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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文学: 青春恋歌 王大桥 青春，是美丽灿烂而宝贵的。每个人都有自己年青亮丽激情燃烧和豪情满怀风流倜傥的青春岁月。然而，每个人的青春岁月的人生境遇和况味又不尽相同：幸福、优伤、甜蜜、痛苦、彷徨、迷惘、徘迴和绝望等杂陈五味的岁月果实，充斥着每个人的青春岁月，给我们美丽而又迷人的青春岁月留下幸福甜蜜的回味、刻骨铭心的痛楚、愁肠寸断的思念、无法弥补的遗憾，这些难以忘怀的缕缕情丝和深深烙印，将伴随你走完整个人生道路，令你无法忘却。 我的青春，是漫长的八年知青岁月的代名词。我那宝贵绚丽的青春，却消逝在那充满苦辣酸甜和令人不堪回首的蹉跎岁月之中，虽苦多甘少，却仍今人留恋难忘，铭记终生。 “打罗櫃” 和“文革”宣传队生涯 1966年下半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爆发了。还在初中读书的我，在同学们的怂恿和形势的逼迫下，左臂也戴上了红卫兵袖章，成天和同学们一起，写大字报，贴标语，上亍集会、游行，在“停课闹革命” 的狂热口号下，还有一年的读书时间，全荒废在参加“文革” 无休止的“革命斗争”之中。初中的三年学期真正只读了两年书。1967年我初中毕业后，全国的高中、大学招生全停了，我因此失去了高考的机会。至此，我的课堂读书生涯在这里暂时划上了句号。 那个蛮荒的年代，毕业就是失业。初中毕业后，沒有工作，我被父亲（养父）指定在家中帮同样一字不识沒有文化的毌亲（养母）干一种原始的加工小麦精面粉的名叫“打罗櫃” 的活儿。从天刚蒙蒙放亮到夜幕降临的漆黑夜晚，我整天都是上身伏在一根横吊杆上，两只脚用力蹬踩着罗櫃那两块沉重的脚踏板，使罗櫃橫樑撞击罗櫃的中柱，发出“顶咚、顶咚” 强有力的震动响声，使罗櫃内的筛箱筛漏出小麦精面粉；一匹老马“啍哧、啍哧”地喘着粗气，吃力地拉着碾碎小麦的大圆盘石磨，永无止境地转走在主人为它划定的劳作圆圈里；同时我还要为老马接热气蒸腾的马尿, 扫马屎; 从几百米远的粮站挑回小麦加工, 每担一百斤重，压得我吃奶的力气都用尽，还要把牙送咬得铁忒紧；然后再如此这般地把加工好的面粉送交粮站。在罗櫃、扁担和马蹄声奏出的生活苦旋律节奏中，我度着疲惫苦涩迷惘艰辛的年华。 1968年上半年，区（镇）里一个造反派组织“红旗司令部”组织一个文艺宣传队，简称“ 红司宣传队”，要选人员。我身高1.7米，体型苗条又爱好文艺，模样亦斯文，被选中，成了一名小舞蹈演员，这年我刚跨入十六岁。从此以后我有了一个正当理由，每日便“逃脱”了半天的打罗櫃劳动，加上父亲是个无文化的开明人士，喜欢公益活动，也积极支持我的排练和演出，我柔弱稚嫩的身体也因此有了一丝家庭劳作的喘息机会。我参加宣传队后，我毌亲和妹妹便挑起了打罗櫃的重担，我空了又回家全力协助，实在忙不过来时，父亲便出钱雇请人帮助打罗櫃。 跳舞、唱歌、演剧，成了我生活中重要的一件事。那个年月的“**思想文艺宣传队”是政治大气候的宠儿，全国文艺宣传队多如牛毛，最时尚，最吃香，也最受青睐。我们当年除了舞蹈和其它曲艺节目外，最得意之作是排演了一个歌剧，就是风靡全国的“八个样板戏”中的歌剧《白毛女》，我还在歌剧《白毛女》中担仼一个主要角色“黄世仁” ；在京剧样板戏《沙家浜》中饰演参谋长刁德一。当时在万马齐喑的我国文艺界，只有“八个样板戏” 独踞文艺影剧界。我们演得很好很出色，加上歌舞也表演得十分精彩，所以很受观众喜爱，一时间声名大振，很多地方的宣传队都来参观学习；邻近几个县的区（乡镇）都邀我们去演出，几个县剧团的大舞台上我们也曾一展风彩。 在宣传队里，开头我是演出人员，在悦耳怡人的各种乐器的伴奏声中，我被深深吸引了，忽然想学学乐器如笛子、二胡、小提琴等。记得刚读初中时，我买过一支口琴偷偷学着吹奏过，有一点乐曲简谱常识和音乐基础知识。我们宣传队乐器组都是年龄比我大的人，我自幼胆小，性格内向，不敢去摸他们的乐器，尤其是那个绰号叫“阿克隆” 的区文化站站长，50多岁，叫曾泽龙，为人很严厉，是拉大胡和负责宣传队后勤工作的，他不准我们这些演出组的年青人去动乐器。有一次，我趁乐队人员都去休息之际，偷偷在舞台一侧拿一把二胡来学习拉，被“阿克隆” 发现，他对我大喝一声“不准搞”，我吓得丟下二胡跳下舞台就逃跑，他拣起一砣有一个大西瓜大小的石头向我掷来，幸好我跑得快，石头砸在离我身后一米远的地方，地上都深深砸陷一个大坑！这个“阿克隆”,不知是动了真格呢？还是有意吓唬我！多年以后，当我的二胡演奏水平名列全县第二时，“阿克隆” 早己和我成为忘年交的好朋友。当我们在一起谈起此事时, 双方都心有余悸，“阿克隆” 也直向我表示歉意，此事在我心中留下永生难忘的记忆，也使我深感要学成一项技术之不易！ 后来，别人送我一把用癞疙宝（一种青蛙）的皮子做的破旧二胡，我关起门来掰起手指头摸索着学习指法，又一拉一推苯拙地练习弓法，平时特别细心地观察乐队老师演奏，还向谦虛客气的乐队老师请教；慢慢地我能拉一般的歌曲了；我又利用处出演出机会，从新华书店买了一本《二胡入门》的书籍学习。乐队平时排练，老师们也让我参加实习，“阿克隆” 站长见我“有点天赋”， 也对我“网开一面”， 于是我二胡技巧迅速提高，如刘天华、阿炳等老一辈著名二胡作曲家的二胡独奏曲“良宵”、“ 山村变了样”、“ 赶集”；“ 病中呤”、“ 空山鸟语” 、“二泉映月” 和后期创作并流行的“红旗渠水绕太行”、“ 喜唱丰收” 和“台湾人民盼解放”、“ 赛马”、“ 奔驰在千里草原” 等 等，我全部能够技巧娴熟淋漓尽致地演奏完；与此同时，我又自学吹笛子、拉小提琴和三弦等乐器，笛子独奏技巧稍次于我的二胡，但小提琴和三弦只能从事歌曲伴奏，未达到独奏境界。 再后来，我竟然坐上了乐队领奏席—拉板胡这一宝座，演“八个样板戏” 的“红灯记”、“ 沙家浜” 和“智取威虎山” 等京剧时， 我也是拉京胡搞领奏，这是我始料未及的。于是我成了“两栖演员”， 既参加演出，又参加搞伴奏。岁月在一边打罗櫃一边搞文艺宣传中，懵懵懂懂地迎来了席卷全国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热潮。 当兵之路行不通 1969年元月，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狂飚巳势不可档。我害怕下乡，和其个同学一同借口外出玩耍，跑到几十里外的“七仙湖” 乡间去躲避下乡，心想躲过这个风头便可以不下乡了，后来才知道这个想法太幼稚可笑。 我父亲是个被区、县多次评为先进工作者的人，在区供销社国营餐厅仼组长，虽然斗大的字不识一个，但思想却很积极上进，只是性格有些武断固执。他见别人家的孩子都报名上山下乡当知青了，而我却久出不归，怕当“落后分子”，便一趟跑到区政府替我报了名，看到大黑板的“光荣榜” 上出现了我的名字时，他的脸上绽开了灿烂的笑容。 接着是区政府组织的敲锣打鼓红旗招展的“欢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游行队伍轰动在亍头，只见我父亲把我的大红花戴在他胸前，肩上扛着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办公室” 新 发的锄头，头上戴着新发的斗笠帽，和游行队伍的人们一起跳着“忠” 字舞，送我到了农村。我由一个城镇“知识青年” 陡然变成一个“新型农民”， 心中的落差一落千丈，大脑一片空白，对前途充满了迷惘和绝望。 我刻骨铭心清楚地记得，1969年2月8日这一天，是我上山下乡的日子。这时，我的年龄尚未満17周岁，乳臭未干，还是一个未成年的大娃娃！ 幸好父亲通过区上的关系，我下乡落户的生产队分配得不远，就在小镇的郊区，紧挨着我们住家的亍道，毎天除了出工下地干活以外，我吃饭和住宿都是在家中，衣食住行全依赖父亲和家庭。这和那些远离家乡的知青娃娃相比，条件相对要好一些，也给了我苦恼彷徨的心灵一丝安慰。 农村的劳动是艰苦的。栽秧、打谷，犁田、耙田、挑送公粮；挑粪、褥秧、割麦、压苕、开荒改土；盛夏酷署三九寒冬，风里来雨里去，皮肤晒得黢黑，手心和肩膀上磨出了血茧；面对自身孱弱的身体和整天从早到晚的艰巨劳动，我身上流着汗心里流着血！除了咬紧牙关还是咬紧牙关！沒有理想、没有幻想、沒有梦想，唯一想的就是哪一天才能跳出“农门”， 哪一天才能结束这精神麻木的岁月！还有的就是劳动的休息和空余时间，抱着一本厚厚的发黄的书本痴痴地啃，啃完这农村广阔天地的磋砣时光。 能跳出“农门” 的机会终于来了。1970年3月，一年一度的春季征兵工作开始了，父亲求区上的领导帮忙，让我报名参军。体检这关在我提心吊胆的担忧下终于过关了，接兵部队的首长也亲自来我家作了家访，我长长吁了一口气，最后等待惊喜的结果是领取《入伍通知书》了。 我盼星星盼月亮地等哬，等啊，有一天，终于看见我父亲垂头丧气地拖着有气无力的脚步跨进家门，身后跟着先前来我家作过家访的那位接兵部队的首长，见此情形，一丝不祥的预感袭上我心头。果然，首长带着几分失望的神情告诉我们，他很瞧得我文质彬彬的模样，很想招我到部队当一名文职军人，但因为我家有一位亲戚在旧社会曾担仼过伪保长，有政治历史问题，我的政审没有过关，不能录取我！ 哬，美梦破灭！父亲气得几天吃不下饭，我的脑子再次出现一片空白！ 下乡就当“天下最大的官” 天下的父毌哪个不爱儿女，“可怜天下父母心”这句话可以无言地诠释尽父毌爱儿女之深层意蕴。我父亲像很多父亲一样，当把儿女抚养成人之后，还要为儿女操办完婚亊，直到儿女们“男婚女嫁” 了，他（她们）才算完成了做父母的责仼。我的父亲由于无文化，更特别注重这件事。 记得大约是1967年下半年的一天清晨，我刚从梦中醒来，我睡的床位于家中房间的木楼板下，床上深兰色的粗麻布蚊帐内尚漆黑一片，蚊帐突然被掀开，依稀的晨光中我隐隐约约看见伸进一个人的脑袋来，来人忽倏地对我说，：“给你说（娶）一个姑娘，要得不？”我听出是父亲的声音。那时我刚满15岁，不谐人事，更别说婚姻了。惊诧片刻，我连声说：“不、不、不！”“我还小，我还小······”然而，我柔弱细小的声音此时显得那么蒼白无力，淹没在父亲伟大如山的沉沉父爱里。接下来，父亲便一手精心操办起我的婚事来：请月老（即介绍人）、开庚、（就是请来八字先生，写出联姻男女双方出生年月，算算两人八字合不合的意思。）妆箱过礼、（即送聘礼）等等，一切都严格按照祖传的我国传统婚姻习俗办理。那时我初中刚毕业，在那封闭的年代里，十五六岁的我只有好奇地扒在木柜子边沿上，目不转睛新奇地看着父母手忙脚乱地操办着这一切，像个木偶人一般。 我不懂“开庚”、“妆箱过礼”是什么意思，写信给我远在县城农业行银工作的亲生母亲询问，亲生母亲是大家闺秀出生，也不懂，经请教了知情人后才回信告诉了我了上述内容，我才明白了其中的原由。多年以后，我亲生母亲还常常在我面前向别人谈起这些有趣的事。 下乡当知青的第二年，即1970年，上半年我参军受挫之后，父亲决定下半年就给我完婚。当然，费用全由父亲包干，我是真正的“无产阶级”。 父亲在小镇上当时是一个小有名气的富翁和思想极积的开明人士，解放初期捐钱捐粮给人民政府支援土地改革清匪反霸；抗美援朝时还捐献过几头大肥猪和很多的钱给国家购买枪炮，还被选为区、县人民代表和县长候选人，只是遗憾沒有文化，他未能从政，一辈子奋战在餐饮工作第一线上，荣获过宜宾地区厨艺比赛的做肉包子和馒头项目“白案笫一名”。 父亲在区镇上层关系好，他怕我年龄不符合国家法律规定领取不到《结婚证》，他便亲自陪我去，办结婚证的公社（乡政府）王秘书看了父亲通过关系在亍道居委会开的证明我已年満20岁的介绍信，半信半疑地对父亲说，王师傅，你儿子恐怕还沒有到20岁吧？办不到结婚证呵。父亲好说歹说，王秘书碍于情面，只好违规为我办理了《结婚证》。 1970年农历10月11日，是家中为我择定的结婚良辰吉日。这一天离我出生的1952年农历5月11日，刚好18年零5个月。換句话说，那一年我刚满过18岁，还沒到法定结婚年龄。婚宴酒席摆在父亲主持工作的离我们家约100米远的供销社国营餐厅里。那个年代沒有仼何婚庆典礼仪式，就的就只有请客人喝酒吃糖，热闹一两天。那天父母是怎样操劳的，摆了多少酒席，有多少来宾，收了多少礼，我均不得而知，也不懂。父亲也未安排我参加迎宾送客的应酬和收情摆酒的忙碌，好像是局外人一样。唯一记得最清楚的是中午时分，我怀着好奇的心，悄悄爬上父亲房间内的木楼梯，观看布满灰尘的木楼上10多个大箩筐里装得满满的卷筒对联，好壮观呵！那时的对联是用红蜡光纸写的黑色毛笔字，如宣纸对联一样装裱在粗厚的黄褐色纸上，凡是哪家结婚做寿，都首先时兴送这种礼物，然后才是酒糖，送人民币作为贺礼是以后多年才兴起的。还有就是晚上有几个好事的同学闹了一会“洞房”。 自已都还是一个孩子，怎么就当起即将要做“为人之父”的丈夫了呢！多年以后才有此感慨，而在当时的年龄，我的思维压根儿就没有达到思考这些问题的层次！ 于是，在沉沉如泰山般厚重的父爱中，我下乡就当上了“天下最大的官”—— 新郎官（倌）！ “结婚的知青不招收” 婚后，日子仍旧在日出而作，日落而歇的农业劳动中不断重复继续着；岁月依然是脸朝黄土背朝天地春夏秋冬四季轮回繁忙。父亲很节俭，不乱花钱。我衣服裤子旧了破了，父亲把他的衣服裤子改小后给我穿；鞋子烂了也穿他的旧鞋子，当知青8年，父亲只给过我5元钱，我珍惜得不得了，用它买了一双当知时兴的泡沫塑料凉鞋，穿着别提有多高兴了；知青朋友们要来我家聚会，要经父亲同意，因为我没有一分钱的经济来源，多年来父亲只同意并替我招待过知青朋友们吃过一顿抄手；为了买一件白衬衫，以遮掩自已的破衣烂衫在人前的寒碜，我将生产队分的小麦瞒着父亲背几十斤到市场去卖，然后将实小麦钱偷偷购买衬衣遮羞！······ 有什么办法呢？我的生存、生命和衣食住行等等一切，都得依靠父亲才能存在和继续。在人生的暴风雨中，我像一只弱小的雏燕庇护在父亲的暖巢之中，接受着他执著不二的爱。 下乡第三年，即1971年，一些工厂、矿山和单位开始在知青中招收工人。在政治舞台上有靠山和有社会关系的家长们活跃起来，他们纷纷为自已下乡的儿女托关系、找门路“开后门”， 一批一批知青兴高彩烈地结束了农村艰苦的日子，背起行囊唱着欢乐的歌吿别了“知青屋”， 跳出“农门” 飞向了远方。 “锦绣河山美如画，祖国建设跨骏马。我当个石油工人多荣耀，头戴铝盔走天涯。······”这支曾使一代盼望就业的青年人心潮澎湃热血沸腾的歌曲，是当年能当上一名工人引以自豪的命运交响乐。我亦同千千万万的知识青年一样，日夜盼望着运命之神早日叩响我幸运的门扉，插上腾飞的翅膀，穿上兰色的劳动布工作服，当上一名能“衣锦还乡，光宗耀祖”的工人！ 幸运之神终于来了。下乡之后，“红旗司令部文艺宣传队” 在地方政权全部实行“军管” 时，交由区人民武装部接管，改名为“区人武部宣传队” ，由区武装部部长直接领导。“人武部宣传队”在一次演出中，县化肥厂来我们区上招工的领导看中了我，直接向区上点名要招收我为县化肥厂工人，这位招工领导也直接向我表态说，他们厂里的文艺宣传队正需要像我这样乐器和表演都能行的“两栖人才”。 能当工人有一份工作这一天大的喜讯，让我惊喜得夜不能寐，浮想连翩！接着，化肥厂招工领导叫我填表、体检并报经区上签字以后，带回厂里审批去了。我便开始掰着指头数着日子，盼望着录取通知书早早发到我手中来。 然而，生活却给我开了一个大大的苦涩的玩笑，命运让我跌入了一个深深的悲哀的深涧。 不久，化肥厂招工领导来到区上，十分遗憾地吿知我父亲，厂里在审查招工表时，见我是一个已婚知青，按照上级规定，厂矿企业对凡是下乡后已经结婚的知青一律不准招收，因此，厂里不敢违背这项政策规定，虽然对我的人和文艺特长十分舍不得，但也只好被迫忍痛割爱，不敢招收我！ 晴天霹雳！这如雷轰顶的打击一下子击溃了我年青稚嫩脆弱的神精。我痛苦、迷惘、彷徨、忧伤，甚至有些万念俱灰！成天除了出工外不是蒙头大睡就是把自已关在小屋里足不出户，觉得无颜面对知青伙伴、同学和父老乡亲；同时拼命啃噬一本又一本厚厚的书本，以抚慰我心中的创痛。 常言道：“福无双至，祸不单行。”谁知再一个打击，更加重了我的心灵创伤，再次击碎了我的“黄梁美梦”。 1972年上半年，地区耐火制材厂的招工人员如县化肥厂招工人员一样，在我们宣传队的演出中相中了我。接下来又是填表、体检并报区上签字，接下来还是因为“已结婚的知青不招收” 而被厂里刷掉了名字。我的前途迷雾茫茫一片黑暗！路在何方？真的要“扎根农村一辈子” 么？对前途已有几分绝望的感觉，沉沉地压迫着我年青窒息的心。 县里宣传队来招人 天无绝人之路。一天，区文化站曾站长通知我，说县上的文艺宣传队来招考队员，区上决定叫我去应考。这个曾站长就是先前我偷学二胡时掷巨石砸我的那位“阿克隆” 先生，他严厉时不讲情面，友好时和蔼可亲，此时我们已经是好朋友了。我已遭受了“当兵” 和“两次招工”受挫的打击，怕这次又考不上心灵再度雪上加霜，不肯去应试，曾站长竭力鼓励我，叫我勇敢地去，使我增强了自信心和决心，便答应去考一下。 “文革” 年代的县级文艺宣传队，是一般的区乡（镇）文艺爱好者们趋之若鹜望尘莫及的至高无尚的文艺团体，人员全部由原县川剧团、县文工团和县文化馆优秀杰出的音乐艺术家和多方面的人才组成，受“县革命委员会” 宣传部直接领导并有报酬的队伍，一般人是不容易加入的。 当日晩饭后，曾站长陪着我来到县宣传队老师下榻的区供销社餐旅馆，在饭厅里桔黄色的电灯光下，我认出了是原县川剧团拉板胡和搞演出的黄亚怀老师与另处两位老师。我拉了两曲二胡独奏曲“赛马” 和“喜唱丰收”； 演奏了革命现代京剧“红灯记” 、“智取威虎山”和“ 沙家浜” 等京胡伴奏乐曲 ；另考了音乐基础知识和其它演出技艺等。全凭自学的拙劣二胡和京胡演奏技巧，使我考试过后的很多天心中都忐忑不安，生怕考不上县宣传队，再次被人耻笑。 苍天不负苦心人。几天后，“阿克隆” 站长乐颠颠地跑来通知我, 我被县宣传队录取了。我惊呆了，不敢相信这是真的！曾站长告诉我，是县文化馆打来的电话，是千真万确的。我此刻仰天长叹了一声，心潮澎湃，感慨万千！一颗屡受创伤的年轻的青春的心，像一片久旱的大地喜逢甘霖，像一座受灾的家园恢复温馨！彷徨迷惘苦闷惆怅的心仿佛看到一线奔向每个青年人都向往的美好前途的希望的曙光！ 县宣传队巡迴在县内和地区的演出工作和生活，是紧张忙碌而又欢乐愉快的。在这里我认识了很多音乐和舞蹈艺术家们：如笛子李光明、板胡黄亚怀、二胡余汝宏、扬琴江勇、琵琶俞正元、小号刘天雄、曲艺何晓河、川剧小生赵子顺、舞蹈之花“黑牡丹”、 张英、楊成云等等。我登台独奏二胡独奏曲“奔驰在干里草”、“ 良宵”、“ 山村变了样” 和“ 赛马” 等，乐队的同志们就为我伴奏，悠扬婉啭激越抒情的琴声，把听众带向那万马奔腾的辽阔的草原，带向那宁靜古老的山村那清幽靜谧之夜。我的二胡独奏水平当时成为全县第二名。 不久，父亲带信来叫我又回家去参加招工进厂当工人，说在县宣传队干不是正式工作，今后宣传队一解散就失业，并特别告诉说这次来招工的工厂可以招已结婚的知青。迫于父命难违，自己也真的希望有个“铁饭碗” 的 正式工作，于是，我依依不舍地告別了才刚刚共同生活不久的县宣传队的领导和朋友们，抱着一把孤独的二胡，背空空的行囊，赶回了离县城百里之遥的小镇家中。 这次是四川自贡市鸿合化工厂来招工，时间是1972年下半年。外地区大都市的大工厂，外面精彩的世界，对下乡的知青更具诱惑力。原来，并不是政策“网开一面”允许招收已婚知青，而是招工方要想招收自贡下乡在我地农村的一名女知青，我父亲央求区上人武部领导，将我“搭车”和自贡那名女知青一齐招走，人武部领导向招工方提出这一“搭车” 条件，招工方也欣然表示同意。对此，我高兴至极。那段日子连走路都是手舞足蹈的，庆幸命运神之终于在我多舛的人生天空抺上了一笔彩色的霞光！填交了招工表并参加完体检之后，我白天黑夜地憧憬着能够成为靠自已的劳动挑起做人的生活重担，成为一个“自食其力”的人的美好未来。因为当年我己经是20岁的“弱冠之年”。 前途茫茫路在何方 没想到“屋漏更遭连夜雨，船迟又遇打头风。”命运再次捉弄了我，厄运又一次降临到我的头上。 区领导在对自贡女知青进行政审时，发现其历史成份有问题，不同意放人；自贡招工方领导坚持要招这位自贡女知青，才肯招收我。为此双方领导互不让歩。这正好应了民间那句老话：“神仙打架，凡人遭秧。”自贡招工方领导见硬不过区上领导，只好招收了其它几个未婚知青，放弃了我和那位自贡女知识青年都不招收！两个二十岁刚出头正值风华正茂年华的青年人，成了上层建筑领域争斗的牺牲品！ 我得到未被录取的消息，满腔期待灰飞烟灭，热切盼望化为乌有，一颗渉世不深而已经伤痕累累的年青的心，一下子坠入了万丈深渊！命运的阴霾再度笼罩着我青春的岁月。哀莫大于心死。我开始变得颓废、沮丧、萎糜不振。 这时，知青回城“反复旧” 搞“打、砸、抢、”的闹事风潮正甚嚣尘上，大多数知青不再继续留在农村参加劳动，都回城里去了。一部份人加入了“反复旧” 闹事搞“打、砸、抢、”的行列，一部份人躲在城里度着磋砣的时光；我属于后者。 不再出工下地干活了，我于是整天关在屋里看书，睡大觉；睡够了又看书又睡大觉。幸好“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一本又一本书籍，帮助我度着空虚迷惘的岁月。有时又应邀去参加亍道乐器爱好者们聚会的搞器乐活动，借助音乐抚慰我苦闷的心；夏秋季节的下午，我又伙同两三个爱好钓鱼的朋友，背起懒钓杆去河边安夜团鱼；有时也参加伙伴们去毒狗、炸狗、或用马桑籽毒卿鱼和炸药炸鱼等，回来又“打平伙”， 各自回家“偷”点红苕干酒或干蔗皮酒来，“对酒当歌人生几何” 地借酒浇愁醉一回麻木的神精。远离红尘、远离争斗，远离喧嚣地过着鲁迅先生《华盖集》“破帽遮沿过闹市，漏船载酒泛中流。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春夏与秋冬” 的生活，以逃避现实，隐居在无聊和灵魂麻木的蜗売中! 1975年，同我一起下乡的知青们，绝大多数都回城参加了工作，而我却还滞留在农村这个“广阔的天地里”。几次的当兵和招工均受到挫折, 又看到我消沉失落和破鑵子破摔的神情,父亲也许蔡觉到了他为我安排”既定”的人生轨迹确是有些问题, 于是慌了。他四处求人为我找工作、寻前途，然而找到的只是一些短暂的临时代课教师的工作，要找一个正式的工作谈何容易，可以说是根本不可能的。 我深深地陷在无边无际的痛苦、忧伤、彷徨、迷惘甚至绝望之中！前途茫茫路在何方！我仰天长啸，对着深邃的苍穹发出了大声呼喚······ | 
![[摄影]贵州梵净山风景选拍](data/attachment/block/b5/b5cb2d2e895a26c7ae20ba5626c97659.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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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6-16 18: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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