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学视野下现代汉语诗歌的基本走向

坦荡居士

   20世纪以来，我国现代诗歌在自身发展进程中遇到许多坎坷，总的趋势是从小渐大，但艺术走向出现Z字型。现代诗顾名思义就是新体诗，它是区别于旧体诗的一个特定概念。然而，从诗论的角度看，我国新诗的特征到底是什么? 新诗与旧诗有哪些基本的内在联系? 我们所继承的古典诗歌艺术传统是什么? 这些基本理论问题都没有公认的界定。我们对新诗的认知尚存在许多空白。我国现代诗歌发展趋势令人担忧，迫切需要在理论和创作上回答这些问题。

　　众所周知，我国有着辉煌灿烂的古典诗歌的发展历程。李泽厚先生在（美的历程）专著里曾有过精辟的论述。    经过两千余年，我国的诗词歌赋在不同的发展阶段都有着鲜明的艺术特征。逐步完成了我国古典诗歌自身的演变过程。 其一、春秋战国时期的诗歌艺术特征是

“先秦理性精神”和“楚汉浪漫主义”概括为：屈原离骚传统、诗歌聪明文化的角度再现了历史与现实的“琳琅满目的世界”；诗歌艺术的“气势与古拙”的基本美学风貌。

其二、魏晋在诗歌艺术发展的历史上是一个重大变化时期，是中国前期封建社会的正式揭幕。这种社会变迁使得烦琐迂腐的两汉经学垮台，在诗歌上代之新的世界观人生观，也就是人文的觉醒。《古诗十九首》里的“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或“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飘尘”等音调都抒发了一种对生命短促人生无常的悲伤和沉郁。人的觉醒即是人的主题的重要审美体现。

其三、从唐朝开始，包括诗歌在内的整个文学艺术已经是全世界的最高水平。“盛唐之音”，李白的诗歌呈现的青春之美、音乐之美、杜诗的深遂之美、真切之美；盛唐艺术在李白的诗歌上奏出了最强音，李白诗歌不仅仅是描写青春、江山、边塞，而且是笑傲王侯，蔑视世俗，纵论人生。李白诗歌集中体现了盛唐巅峰知识分子的无所拘束的心态，达到了中国古代浪漫文学交响诗的顶峰。

其四、宋元时期，诗词呈现出“山水意境”，诗意以山水画般的绚丽从无我之境，细节忠实的诗意追求到有我之境的美学追求。那时的诗词歌赋给予人们的审美感受非常宽泛，丰满而不确定，有一种“可游可居”的自然与生活的关系。

其五、明清时期，诗歌伴随

“明清文艺思潮”，体现出具有现实意义的市民文艺、浪漫洪流、从感伤文学到现实主义的体验在这个时期都展现的很透彻。诗歌、戏曲、小说所传达的社会意义是史无前例的，大胆揭露社会矛盾，体现人的本性。

近百年来，我国的新诗发展进程迟缓，我们虽然拥有举世瞩目的古典诗歌的雄厚基础, 完全可以取得比较满意的生长周期, 在世界诗歌发展进程中继续占领制高点，但由于各种主观和可观的诸多因素，我国新诗的发展却选择了和旧诗决裂的道路，也就是说，现代汉语诗歌走出一条奇特的道路。在继承古典的优秀传统方面，基本采取了藐视的态度。这种情况的出现，与‘五四’以来不断冲击儒家文化有关。诗歌，不可避免的在一种畸形的状态下生长。这就必然带有“先天贫血”性, 加之复杂社会变革的影响, 在很大程度上延缓了本世纪新诗的发展进程。
应该承认，现代诗作为一种新生诗体, 它总是以潜在的生命力, 去寻找一切复苏和健全自身的机遇。近代，虽然社会不断出现动荡和变革，客观上，对新诗复苏的也有一定的催化作用，并不是完全丧失复苏的可能，但是，由于多种因素造成我们在诗歌美学艺术上的缺失，使对新诗的认知和诗歌艺术建设总是处在断档的空间里徘徊。
近30年，尽管我们看到了铺天盖地的诗人和诗歌如雨后春笋似的涌现，眼花缭乱的派别、旗帜、刊物、群体虽然也都有利于新诗向现代汉语诗歌方面的艺术转变，但是，我们依然缺乏应该具有的艺术底蕴，依然在‘贫血’。这是当下现代诗歌创作和欣赏的真实现状。

　　总的来说，我国“汉语现代诗歌”没有足够雄厚的诗论来支持自身的进步，给探索新诗发展的基本规律, 追寻新诗的汉语言艺术的本性带来极大的困难。

　　我国现代诗歌是在缺乏自由精神的环境中诞生的，现代诗歌张扬的本质与汉语诗意存在不可避免的断裂。诗歌美的价值在不经意中流失，诗歌作品在不透彻的已经中产出。忽视诗歌的文学属性，忽视诗歌艺术美学视野，必定给诗歌创作和欣赏都带来‘灾难’性的后果。我们通常看的常态——诗人、诗歌越来越多，相对来看，读诗的人越来越少。

　　西方诗歌所走的道路与我们截然不同。从文艺复兴到19世纪科学文化的迅速兴起,他们没有经历过文化的断裂过程，在客观上极大促进诗歌的发展。而具有古老文化的中国的“诗国”却在闭关自守的顽固堡垒中发呆。进入20世纪后，文人才走出国门, 这才睁开眼睛看世界, 引起了对“诗国”的反省, “别求新声于异邦”( 鲁迅) 。然而能否在汉语诗歌的基础上实行变革? 则成了20 世纪诗坛的焦点。“诗界革命”虽未促成新诗的诞生, 但梁启超、黄遵宪等并不割断与诗国传统的联系论诗, 还是可取的。新诗作为“五四”诗体解放的产儿, 是背叛传统汉语诗歌的“逆子”。“五四”先驱出于要改变几千年形成的根深蒂固的“诗国”面貌的良好愿望, 便采用了“推倒”的简单化的方式。胡适所说“诗国革命何自始, 要须作诗如作文”, 表明了这种“革命”———“推倒”的决心。他们疏忽了一个事实: 古代诗歌的格律化与白话化, 几乎在同步演变。至唐代产生的格律诗又称近体诗、今体诗, 从“白话”的角度理解这一命名, 似乎更为贴切。即使“古体”, 也发生从“文言”到“白话”的演变。李白的《蜀道难》、杜甫的《石壕吏》、岑参的《白雪歌》等, 可视为半“自由”、半白话诗。唐诗宋词得以在民间留传, 乃至成为今日儿童背诵的启蒙课本, 岂不正是其白话格律或白话古体的原因? “五四”变革者对白话或半白话的近体诗与文言散文及其他韵文不加区别, 打破“格律”, 同时也将充满诗意的白话口语的炼字、炼句、语境、意象等一起“推倒”了。这种在“短时期内猝然实现”的新诗, 使凝聚了中国人几千年审美感知的诗性语言在一夜之间流失殆尽。“五四”先驱们让对“诗国”的叛逆情绪, 掩盖了对古典诗歌艺术价值的认识, 他们以惊慕的目光投向西方, 而没有注意到国门打开之后, 中国几千年的诗歌库藏同样对西方产生着新异感和吸引力。譬如, 美国现代意象派诗人庞德十分推崇中国古典诗歌语言的神韵, 译著《神州集》(1915 年) 中突出移植创造了汉语诗歌的新奇动人、富有意味的意象。

　　几乎在一张白纸上诞生了新诗, 一切都回到了小孩学步的幼稚状态。“诗该怎样做”呢? 胡适自己也说不清楚。所谓“变得很自由的新诗”, “有甚么话, 说什么话”, “话怎么说, 就怎么说”, 虽在提倡很自由地说真话, 写口语, 却没有划清诗与文的界限。胡适提出关于新诗体节的“自然节奏”、“自然和谐”, 也因宽泛而难以作诗的把握, 当时诗坛处于茫然无措之中。有趣的是, 变革家们虽然执意要“推倒”旧诗, 但写起诗来却“总还带着缠脚时代的血腥气”( 胡适), 脱不了古体词曲的痕迹。只是光顾得模仿古典诗词的意味音节去保持“诗样”, 却忽视和丢掉了诗意空间建构的方式, 致使专说大白话, 诗味匮乏。俞平伯试验用旧诗的境界表现新意。他曾作切肤之谈: “白话诗的难处, 正在他的自由上面”, “是在诗上面”, “白话诗与白话的分别, 骨子里是有的”。刘半农得力于语言学家的修养, 他驾御口语的能力、大胆的歌谣体尝试、及其“重造新韵”、“增加无韵诗”、“增多诗体”等主张, 对于草创期诗歌的转型、特别是新诗体建设, 具有倡导性意义。

  

无论在任何时代，诗歌都扮演着文化先锋的角色。诗歌作为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一种精神现象和精神产品，它有着多种多样的艺术属性，在所有的艺术属性中艺术美学是最核心的属性。我们的现代汉语诗歌的发展走势也必然笼罩在美学视野之下。

  

心雨

引经据典，细细道来，那么丰富详实，读来受益匪浅啊。谢谢居士!

石门关

丰富详实，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