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跬步集》之《与乐朋先生商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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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乐朋先生商榷

文仲安

读乐朋先生文章《妄言无理却有价》（载《杂文报》2012年3月9日）如鲠在喉，不吐实在不快。

“广东茂名市委书记罗荫国在接受调查时所说：‘要说我是贪官，说明官场的人都是贪官。凭什么专整我？真让我交代，我能交代三天三夜，把茂名官场翻个底朝天。中国不就是腐败分子提拔腐败分子，腐败分子反腐败吗？’（2012年第1期《特别文摘》）”。这就是乐朋先生文章所说的“妄言”，而且“无理”。何谓“妄言”？用乐朋先生文章中的话来说就是“虚妄不实的胡言乱语”，而且只要被定性为“妄言”，那一定“不讲理、没道理是肯定的”了。笔者以为对罗书记说的这番话不能笼而统之视为“妄言”，还得作点辩证分析。比如罗书记说的“真让我交代，我能交代三天三夜，把茂名官场翻个底朝天”，笔者就以为罗书记说的是真话，真真实实的话。正如乐朋先生文章所说，罗荫国作为广东茂名市“独揽大权的一把手”，“他可曾是一言九鼎的主，几乎无所不能，无所不为，握有生杀予夺的绝对权力！”，“什么伤天害理、卑鄙龌龊的坏事都敢干！”。如果真是这样的话，罗书记说 “我能交代三天三夜”，就一定是真话，一定不是“妄言”。 作为“独揽大权的一把手”， 茂名的官场应该是罗书记说了算，大约罗荫国这个“腐败分子”是不会提拔非“腐败分子”的。如果确实不是“腐败分子反腐败”的话，那么，罗书记说“把茂名官场翻个底朝天” ，就一定是真话，一定不是“妄言”。

乐朋先生文章说：“罗荫国的妄言，很昏昧。其一，把茂名官场描成个洪洞县，对该市的好官、清官，无疑是极大的污蔑；其二，他又把整个中国的政治形象抹得一团漆黑，妖魔化得不成样。有谁会信他的无稽之谈？”要想驳倒乐朋先生的这两条钢鞭证据，实在是不容易。偌大的一个茂名市官场，官员肯定以万计，只要其中有一个半个是“好官、清官”,那么就是 “把茂名官场描成个洪洞县”，就“无疑是极大的污蔑”了。 至于“整个中国的政治形象”就更了不得了。如果有一个事例可以证明不是“腐败分子提拔腐败分子，腐败分子反腐败”，那就肯定是“把整个中国的政治形象抹得一团漆黑，妖魔化得不成样”，肯定是“无稽之谈”了。其实罗荫国口中的“官场”、“茂名官场”和“中国”，都只是指称对象的部分，而非指称对象的全部。只能用大概的数字表示，而不能用确定的数字表示，更不能理解为百分之百。这和我们平常说的“伟大的祖国”、“故乡很美丽”一样。能够因为中国还存在不少贫困人口就不能说“伟大的祖国”吗？能够因为故乡还有丑陋的地方就不能说 “故乡很美丽”吗？就连官方报刊上涉及到这样的指称对象也只能是表示部分而不是全部。为什么一定要苛求罗荫国呢？无非就是要全盘否定罗荫国所说的部分真实罢了。

乐朋先生认为罗荫国的“妄言”“颇具警示意义”，或者说“有着不小的认知价值”。这话不错，但是乐朋先生把“警示意义”或“认知价值”简单归结为“当今的权力腐败确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中国现在的反腐斗争形势，有多么严峻！”，并希望“我们的反腐败机关，要好好思量，拿出新招、实招，不让国人失望。”，希望对“官员任用、提拔的体制性弊端”也有所改革。乐朋先生一边承认“当今的权力腐败确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中国现在的反腐斗争形势，有多么严峻！”，一边却固执地认为仅仅是“少数的个案”：“腐败窝案一串串，贪官提拔贪官，腐败分子反腐败的情状，虽属少数的个案，但确实存在，不容小觑。”这样乐朋先生就把自己陷入了两相悖论的境地。既然仅仅是“少数的个案”，又何来“最危险的时候”、 “多么严峻”呢？问题还不在这里。问题的要害在于这样的“警示意义”或 “认知价值”过于浅薄，仅仅停留在事物的表层，缺乏应有的深度。我们应该认真解剖罗荫国这个新的典型个案，分析其形成过程，探寻其中的规律，研究其新的特点并找出应对措施。仅仅高喊“最危险的时候”、 “多么严峻”，无异于隔靴搔痒。再说“我们的反腐败机关”，其实他们早就拿出过不少的“新招、实招”，诸如什么家庭反腐、健康反腐之类，但也确实“让国人失望”。老百姓都看得清清楚楚的贪腐案件，“我们的反腐败机关”（按照乐朋先生的逻辑，一定要加上“部分”两个字）就是视而不见。中国啄木鸟式的反腐败方式早就为人民群众所诟病。同样，要想在体制内解决诸如“官员任用、提拔的体制性弊端”，恐怕实属不易。

终于乐朋先生在文章最后提出了“没有约束、制衡的绝对权力，独揽大权的一把手，无所敬畏，什么伤天害理、卑鄙龌龊的坏事都敢干！罗荫国的腐败，盖出于斯”的论断，但惜乎止步于此。

综上所述，笔者以为乐朋先生的文章《妄言无理却有价》在诸方面都存在严重的不足。

2012年3月22日

（原载《红袖添香》文学网2012年3月22日）

编后记：新华网广州2012年4月13日电（记者孔博）广东省纪委13日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了近2年查处的一批违纪违法典型案件。其中，茂名市原市委书记罗荫国系列腐败案共涉及省管干部24人、县处级干部218人。

广东省纪委通报了8起党员干部严重违纪违法典型案件。在茂名市原市委书记罗荫国系列腐败案中，罗荫国及原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杨光亮，原市委常委、市政法委书记、公安局长倪俊雄，原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朱育英，原副市长陈亚春，电白县原县委书记李日添等均涉嫌受贿，全案共涉及省管干部24人、县处级干部218人，其中立案查处61人，属省管干部19人、县处级以下干部42人，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20人，为国家挽回直接经济损失3.2亿元。罗荫国从1998年至2011年在担任茂名市委秘书长、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委书记期间，利用职务便利，在干部提拔、工程建设、资金和土地使用等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他人巨额贿赂，违反领导干部廉洁自律规定收受礼金等。目前该案正在查处中。

“膝不语，不蛇行”质疑

刘诚龙先生的文章《自由撰稿人难撰自由稿》发表在2012年2月3日的《杂文报》上。该文谈到：“只有徐文长来了自由撰稿人模样，膝不语，不蛇行”。

明代的胡宗宪在主持抗倭斗争中，广纳贤士，把颇负盛名的文人徐渭（徐文长）也招到自己的幕府中来了。明代袁宏道《徐文长传》中载：“是时公督数边兵，威镇东南，介胄之土，膝语蛇行，不敢举头，而文长以部下一诸生傲之，议者方之刘真长、杜少陵云。”但是，不知怎的，“文长以部下一诸生傲之”在刘诚龙先生笔下竟成了“膝不语，不蛇行”。“膝语蛇行”是 跪着说话，伏地而行的意思。这是古代汉语中名词用作状语的语法现象。在这里，名词“膝”和“蛇”，用在动词谓语“语”和“行”的前面充当状语，表示动作行为的方式。“膝语”是用膝立（即跪下）着说话，“蛇行”是像蛇那样行走。因此，说“不蛇行”没有错误，说“膝不语”则绝对是不正确的。。

当然，这也有可能不是刘诚龙先生的错误，而是排版印刷的失误（不过，笔者查阅了刘诚龙先生的博客，该文原载2011年12月29日《文学报》，依然作“膝不语，不蛇行”）。

2012年2月17日

(原载《红袖添香》文学网2012年2月17日)

漫谈“贵州的城市精神”

《文摘周报》2012年2月7日载文《看这些城市精神的表述》中提到：而西部地区一些不是特别发达的城市，创新、争先此类词汇出现得相对较少。这些地区更倾向于使用团结奉献、艰苦奋斗等词汇作为城市名片。如贵州的城市精神是“不怕困难、艰苦奋斗、攻坚克难、永不退缩”。笔者不敢对贵州的 “城市精神”的思想内涵妄加评论，但从语言文字的角度来说，笔者对这十六个字的贵州城市精神有些微词。

先来看一段伟大领袖**的语录：“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出自1945年6月11日**在中共“七大”所做的闭幕词）。如果去掉其中的“去”字，也恰好十六个字。同样是十六个字，但是**语录所包含的思想内涵，信息容量、逻辑层次，则是“贵州的城市精神”远远不能比拟的。“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十七个字包含了四个层次：首先是思想上要坚定，要下定决心；其次是精神上要敢于斗争，不怕牺牲；再次是行动上要勇于奋斗，排除万难；最后是信心要树立，要坚信革命一定会胜利，要去争取革命的胜利。这四个层次循序渐进，不断升华，产生了极强的号召力量。因此，这十七个字成为了中国共产党人勇于奋斗，敢于牺牲的精神写照，成为了人们战胜一切艰难险阻的精神动员令。反观贵州的城市精神 “不怕困难、艰苦奋斗、攻坚克难、永不退缩”，真有点让人疑惑不解。第一句“不怕困难”的“困难”与第三句“攻坚克难”的“难”，同是“困难”的意思，这就明显地重复了。虽然“不怕困难”与“克难”（克服困难）意思上略有递进，但是重复毕竟会削减其信息容量。第四句“永不退缩”，看不到光明，看不到胜利，真有点屡败屡战的意味。纵观贵州城市精神的十六个字，虽然表述了“艰苦奋斗”的意思，但基本处于同一平面，没有升华，缺乏必胜的信心，因而没有较强的感召力量。笔者不揣冒昧，试着改动一下。第一句“不怕困难”改成“万众一心”。 “万众一心”出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歌词。任何一个城市的发展，都离不开该城市广大人民群众的参与。只有上上下下团结一心，才能创建新的城市精神。第二句“艰苦奋斗”的意思很好，应该保留。第三句“攻坚克难”，严格地说，“克难”是生造词。不过意思明显，就是克服困难。再加上约定俗成的缘故，还是可以认可。“攻坚克难”的意思不错，似乎可以保留，但仔细揣摩，“攻坚克难”还是被包容在“艰苦奋斗”中了。笔者反复权衡，建议改为“开拓创新”。正如《文摘周报》上所说“西部地区一些不是特别发达的城市，创新、争先此类词汇出现得相对较少”。笔者以为西部地区城市欠发达的原因，除了资源贫乏、基础设施落后外，思想不解放，缺乏开拓创新精神也是重要因素。试看“5、12”地震恢复重建后的汶川、北川、青川等地， 由于在重建中注入了可持续发展的新理念，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强劲势头。最后一句“永不退缩”，建议改为“争取胜利”。“ 城市精神”就是要使该市人民群众建立起信心，坚信目标一定能实现，一定能夺取胜利。这四句连起来就是“万众一心，艰苦奋斗，开拓创新，争取胜利”。这样既保留了“艰苦奋斗”的原意，又有积极进取的精神；既增加了信息容量，又有逻辑层次，感召力量可能会更强烈些。

笔者杜撰的贵州的城市精神“万众一心，艰苦奋斗，开拓创新，争取胜利”，虽然不敢说非常上乘，但自信还有几分贴切。令我困惑的是“贵州的城市”里难道没有语言文字功底比笔者更强的人吗？我相信“贵州的城市”里肯定藏龙卧虎。像笔者这样不名一文的人物尚且能看出毛病，何况“贵州的城市”里的高手们呢。笔者推测大约有两个原因。一是“闭门造车”，二是“长官意志”。 “城市精神”的选定本应全民参与，应该抓住这个契机，最大限度地调动人民大众参与建设“城市精神”的积极性。但是现实情况往往是由少数几个人“闭门造车”，而那些语言文字的高手们事前根本就不知情，更遑论提出建设性的意见。更有甚者，若是这个“城市精神”出自领导（特别是“一把手”）之口，那么必定鸦雀无声。官有多大学问就有多大，谁也不敢再提出不同意见，哪怕是正确的意见了。

2012年3月1日

（原载《红袖添香》文学网2012年3月2日）

质疑“中国公安部门”

瓜田先生的文章《5月上半月的那些事儿》（载《杂文报》2012年5月15日）中有这样一段话：

中国公安部门把在湄公河杀死13名中国船员的主凶糯康抓捕归案，押回中国，这是一个很值得庆贺的一个大胜利。

瓜田先生非常肯定地把抓捕糯康归案说成是中国公安部门的作为，这是严重的失误。

5月10日上午，在老挝万象机场，缅甸籍大毒枭、“金三角”特大武装贩毒集团首犯糯康双腿跪地，由老挝警方正式依法移交给中国警方。这是中央电视台多个频道都播发了的新闻。有图像，有声音，还有文字。这样明明白白的事实，怎么在瓜田先生笔下竟变成了“中国公安部门把在湄公河杀死13名中国船员的主凶糯康抓捕归案，押回中国”呢？百思不得其解。

中国公安部门的确非常重视2011年10月5日发生在湄公河上13名中国船员遇害的惨案。从2011年10月底开始，中国公安部禁毒局局长刘跃进就率领200多位联合专案组成员坚守在第一线，展开艰苦的破案工作。尽管如此，抓捕糯康归案仍然是老挝警方所为。《国际先驱导报》载文《大毒枭糯康落网记》中有一段文字可以证明：

4月25日，老挝波乔省敦棚县孟莫码头。来自对岸缅甸的一只小船，悄悄地横渡湄公河，停靠在码头一个不起眼的角落。船上的3人快步上岸，即将没入岸边的密林。“不许动！”“站住！”霎时间，多位持枪的老挝警察突然从周边现身。3人见状不妙，拔腿就跑，边跑边掏枪射击。枪声响起，更多的警察从四面八方而来，包围圈如同布袋，越收越紧。终于，3人束手就擒。这3人，正是糯康及两名手下。（转引自2012年5月18日《文摘周报》）

                            2012年5月22日

（原载《红袖添香》文学网2012年5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