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跬步集》之《一波三折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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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波三折考大学

公元一九七七年，当恢复高考的消息像春风一样轻轻吹遍大江南北时，我还在高县磷钾肥厂上班。同厂的高中生们纷纷请假回家复习功课准备迎考,就连旭东同学也没有来上班了。此时高考招生简章尚未见报，我是否有资格参加高考不得而知。因为我只有初中学历且又没有当过“知青”，所以我只能一面上班，一面悄悄复习。

好不容易熬到了十二月，招生简章终于见报了。认真研读招生简章后，我自以为是符合考生条件的。得知我要去报名参加高考时，连母亲也持反对意见。她以为我丢了书本若干年是不可能考上的，若真的考不上多么丢人现眼。甚至有位亲戚长辈还说过如果我能考起他手板心煎鱼给我吃的话。只有我四妹在支持我，鼓励我。我也暗下决心争取考出好成绩。但是“文革”后的年代连复习的资料都无从寻觅，复习起来非常困难。

说起考大学，那是我深深藏在心底的一个梦想。可能是受高尔基自传体三部曲小说《童年》、《在人间》和《我的大学》的影响，我一直就向往读大学。特别是高尔基小说中说的 “ 假如有人向我提议说：‘你去广场上用棍棒打你一顿！我想，就是这种条件，我也可以接受的。’”更是烙印在我心里。我读小学时成绩非常拔尖，高小时连续两年担任少先队大队长。1965年小学毕业，可是不知为什么竟然没有考上高县中学的初中。我只好到民办的高县城关农业中学校学习，并就读于学校与筠连丝厂合办的蚕桑专业班。大学梦已经离我非常遥远了。随即开展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更是击碎了这个梦想。伟大领袖**同志“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伟大号召，硬是把所有的“老三届”、“新三届”的学生通通赶到了农村去。后来大学招生了，但是用不着参加考试，全凭推荐，只要手上有“茧疤”，当然也要有关系。我根本就不可能与大学沾边儿了。同学中有的招工招干了，有的参军入伍了，这些我一点儿都不羡慕，唯独上大学读书的，让我心里痒痒的，不是滋味。记得1973年“文革”中唯一的一次高考，小学的韩华林老师去监考路过我家门，她指着我说：“哦！你去参加考试肯定能考上。”顿时让我陷入无名的惆怅中。

报名的日期到了，我带着相关材料到了县招办设在城关的报名点。报名点的老师们热情地接待了我。“初中学历”没有成为障碍，而没有上山下乡当过“知青”却让县招办的老师们不敢表态，老师们赶快打电话请示县招办。而我顿时觉得一颗心悬吊起来，如果连报名资格都没有还谈得上其他。幸好时任县招办主任的应华章同志明确表态该考生是原高县城关农业中学校蚕桑专业班学生，不属于上山下乡对象，可以报考。一颗悬吊的心终于放下来。应该说我很幸运。一是遇上粉碎“四人帮” 恢复高考的大背景，二是遇上了应华章主任和报名点的好心老师们。

两天的紧张考试终于结束了。我自己也觉得不满意，不少试题总是似曾相识却又不得要领。不过我心中已暗下决心，来年一定要考上。生活又恢复了往日的喧嚣，不过在上班的同时我又悄悄拿起了书本。过了一些日子，不断有消息传来，某某人考上了，某家有两姊妹考上了，某家有仨兄弟又考上了……。与我同厂的旭东同学已接到了重庆师范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我和同厂的其他同学一起张罗着给旭东同学送行，一起合影留念。大专院校录取结束后，中专中师又开始录取了。一天下班回到家中，母亲神秘地告诉我县招办的黄老师---就是原高县幼儿园的黄园长,专程给我送来一份表格，要求我尽快填写后送上去。我心中一惊，从母亲手中接过一页油印表格，那是一页神秘的政治审查表。粉碎“四人帮”后的第一次高考是不通知成绩的，但是，只要通知填写政治审查表，就意味着高考成绩已经达到录取分数线。只要政治审查过关（虽然后面还有体检关），一般来说录取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刹那时，心中百感交集，激动不已。

按照表格要求，我把应该由本人填写的部分完成后上交到厂部办公室，安安心心地等待厂里盖章后上交到县招办。随即，这消息迅速传开。粉碎“四人帮”后的第一次高考，参考人数之多，录取比例之小，录取程序之严，可想而知。别说是考上大专院校，就是能考上中专中师，也是相当不容易的，再加上我曾有当过八年泥水匠的经历，在高县磷钾肥厂和高县城关镇引起了小小的轰动。亲朋好友们纷纷上门祝贺。我和母亲向他们解释说离录取尚早，只能说有希望。沉浸在对未来充满希望的我，完全没有料到厂领导竟然明确表态不会在我的政审表上签字盖章。个中原因，至今也不得而知。闹也不敢闹，怨也不敢怨，心情非常郁闷，但也没有法子。正当其时，黄园长路过我家门，顺便问母亲我的政审表是否填好。母亲赶紧把厂里的态度告诉黄园长，并请黄园长帮忙。黄园长安慰了母亲，并答应去做工作。过了两天，黄园长来家告诉母亲，她已专程去见厂里领导，并义正辞严地对厂里领导说，中考高考是国家选拔人才，不签字不放人是要犯错误的。果然事情有了转机。有一天厂部办公室通知我并把已经签字盖章的政治审查表交给我看，还保证一定按时把已经签字盖章的政治审查表上交县招办。又过了两天，黄园长证实已经收到了我的政治审查表。一块石头终于落地。随后参加了体检，又顺利地收到四川省高县师范学校的录取通知书。

进校后才知道我们这批1979级的学生是一批特殊的中师生，培养的是未来的初中教师，因此分为文史班、数理班和数化班，按大学一二年级要求设置课程。这就有点象当时小学“戴帽”的初中班，只不过这是中师“戴帽”大专班，文凭还是中师文凭。刚刚跨进高县师范 什么都不适应。特别是由生产者转换成消费者。烟也戒了，助学金也申请了。唯一还能表明生产者身份的一块东风牌手表也打算卖掉。大约是“文革”期间的产品质量不太好，未能成交。幸好读师范是有生活费的，吃饭不花钱。周末和节假日回家还能退点粮票，积少成多，赶集的日子就悄悄拿到市场去卖。每月领取助学金的日子对我来说就是过节，总要到饭馆里去先买一碗面条或抄手，然后炒一份肉丝或回锅肉倒在一起，美美地吃一顿。我历来对玉米粗粮不太适应，学生食堂早餐的玉米粉发糕真让人难受。没法子，只好硬着头皮吃，慢慢的也就适应了。第二学期起，幸亏我的好妹妹文正群同学每天早餐时留给我一个馒头，总算挨过了这段日子。过去的泥工师友、磷钾肥厂的同仁和其他亲戚朋友们从不同的角度曾给予我巨大的帮助。有的赞助过金钱，有的资助过衣物，有的赠送过书籍……特别是家贵、正前和戴德崇老师，每逢寒暑假都要叫我到他们的工地上去干活,挣点零花钱。最恼火的是购买书籍，家里经济本身很困难，母亲总是在关键时候支持了我。还有我一直很敬重的罗一强罗孃孃，她让我去邮局订阅几种学术杂志，所有费用全部由她承担。

两年的时间一晃而过，到毕业分配的时候了。在待分配期间有一个机遇向我伸出了双手。高县中学校有位高中教师生病了，急需有人代课。我的好朋友陈焱同学推荐了我。由于方方面面的原因，我意外地分配到高县中学校任教。一个中师生竟然能分配到川南地区赫赫有名的高完中工作，确实让我喜出望外。同时，当年连高县中学的初中都没有考上的我，竟然能成为高县中学的一名正式教师，我自己也嗟叹不已。在高县中学这样的环境中确实也很锻炼人。我参加过大中专监考，参加过县上和地区组织的中考阅卷，参加过县、地区和省上组织的教学研究活动……这些都是其他分配到镇乡学校的同学可望而不可及的。同时我自己也非常清楚我在学校语文教研组的地位，学历是最低的一个。虽然领导和同仁并不认为我学历最低本事就是最差，他们都曾热情地培养和帮助过我，但是我自己觉得一定要换个大专的文凭才能在高县中学校站住脚。

机会又一次向我频频招手。一九八二年四川省教育学院开始招生。我看了看招生简章没有去报名。原因有二：一是要求有三年以上教龄，我却不到年限；二是没有我所看重的汉语言文学专业。第二年四川省教育学院又招生了，这次有了汉语言文学本科专业。招收专科起点或同等学力，教龄三年以上的在职教师。学校领导同意我报考，学校同仁们支持我，还借给我不少的资料。复习了近一个月，时隔五年，我又一次迈进了设在宜宾的考场。走出考场，我竟有受骗的感觉。试题是如此的简单，我这个中师生都能轻松应付，何况还有近千名持有专科文凭的青年教师。我从志在必得的高峰掉到了谷底。我已经不存希望，开始准备来年再战了。只有妻子还在为我赶织毛衣。我劝她何必这样赶工。她说你到成都读书时才有穿的。我不知说什么才好。谁知这次竟然被她说中了。没过多久，竟然接到了四川省教育学院汉语言文学本科专业的录取通知书，真是喜出望外。

到了成都报到入学后才知道，整个四川省共有千余名考生报考了四川省教育学院汉语言文学本科专业，总共只录取了四十五名。在宜宾地区录取了五名，而在高县我是唯一一名被录取的。回顾这段经历，我由初中学历考上中师，又由中师学历考上本科，连跳两级，终于圆了我的大学梦。

2011年7月2日

（原载《红袖添香》文学网2011年8月17日）

我与赵二哥

赵二哥，即赵贵清也，腾龙乡人氏，县内小有名气的煤炭矿业企业家。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曾任腾龙乡企办主任，为腾龙乡煤炭矿业的发展作出过巨大贡献。其为人仗义，待人诚恳，宁愿自己吃亏也要帮助他人。赵二哥称得上是朋友遍天下。高县城内与他同时代的人，无论是党政干部，还是普通百姓，不知道赵二哥者鲜矣。“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同怀视之。”这是鲁迅赠瞿秋白之辞，意思是说只要有一个充分理解自己的真朋友就可以了。在艰难困苦之中，心灵深处的纽带牢固地连在一起，患难相扶。套用鲁迅先生的话，我能够结识赵二哥这样的知己，也算是人生一大幸事了。

说起结识赵二哥，已是四十年前的事了。当年我只有十五六岁，还在读初中，我到孙正书同学家作客。正书是我的同班同学，也是好朋友，他家在腾龙白果树生产队，与赵二哥家所在生产队毗邻。记得我第一次到赵二哥家作客，桌上摆的菜是一碗猪眼睛。它既是唯一的一个荤菜，也是唯一的一个菜。须知上世纪六十年代正是“文革”期间，物资异常匮乏，什么东西都要凭票计划供应。肉食更是奢侈品，可以说许多农村家庭难得一见。恐怕赵二哥为了款待我也是费了一番功夫的。喝的虽然是一般的土酒，但能搞到也挺不容易。那时我酒量很浅，猪眼睛是第一次品尝，味道已记不得了，但是我觉得其中的文化含量已经远远超过今天筵席上的龙肝凤胆了。

十年“文革”正是我最倒霉的日子。母亲虽然管我吃饭，但还得有钱花才行。每当没有钱用的时候，我就到腾龙去，在赵二哥、正书同学、还有好朋友胡云生他们管理的煤窑上挑脚炭，干上个四五天。住在他们家里，吃在他们家里，连挑脚炭的工具也是他们给我准备。在他们管理的煤窑上带烧煤回家更是常事。这期间我经常在赵二哥家进出，享用着赵二嫂烹饪的好菜好饭，品尝着赵二哥搞来的蔗皮酒、包谷酒、高粱酒。

记得有一次，我们几个朋友一起去赵二哥作客。酒至酣畅时有人提议分成两方来喝酒。赵二哥仨兄弟为一方，其余客人为另一方，以划拳方式定输赢，三比二胜。哪一方输了喝酒一杯，输方任何一个喝都可以。大家一致赞成。结果，客人一方大输。划拳上可以说是打了个平手，而酒量上却远远不及赵氏三雄。我硬是醉得个云里雾里，不知身在何处。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我见酒席上流行的所谓南北派划拳，与当年我们在赵二哥家表演的一幕大同小异，只是晚了十多年。所以有时我还开玩笑说所谓南北派的发明权应该归属于赵二哥。

后来我的境况有所好转，小有积蓄，打算买块手表。上世纪七十年代初还是计划经济时期，我好不容易才搞到一张东风牌手表的购买券。一块东风牌手表的市价是人民币120元。当时我手里只有80元，还差40元。40元是个什么概念？一个刚参加工作的大学生月薪50元多一点;中专生月薪28元左右；而我母亲三个月的工资还不到40元。我厚着脸皮向赵二哥借。赵二哥二话未说就满足了我的要求。两三个月后，我把40元还给赵二哥。谁知赵二哥根本就不接我的钱，还对我说你母亲正在生病是用钱的时候，等缓过这段时间你手中宽裕些再还我。我不知说什么才好，只觉得一股暖流温暖着全身。

上世纪七十年代的一段时间，严为用莽哥叫我到他管辖的腾龙乡食品经营站干泥工活儿。我叫上家祥、小敏和赵二哥等好朋友，白天工地上干活，下班后一起玩耍。因为都是好朋友，日子过得很愉快。有次腾龙乡党委书记李开均李三哥还亲自下厨炒肉丝给我们吃。有时候我们也一起打打长牌。这种长牌又叫叶子牌(或称纸叶子)。有一种玩法叫“乱出”，四人上阵，其中一人轮空，三人主打。基本上都是赵二哥赢。我开初不明就里，只怨自己手气差。不过，慢慢的，我也看出一些门道，原来是赵二哥暗中作弊。由于是三人主打，摸牌时赵二哥就有意多拿三张，每个人手中拿着的牌比较多，少一张也没有发觉。那时不来钱，只是玩玩儿，经常玩得开心大笑。

还有一次，王国明姨爹叫我到腾龙粮站翻盖屋面。我就带着赵二哥一起干。赵二哥家就在腾龙粮站旁边，我干脆就住在赵二哥家的阁楼上。白天，似火的骄阳炙烤在小青瓦屋面上，我们只能蹲在屋面上操作，非常辛苦。不过想到相対可观的收入，不管多么辛苦也就只有坚持下去了。有天赵二哥没有来上班，一问才知道昨夜赵二嫂又为赵二哥生了个小丫头。我下班后自然就是到赵二哥家吃荷包蛋。大概是赵婶婶煮的两碗荷包蛋，我一碗，赵二哥一碗，每碗里各有四个荷包蛋。我端着碗如风卷残云般转瞬间就把四个荷包蛋送到肚里。而赵二哥根本就没有动，只是一个劲地把他碗里的四个荷包蛋舀到我碗里。我一点也不客气，人年轻饭量又大，稀里哗啦，又把四个荷包蛋吞咽下肚。赵二哥在一旁看得呵呵直笑。

这些都发生在1976年前，以后我和赵二哥的联系没有原前密切了。那是因为1976年后我的情况有些变化。1977年我进入高县磷钾肥厂工作；1977年参加高考录取到高县师范，在符江读书两年；在高县中学工作三年后考入四川教育学院，在成都学习了两年；毕业后回到高县中学，工作又很繁忙；后来调到高县教师进修学校工作，一直也都忙忙碌碌的。直到2000年我搬家进新房，赵二哥、家祥、正书和云生等好友前来恭贺我乔迁之喜后，我才又经常和赵二哥一起喝茶、打麻将了。就连赵二哥的六十寿辰庆典，也是由我、敬春、正书和云生等好朋友我们一起商量筹划的，并由我担当仪式主持人。

2009年12月的一天，赵二哥邀我到他家喝酒。闲聊中我谈起正书同学嘱我代拟对联之事。正书有一田姓好友，家居筠连县大雪山，其华居落成，拟于己丑年冬月初二乔迁。正书欲以对联作贺，故嘱我代拟。我不揣冒昧撰了两句：

孟尝信义传千代

大雪岚光育一人

孟尝，即孟尝君田文。传，传承。既有先贤之传，又有后人之承。用“代”而不用“载”，突出田氏家风。大雪，即筠连县大雪山。以地名对人名。“岚光”意为山林间被阳光照耀的雾气。 “大雪岚光”指筠连县大雪山之山水。育，养育。一人，无量词，既可指一个人，也可指一族人，也可指一方人。既可指一批人，也可指一种人。赵二哥听了也感兴趣。由这个话题，我们谈起近段时间电视节目中经常播放的一种藏头诗。赵二哥很欣赏，还仿照写了两句：“赵云大战长坂坡，贵妃醉酒华清宫，清……”。第二天，我把头天晚上拟就的四句藏头诗打印好，在喝茶时交给赵二哥：

七   绝  一  首

12月11日晚与赵二哥酌酒谈诗

赵家立宋逾千年，

贵在子孙仍向前。

清酿衷肠灯下话，

伏槽老骥乐开颜。

                        文仲安

                         2009年12月13日

这也是一首藏头诗，包含了赵二哥的大名“赵贵清”三个字。当然，诗中既有对赵家先贤的敬仰，又有対赵家后辈的勉励，更有对赵二哥雄心犹在的赞赏。赵二哥看后直说：“你写的这首诗，任何时候都不会被人抓住小辫子的。”

这就是我知道的赵二哥，这就是我敬重的赵二哥。

                                  2011年8月3日

（原载《红袖添香》文学网2011年8月17日）

记 忆 碎 片

我刚读初小时还是比较调皮的。记得有一次上唱歌课，当女老师让我单独唱时，我就把早已准备好的一个用牛皮纸糊的尖鼻子戴上，惹得全班同学哄堂大笑，气得女老师直抹眼泪。老师在黑板上办的板报，有“红旗”的地方我一定要用红色粉笔给涂得鲜红鲜红的。后来在伍才佐老师和王德蓉老师的耐心教导下，我才慢慢有所转变。虽然有些淘气，但是学习成绩一直很好。参加全校作文比赛是第一名。各种奖状贴满家中的墙壁。进入高小后，黄启俊老师教语文，同时又是班主任。他对我要求很严格，生活上也很关心。我学习用的钢笔就是黄老师送我的。那时家庭经济很困难，期期读书都要免学费。记得有天中午放学回家吃午饭，餐桌上放着一个筲箕，里面盛着十几颗李子。这就是当天“丰盛”的午餐。再小的时候没有穿过棉衣，直到十二三岁时，母亲才想方设法给我缝制了一件棉衣。不用说是相当地珍惜。有次课外活动去打篮球，我把棉衣放在篮球架上，回教室时忘了带走。走到教室门口才想起，赶快跑回去拿，幸好棉衣没有丢失。又回到教室时肯定迟到了。恰好是数学老师杨通才老师的课，杨老师批评我迟到。我不顾一切地和杨老师顶嘴，弄得气氛很尴尬。其实我心里也认为杨老师应该批评，只是觉得委屈。如果不返回去拿棉衣，万一丢失，那损失可就惨重了。

高县城里生活在1960年代的孩子，如果说没有挑过煤炭的，那真是凤毛麟角。就像符江的孩子鲜有没挑过粮谷的一样。那时没有天然气，烧水作饭全靠煤炭，而县城周边的小煤窑恰好提供了方便。孩子们星期天一般都要去给家里挑烧煤，差别只是挑煤的重量多与少。记得读小学时，有篇课文叫《劳动的开端》，节选自吴运铎的自传《把一切献给党》。文中所说的劳动开端就是第一次挑煤炭。不过他说的挑煤炭不是自己家中用的，而是挣运费的。前者，我们叫挑烧煤；后者，我们叫挑脚炭。学课文的时候年纪小，根本就体会不到挑脚炭的艰辛。直到自己亲自去挑过脚炭后才真正领悟到什么是劳动的开端。记得那时大家都很穷，一般都是穿草鞋去挑煤。夏天倒没什么，冬天就很恼火，只能先穿一双破袜子再套上草鞋。挑烧煤对我来说不算什么，可是挑脚炭就不简单了。一般发脚炭的煤窑路程都比较远，山路崎岖，路很不好走。有的地方一面是水沟，一面是陡坎，中间一条弯弯曲曲坑坑洼洼的羊肠小路。沉甸甸的担子压在稚嫩的肩上确实很难受。我就曾经从陡坎上跌下过。而我真正意义上挣钱还是在修建仁艾粮站的工地上。怀远粮站的杨师傅带着我去挖一种“生基”砖，然后挑回工地去作台阶。那时我才十五六岁，杨师傅很看顾我，对我很好。后来也在一些工地上干过小工。偶而也帮母亲工作的饮食店挑挑水，挑挑酱油麸醋，混点零花钱。年龄大点后，母亲叫我拜八老师为师学习泥工技术。八老师对我很好，尽心尽力地教我。但是好景不长，我的身份是一个没有下乡的“知青”，当时的政策是必须赶下乡，否则就会受到牵连，所以找活儿干也很困难。这段时期真可谓是饱受岐视，满腹屈辱。在这种困景下也有不少的好心人帮助过我。在这种困景下我还是掌握了泥工的基本技能。我还拜过杨天才老师为师，跟着跑过一些工地。也有热心的师傅主动来教我。记得一位烤酒的师傅对打灶头很有研究，一定要把经验传给我，下班后专门带我去一个现场，手把手地教我。一直到了县委杨宗煌书记指示像我这样的未下乡的蚕桑班学生可以出具介绍干零工后情况才有了好转。我曾在高县机械化酒厂工地上干过活。戴德崇老师很信任我。甲方施工宋金城宋叔叔对我也很好。工程师李宝辉叔叔更是把施工图纸让我带回家去钻研。我独立施工过两三个工地，一般的砖混结构建筑是没有问题的。

大约是1977年，我进了高县磷钾肥厂。我在此期间的工作大致可以分为四段。开初是搞基建。我的泥工技术正好派上用场，经常带着工友们加班加点赶进度。随后调到办公室。当时磷钾肥厂草创不久，对外的宣传显得非常重要，因此写了不少的材料。印象深刻的是到泸州参加全地区的轻化工企业会议。大会点名高县工业局翟局长专题发言，翟局长的发言中引用了不少我写的材料内容。大概厂领导是锻炼我，不知什么原因突然把我调到钾矿矿山挑运钾矿原料。对于我这个自小就挑烧煤挑脚炭的年轻人来说算不了什么。每天十点钟以前完成定额任务后回家看书。有一天晚上突然接到通知要我到厂里参加一项突击任务。任务完成后我就没再去矿山了。随后厂里要扩建料场，又让我带着一批工友搞建设了。由于磷钾肥厂的工友大多数年龄比我小，一般都称呼我“文二哥”。我离开磷钾肥厂后，他们还是这样称呼。因此，妻子经常嘲笑我是万众人的“文二哥”。

到高县师范报到，是家贵和裕生送我去的。报到时须交的锄头扁担也是他们给我买的。在路上碰到同为泥水匠的黄致中，他得知我考上了师范非常吃惊。后来我在罗场中学实习时遇到黄永江老师，才知道黄致中是他的二儿子。他告诉我，黄致中回家后告诉他高县的一个泥水匠朋友考上师范来符江报到了，似乎有所触动。从此，黄闭门不出，在家自修一年，考上重庆建筑学院（后成为博士导师）。进校后才知道我们这批1979级的学生是一批特殊的中师生，培养的是一批未来的初中教师，因此分为文史班、数理班和数化班，按大学一二年级要求设置课程。这就有点象当时小学“戴帽”的初中班，只不过这是中师“戴帽”大专班，文凭还是中师文凭。当然，学校还不可避免地残留有“文革”的尾巴。我们集会参加过揭批“四人帮”爪牙的批斗大会。我们还参加过学校农场的劳动。干农活儿我可是个外行，每次劳动我就争着去担大粪。文艺理论课学的是**同志《在延安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语文课堂上还学习过“四人帮”横行时改写的所谓新国歌歌词：“前进，全中国不屈的人们……”。记得《现代汉语》课程考试，我所有的造句题全是彭老师上课的例句，果然得了高分。董老师的历史课旁征博引，让人视野开阔。每次的历史作业，我都非常认真。一道简单的问答题，我也学着董老师那样，前后勾连，左右纵横，尽量拓宽。最恼火的是古典文学课，连课本也没有。潘老师就采取实用主义的办法，把当时选进初高中课本的作品，全部教一遍。当然是否要拓宽就得看学生自己的兴趣了。没有课本怎么教学？潘老师把文章板书在黑板上，我们就照抄在笔记本上。第一行是原文，第二行是注释，第三行是全句翻译。没有想到数年后看到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一种初高中课本古文辅导书，竟然就是这样编排的。我想，大概当年不仅我们学习没有书，其他学校也可能没有书，不然怎么能创造出别开生面的学习模式呢？由于一学期没有几次作文课，所以每次作文的机会我都认真对付，所以才有小说《江岸》在《高县文艺》上发表。1979级的学生们学习都非常努力，叶剑英同志的《攻关》诗也许就是动力。白天不用说了，晚自习后，宿舍楼梯处的路灯下总是坐满了“攻关”的学生。文史班的同学最让人羡慕，因为我们看小说也是在学习。其实文史班的同学也经常在煤油灯下熬夜，当然数理班和数化班的同学用煤油灯的时候会更多些。学校管理学生宿舍的老师非常尽职，一发现哪间宿舍有灯光，就会在外面大喊大叫，整幢楼房都听得清清楚楚。没有办法，有的同学就在教室里就着煤油灯光或者蜡烛灯光苦学。有的同学还在校外开辟根据地，一些老师家空闲的屋子也提供给学生们使用。有时熬夜后会影响到第二天晨练，清晨时被值周老师从被窝里叫起也是常事。记得一个冬天的夜晚，陈焱同学、文君华同学和我约好在熬夜后一起到街上走走。来到一家已经打烊的店铺门口，见半开的大门里面还有微弱的灯光，我们就走进去。掌柜的给我们舀来半斤酒，没有下酒菜，称了几两饼干。我们就像鲁迅先生笔下的孔乙己一样，站在柜台前，就着饼干，喝着烧酒，谈论着文学。最近还看到安德森同学的文章《读师范的记忆》中有关我的文字：“从符江到高县城的路上有一处名胜古迹，是符江公社的石门子，就在公路的河边上。我们文史班的几位同学就去考察……。采访回校后，文仲安同学写了篇《石门颂》的散文，在课堂上作为范文朗读给大家听，听后展开了讨论。那堂写作课，我至今还有深刻的印象。我也一直佩服文仲安的文章，还经常在文章方面请教他。他也毫不保留地给我讲，受益匪浅（见《红袖添香》文学网2010年4月13日）。”印象深刻还有陈焱同学在毕业典礼上的讲话。那铿锵的语言，报国的豪情，让人热血沸腾。特别是他朗颂了引用来作结的诗句“满园春色关不住，红杏一枝出墙来”后，更是迎来全场热烈的掌声。

1980年初我分配到高县中学任教。虽然我没有在高县中学读过书，但是还是有些老师早就认识我。侯泽栋老师在我读小学时曾教过我。一次他对我说，如果你不走教书这条路，继续干泥工早就是百万富翁了。确实当时不少的泥工朋友已经是“包工头”了，已经家财万贯了。我如果继续干下去，一定不比他们差。但是我不后悔我当初的选择，社会的发展谁也没有本事预料。在中国敢说自己能够掌握自己命运的人可能寥寥无几。虽然我已经教书了，但是泥水匠的身分还是有人记得。有一次，我和美术教师李光华老师一起去看学生场电影。走到电影院放映大厅门口，检票的工作员拦住我们说：“你们也来看学生场？”李老师解释说我们是教师。检票的工作员犹豫不决地让我们进去了。李老师对我说还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我说这是冲我来的，他可能还以为我仍然是当年的泥水匠。电影开始放映了，那位工作员也找来了。恰好我们的座位挨着许开长校长。那位工作员指着我们问许校长认不认得。许校长热情地向他介绍，这是我们学校的美术教师，这是我们学校的语文教师。那位工作员一脸的尴尬，口中连连说着对不起对不起离开了。是呀，不用说别人，就连我自己也没有想到，当年连高县中学的初中都没有考上的我，竟然成长为高县中学的高中教师；曾经有过八年泥水匠历史的我，竟然成长为高县中学的教导主任。我发自内心地感谢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

进修校教师的高级职称叫高级讲师，也有叫副高的，相当于大学副教授。在进修校评高级职称必须参加一门外语考试，考试成绩合格后方有资格。这是因为进修校是国家规定的中等专业学校的缘故。原先进修校也有高职，但都是从普教带过来的（普教的高职不要求考外语），而真正参加外语考试成绩合格后才评定的还没有。我要想评高职就必须过这一关。过去也学过一点点英语，但是要想通过外语职称考试，那是不可能的。是继续考英语还是另辟蹊径？反复比较后我决定突击日语。我看过一个关于梁启超的传说，说是戊戌变法失败后在逃亡日本的轮船上梁启超仅一天一夜就学会了日语。说干就干，我买了一些书籍就认真学起来。第一年参加四川省人事厅组织的外语职称考试没有过关。又努力了一年。第二年又参加了四川省人事厅组织的外语职称考试。这次是全国统一考题，总分二百分。没想到这次考试成绩竟然合格了。裴致真校长让我说几句日语听，我说只是认得，说不出来。裴校长笑着说：“你学的是哑巴日语。”后来我顺理成章地评上了语文高级讲师，成为了高县教师进修学校教师通过外语职称考试过关而评为高级讲师的第一人。不过，“职称日语”也只是一块“敲门砖”，只要门敲开砖头也就没有用处了。随着时光的流逝，原先还记得的单词、语法通通抛到九霄云外去了。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职称外语要求的不实用性。在进修校我还是“知名”的市级教师继续教育培训“专家”。这是宜宾市师范科黄金国科长赠送的。一次，黄金国科长来高县教师进修学校检查工作。我汇报完高县开展继续教育工作的情况后，黄金国科长说你完全是个继续教育的“专家”。从此以后，在高县进修校举办的培训会上，曲艳副校长总要向参培对象半开玩笑半认真地介绍说，这是我们学校的市级继续教育“专家”。2002年农历正月，我突遇车祸，造成锁骨骨折。原来教过的高县中学校初中1983级的学生闻讯后，纷纷赶到医院探视我。将近二十年了，那时才十五六岁的孩子现在已经是三十五六岁的人了。有的还带着孩子一起来。有个别变化大的，我已经和姓名对不上号了。学生们的探视让我心里非常温暖。同室的病友对我说：“文老师，我们好羡慕你唷！”

                  

                         2011年8月13日

  （原载《红袖添香》文学网2011年8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