飞去，也可以说是推着你走向更不幸的地方。谁说得清别的地方，是幸福还是不幸？ 谁能事先比较？

　　就拿老易来说吧，虽然我不了解老易(我干什么要真正去了解他呢，除了“摸敌情”的需要以外)，但我觉得玲姐嫁给他，也不一定会更幸福。这倒不是自我安慰。玲姐跟老易在一起的感觉，大约也就是我和许可佳在一起的那种感觉。虽然许可佳是一个很动人的女孩，可我跟她在一起，更多的时候是外面看起来挺顺眼光鲜，里面却不能做到心脉相通。想起许可佳，我心里多少有些难过起来。但这会儿我已经顾不上她了。决战在即，我只能先解决眼前的主要问题，然后再找机会向许可佳解释和设法补偿。

　　玲姐穿着浴袍走了进来，换上睡衣睡裤，看起来像一个柔道选手或者跆拳道选手。她望着我笑了笑，坐到梳妆台前去梳头发。我注意到她从镜子里瞟了我几眼，发现我在看她，她又朝我笑了笑。按照相扑选手的说法，胜负是在相遇之后、交手之前的那几分钟里决定的，双方都在那几分钟里观察对方的状态，做自己的策略准备。

　　我打算后发制人。玲姐关掉音响，爬上床，闲扯了几句我瘦了她也瘦了那一类纯体重方面的事。我只是笑，嗯嗯着，等着她亮出兵刃切入主题。没想到她说了一声睡吧，就关掉了灯。她轻轻抱着我，把腿横过来轻轻压在我肚子上，把脸挨着我的肩膀。 我楞了楞，睁着眼睛望着黑暗。难道就这样算了？假装什么事也没发生过一样？明天早晨起来，大家照常去上班？然后哪天又找一个碴吵上一场？难道我就这样眼睁睁地看着她嫁给老易？如果我先提出来谈一谈，又该怎么谈？这不是个好谈的话题。要是好谈，我们也不会是现在这样了。

　　我开始做深呼吸，希望控制住自己的冲动。这次谈话如果没把握谈好，就不应该主动出击。我注意到玲姐也在做深呼吸。我们的呼吸心法都是常四段教的，那是一种来自瑜珈的胸腹式呼吸法。我默念着每一个步骤：每一次吸气时，犹如在品尝空气一般，缓慢而深长地吸入气息，感觉到由于横隔膜下降，腹部完全鼓起；随后，肋骨向外扩张到最开放的状态，肺部继续吸入空气，胸部缓缓上提，胸腔进一步扩张；吸满气后，缓缓呼出，犹如蚕吐丝一般，细微而绵长；先放松胸腔，将胸部的气呼出，随后温和地收紧腹部，向内瘪进去，将腹部里剩余的气完全挤压出来。

　　玲姐忽然浑身颤了一下，笑出声来。

　　她说：“你也睡不着呀。”

　　我嗯了一声。接着听见玲姐谈起了刘若英那张碟子，她说：“我买这种音乐，你不会笑我吧？”

　　我说：“怎么会？我知道你是一时心情而已。”

　　她问：“你怎么这样说呢？”

　　“你当然知道这种东西没法认真听。一认真，你就会发现每一样乐器都在冒傻气。比方说吧，什么舍得让你往更多幸福的地方飞去？谁说得清别的地方，是幸福还是不幸？ 要是真的很爱很爱，就不应该那样。除非对方不爱她了。真要是这样……嗯，那也不关我们什么事，就不说刻薄的话了。”

　　“不那么简单吧？别的地方幸福还是不幸，还是可以比较的。”

　　“你这么说我很难明白的。”

　　“我本来想拿咱俩的事做个例子，可又怕说起来你会生气。”

　　“还没说，你怎么知道我会生气？有时候你就是这样，事情还没发生，你就开始怕这怕那的。”

　　玲姐笑了：“我要是你这个年龄，我也就什么都不怕啦。”

　　“你到底怕什么呢？我们的事完全可以敞开谈一谈的，我实在是不明白你到底在怕一些什么。”

　　“我都已经说了。当然年龄只是其中一个。”

　　“年龄这个话题，我们都说了一千遍了。你要是不怕耳朵起茧子，我倒是很高兴把我说过的话再说一遍。就算是谎言，也到了该变成真理的时候了。”

　　“我不是不相信你，这话我也说很多遍了。照你的逻辑，你说将来要怎么对我好的那些话，也算是在说还没发生的事吧。”

　　“我承认你说的，也有一些道理。我们就直接说已经发生的事，好不好？”

　　“唉，已经发生的，有一些是我不好。走到这一步，我也不想标榜那都是为了你好。我还是为自己考虑了不少的。我都是这个年纪的人了，你知道，我一直想要个孩子，现在都有些晚了。”

　　玲姐想要个孩子的事，她以前也对我谈起过。她还没离婚的时候，在同一个月，她发现自己有了身孕，丈夫有了外遇。她悄悄去医院做了流产手术，然后开始了漫长的夫妻冷战。这天晚上她又旧话重提，让我又感觉到了那种曾经有过的心疼。我抱紧了她，她的身体温暖柔软，肚子轻轻起伏，呼吸的气息吹在了我的颈子上。我能意识到我抱着的是一条生命，一条需要也有权延续生命的生命。

　　我说：“这事是不能再拖了，我们还是赶紧去登记吧。”

　　以前谈起生孩子的事时，我没表过态，因为我还没到我所在的区规定的结婚年龄（男方２２岁）。

　　玲姐动了一下，说：“不要说傻话了，我怎么能嫁给你？”

　　“怎么不能？法律规定我们不能结婚生孩子吗？” 　

　　“你知道这不关法律的事。你也从来不为我想想。”

　　“有什么好多想的。在我眼里简单得很，我们像大多数人一样，遵纪，守法，结婚，生孩子。”

　　“又在说傻话了。”

　　“看看，我一说这些，就是傻话。我不说这些，你又说我不为你着想。你到底要我怎么样啊？”

　　我拉亮了灯，坐了起来。玲姐把我拉了下去，抱在她怀里。 她轻轻摸着我的头发，不停地叹着气。

　　“天儿，你别这样任性好不好？你才２２岁，你还是走你自己的路去好不好？我这真是为了你好，为了我好。我知道这些日子你心里不好受，我也不好受。我不好受，只能怪我自己，你不好受，也应该怪我。你要发脾气，你就发吧，只要你觉得好受一些。”

　　我又坐了起来。

　　我说：“我不想发脾气，只想要一句痛快话：你是不是一定要跟我分手，要嫁给那个姓易的？”

　　“你，你一定要这么说，我也没办法。我不跟你说了。”

　　“你是不好意思说了吧？要不要我帮你说出来？你干嘛不直接说你就是变心了呢？”

　　“我没有。跟老易的事情一直想跟你说，一直不知道怎么说，所以就拖下来了。早知道你要这么说，还不如干脆让你觉得我变心了算了。”

　　“没有变心啊？真的啊？那我们还争什么？下次那个姓易的还敢来找你，惹毛了我，哪一只脚先进门我就把那一只脚剁了！”

　　“你就会胡来。你就会说这样的气话。你不是说要遵纪守法吗？人家老易也是有这个权利的。”

　　“那好。公平竞争。划下道儿来吧。”

　　“划下什么道儿来？”

　　“文比还是武比？什么条件？多长时间？让我跟老易过过招。”

　　“你不要这么固执和胡闹好不好？”

　　“你要我就这样放手？我怎么会甘心？”

　　“唉，我就知道会这样。算了算了，不说了，睡吧。”

　　“我不困。要睡你自己睡。”

　　接下来玲姐只好也坐起来，陪着我说话。说不得，我只好继续吓一吓她，告诉她我是不会善罢干休的。具体要怎样，我没有说，让她自己去想。她眼睛转了转，好像是有点给吓着了。她答应再想一想，暂时不跟老易结婚。接着要求我不得在外人面前胡闹，继续当她的“表弟”。我忙不迭地答应了。在那一刻，我觉得只要她暂时不跟老易结婚，要我干什么我都会答应。只要争取了时间，就不怕不发生变数。我知道她这一招使的很可能是缓兵之计，虽不是我想要的最好结果，但也算是颇有收获了。

　　她关掉灯，再次拉我躺下来。我乖乖地躺下来了。

夜紫光

第八部分（1）
乐小天

　　此后的几个月，我和玲姐的交往可以用平淡两个字来形容。她像是在等待着什么一样。也许，她觉得能做的都已经做了，现在只需要拿出耐心和时间来等待变数。我也不敢轻举妄动。虽然她答应我暂缓跟老易结婚（原定春节），但真正怎么样我要等到春节才知道。况且在此之前的折腾，我消耗也不小，也需要休息一下。

　　一些零星的温存和冷漠分布在漫长的平淡里。我努力用工作来对付平淡。那些工作本来
就是需要做的，现在变得更需要做了，因为它不仅可以增加我的筹码，还可以转移我的焦虑。有时候，我甚至希望能一刻不停地在这座城市里跑来跑去。但只要有空，我还是会去玲姐那里看看她。我觉得应该保持小规模的浪漫攻势。有时候我会为她写一首小诗，或一首歌词，或几句话，就写在卫生纸上，她的记帐簿上，她常读的电视报上。有一个傍晚，我还把折叠餐桌搬到了阳台上，铺上一张新桌布，拿出葡萄酒和两只水晶玻璃杯，点上了蜡烛。然后我坐在烛光里等着她。外面下起了雪，雪片轻轻扑打着包封阳台的玻璃，像在轻柔地絮语。

　　整个冬天我都很忙。随着互联网投资持续升温，钞票跟雪片一起落进了这个巨大的城市里。我得时刻准备着出门抓几把。公司里多数销售员都不是通信专业出身，对通信系统产品的了解，往往不及客户的技术人员，沟通起来困难比较大。看见我和几个专业出身的同事连连得手，有些人就去销售部经理那里吵闹。经理只好决定，做互联网这一块的，必须一个专业的和一个非专业的组合在一起。我挑的搭档是粘糊小妹。

　　再次见到粘糊小妹的时候，她脖子上围着一条暗红色的围巾。走进了有暖气的办公室，她也不把围巾取下来。后来我才知道她因为和阿伍的事吞过两次玻璃，做手术的时候，医生不得不把她的喉管切开，她的颈子那儿留下了两道长长的疤痕。知道这些后，我每次看见暗红色的围巾都不舒服，像看见了凝固的血一样。粘糊小妹自杀未遂的事件给我震动不小，让我面对许可佳的时候不得不小心翼翼的。我既想把话说清楚，又不想伤着她，结果总是迟迟进入不了主题。

　　这年冬天，我跟许可佳不时见一见面，去各种时尚的餐厅里吃一吃饭。有时候我很不愿意相见，面对她，我心理压力很大。她在那种特定的时候出现在我的门前，像一个火堆出现在一只快要冻僵的动物面前。我生病期间虽然没有跟她怎么样，也没有明确关系，但我不能不承认我跟她已经有了历史遗留问题。要想解决，就必须见面坐下来好好谈一谈。可一旦见了面，我却又不知道该怎样说才能让她平和地接受我的想法。常常是她问几句，我答几句。我不忍对她太冷，太狠，我深知太冷太狠她受起来是一种什么滋味。如果她因为我而留下身体创伤或心理创伤了，我觉得那真是一桩罪过。

　　有时候许可佳会来我的住处看看我，不过没再在我这里过夜。上次我生病的时候，她在我这里住过两个晚上，她父亲知道后大发雷霆，像要杀了她一样。她父亲还为此跟她母亲吵过一架，两个上了年纪的人都在客厅里蹦蹦跳跳的，据说最后是她母亲赢了。许可佳告诉我：“我妈说，想住在外面尽管住，只要我结婚的时候还守身如玉，家里就多我送一万美金。”接着，她转了转眼珠，告诉我最近她天天思想斗争，盘算着这笔买卖值不值得。虽然我对她母亲顿生敬意，但许可佳的话仍然让我心惊肉跳的。她不用亲密行为紧逼我的时候，我觉得她可以算是一个很令人温暖舒服的朋友，可要是哪天万一不小心，让许可佳在我的床上完成了一个女孩到一个女人的转变，我不跟她结婚我简直就要从人变成不是人了。 我心里非常清楚，这种不小心是很可能出现的。有一次她坐在床上吹一只避孕套（她说是她妈妈从医院里拿回来送给她的），吹成一只气球扎起来，然后一次次抛向天花板，有那么几分钟我差点希望自己不是人。有个声音对我说，可以做点什么，跟这个女孩一起做点什么不正是玲姐希望的吗？几分钟后，我觉得自己这么想太卑劣了。又是几分钟后，我对这种道德的自戕失去了兴趣，因为道德的自戕太容易了，也太脆弱了。幸好那只吹鼓的避孕套及时爆掉了。

　　打这以后，我尽量不让许可佳上我的住处来考验我的意志，虽然每次拒绝都不是很坚决，但也够生硬的。一想到我生病的时候她来照顾我，我就没法子做到很坚决。坚决果断不是我的性格特点。我希望时间能帮我慢慢把关系转化为一般朋友，帮许可佳慢慢明白我的心意。这看起来也像是缓兵之计。可比拖更好的办法我不知道。有时候我真羡慕有些人身上那股快刀斩乱麻的狠劲和利索劲。

　　一天我正躺在床上看书，许可佳突然笑嘻嘻的爬上了床。她抱着我，说要跟我好好谈一谈。看样子她是有备而来，我心里跳了一下。我马上联想到我跟玲姐那天晚上交手的情景：壁灯的灯罩把淡淡的光线聚在床上，四周一片幽暗，让那张大床看起来很像舞台，也很像技击场。

　　很久以后我知道她这一天果然是有备而来，她身上又揣着避孕工具。这次她想把跟我的事明确敲定，不想再不清不楚地拖下去了。

　　我挣脱许可佳，跳下了床，坐在沙发上。我觉得我不能在床上跟许可佳谈她要谈的事情。那次我在床上跟玲姐交手，本来就是一个错误。后来我才意识到那天我应该能取得更好的成绩的，如果换一个交手的地点，如果不是在那张床上。有一本古籍上记载了一种说法：床，天生就是女人占优势的地方。床是女人的庇护所，是女人忠实可靠的同谋。男人要站着说话才有力量。至少得坐起来。躺在床上跟女人交手，男人十有八九得丢盔卸甲。

　　看见我坐到沙发上去了，许可佳噘着嘴溜下了床。她叉着腰在我面前站了一会儿，然后打开笔记本电脑上网。不知道她跟什么人聊起了天，聊着聊着她的眼睛就红了。后来她把上网电缆拉到了洗手间里。她坐在马桶上，抱着笔记本电脑，边哭边聊。我在洗手间门口转了转，听见她敲击键盘的声音，听见她鼻子里发出的抽泣声，我有点心烦意乱。我走到楼下的雪地里转了好几圈，第二天出去跑业务的时候，鼻子里不时流出一点清亮的鼻涕。

　　有时候我很想请教一下粘糊小妹，我该怎样做才不会引起许可佳的激烈反应，可一看见粘糊小妹那副憔悴的样子，又觉得自己这么问太过份了。后来，我感觉粘糊小妹苍白的脸色和暗红色的围巾太影响我跟客户谈判的情绪，隔几天我就让她在家里休息一下。粘糊小妹也很乐意，反正我每做成一单，财务部都会自动分成给她。

　　这年冬天，我一连做了十几单。有时候走在街上，望着漫天飘飞的雪片，感觉自己比以前更喜欢北京的冬天了。我本来就觉得北京的冬天比南方小城的冬天好过。赚了点小钱后，我一高兴，就给父母打了一个电话，让他们来北京过春节。他们从来没有到过北京，一高兴，就提前两个星期来了。没来几天，他们就把楼道打扫得干干净净的，连几乎没人扶过的楼梯扶手也擦得干干净净的。

　　望着父母在一起做家务活，有说有笑的，我心里很宽慰。在我的记忆里，父母似乎从来没有如此和睦相处过。离婚后，有很长一段时间他们还像离婚以前一样不停地吵架。现在，父亲心中的烈火似乎已经熄灭了，母亲似乎也不像以前那样要强了。有时候我有一种感觉，觉得两位老人似乎到了晚年才发现了平淡生活的价值，有重归于好的趋势。一天晚上，我跟父亲睡一间房子，问他有没有可能跟母亲复婚。父亲很有点不好意思一样，把头扭向一边，说他没意见，就是不知道母亲的想法怎么样，他自己也不好意思提出来。我马上走进母亲住的屋子，告诉她父亲想跟她复婚。母亲的眼睛像少女一样亮了一下，接着呸了一声，让我不要瞎操心，“你把你自己的事操心好就行了。”接着问我有没有女朋友。我说没有。我告诉她要想在北京成家，得先挣够成家的本钱。母亲点点头，开始抱怨北京的房价和菜价，接着抱怨我父亲不中用。她说他要是早点混个一官半职，或者挣下一百万什么的，我在北京的亲事也会好办得多。听她这么说，我赶紧打岔扯别的，然后赶紧收住话头去睡觉。

　　周末的一个下午，许可佳突然来了。

　　上午，她打电话约过我，我告诉她这几天有事，当时她没说什么，没想到下午她就突然敲门了。我向父母介绍了许可佳，只报了她的名字。许可佳似乎毫不在意我这么简陋地介绍她，她拉起我母亲的手就聊开了，很快又拉起我母亲的手逛街去了。我不知道许可佳是怎么把我母亲哄得那么高兴的，这天母亲给她买了两件衣服，还把祖传的一对耳环从耳朵上取下来一只，送给了她。另一只，逛街回来后母亲悄悄给了我，要我在结婚的时候再送给许可佳。母亲笑着对我说：“这姑娘乖，说话像电视里的人儿一样。”我有点给吓着了，说：“你不要乱来啊，真的不是你想的那么回事。”母亲问：“你生病的那几天，是不是她住在这里照顾你？”我说是，不过不是我要她来的。母亲说：“那我不管，反正我喜欢她。你不讲良心，妈替你讲良心。”

　　母亲这一番话说得我有些羞愧。对许可佳，我心里一直盘踞着一些类似歉疚的东西。我也想为许可佳做点什么，弥补一下，但一直不知道该做什么。母亲对许可佳这么热呼，我就当是替我做了一些吧。做晚饭的时候，许可佳走进厨房里去给母亲帮忙。听见厨房里不时传出她们的笑声，我耳朵里又一阵阵发麻。我真恨自己没本事把我和许可佳的事处理妥当。

　　很久以后，回想起这天的情景，回想起我跟许可佳交往的历史，我闷闷地坐在客厅的沙发上，挤着自己的太阳穴，我问自己：你怎么就这么软弱啊？我真觉得自己不可理喻。除了已经揭示出来的原因，应该还有更复杂的原因，可我就是想不起来。现在，我坐在电脑前，试图看清一个真实的自己，我发现还是有一些地方看不清。也许并不是每一个人具备完全理解自己的能力。

　　晚饭后，许可佳陪我父母坐在客厅里看电视。我听见她提出来明天可以陪我父母游览北京城里城外的名胜古迹，我父母都很高兴，我心里很不安。他们正商量着游览计划时，我把许可佳叫到了另一间屋子，告诉她我父母年纪大了，一般睡得比较早。许可佳拍了拍自己的脑门，说：“我只顾着傻高兴，把老人家睡觉的时间搞忘掉了。”

　　送许可佳下楼的时候，我看见许可佳的耳朵上晃荡着我母亲送的那只耳环。那是一只镶有祖母绿宝石的耳环，是我母亲出嫁时，我外婆送的。虽然不算名贵，但意义非同寻常。我很想要回来。我陪许可佳走出了小区，一直没想好怎么开口。听着积雪上的脚步声，我心里一点一点变冷变硬了。走到了大街上，我有了主意。

　　我对许可佳说，耳环有点问题，我母亲忘了告诉她，套宝石的箍子不牢实，得修一修。

　　许可佳站住了，说：“是吗？”她取下耳环，走到一家商店的橱窗前看了看，“挺牢实的呀。”

　　我说：“看着牢实，不定哪天就掉下来了。上次宝石掉下来，我母亲找了好几天才找到。”

　　许可佳说：“那我拿去换个箍子好了。”

　　我说：“最好是换个箍子。不过也可能是我母亲的那一只有问题。反正一只换了，另一只也得换。两只得弄成一样的。”

　　许可佳笑了，说：“没事，哪天我都拿去换好了。”

　　我深深地吸了一口寒冷的空气，对她说：“你给我，还是我明天去修吧。”

　　许可佳说：“看你不放心的，好像我连这点事都办不好一样。”

　　她笑着把耳环放在了我手心里。放下前，还往上提了一下，才放下来。

夜紫光

第八部分（2）
乐小天

　　第二天一大早，我就带父母出了门，去长城和几座皇陵看了看。出门的时候母亲问我许可佳怎么没来，我跟母亲瞎扯了几句。母亲皱起了眉头，没说话。路上，许可佳打来一个电话，问我们怎么提前出发了，我走到父母听不见的地方，跟许可佳瞎扯了几句。她问要不要她赶过来，我说不用。

　　打完电话，我呆呆地望着长城，这么短的时间就说了这么多假话，不知道以后还要说多
少假话才能补上，心里真是不爽。我不是故意矫情。如果把我过完２２岁生日后我说的假话都收集起来，堆在一起，就会看清楚这一年我的人生态度到底有多大变化。很久以后，我看到了一条为假话辩护的名言：适当说一说假话是善良的表现，因为并不是每个人都有接受真实的能力。从此以后，我觉得越来越不便反对这种说法。

　　从长城和皇陵回来没几天，我和许可佳在海洋馆的水下餐厅里吃过一次海鲜。许可佳突然问我耳环修好了没有。我假装没听见，像是被鱼吸引住了。一些五颜六色的鱼在许可佳的脑袋旁聚成一团。许可佳顺着我的目光瞧了瞧，用筷子敲了敲玻璃，那些鱼立刻像受惊的鸟群散开了，各自飞得远远的。许可佳回头又问了我一遍耳环的事。我只好又拿假话来抵挡了，我告诉她，耳环被我弄丢了。

　　许可佳张着嘴望着我，我能感觉到她的视线在空气中弯成了一个又一个问号。很快，她笑了，问我是怎么弄丢了的。我脸上在发热，呼吸困难起来了，感觉很需要潜水员头上戴着的和背上背着的那一套东西。搓了一会儿脸，我很不情愿地编了一个故事，说耳环是在地铁里被人偷走的。

　　许可佳笑出了声，安慰我说：“这有什么好难过的？第一，丢了东西又不是丢了人了；第二，偷东西的人又不是你。”见我还在搓脸，许可佳讲了几个海底生物有趣的故事。我配合着笑了笑，很感激她没有继续说耳环的事。

　　此后，我和许可佳还去冰封雪冻的什刹海吃了一次韩式烤鱼，去东方广场回转寿司吃了一次日式生鱼片。显然，许可佳每次挑餐厅的时候，基本上都是顺着我的嗜好和口味。我呢，宁愿顺着她的意思，跟她在外面吃吃饭，也不希望她常去我的住处跟我父母搅在一起。我想等父母走了，再跟许可佳把我们之间的关系说说清楚，否则她闹腾起来，我母亲定会帮她，那时候我可真是里外不得安神。当然，跟她左一顿右一顿的吃着喝着，理由不止这一条了。其实有时候看着她吃东西的样子，我还是有点开胃的。我很少见到像许可佳那样热爱食物的女孩，她有时候吃得稍嫌放肆，还偷偷松一松皮带什么的，脸上和衣服上沾着油渍，她那副吃相的确能让人感到生活是值得享受的。那一阵子，因为玲姐的事一直悬着，我心里很不踏实，跟许可佳在一起说说话，吃吃饭，只要她不逼我太紧，我多少能感到一点放松和安定。好在大多数时候她有理有节，进退得度。

　　见许可佳很少再来我的住处，有时候我母亲会在餐桌上问起来，问我和许可佳最近是不是在闹别扭。我总是跟母亲瞎扯几句，搪塞过去。每次跟母亲在一起，我都有点担心她会突然提起耳环的事，幸好，母亲好像忘掉了她给过我耳环。没说的，我又欠了许可佳一次情。如果许可佳把我编的故事告诉了我母亲，接下来的麻烦我不愿意去想象了。

　　这一天正吃着饭，母亲说：“有一件事我这几天一直想问问你，总是给忘掉了。”我的耳朵像给敲了一下，立刻竖起来了。我望着母亲。母亲说：“我听可佳讲，你在北京还有一个表姐，我怎么没听说过一样？”

　　我不知道当时我是什么表情。现在能回忆起来的，是我走开了，走进厨房里给父亲盛了一碗饭。我在桌子上扫了一眼，发现父亲的饭碗空了，就端起来走进了厨房里。我慢慢添着饭，脑子里迅速转开了。具体转了些什么，现在也没法子一条一条理顺拿出来。按理说，我首先要确定的是：说不说谎？但我的第一个反应很可能是厌烦许可佳，觉得她不该这么东说西说的。接下来，我意识到此刻没有时间去厌烦许可佳，我应该决定是不是对母亲说实话。心里有一个强烈的冲动：应该说实话。可是，说假话的念头很快又占了上风。我觉得说假话省心。父母那一辈的表亲本来就多，我编一个故事并不困难。我可以在母亲和玲姐之间放上七大姑八大姨，把水搅浑。为了安全起见，我还可以往其中放一两个跟母亲关系不好的姑姑，再放一个死去多年的表姨，让母亲无从查证。一下子说不清为什么，编这么一个故事让我心里堵得慌。也许我实在是不愿意把春节前的这一周变成“谎话周”，也许还有更多的原因。

　　从厨房里走出来，我决定不说实话，也不说假话。我决定不把真相说完整。我告诉母亲：４年前我在棋院里认识了一个比较年长的女人，她今年４０岁了，一直比较关心我，照顾我，帮我找工作，还帮我找女朋友，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向别人介绍我们的关系时就省事说是表亲了。

　　母亲轻轻拍了拍脑门子，笑了，“我说呢。我把头想痛了也没想出这门子表亲来。还以为记性不行了呢。”闲扯了几句，母亲问父亲：“人家这么照顾天儿，你看是不是该请她吃一顿饭呀什么的？”

　　父亲说：“那是应该，那是应该。”

　　母亲说：“天儿，你爸爸也说应该请人家吃一顿饭呢，你看哪家馆子像个样子，价格也合适？也别太便宜了，省得人家说我们小地方来的人小气。”

　　父亲点点头，说：“第一次大方些，那是应该，以后熟了，就在家里吃点什么都不要紧的。”

　　我心里一阵感动，说：“她也不是那种讲排场的人，要聚一聚，就家里聚吧。”

　　母亲说：“那不行。妈也不是一定要讲排场，妈的手艺你是知道的。嗯，这回妈跟爸出钱请，是妈跟爸的一点心意。这回你就不要管了。你只负责约人。”

　　饭后，我走到另一个房间去给玲姐打了个电话，把饭桌上发生的事讲了一遍。玲姐沉吟了一会儿，说：“我最近怕是没什么时间啊。”

　　我说：“我妈这个人你还不清楚，你要是不来，她肯定要亲自找你去的。”

　　玲姐又沉吟了一会儿，说：“好吧。这一顿我来请。我也应该尽一尽地主之谊。”

　　我说：“我觉得谁请谁是次要的，聚一聚再说好不好？”

　　玲姐笑了，说：“我现在要说不好，怕是也不行了。”

　　春节前的那一阵子，玲姐所在的单位酒宴不断，我听见玲姐在电话里算日子。末了，她定在了腊月二十七号中午。地点在前门烤鸭店，那儿是在北京工作的人请外地亲戚朋友吃点上档次的饭时，一般会首选的地方。我没什么意见。挂断电话前，我本来想说点别的，后来又觉得这会儿没什么更多的话好说，就挂断了。挂断后，还冲着电话笑了笑，望着窗外舒了口气。窗外，大雪静静飘落，一派祥瑞。

　　随着春节的临近，我所在的销售部也有一些应酬。除非请的是跟我有直接关系的客户，一般我能推的就推掉了。许可佳几次问我什么时候有空去她家吃年饭，我告诉她节前忙得要命，她似乎有点生气，我也只好由她了。得着空子，我就去玲姐那边看一看。玲姐肯答应跟我父母在一起吃饭，我就像提前吃了一颗定心丸似的，心态平和多了。但我有时候还是担心中途有什么变故。每次去她那边，四处看看，看见没什么异常迹象，我才会觉得又平安地过了一天或两天。有一次在她那边住了一夜，回来母亲盘问了半天。后来因为不愿意说谎，再晚也回家了。

　　腊月二十七号一大早，粘糊小妹打电话来跟我借钱，说她想把阿伍保出来过年。我这才知道阿伍被关进了局子里。我很久没跟阿伍联系过了。见着粘糊小妹后，听她把经过简单说了一遍。原来，我让粘糊小妹在家休息的那段日子，她闲得发慌，就想跟阿伍一起出去做几单。一家私营企业有个中年女老板有下单的意向，阿伍紧追不舍，一直追到了床上。阿伍就是在床上赤条条地给警方逮住的，原因是女老板的丈夫十几个小时前被勒死在汽车里，阿伍成了嫌疑犯，现在已经给关了半个多月了。女老板托人带口信，说只要阿伍承认她丈夫死的前后个把小时，阿伍跟她在床上，她就出钱保他出来。可阿伍觉得人命关天，没有答应。粘糊小妹讲这些事时，笑嘻嘻的，让我弄不清真假。我问她为什么不找阿伍的弟弟要钱，她说，阿伍的弟弟不肯管他。阿伍跟女老板来往的那一阵子，阿伍的弟弟就发过脾气骂他胡闹，要他跟女老板分手，正正经经跟粘糊小妹谈恋爱。有一天，阿伍的弟弟找到阿伍，要他立刻打电话给女老板说分手的事。阿伍说：“你说分手就分手啦？那我成什么啦？我本来今天要分手的，你这么一说，我就不分手了。就算是搞包办婚姻，又哪有弟弟来包办的？”就这样，两兄弟不来往了。

　　取出钱，见时间还早，我决定跟粘糊小妹一起去接阿伍。进了局子大门，粘糊小妹一路跟警察打着招呼。我对她说：“看来你在这里下了不少工夫，但愿阿伍没事后，你们能好好的在一起。”粘糊小妹眼睛红了红，说：“以后的事儿可说不准，我只是觉得他有难，我不帮一把，心里过不去一样。”她这话说得我心里酸酸的。这次一共交了八万，粘糊小妹出了五万，剩下的我出。粘糊小妹那五万里也有一些是阿伍的，阿伍被拘留期间，跟局子做了一单５０部大功率对讲机的生意，还卖给几个看守几部手机，粘糊小妹只是负责跑跑腿。隔着铁栅栏，我看见阿伍正踱着方步，脸色红润，气度雍容，看起来在里面没受什么罪。看见了我，他朝我笑了笑，还双手抓着铁栅栏使劲摇了摇。

　　从局子里出来，阿伍对我说，他以后一定会回报我的。我笑了笑。８个月后，他跟袁大头联手发动技术部的员工签名，抵抗我回技术部任经理。我问他，还记不记得他从局子里出来的那天，他说过什么。他马上把签名簿掏出来，当着我的面撕得粉碎，说：“以后不要再提这个了，这一单两清了。”我朝他点头微笑，觉得这位学兄又给我上了一课。

　　跟阿伍和粘糊小妹分手后，我打车直接去前门烤鸭店。路上给母亲和玲姐各打了一个电话，父母正要出门，玲姐已经出了门。母亲说：“上午可佳打电话来，我顺便让她也去前门烤鸭店了，一起请了省事。”

　　“妈呀！”

　　“你叫唤什么，主客是你们的介绍人，请可佳作陪也是正该的。成不成是以后的事，谢不谢是今天的事。”

　　“好好好。回头再说吧。”

　　我挂断了电话，觉得好好的一顿饭叫我母亲弄变了味儿。可已经这样了，跟她多说无益。我赶紧给玲姐打电话，解释许可佳要来吃饭的事。

　　玲姐笑了，说：“我怎么觉得跟鸿门宴似的？到头来还得我埋单，我可真会做冤大头！”

　　我说：“你放心。”

　　“我倒没什么不放心的，冤大头就冤大头吧，做到家好了。”

　　“嗯，没人吃得了你。有我在呢。” 　

　　玲姐又笑了，说：“你啊，你只要老老实实呆着，不胡闹我就谢天谢地了。”

　　“好吧，反正我是怎么回事，你是知道的。”

　　“知道归知道，唉，不说这个了。”

　　到了前门烤鸭店，进了包间，我看见玲姐正跟许可佳坐在一起研究菜单，脑袋挨着脑袋。听见脚步响，她俩抬起脸朝我笑了笑，几乎同时说你来啦。看见两个脑袋挨得那么近，像一张合影照片似的朝我微笑，这一幕真的如同幻觉。我仿佛看见火柴跟炸药搁在了一起。跟玲姐的眼光一碰，心里颤动了一下。再跟许可佳的眼光一碰，脑袋里嗡嗡的。我迅速冷却，收拾着自己纷乱的思绪。勉强笑了笑后，我说我去门口接我父母，就退出来了。

　　站在烤鸭店的门廊里，望着大片大片的雪花静静飘落，我感到浑身燥热。远处偶尔传来一两声炮竹爆炸的响动，眼前不时有人嘴角挂着油光和新春祝辞出出进进。穿旗袍的礼仪小姐睃了我两眼，瞅着没别人的时候就不停地搓手，呵气，蹦跳。我朝她笑了笑，她问我是不是在等什么人，要我把包间号和来人的特征告诉她，然后要我进去，“外面太冷了。”我说不冷不冷。她的脸马上冷下来了，站得直直的不再搭理我。我走开了几步，走进了雪地里，本来只是想在行走中张开身体透透气，没料到走上了瘾似的，越走越快。后来干脆往地铁口走过去，真想坐进地铁一走了之。

　　手机响的时候，我快到地铁口了。是父亲打来的。父亲问我哪里去了，说他正站在烤鸭店门口等我。见到了父亲，我说我以为他们会坐地铁来的。父亲说：“我本来是要坐地铁的，你母亲非要坐出租车。也好。”看见他手上拿着的是许可佳的手机，我问是不是许可佳接着了他们，父亲说是许可佳和玲姐一起接着的。上楼的时候，父亲拉了拉我的袖子，说：“儿子啊，你妈妈要我跟你说一声，今天吃年饭，你要是乖乖的不闹脾气，她就封个大大的红包给你压岁。”

　　我哈哈一笑，走进了包间，三个女人六只眼睛齐刷刷地瞄准了我，我顿时感觉如同置身前沿阵地。我坐下来，玲姐率先开始取笑我，说我真的还是个孩子，一到过年就高兴得昏了头，到处乱跑，也不怕跑丢了。许可佳附和着笑。母亲也笑，说：“我才不担心他会跑丢呢，这年头的孩子，自己跑是跑不丢的。”看见三个女人都在笑，空气中隐约有炮竹爆炸之后的那种淡淡的火药味，我多少放松了点，如果她们过份其乐融融的，我会感到恐惧。

　　我最担心的是我母亲或许可佳会说什么让玲姐不高兴的话，玲姐拂袖而去，从此一去不回头了。对我来说，春节前的这几天本来就是让我神经过敏的日子，我是真的害怕会把多的事情搞出来。接下来的十几分钟，主要是母亲跟玲姐闲聊，北方的干冷和暖气，南方的阴冷和湿气，如此等等。当母亲突然把话题转到玲姐的背景上去时，我的心又一下子提起来了，隐隐地感到了亲人的可怕。

　　母亲问：“你怎么还是一个人啊？你先生呢？你孩子呢？”

　　我马上打断了母亲，说：“你还让不让人家的嘴吃菜啊？”

　　母亲笑了，说：“这孩子！我们是几十年不见的表亲么，见了面自然要拉一拉家常的。”

　　我说：“以后有的是时间扯这些，就怕扯得你不爱听了。还是先吃饭吧。”

　　玲姐笑了，说：“他就是这样，他不爱听的，就不要别人说。”

　　我说：“不是我不爱听，回头我再慢慢告诉妈好不好？”

　　母亲笑了，说：“好，好。怎么样都好。”

　　许可佳拿餐巾抹了抹嘴，也笑，说：“还是伯母一家民主，要是我爸爸妈妈，跟别人说话就不许我插嘴。”

　　母亲朝许可佳面前迅速堆起的一堆骨头瞟了一眼，又给她夹了一块烤鸭，说：“那是你懂事，乖，不像天儿，让我说句话都说不完整。”转头又对玲姐说：“瞧你给天儿介绍的女朋友多好，我们做父母的，真是不知道该怎么感激才好。”

　　我张了张嘴，玲姐抢先说话了：“他俩看上去是挺般配的。看见一个好小伙子，看见一个好姑娘，不由自主的就想把两个人拉扯到一起去，好像这是很多做女人的一大乐子吧。要说感谢的话，哪天我再做东，把许可佳爸爸妈妈也请来，那时候我们一起感谢他们生了许可佳这个聪明漂亮的丫头。”

　　我张嘴结舌，完全不知道说什么好。脑子转得越来越费劲了，搞不清玲姐说这一番话的用意。想到来之前玲姐在电话里跟我打过招呼，要我老老实实呆着，我觉得，也许我这会儿还是老老实实呆着好，随便她们怎么聊。她们后来又聊到了表亲的话题上，母亲解释说：“上次听可佳提起小天有一个表姐在北京，我就半天没想起来，瞧我这记性，传回去要给人骂死！” 我正要插话，她们已经聊开别的了，还一边聊一边互相夹菜。每道菜上来，母亲都要不停地给玲姐和许可佳夹菜，有时候也给我和父亲夹一夹菜。然后玲姐站起来给每一个人夹菜。此起彼伏的。在这种亲昵的气氛中泡一泡，我渐渐松弛下来了。我给父亲敬了一杯酒，然后给大家一起又敬了一杯。女人们喝的都是果汁，在座的只有我跟父亲喝白酒。父亲不怎么说话，一直笑咪咪的，基本上是我敬一杯，他喝一杯。我们很快喝了不少。

　　正吃着，喝着，呱啦呱啦着，听见包间外面有个男人在叫玲姐的名字。玲姐答应了一声，沉重的脚步声走过来了。在一阵憨厚的笑声中，包间的门打开了一条缝，刚够一张胖脸塞进来。接着门整个打开了，一只很壮观的肚子进来了。

　　玲姐的眼睛只眨了一下，就把来人介绍给大家，她说：“这是老易。”

　　我脑袋里立刻有个炮竹爆炸了。玲姐接下来介绍在座的人时都说了些什么，我听得不是很清楚。我楞楞地望着老易，望着他的一只大手，那只大手端着一只高脚玻璃小酒杯微微晃动着。

　　后来我才知道，我给玲姐打电话说父母请她吃饭的事时，老易正在玲姐家里坐着。老易听见玲姐对着电话说要请客，就给了玲姐一张前门烤鸭店的贵宾卡。他在单位里虽然不是个领导，但资历摆在那，这种卡人家送了他不少。腊月二十七号上午，辖区内一些企业派人来机关送年货，处长就让老易陪这些人去吃一餐饭。老易想，不如干脆把这些人带到前门烤鸭店去，吃完后，顺便把玲姐的帐一块结了，回单位报销。吃到中途，他想到玲姐请的是一些表亲，从长远打算，他觉得自己过去敬一杯酒还是很有必要的。

　　轮到老易给我敬酒的时候，老易拉起我的一只手握着不放，说早就听说玲姐有我这么一个表弟在北京，一直想见没见着，今天终于见着了，心里真是高兴。

　　我努力笑了笑，说：“我也很高兴，今天我们要好好喝几杯，喝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